看透克里玛

约会也注定了会不同寻常，如果在约会时读过克里玛的小说的话。我向往爱情，因为觉得世间到处都是不祥的眼睛，耳边跟着响起“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句自小熟记的诗——这究竟是宝剑还是照妖镜？再看那些武侠片、动作片以及游戏海报，站在中心的往往是背靠背的一男一女，眼冒愤怒和绝望的火，而周围风雷激荡的仿佛随处都是要他们项上人头的人。意思很明显：和心上人在一起，你就得与世界结仇。

图尔尼埃曾经为我明晰爱憎，而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 1931—）则教给我一种自我壮烈的能力。读过《我快乐的早晨》里收录的那些小故事，一个和小说中的主角年龄相仿，同时也基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的人，便会相信爱情是对压抑性的环境的终极抵抗。不过，这是一个被“倒装”了的克里玛，一个头朝下的克里玛：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高压促使他追求爱情，而非反过来。只是书中那小子的机会太多，简直就像一只发情期的小兽那样，永远饥渴，永远热血澎湃。

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社会，捷克人是一群（相对于其他人类而言）很特殊的哺乳动物。但捷克作家都很懒，不愿意交代背景，只把行为露骨地描述出来，就像在炫耀。看看另一个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写的《笑忘录》，它吸引了多少人去争当擦玻璃的清洁工哎，都指望擦着擦着，就被闺中少妇打开窗户请进房间里。

《我快乐的早晨》读得我有些心神不宁。它让我对到手了的爱情感到不满，觉得应该像书中人那样放下架子，多多寻觅其他的机会。克里玛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人艳遇越多就活得越勇敢，反过来，一个人越勇敢就越配得上那些艳遇，而他写的艳遇又特别单调，就仿佛一个情场老手面对后辈不住地耸肩：“这有什么好讲的。”姑娘们从密林里走出来，在清澈的溪流边放下应有的戒备，成年人在酒馆高谈阔论，根本不注意她们，于是机会都留给了毛头小伙子。《我快乐的早晨》里那些工人阶级属性的妙龄少女，一个个出落得“谪仙”一般，卑微的工作并没有改变她们可爱的属性。

这不是我的现实，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克里玛的现实。男人总是渴望自己富有魅力，如果唾手得到了一桩恋爱，他就会觉得，那只是诸多潜在可能性中碰巧实现了的一种。可是，其他那些可能性在哪儿呢？如何去实现它们呢？克里玛有一篇早期小说，叫《我的故土》，其中讲到自己随父母搬迁时的心情：

我们在丛林中央的一个小站下了火车。母亲显出一副疲惫不堪、久经磨难的神情。父亲一边拽着两只大箱子，一边竭力用微笑打消我们心中的疑虑。弟弟和我也各自提着一只箱子。我们满心好奇，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克里玛出生于1931年，这次搬家，是二战结束后民族大迁移的一部分，按说是很苦涩的，但兄弟俩看到的，只是父亲“竭力用微笑打消我们心中的疑虑”，而“我”真的相信了他的表情。有一个好父亲，真是被祖辈辛苦修来、最终落到自己头上的福分啊。搬家之后，故事中的“我”坐到了一间散发着温桲树和肥皂味的卧室里，半米高的木床上鼓出了饱满的羽绒被子，在餐厅，有人拿给兄弟柠檬水，各色各样的陌生人进来，像是前来参加一场狂欢派对。这是一些时刻懂得庆贺当下、享受当下的人，自来熟，自来亲。“我”并不必加入他们的派对，而是埋头读着随身携带的文学名著：高尔基、莫泊桑、司汤达，且专门搜索这些大师描写女人身体和情爱的段落。

并不是没有苦日子要过。在一场餐厅闲谈里，一位名叫什捷克巴尔的先生谈论起了干旱，说干旱如果继续下去，国家的情况将比战时更糟。可“我”听见了他的话，想到的却是：“当人们经历了大灾大难之后，当我逐步意识到生存所需是那么少时，为何还有人这么害怕饥饿？”

果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不止如此，克里玛（我从不怀疑他小说里的“我”就是他自己）还道出了一种区分：艰苦日子都是“人们”经历的，而从苦日子里摘取最值得摘取的那枚精神果实，也即“逐步意识到生存所需是那么少”的人，却是他自己。有人死里逃生后活得极致洒脱，有人却只因小时候被父母骂了一句，一辈子没走出阴影。怕就怕乐观者开口教导悲观者，结果往往是让后者看清了自己低人一等的处境，悲观得更坚决了。

“我无须分担他们的忧虑，因为在我面前展开的恰恰是无边无垠的自由。”他自由地读书，自由地找姑娘，而姑娘就像雨后困在泥潭里的鱼儿一样，一找一个准，找到的时候脸上还都挂着俏皮的小雀斑。读《我快乐的早晨》时，我尚且会为主角在那样一个环境里保持乐观而感动，后来便开始嫌弃他的没心没肺。悲观者、受苦者的经验，在他眼里仿佛不值一提似的：“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如果左手边躺着一个垂死的肺病患者，右手边坐着一群拉着手风琴弹唱的酒徒，他一定会哀伤地往左看一眼，脚下快步走入右边的人群。

不，生活从来不可能是这样轻松的，坚持活在梦里的人必然会遭到惩罚。克里玛也写爱情的危险，像什么被爹妈发现啦，被车间主任单独谈话啦，可气的是，他似乎从来不担心给人肚里种下孩子……所以，这危险也就相当于吃饭时噎着一口那样吧。在《天空、地狱、天堂》里，一对年轻男女躲在出租屋中做爱，女子问起男子，同第一个女孩幽会时是在怎样的房间，吃了怎样的食物，是否做了爱，男子有些局促，大概生怕掠了女友的兴致，就用“我不知道，我想是吧”来搪塞。谁知女子莞尔应道：“不过，事情本就该反复重演。”捷克这地方，倒真称得起人杰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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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觉得十八岁有什么可留恋的，一心一意盼着长大。十八岁是个被动的年纪，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被动地服从别人的评价，不知不觉间加入了一些社团，开了几次会；我看了一篇关于某校两名少年（也许是一男一女或两女）上书市政府提了些建议，引起市委书记重视的报道，就拉了几个同学想组织一个时政研讨小组，回想起来，那个念头完全是出于一种生理反应；我被动地拍照，被动地微笑，那笑容无非暴露了我对自己正在干什么毫无意识。

只有像克里玛这样的活法，才算是主动的吧，因为他能主宰自己的意愿，且是在一个最关键的领域——爱情。而我呢？我只能等待美丽女人的垂青。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在这个方面毫无作为。我只能寄希望于长大，只能信任时间对人的改造力。

后来，我稍稍又读了一些关于捷克和捷克人的事。在冷战渐入佳境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有过“布拉格之春”，但人们基于捷克小国寡民、总是向侵略者投降的历史，似乎也预期到它必将失败，以至于昆德拉干脆认定那只是一场闹剧。克里玛总在歌颂爱情和每一个门户大开的女人，昆德拉却有点厌女症，他对卡夫卡的话深以为然：“反抗是毫无用处的。他即使反抗，给他的同行者制造些困难，靠搏斗来夺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称不上是英雄。”所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才有了那个托马什拒绝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桥段，他说他不愿受别人的胁迫，但说辞的背后是一腔着实虚无的内心。

昆德拉看破一切，而克里玛刚好相反，尽管他写了这么多单调的、重复的艳遇故事，有时我却感到挺振奋的。捷克人对重复保持不厌其烦的接受与欢迎，他们饮酒、赌博、唱歌，结束一段恋爱，开启另一段恋爱，上床又下床，牵手复挥手。捷克的过去令他们适应了现实的重复，但这也不必非得导致虚无不可。昆德拉作“白发渔樵江渚上”的高冷态，克里玛则明确地说，要以私人的自由对抗外界的压迫。艳遇如何可能？如何去实现这些可能？不，我应该换一种更有出息的问法：艳遇的意义在哪里？年轻人如何把对爱情自然的渴慕同一种社会担当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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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来了《布拉格精神》，克里玛的另一本书。它很小，却很有影响，也许它比克里玛的其他作品加在一起的知名度还高。“布拉格精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词汇，同时包含了英勇和智慧这两种内涵。捷克人确实令人钦佩，他们不但善于包容强权的存在（因为自知无法对抗），而且还能藏身于幽默之中，把各种失落付诸冷冷一笑——这种善于屈从和自嘲的素质，本身就谈得上英勇。

不过，这本书里的文章并不像我预想的那样幽默。《我快乐的早晨》中零星可见的自嘲和嘲讽时事，来到《布拉格精神》里全变了忧心忡忡的口吻。克里玛，那个浑身荷尔蒙的大情种，似乎一下子老了！他在一篇很短的文章里说，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他听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大声讲一个毫无意义的故事，心情很沉重：

尽管我并不关心他说的什么，可还是感到一阵突然的恶心。……捷克口语越来越变成退化的新闻语言，因为它充满着现成的词汇和短语。

他失去了那份轻松的心态，那种“虽然社会很黑暗，但是我很快乐”的意气洋洋，变得陌生了。可我看到了那种知识分子的“担当”感。他的观点朴素，却很准确：退化的语言，被死气沉沉的新闻报道所毒害的语言，对时髦习语毫无抵抗力的语言，不正是在讲我们自己的事吗？我记得，在一次成语接龙游戏上，第一个开口的人就说了句“实事求是”，第二个人说“是是非非”，第三个人说“飞向未来”，然后是“来来往往”……克里玛是对的，他警觉人们的精神在无知无觉中向下滑落的迹象。这是知识分子该做的事。

真是意外之获，我没有期待克里玛能给我这些，就好像不会期待一个屠宰工去给动物保护组织捐款。但他确实关心一些似乎本不该他关心的事：他说街上的垃圾越来越多，说人们都在偷公家的东西，说餐馆老板故意多收小费，而旅馆经理一见外国人就抬高价格。偷公家的东西，理由是不认同现行的政策，讹诈外国人则是基于这种心态：你比我有钱得多，你就算舍出一些又算得了什么。

这些思考，跟“布拉格精神”悉数无关。布拉格是小城，到现在不过一百万人口，拥有无数仿佛千年未改的景观。它自认其小，不矫饰，不妄自尊大，具有“一种人性的尺度”，而与之相应的捷克人的生活也是恪守本来的尺寸，有简朴的舞蹈，季节性的节日，人们趁机释放“克制和有限制的激情”。它有一颗自由之心，很少积极反抗，但又沉默地不服从，市民谨言慎行，彼此见面时交换着意味深长的微笑，文人在这里自在优游。它美丽而毫不张扬的旧教堂的地板下跳动着一颗好兵帅克的灵魂。成癖的好大喜功、体制化的专横跋扈、国家机器、极权习性，诸如此类的物事，样样与它格格不入。教我怎能不喜欢它？

克里玛的艳遇来自这城市精神的催生：早熟，清醒，从不迟疑，善于灾后重建，容易苦中作乐，遇到再大的坎坷也能提取出积极的东西……无怪乎三五句话，几个眼神过后，陌生女孩就送上了嘴唇和身体，比打一轮麻将和牌还快。快乐是快乐，却流于简单、干瘪，而克里玛从不怀疑这样的故事是有写下来的价值的，因为他下意识地据守着与“大”违抗到底的“小”，据守着与体制势不两立的感官。

而他还在一篇简短的回忆文《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里，诚实地吐露了自带的光明属性的秘密——他的确没有经历过多少实质性的痛苦：

有些当时比我年长的人……相信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随时会卷土重来。对我来说……我认为我所经历的东西再也不可能重复，我幸存下来的这个事实，使我充满了一种期望，即使在我的生活中再度遭遇此类事，我也将有幸免遭其一切伤害。

他那可尊可敬的父亲被苏联人下狱，撞碎了他的幻想，却没能动摇他的乐观，相反，斯大林恰好于1953年逝世，父亲被缩短了刑期提前出狱，反而还增强了克里玛的幸运儿心态。论起来他也是进过集中营的人，那个关押他的地方就在捷克，名叫特雷岑，然而，读他的集中营经历回顾，根本看不出26万捷克斯洛伐克犹太人死于纳粹战争的事实对他的幸存构成了多大的压力。实际上，在被抓进集中营前，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属于一个忧郁的、无家可归的、永远活在惴惴不安之中的民族——犹太人。年幼无知使一些人错过了机会，却给了另一些人以宝贵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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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小小的议论，像什么在公车上听人说话之类，读过了就读过吧，很快我就会忘了它。阅读的激情像一头出柙的猛虎一样狂奔，在汲取了种种更系统更深刻的学说，读过了众多一线知识分子的作品之后，我真还会在乎克里玛这类勉强可算二流的作家，在乎他的一篇一两千字的社评吗？

但是，没有。不仅没忘，我还经常想起那几句貌似随兴一发的牢骚。克里玛留下了一种示范，即，我们不应本着一种很高的自我期待而藐视那些“不上台面”的现象，比如空洞的、口水化的日常交流。下过一阵雨，两个邻居在楼下遇到：“刚刚我上去拿雨伞了。”“但是只有一点点下雨。”“是的啊，但是刚才雨下得很大，我都走到门口了，又跑上楼去拿伞。”“今天说不准还要下雨的。”“是的，现在看看好像快要出太阳了。”“天气也怪的，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最近可能都是这种天气”……她们只是为了活动活动舌头吧，不知道我在旁边暗暗讥笑——我的苛刻，我的洁癖，都得托荫于克里玛的蛊惑。

没错，我不必树立一个多么庞大的敌人，单是平庸简陋的日常景观就够我挑剔的了，只是，一个好的小说家总不能满足于此吧？我看透了克里玛，他的境界的确被他缺乏痛苦经验所限制，缺乏到了连假装痛苦都做不到，于是就有了那些让我既眼红又厌烦的重复不止的艳遇，其中还总穿插着俗套极了的幻境桥段：一时无爱的人，眼前会出现大片荒原，而对爱情志在必得的人呢？又会看到象征着幸福美好的天堂鸟。

只是，爱情，那在布拉格俯拾皆是的东西，为何在我这里却如此稀缺？不管对人还是对己，我都懂得太少太少，所以，我读《布拉格精神》是抱了一点小小的私心：我确实想知道怎样成为克里玛，大胆，多情，善于追逐与表达。

可我见到的只是一个老人，激情已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满脑子对“世道变了”的忧虑。

爱情确曾驾到，后来又走了，一次又一次。在进入一场真正的恋情的时期，我确实常常产生与世界背道而驰，或被他人心照不宣地遗弃在孤岛上的感觉，仿佛只有如此，这段人生戏剧，或者说波折，或者说“恩怨”——才能拥有并显示出它全部的意义来。而到它宣告结束，我又与世界、与他人握手言和。许多年后的一场派对上，有一位女子同我聊起她的情史，向我描述她是如何倚仗着爱情，与所有反对她的力量做了一番近乎殊死搏斗的较量，我听着，微笑地沉默不语，脑子里闪过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一句话：“而受苦是又一个坏习惯。”

参考书目

［捷克］伊凡·克里玛著，高兴、杜常婧译：《一日情人》，花城出版社，2014年4月。

［捷克］伊凡·克里玛著，崔卫平译：《布拉格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青春！它那股精力，它的信念，它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