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尔尼埃与我的想象之死
渴望远离的除了人群，还有车辆。机动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很是困扰我，我感到身体，就像被自动扣款的银行账户那样，交出一大片冷汗。动画片里，但凡动物初入城市，准有一场公路惊魂在等着它，它被喇叭声和引擎的噪音包围，张大了嘴巴抱头鼠窜，不管它真是一只老鼠，还是一条狗、一只猫抑或一头狮子。
掇张靠背椅，两腿一跨就扮司机，这儿时的画面散掉就散掉了吧。我慢慢给自己划出一个世界，那里没有车。也许是出于对权威的本能冷视，我对那些不由分说来来去去的车辆十分缺乏好感，当同龄人纷纷学了骑车的时候，我依然坚持快步走路。放学时，我跟在骑车同学身后猛走，看着他们汇入车流，感到腿上迎面骨那一块已经酸得不行了。冷汗时刻太多，甚至还撞见过两次车祸，人从平地生生飞起又重重落下。每次回想起来，在车祸发生前的一两秒钟，路上所有的人和车会突然鸦雀无声，后来，我看电影拍到车祸时也往往做“无声化+慢镜头”处理，才晓得这并非我个人独有的体验。
但小说家却相反。米歇尔·图尔尼埃在《铃兰空地》里写到比埃尔的结局，用的是这样的文笔：
他继续朝前冲，一下子冲到了两条车道中间的分界栏杆。他跳过栏杆，又在由巴黎通往外省的车道上奔过去。一辆载重卡车擦着他，逼使他停下。为了避开一辆DS，他拼命往旁边跳了一步，接着又跳了一步。一下子他给撞得打了个旋，又一下子给撞得向地上倒去，但是在碰到地面以前，又给狠狠地一撞，抛到了半空中。“简直就像那些汽车把他当球在玩，”加斯东后来这么解释。又是轮胎的吱吜吜叫声，又是喇叭声。交通立刻阻塞。
图尔尼埃没有写什么“说时迟，那时快！”“惊心动魄的一幕到来了！”“终于，悲剧发生了”之类。他的描写如实而不带感情。比埃尔是个开半挂车跑货运的司机，跟加斯东搭档，他们的命运属于车和高速公路，一旦从车里下来便遭不测。可他怎么突然就下车了呢？加斯东喊：“你疯了吗？”可是加斯东已经四十多岁，久经人世冷暖，不会像年轻人一样反应迅速，事后，他也只会用旁观的口吻追述同伴死亡的经过。
故事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合理的。比埃尔和加斯东，每天上午都会在高速公路旁的一块开铃兰花的空地会合，吃饭，擦车，聊着城市、公路、工作与爱情。有一天，二十一岁的比埃尔，隔着一面铁丝栅栏看见一位漂亮姑娘。两人说上了话，得知姑娘来自附近的村子。自此，比埃尔总到这里来等候她，做梦也念叨着她自报的名字，情到浓时，他去姑娘提到的村子找她。可他的大车跟爱情不沾边，还在乡间陷入进退维谷的土路。累累挫折之后，比埃尔暗中下了一点决心，才有了最后突然下车的疯狂一举。
图尔尼埃写得非常之好，比埃尔和加斯东两人讨论的几个话题都很关键，比如他们谈到高速公路收费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是从附近村里雇来的，那么他究竟属于哪一边？比埃尔说：
当然是属于高速公路啰！他们守在入口！一到晚上，下了班，他们骑上摩托车，回到农庄去。好，可是高速公路呢？……你在这条混凝土直线上朝前冲，又平，又干净，又迅速，真是无遮无挡。你一下子换了一个新世界。你到了一个新世界。这就是高速公路！你属于高速公路！
而加斯东则理智地告诫他，高速公路的美和先进，顶多只能感受感受。“不可以停下来，不可以伸出手去。不准碰，禁止动，放下手来！”
何尝不是如此。系统越多，使用说明书越多，禁止也就越多，而且禁止并非说说而已，违反了是要自负后果的。我们都遵守了禁令，就能自享身居城市的优越感了。相对于乡村，城市就是人人去往的高处，而高速公路则是高处的制高点。“你属于高速公路！”——比埃尔投入了过分的、越界的感情。看到他被撞，一股遗憾中带点爽辣的情绪电波从我身上掠过。
我只有模糊的情绪，知道自己讨厌什么，而图尔尼埃的厉害之处——也是文字的厉害之处——在于为我廓清了一对对正反范畴。在他这里，机动车不是孤立的一个元素，它跟高速公路在一起，跟城市在一起，最终是跟所有的人造物在一起，相反的一边则站着草地、乡村、大自然，它们未被人类生活全面染指。还有爱情？不，比埃尔没有摸到爱情的体温，不是因为大车、公路和铁丝网的作梗，而是因为这爱情是假的，虚幻的，像那片铃兰空地一样，是被城市包围、切割、制作过的，像橱窗里的展示品。比埃尔因为姑娘的信口一说就去乡下找她，但他都打听不到，那个名叫“吕西尼——絮尔——乌什”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一正一反，一边是归属，一边是禁脔。在归属和禁脔之间是我的想象之死。所谓“残酷青春”，往往包含着一种求死的想念，年轻人的自杀是对他所身处的世界最严厉的要挟，人们引以为傲的成就或赖以存在的现实，因他们的死而归于无效，人们必须向一个已不在人世的要挟者给出回答。图尔尼埃利用残酷青春的主题来表达对城市的憎恶，他真的很厉害。
我喜欢的街心花园，因为修高架桥的关系不见了；隔壁的一片绿地，每天打开窗都能看见，有一天突然被一个全国连锁的酒店兼会所吞并。我眼里的城市在失序，在疯狂，在堕落。有时候，我会拉着刚从国外回来的亲戚，向他们了解那些地方的美好、恬静、善于保留历史旧貌。那里有图尔尼埃，他是法国人，但我觉得他无所不在地对抗着大趋势，让那些赶着上车，认为两点之间打车距离最短的人多一些犹豫。他一定曾在最具反叛精神的年华，为一块铃兰空地激动不止。
* * *
遇到喜欢的作家，就要赋予他一些可能会被他拒绝的使命。图尔尼埃确实很叛逆，不过第二次读《铃兰空地》，我就改变了看法。我注意到，他心中有种对危险、对死亡的强烈迷恋，相比之下，过去我深以为然的环境关怀却在其次了。他让比埃尔下车，主要不是为了突出他想寻找什么被城市湮灭了的美好的东西，而是因为——他想看着他死。
在巴黎郊外的圣日耳曼昂莱，米歇尔·图尔尼埃曾是一个睡在阁楼上的男孩。1940年他十五岁，有一日家里住进了二十二个不速之客：面如刀削，鼻直口阔，身上的制服英挺，体态矫健，头发淡得几乎就是白色，眼神坚毅非常，跟法国男人偏矮的个头、甜腻多情的长相大不一样。米歇尔的母亲是德国人，父母都是教德国文化的老师，他们搬到底楼来住，把楼上腾给了客人，连阁楼都让了出去。只有小米歇尔，跟这些进进出出、脚步声橐橐的叔叔们混在一道。到了晚上，他还扔下爸妈跑进阁楼里，同睡那儿的德国兵嬉闹，直至深夜。
那可是1940年，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法国被纳粹德国吞并，三四年的时间里生活在维希傀儡政权之下。换句话说，那二十二个德国人是敌人，即将占领法国。自从接触了他们，图尔尼埃从平庸萎靡的少年时代一跃而起，考上了巴黎大学（他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伴读相识后结合的），毕业后去了德国图宾根大学进修。他希望像很多法国伟大的知识前辈一样，考出一张哲学教师的文凭，可惜没有过关，于是他连续干了几份文字工作，在电台，在电视台，在出版社。
他反叛的地方在这里：维希是几代法国人一说就羞惭的，至今如此，然而对图尔尼埃来说，这是他一生志趣、审美、性取向的奠基石。某一天，当我打开图尔尼埃的长篇小说《桤木王》时，很多印象都发生了逆转。书中的主人公，一个有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法国汽车修理工阿贝尔·迪弗热，被作为战俘关押到东普鲁士一所劳动营，然后爱上了这块“肥沃的黑土地”。在法国，他觉得自己丑陋，被人歧视，娶了一个又难看又疯癫的妻子，法国人颓废、怯懦、懈怠，而在德国：
天空充满了寓意，布满了象形文字，不断地响起模糊难辨的声音和谜一般的呐喊，德国在渐渐地展现，宛若一个希望之乡，一个纯质的国度。……一座座森林排列有致，如同管风琴的管子般整齐有序；男男女女无不在不懈地完善各自的身份所拥有的品质……
都是爱，这种爱并非出自将德国等同于大自然，相反他是真的喜欢德国。在《桤木王》里，迪弗热在东普鲁士地区活动，看到纳粹的基层动员，尤其是在儿童教育方面的斐然成就，深受感染。他描写的纳粹也不是漫画式的，不是一些平庸的“反法西斯文学”所构造出来的、毫无人性的虎狼之徒。那些人是真实的，有时候甚至是感人的。
这是一本“流浪汉小说”。说不上有什么明确的好恶，也没有令我真正同情的人物。小说里的第四章，迪弗热受了一位学校校长的委托，到民间去征募男童，用书里的话讲，要培养他们做新一代的“条顿骑士”“佩剑骑士”。在一个伐木区，迪弗热遇见一位男童，“只见孩子朝他抬起尽是烟炱的脸，两只银莲花颜色的眼睛闪烁着淡紫色的目光，穿透了那张像面罩似的黑脸”。
纳粹要挑的都是这样的孩子。当然，血统论臭名昭著，但描写一个能够吸纳——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许多气宇轩昂的少年进来的政治集团，图尔尼埃是怎么想的呢？在迪弗热叫出孩子的名字“洛塔尔·伍斯滕洛特”（他事先知道这家有个叫这名的适龄男孩）时，孩子一点都不吃惊，只是漂亮的双眼眨动了一下。“他慢慢摘下头上戴着的羊毛帽，露出一头直直的头发，白白的颜色，仿佛镀了白金一般。”——这就是纳粹眼里血统最优秀的雅利安人种。
读到这里，我立刻想起了《铃兰空地》。比埃尔眼里的高速公路，不是跟迪弗热（也是图尔尼埃自己）看到的德国人很相似吗？德国人有强者风范和颂扬强者气质的传统，它在瓦格纳的音乐里，在尼采的哲学里，在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的法学里，也在浪漫派人物的诗篇和小说里。倾心于德国人的文化，和倾心于更俊俏的孩子、更漂亮的女子、更先进的技术，以及倾心于更干净、更整饬、更快速的公路和城市一样，都是自然发生的心理，为这些偏好所付出的代价，并不能打倒偏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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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方式，图尔尼埃引我重新理解他的意思。《桤木王》是一本很诡异的小说，是非观非常含混暧昧，然而，迪弗热的切身体会告诉我，很多时候我并不需要十分鲜明、迫切、严峻的是非观。我完全可以遵从我自己的感受。有很多次，我在腿脚酸疼时，还要硬撑着认为自己活得勇敢而有力，敢于不计后果；我经常因为一时没找到车站就甩开脚步行走，结果生生把一次简单的出行变成了原地转圈的流浪。为什么我就那么骄傲而偏执，不肯跟这城市便捷的一面同流合污？
看看和纳粹搅在一起的迪弗热是怎么说的：
在法国时，我这人那么不容忍人，动辄发怒，总是骂骂咧咧，怒气冲冲，可自我踏上德国的土地之后，却如此耐心、顺从，连我自己也常常感到纳闷。原因是我在这儿经常面临着一种富有意义的现实，它几乎总是明朗的、可辨的。
他怎么感受，就怎么说出来。从民族大义、是非这一方面考虑问题的可能被他关闭了，对他而言，这个要求不仅过高，而且——如果可以这么讲的话——有失虚伪。《桤木王》迫使法国读者正视他们的历史：在1940年，一个积弱已久、动荡不安的法国，人们的确缺乏强硬地面对意气风发的德国人的能力，不仅在军事上无从抵抗，更在内心自惭形秽并偷偷地艳羡。“富有意义的现实”，这个说法出自法国人、德国人的思辨头脑很正常，中国人就有点不适应，我想它是指这样一种现实：人们在其中行动时能感到效率、体面和可控。
如果更高效、更体面的生活直通死亡，那也是光荣一场，好过窝窝囊囊、压抑着终老吧。《桤木王》写到后面，迪弗热越来越厌恶党卫军，而纳粹的人种学及其实践则日益暴露出其讽刺意味：挑出最优血统的孩子，经过严格训练后将他们送进战争绞肉机。整部战争机器好像是在有意自毁。而同时，那些竞相把自己子女送给纳粹的家庭都是社会精英，“大资产阶级挤破了纳粹政训学校的大门，要把自己的后代往里送”，那些孩子积极、坚定、平等意识出色，也很英勇无私……迪弗热的种种体验，就像晴热季节里的冰雹，接二连三地空投到顽梗不毛的土地上。
我扭转了对图尔尼埃的认识，他不要我去把《桤木王》理解为一篇为揭露纳粹而写的作品。他曾经激励我去继续审视城市那光秃秃、冷冰冰的现实，就像用镊子从黑发里挑出白色发丝那样，他去除我内心火焰里的杂质。但其实，他只是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毁掉，或者，只想写出被他偏爱的事物如何引爆了自己。
毁掉是残忍的，画面却不无精彩，不管是放弃卡车、奔向被禁止进入的公路，还是《桤木王》里后来写到的惊悚一幕——英俊少年洛塔尔像烤乳猪那样被穿在宝剑上——都很有一番仪式感。
《铃兰空地》，我还是把它看作一篇……对，看作一篇童话好了。图尔尼埃虽然终生未娶，也没有亲生后代，却很是写了一些有寓言味的童话。比埃尔死于他任性的安排，对作家来说，任性是必需的，相对于是非，他们更看好本能的力量；而我的任性呢，则因为带上了一些自我树立的道德高标变得有些做作。没有必要为了反感城市而颂扬自然，有时候，颂扬自然本身是一件很不自然的事。
想我曾经的作文，做作的时刻真是所在多有。有一次，我在一篇周记里，硬是就楼下整夜嚎叫的野猫大加发挥，写了一千多字，主旨是敦促它早日回到属于它的大自然里。我觉得立意相当高远，拟人手法和想象力的运用也不错，拿回本子时，却只见语文老师写了个“阅”和一句话：“城里哪来大自然？”我很不忿，认为她特别世故（当时太小，“世故”一词我是以“可恶”来代替的），但现在，我得承认语文老师不屑得有道理，对哺乳动物生理习惯的了解也比我透辟得多。
唱高调是我们从小的修为，不过也正因此，你若真做出一些精神品质上高于“正常值”太多的举动，也怨不得别人嘲怪。在大学里，我开始买一些旧版的西方小说译本来读，往往读之不易，于是我用了古人的“三上”读书之功，尤其是挤着路上的零星时间，把不太好读的书囫囵过去。记得那一天，在某社团包的客车里，我翻着一本伯尔（Heinrich Böll）的《小丑之见》，字在眼前晃悠，有个认识的女同学在我身后嗤笑了一下，说：“真装。”
我当然没有搭理，无言是最高的轻蔑。她哪里懂得我的勤奋，哪里懂得这些小说、散文和诗将来会变成我赖以立身的精神土壤？连我都还不懂呢。可是，她并不是代表懒惰、无知来嘲笑勤奋，让她感到可笑的大概是：我并无必要在一个明显不适合看书的环境里表现出勤奋来，这样做太刻意了，一大半的效果都落在了自我感动上。
这种认识，只是到了我能彻底放下了那个昔日时刻捧于手心的“我”的时候，才姗姗而来。
图尔尼埃一直住在法国南方，他买了一栋教士住宅，在堆满书的屋子里写作。他长着一副老童男的模样，又很像科幻片里的天外来客，他其实很潮，在先锋摄影的领域都留下了不少足迹，可他又有一种毫无在这个星球上社交过的气质，无怪能想象出那样一片绿地，完全不属于城市……我仍然坐在那辆客车里，现在路过高架桥下，桥上，我看不见的浇灌车正把水泼向高架路两边的花盆。也算一种“仓廪实而知荣辱”吧，当初因修路、造桥、盖楼而人工驱走的“自然”，现在又被人工地送回到城市安排的窠臼里，它是驯服的，自我约束的，有一种拒绝以自己的荣枯来滋扰他人的气质。
参考书目
［法］米歇尔·图尔尼埃：《皮埃尔或夜的秘密》，“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法］米歇尔·图尔尼埃：《桤木王》，“法国当代文学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4月。
［德］海因里希·伯尔：《小丑之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