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花开千树（1949—1966）（3）
第九节 一项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发现
“人生有不死，所贵在立功”。用明代张羽的这两句诗来评说汤飞凡，该是恰当的。他走了，他的铜像却将永远矗立在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里；他走了，但他给国人留下了无价的公共遗产，将永远被人怀念。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两次重建中央防疫处，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所首任所长，为中国生物制品行业培养了不少拔尖人才；他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制品规程、第一部生物制品检定规程（可称为我国生物制品检定的奠基人）；他在科研上的成果众多，难以细说，如发明了痘苗乙醚消毒法，指导分离出中国首株青霉素并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青霉素生产车间，分离出中国第一株麻疹病毒M9，特别是在世界上首次分离沙眼衣原体，被誉为“世界衣原体之父”。本章不是汤飞凡的传记，只讲他发现沙眼衣原体的故事。
为什么要研究沙眼？
1954年，在我国曾经横冲直撞的鼠疫、霍乱等“孽马”的笼头已被勒住，不再流行了。而常见的多发的传染病仍然肆行无忌，让人民深受其苦。于是，汤飞凡决定把曾经因故中断了的沙眼研究重新捡起来。
沙眼，现在已几乎绝迹了，但它是一个古老的传染病。一直到汤飞凡1957年找到沙眼衣原体（当时称“病毒”）之前，医生对沙眼的治疗还是盲目的和经验性的。据世卫组织统计，全世界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患沙眼病，在高发区因沙眼致命的人达1%，视力受到损害的达10%以上。我国的发病情况，据周诚浒、陈耀贞等人的调查，沙眼发病率平均占55%，致盲率达5%。1953年，《中华眼科杂志·沙眼专号》发表社论说：中国人口中有50%以上患沙眼，偏远农村患病率高达80%—90%，有“十眼九沙”之说。
在世界上，埃及被称为是“沙眼的故乡”。据考证，在成书于公元前1553—1500年间的《草纸书》中，就有关于沙眼的记载。而中国比埃及的记载更早，据毕华德根据《黄帝内经》判断，早在公元前2679年，中国已经有沙眼这种病。
沙眼病虽然古老，但用科学方法对它进行研究是19世纪末年的事。细菌学的祖师寇霍从埃及一个沙眼病人的眼中分离出一种杆菌，被命名为“寇—魏氏杆菌”，认为沙眼就是这种细菌感染的，从而建立起“细菌病原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一说法被推翻了，因为他分离的“寇—魏氏杆菌”也引起眼结膜炎。1928年，在日本享有盛名的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从一个患沙眼的印第安人小孩眼中分离出颗粒杆菌，把它接种到猴子的眼睛中，引起了类似沙眼的滤包，便宣称找到了沙眼的病原。因野口英世的名气很大，所以他的学说受到了世界许多微生物学家的吹捧，似乎就成为定论了。但是，中国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却未敢轻信，他怀疑：野口把细菌种到猴眼中所引起的滤包究竟是不是沙眼？还须科学证实。从1929—1935年，汤飞凡和周诚浒先后两次从200多例沙眼患者眼中分离细菌，都没有能够找到野口的颗粒杆菌。于是汤飞凡通过国际组织要来了三株颗粒杆菌，其中一株是野口亲自分离出来的。他冒着自己被感染的危险，与12名志愿者一起，把颗粒杆菌种到了自己的眼中，结果没有出现野口所说的症状或病变；又换了几种接种方法反复试验，结果也是一样，从而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结论。现在有人说汤飞凡研究沙眼是为了与野口较量，野口在其结论被推翻后便含羞自尽了，这纯属杜撰。野口是1928年在非洲黄金海岸研究黄热病时被感染而殉职的，在汤飞凡推翻他的结论时，他早死了。
与“细菌病原说”相对立的是“病毒病原说”，但直到1954年也只能算是一种假说，因为没有找到致病的病毒，是根据两个现象推论的：第一，将沙眼材料中的细菌过滤掉之后仍然能让人感染沙眼，这就说明其病原比细菌要小（细菌是微米级，病毒是纳米级）；第二，从患沙眼病人和狒狒眼中取得的材料经染色后，在显微镜下发现有包涵体，而包涵体是寄生在细胞内的病毒等微生物感染的特征，是细菌感染所不具备的。但不把沙眼病毒分离出来，“病毒病原说”就无法得到公认。
还有一种被人忽略的“立克次体病原说”，也因没有拿到毒株而没能引起科学界的重视，唯有汤飞凡却对此高度关注。通过对国际文献的反复研究，他已经意识到“微生物在自然界是从小到大的一个长长的系列”，有一种介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过渡的微生物”。“牛痘病毒比疱疹病毒大，沙眼病毒比牛痘病毒更大，它是一种接近立克次体的‘大病毒’”。
基于这一认识，汤飞凡制定了沙眼研究计划：第一步，沙眼包涵体研究；第二步，猴体感染试验；第三步，病毒分离试验。
沙眼病毒在哪里？
沙眼病毒在哪里？废话，不就在沙眼病人的眼睛中吗。但这是一般人说的外行话，在微生物学家的眼里，沙眼病人眼中的东西多了，五花八门，林林总总，其中一个就是包涵体，是汤飞凡主攻的第一个目标。它是因病毒感染而形成的，这一点是汤飞凡在研究中确认的。研究沙眼包涵体，是为了获得对沙眼病原的正确认识。
野口英世一世英名，却栽到了沙眼病原研究上。汤飞凡总结他失败的教训，认为关键是采错了病理材料，一步错，步步错。因此，每次他都要亲自带着助手李一飞去同仁医院采集标本。同仁医院是我国著名的眼科专科医院，副院长兼眼科主任张晓楼对汤飞凡的研究表示热情支持，但提出成果出来要算两家的。照说病毒研究与临床治疗是两回事，但汤飞凡为了方便采集标本，便同意在研究小组中算他一个。没想到就是这一念之差，造成了30多年后的著作权和荣誉权的“官司”。按下不表，只说汤飞凡带着李一飞在病人眼中刮取标本后，立即做成玻璃涂片带回来，在对标本进行染色后，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一看就是几个小时。这是一项非常枯燥乏味又特别费眼力的工作。但在微生物学家的眼里，显微镜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微生物世界的迷宫。在这个迷宫中探索让他们兴奋、痛苦并快乐着。
在显微镜下，汤飞凡和他的助手们终于弄清楚了包涵体的各种面目。你看：
——这种较大的颗粒分散在细胞质里，或两个成对，或三个成对，每一个颗粒外面都有一个小白圈，这是“散在型”包涵体；
——这种包涵体像一顶小帽子，大小不等的颗粒堆在细胞核上，这是“帽型”包涵体；
——这种包涵体像一个桑葚，比“散在型”要小得多的颗粒堆在细胞核上，这是“桑葚型”包涵体；
——这种大量的颗粒充斥于细胞质，甚至把细胞核都挤到一边去了，这是“填塞型”包涵体。
这些都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包涵体是病毒感染的特征，通过包涵体可以确诊沙眼病，但为什么并不能从每个沙眼病人的标本中都找到包涵体？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包涵体的人也得了沙眼？这个问号不拉直，就不能证明沙眼就是由病毒引起的。汤飞凡决定进一步对包涵体的活动规律进行研究，要弄清包涵体是怎样产生的，产生以后又是如何演变的。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经数不清次数的观察对比，最后弄清了包涵体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他们发现：沙眼病毒的演变形式可分为原体和始体两种形态。原体小而圆，个头大小一致；始体一般比原体大3—4倍。如果把原体视为静止状态，那么始体就是活跃的繁殖状态。原体侵入或被吞噬至上皮细胞内，便繁殖增大为始体。先发展成“散在型”，以后继续发展成“帽型”“桑葚型”，最后是“填塞型”。原体这样变始体，始体又可以产生原体，因为病毒在包涵体内越来越多，致使包涵体破裂，原体便从包涵体中涌出来，再侵袭健康细胞形成新的始体。汤飞凡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简单地说，包涵体是沙眼病毒的集体生活方式，而原体及病毒是最小的传染单位。”他的上述形象化论述发表在《微生物学报》后，在国际上被当作经典的比喻而被广泛引用。
建立动物模型是微生物学研究中不可逾越的一步。根据国外的经验，对沙眼病毒最敏感的是灵长类动物，猩猩、狒狒、猴子、长臂猿等，特别是恒河猴。汤飞凡他们用8只恒河猴做实验，连续观察了一年，发现猴眼感染沙眼后，没有像人眼那样发生角膜瘢痕和角膜血管翳。过去，有人因此怀疑猴子得的不是沙眼。为证明猴子得的是沙眼，他们做了传代试验，把病猴的沙眼材料涂到健康猴的眼中，传了两代，结果健康猴都被感染了，并且病情更重，但传到第三代时却失败了。
失败叫人泄气。但科研有时候是要有运气的。有一天，李一飞独自一人在实验室看片子，是从两个月前被感染的猴子眼中取得的组织涂片。她突然发现细胞质里有好几个颗粒，这不就是包涵体吗？她急不可待地把在外面开会的汤飞凡叫回来看片。汤飞凡一看果然是包涵体，但怀疑李一飞是否把片子搞错了，没有把人片混到猴片里吧？因为当时所有的国际文献都说猴子眼里没有包涵体。如果没搞错，这个发现是要轰动世界的，猴子包涵体的发现足以证明猴子感染的是沙眼病毒。在李一飞确认是猴片后，为了保险，汤飞凡和大家一起用不同的染色法反复观察，都能确认是包涵体而不是细胞核的碎块。特别是用马氏染色法染了的片子，在显微镜下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细胞质和细胞核是蓝色的，而包涵体是红色的。啊！汤飞凡长舒了一口气。
沙眼病毒终于被逮住了
任何科研成果即使是原创，也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汤飞凡对国际文献看得比别人更仔细，即使是被否定了的论文他也要认真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有两个日本学者，一个叫荒川，一个叫北村，连续发了几篇论文，说他们把从沙眼滤泡和乳头上刮取上皮细胞，注射到7克重的幼鼠脑内和种到鸡胚绒毛尿囊膜上，从而分离出18株病毒，此外还从3例婴儿脓漏性包涵体结膜炎（副沙眼）中也分离出3株病毒。既然分离出那么多沙眼病毒毒株，就应该将毒株公之于世，这是世界通行的行业规矩。但这两个日本人没有这样做，而且世界上许多实验室用他们说的方法进行重复实验，无一例获得成功。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荒川和北村是两个科学骗子，而汤飞凡认为不能轻易下结论。他举出了登革热和白蛉热病原研究的例子，开始，声称发现者因为没有公布毒株，被怀疑是欺骗，但赛宾经过十年努力用盲目传代的方法，最后培育出多种类型的毒株用于研究和制作疫苗。也许汤飞凡太善良了，认为荒川和北村既然言之凿凿，总不至于完全是瞎编吧？所以他决定先重复荒川和北村的实验方法。但这一次汤飞凡被自己的善良误导了，他带着助手重复荒川和北村的工作，整整一年，用了2500多只白鼠，结果证明，他们论文中所说的每一步都没法重复，一年时间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据刘隽湘《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所说，当时汤飞凡感到非常失望。他自问：难道是我们的标本有问题吗？不对，每次采样他都亲自参加，在现场指点技术熟练的李一飞操作，并且经过张晓楼复核检查；难道是我们的操作方法有问题吗？也不对，每一步操作他都在现场盯着，要求很严格……汤飞凡实在想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失败。后来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重复荒川和北村二氏的试验，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共研究了201例典型的II期沙眼病例……但无论直接接种、盲目传代、额外刺激或反复注射的方法，我们的试验结果是完全阴性的，没分离出任何病毒……暂时的失败，却给予了我们前进的决心。”他对研究小组的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也许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所以失败……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不但要找到病毒分离的方法，而且要把病毒拿到手，公之于世。”
在重新开始的试验中，汤飞凡完全摒弃了荒川和北村的做法，改用鸡胚来分离病毒，但是前人用鸡胚分离沙眼病毒的试验无一例外的全部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呢？他对黄元桐、闻仲权和李一飞说：“这次我们要跳出荒川、北村的框框，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荒川、北村用绒毛尿囊膜接种感染鸡胚，我看不如接种卵黄囊。因为卵黄囊是储存养料的‘仓库’，营养丰富，不会有什么抑制病毒的物质，而尿囊膜是排泄和储存代谢物的‘污水池’，很可能有对病毒不利的物质，所以接种卵黄囊，病毒应当更容易生长增殖，分离的机会就会更多。”
因为从沙眼病人眼中取来的标本无论你如何谨慎操作，都难免会有许多杂菌，尤其是有炎症的人细菌就更多了，细菌和病毒混到一块在显微镜下就会出现乱七八糟、混沌不清的状况。因此，汤飞凡说：“我们还得想法子抑制细菌生长。不然，把材料种进鸡胚不等病毒长出来，细菌已经把鸡胚杀死了。”怎么抑制细菌生长？他们试验了多种方法，包括用乙醚、硫柳汞、磺胺醋酰等，效果都不好，便尝试用抗生素。而因为沙眼病毒还没有分离出来，不知道哪种抗生素只杀死细菌而不杀死沙眼病毒，只好向临床医生请教。当时临床上已知链霉素对治疗沙眼是无效的，青霉素是否有效也还说不清楚。这样，就只好试着来了。汤飞凡决定将链霉素、青霉素并用。
在静悄悄的实验室里，一种比绣花还要仔细的工作在无声中进行。黄元桐从同仁医院取回来的沙眼材料是沾在一根根棉棒上的，李一飞把沾了沙眼病毒的棉棒放在少量盐水中转动，然后拿出来，将棉棒上的液体挤进一个小试管里，再向试管里按每0.2ml注入青、链霉素各250单位，以抑制细菌生长，这样标本就算被处理好了。李一飞便把液体标本吸进针管中，然后按每只鸡胚0.2ml的量注射进卵黄囊，注射完毕后，将鸡蛋壳上的针孔用石蜡封死，放进35摄氏度的孵箱中。孵箱中的这些宝贝决定着这次试验的成败。据刘隽湘所说，汤飞凡要求李一飞每天要检查一次，看看鸡胚是死是活。检查的方法像过去照相馆里的摄影师蒙着头给人照相一样，只不过鸡胚是用逆光照射的。两日之内死亡的鸡胚予以废弃，两日以上死亡的都必须进行解剖做病理检查，从中寻找病毒原体和包涵体，三日以上死亡的除了要进行解剖检查之外还要剖取卵黄膜接种健康鸡胚进行第二次盲目传代，5—9天还不死的，都要拿出来解剖检查进行第二次盲目传代。
因为这是一次全新的试验，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卵黄囊来培育沙眼病毒，无论成败在发现沙眼的过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汤飞凡、黄元桐都没有一人离开试验室，静候着试验结果。
在第一代试验的鸡胚中没有发现沙眼病毒和包涵体，不急，再看看第二代，也没有，再继续盲目传代……
1955年8月18日，负责分离病毒的李一飞突然兴奋地叫起来：“发现了！发现了！”
“发现了什么？”黄元桐和汤飞凡都不约而同地问。李一飞说：“沙眼病毒！好多好多！”
沙眼病毒是在第三代鸡胚上发现的。汤飞凡和黄元桐都跑到显微镜下看，发现的确是沙眼病毒，一个个病毒清清楚楚地分布在细胞质里。这是一个极其美妙的时刻。世界上第一株沙眼病毒在北京生研所汤飞凡的实验室分离出来了，汤飞凡也就成了“沙眼病毒之父”，应该庆祝一下了！汤飞凡把提供标本的张晓楼也叫来看。张晓楼来一看，对汤飞凡说：“赶紧公布，世界上许多实验室都在分离沙眼病毒，公布晚了就会被别人抢先。”汤飞凡却摇了摇头。他当然知道科学界的规矩，对某项成果谁先发表论文公布，谁就是老大，即使你比他发现得早，做得更好，但论文发晚了，科学史上就没有你的名字了。但他更加担心因抢发论文而造成恶劣影响甚至身败名裂，这样的事在以往并不少见。汤飞凡对大家说：“论文现在还不能发表，我们只做了8次试验就分离出了病毒，用同样的方法还能不能分离出来？如果分离不出来那只是一种偶然，不能作数，只有能够重复分离出病毒才能证明我们找到了一种分离病毒的有效方法，这是一；第二，这个病毒能不能在鸡胚里继续传下去？能不能保存下来？这些都还是未知数；第三，我们还没有达到寇霍氏定律的要求，所以试验还要继续做下去。”
寇霍氏定律规定，必须达到三条硬性要求，才能确认你发现的微生物是造成某种疾病的病原，才能取得发现权。一是能从病例中分离出病毒；二是能在病人或患病动物的体外培育出这种微生物；三是分离出来的微生物能让健康的人或动物产生典型病变并能从他（它）身上分离出病毒。
参加沙眼病毒分离后期工作的王克乾回忆说：“分离出病毒之后大家都很高兴，有人说要赶快发表抢第一个报告，但汤所长有一个很严肃的态度……所以，我们1955年就有了病毒，一直到1957年才发表论文。”汤飞凡布置的后续工作一点也不比前期轻松，甚至比前期要求更加严格。李一飞回忆说：“在做这个课题的整个过程中，我对汤飞凡有一个认识，真的不愧为科学家，什么小的实验、大的实验，他都要亲自看，一丝不苟。像拿回来的标本我们看了，弄了，他不放心还要亲自再过一遍，每次都是这样。”
接下来的试验很不顺利，用同样的方法几个月一直没有发现病毒，直到半年以后的1956年4月才分离出第一株沙眼病毒来。这说明用原有的方法还不能重复，能否发现病毒还带有偶然性，似乎应了汤飞凡的话。第一次的发现难道是一次偶然吗？于是大家从标本、消毒等各个方面找问题，王克乾回忆说：“原来处理细菌的办法是青霉素和链霉素并用，大家怀疑是不是青霉素把沙眼病毒杀死了，最后决定青霉素绝对不能再用了。”当然这有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他们先是将青霉素的用量减了4/5，效果仍不理想，所以决定取消青霉素而把链霉素的用量加倍。这样试验了5次，发现其中2次标本还是长了细菌，有3次没有长细菌。而在没有长细菌的标本中一下就分离出了沙眼病毒。王克乾回忆说：“我们后来经过试验、研究，不断增加链霉素的量，原来是500单位加到1000单位，后来加到4000单位；同时把灭菌的时间延长，原来是1小时加到2小时，最后加到4小时，这样做的效果确实好。原来在第三代鸡胚上才能找到病毒，现在第一代鸡胚上就能找到病毒了。这是后来向世界公布的方法，只要用我们这个方法，就一定能分离出沙眼病毒。”
在这个方法的建立上，年轻的王克乾是立了功的。在原来的实验中，大家一直顾虑抗生素加多了会把标本中的病毒杀死。真会这样吗？王克乾一有空就去图书馆看国外资料，在一篇论文中发现有这样一句话：“病毒一旦进入了细胞内药物就对它不起作用了。”他就想，沙眼病毒是在细胞内，而我们用作实验的标本中的细菌是在细胞外，加大抗生素用量就只会杀死细胞外的细菌而不会杀死细胞内的病毒。据刘隽湘回忆，当王克乾把这一想法说出来后，汤飞凡猛地一拍桌子，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以为他要发火了，没料到他说：“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还是年轻人头脑灵活。”
以上工作满足了寇霍氏定律的第一条和第二条硬性要求。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满足它的第三条硬性要求：人或动物接种沙眼病毒后产生典型的沙眼病变和症状，并能从中分离出沙眼病毒。人和动物，先上动物。
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
王克乾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先拿猴子做试验，先要抓到猴子，我是近视眼，猴子爬到我头上把我的眼镜扔到地上，就这也要把猴子抓到，接种以后发现猴子也得了沙眼，也从猴子眼睛里分离出了沙眼病毒，也看到了包涵体，这已经能够确定了吧，但是汤飞凡还要继续做下去。”
李一飞回忆说：“做动物试验这个时间拉得很长，最后各种动物都上了，猴子、兔子、小鼠甚至连刺猬都上了，做得很仔细，也都出现了典型的沙眼颗粒。”
动物试验做完了，该上人了，汤飞凡给卫生部打了一个报告，要在包括自己在内的10名志愿者中做人体试验。王克乾回忆说：“请示卫生部，卫生部说，让人做试验，那咋行啊？不行。汤所长不死心，国庆节期间不是休假吗，他就偷偷让黄元桐给他滴到眼睛里面去。结果这一滴不要紧，眼睛肿得发胀。等到国庆节回来上班，呦！他老人家眼睛肿的哦，吓人。可他不让治疗，一定要坚持到典型症状出来后才治。一直到我们找到了包涵体了，同时从他眼睛里面也分离出病毒了，证明确确实实就是沙眼，不是别的，斩钉截铁。这时候我们说：‘汤教授，你这个眼睛不治要不行了’，最后他才治疗。这些事让我体会到汤所长的科学精神。沙眼这个项目他是两度自我贡献，一个是否定野口氏细菌的病原，他滴到眼睛里面去，第二次是他自己分离出来之后滴到自己眼睛里面，所以这个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李一飞回忆说：“要上人了。汤所长说我上，他不让我们上，他亲自上，产生了典型的沙眼症状，就是眼睛流泪，磨得发红，有刺毛胡那个，眼睛红丝、白的刺毛胡，那很典型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凡是有危险性的实验，他都要亲自做，做了没有问题了，他再让我们去做。”
汤飞凡用自己的眼睛做试验后，可以说自此一锤定音，结束了60多年来世界上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汤飞凡的论文1957年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王克乾回忆说：“第一个证实我们结论的是英国一个研究所的Collier，他也是微生物工作者。起初他拿我们的‘TE8’和‘TE55’这两个毒株在他实验室里面，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实验，做成功了。这里面还有个插曲，我记得那时候英国的Cooper来我们国家访问，他是汤飞凡的老朋友，便邀请他来看看我们实验室，来看看沙眼病毒，主要是看显微镜的片子。我的印象很深，Cooper人比较随便，看显微镜的时候一只脚搭到凳子上，我想这个教授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后来他做实验的两株病毒，就是汤所长这次送给他的。后来他自己也分离出了一株病毒，是在非洲冈比亚取得的沙眼材料，叫‘冈比亚1号’。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报道用汤提供的方法培养出来沙眼病毒，如何如何。只要你有意愿做沙眼研究，都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培养出来。对汤飞凡给Cooper送毒株的事，一些人也有意见啦，到‘拔白旗’的时候，就批判说：‘你这是卖国呀，是里通外国呀’，等等，说了好多。可是我理解，各国医学科学家互相交流毒株，是通行的做法，我们做疫苗的毒株大多也是外国给我们的嘛。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也不能所有毒株都靠自己分离出来。另外，你的发现要被公认，正是需要人家重复，能够重复，这个真理才能成立。你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家重复成功了，这个第一谁也拿不走。”
汤飞凡把发现的第一个毒株命名为“TE8”（T代表沙眼，E代表鸡卵，8代表是第八次分离出来的）。
特别令人敬佩的是，汤飞凡用自己的眼睛做试验后，却没有把这件事写在论文中公布，原因有两个：一是卫生部没有批准用人体做试验，他做了就是不听招呼，公布出来不好；二是他不事张扬，觉得能说明问题就行了，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那点牺牲展示给大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汤飞凡用眼睛做试验后，张晓楼与另一名志愿者也用自己的眼睛做了试验，他把这件事写在论文中，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1960年外文版上，以致外界只知张晓楼用自己的眼睛做了试验，在报刊上引起一片赞扬之声。而此时汤飞凡已经逝世两年了，除了北京生研所的少数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做试验的。从是否抢先发表论文到是否公布用自己眼睛做试验，这些为后来的“奖章风波”这段公案埋下了伏笔。
且说汤飞凡的论文发表后，世界许多国家的科学家相继用他的方法把研究扩展到其他病种。比如美国的部分妇女中流行一种类似淋病的性病，始终查不出病因。美国科学家琼斯用汤飞凡的方法从患者阴道中分离出沙眼病毒，从而找到了治疗这种流行病的方法，造福了妇女。世界上对沙眼病毒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沙眼病毒又分为A—K共11个血清型，A—C是感染眼部，被称为“眼型”；D—K是主要引起生殖道感染，被称为“生殖道型”。
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不要研制疫苗。按常理，对生物制品工作者来说分离病毒就是为了研制疫苗，所以从卫生部防疫司到北京生研所的有关领导，都催促汤飞凡赶紧研究疫苗，但是汤飞凡有自己的看法：
第一，沙眼只是局部感染，而疫苗接种后产生的是全身性的免疫反应，而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只产生局部抗体的疫苗，所以没有必要因局部问题而全身免疫。
第二，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沙眼不像天花那样感染一次之后就能终身免疫，而得了沙眼的人治好了不注意还会再次感染，因此用疫苗进行人工免疫同样没法达到终身免疫的效果，也就是说要不断地打疫苗才能保险。况且要研究出一种新型的疫苗不是三年五载能够成功的，也不是很有把握。
第三，沙眼病毒相当脆弱，用一般的公共卫生办法和青霉素等药物就能治疗。
王克乾回忆说：“记得孟雨（副所长）就跟汤飞凡说过：‘汤老啊，你得做疫苗啊，我们是搞生物制品的啊。’汤所长跟他说了他不急于研制的原因。那怎么样来防治沙眼呢？我们研究了根据沙眼病毒的生物学性质，用物理的方法、用公共卫生的方法来预防。概括起来：一个是加热，沙眼病毒我姑且把它叫病毒，56摄氏度以上就可以杀死它了。我们自己试了，50摄氏度我们的手还能接受，50摄氏度以上手摆在里面就受不了了。所以推广时就说，达到你的手受不这个温度，就可以杀死沙眼病毒。第二个，毛巾，我们也做了实验。毛巾沾上了沙眼病毒，晾干，最好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干了之后毛巾上没有水分了，沙眼病毒就死了。这些方法都是很简单实用的。另外，要流水洗脸，每人一条毛巾。讲这些东西，都是公共卫生方面的。”
因此，汤飞凡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沙眼疫苗的研制上，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当时对儿童威胁非常严重的麻疹和脊髓灰质炎上，分离出了“麻9”病毒。
1973年世卫组织正式将沙眼病毒定名为“衣原体”，过去人们把沙眼病毒称为“汤病毒”，从此改称“汤衣原体”。《微生物分离手册》正式增加了衣原体目，汤飞凡被业界誉为“衣原体之父”。1980年6月26日，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主席考思卡致函中国眼科协会，说：
因为汤（飞凡）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有杰出贡献，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打算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
我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去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然而，他们已经请不到汤飞凡了，1958年9月30日，汤飞凡自杀了。关于这颗科学巨星是怎样陨落的，我们稍后再说，先说领金质奖章的事。因汤飞凡已经去世，其夫人何琏希望由她去代领奖章，路费自理，但卫生部确定让中国的顺访学者代领奖章，回来再交给何琏。当时派的是汤飞凡研究沙眼的助手王克乾和给这项研究提供标本的张晓楼。后颁奖仪式改为在巴黎召开的全法眼科大会上，时间提前到1981年12月。王克乾回忆说：
去之前就说清楚了。卫生部召集我们开了个会，到法国领奖去，老王代表你们沙眼研究组、代表汤飞凡把这个奖领回来，张晓楼去参加学术会议。是这么说的。当然我得拟一个发言稿吧，我写得很短的，梁锦章英语挺好，就请他给改改，我到那领奖后就照着读吧。就这样去了。去了之后，情况越来越不对了。要张晓楼做一个沙眼研究的综述报告，讲沙眼病毒是怎样分离的。我就致个答谢词。在这之前，因为这个变动与卫生部的指示不一致，怎么让张晓楼去领奖？怎么奖章上是张晓楼、汤飞凡两个人的名字，而且张晓楼还放到了汤飞凡的上面？我当然不能同意，我说这不行，卫生部给我的任务不是这样的。就去跟我驻法使馆的文化参赞讲，我说这个不行，得跟卫生部联系一下，看到底怎么办。他确实也联系了，正好那天是星期日，没得到回复，而周一上午就要发奖，那怎么办？使馆的同志说，这是我们内部的事，而得奖是我们国家的荣誉，咱们先给它领回去再说。那我只能服从安排，就那样稀里马虎地把奖章领回来了。除了奖章之外，还有7500法国法郎奖金……至于回来之后张晓楼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我想他不会单独处理，一定会和北京所孟（雨）所长研究的。最后怎么着呢？奖章，卫生部说放到卫生部去，张晓楼就拿那7500法郎，复制了两个铜质镀金奖章，张晓楼、汤飞凡两个人，一人一个……于是汤夫人写信给卫生部，给IOAT（世界沙眼组织），说“这个不符合事实”。的确不符合事实，发奖时屏幕上打出来的是给沙眼病毒的发现者奖章，汤飞凡是第一个，张晓楼是放在次要的位置，是个合作者……IOAT主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复信说，你说的事我们已经研究了，我们决定给汤先生另外再做一个奖章，上面就只他一个人的名字，我做好之后一定给你寄过来，原来的奖章作废。果真不错，几个月后汤夫人就收到了一个金质奖章，这个奖章是汤夫人保存着……这就是所谓的“奖章风波”。
“奖章风波”引起了科学界的公愤。1981年12月，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医药卫生组的许多委员呼吁应让汤飞凡实至名归，而对剽窃他人科技成果者应严肃处理。
所以会闹出“奖章风波”，主要是因为汤飞凡逝世了，有人便以为谁活得长谁说了算。那么，汤飞凡是怎么走的呢？王克乾回忆说：“就是‘十一’前夕，因为‘拔白旗’，种种污蔑弄得他精神上受不了……那一天早晨，他夫人按习惯出去听广播英语了，回来一看，呦！他怎么在床上就吊上了……”
如今的读者也许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拔白旗”了。“拔白旗”全称是“插红旗，拔白旗”，是“大跃进”时提出的一个口号。本来开始局限在农业生产上，后来扩展到全部领域，特别是扩展到了思想领域，把所谓“只专不红”的人指为资产阶级的“白旗”。用这个标准，汤飞凡就是典型的“白旗”。在政治学习中，他很少发言，从不喊时髦的口号，就是一门心思搞他的研究。他曾经向卫生部提出辞去北京生研所所长的职务，回到实验室去，卫生部没有批准他辞职但同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实验室。回到实验室后，他用英语说了一句：“这才是我该待的地方。”北京所开始只开了一个“和风细雨”的小会，让汤飞凡做检讨，但没能过关，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了，给他戴上的“大帽子”也越来越吓人，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插在社会主义阵地上的一面大白旗”升格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而且对他进行人格侮辱……9月30日他决定告别这个世界了，据刘隽湘《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描写：“他临终前给妻子留下了一份遗嘱，看来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匆匆忙忙写的，用铅笔写在一张很粗糙的纸片上。何琏那时头脑麻木，精神恍惚，把它交给了党委，她记得上面只写着简单的几行字：‘……对不起你，就这样抛下你们母子走了……告诉多多（汤飞凡独生子），他爸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不是反党分子，不是间谍……要把他抚育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一个正直的人……转告我的同事，许多研究工作我未能完成，请他们继续完成……’，最后写的是：‘书桌上有六本书，是从谢少文那里借来的，送还给他。’”
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他临终前究竟想什么了。
他是否想到了他的一片爱国之心被人误解了？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一生有三次听从国家的召唤，每一次都是公而忘私，义无反顾，赤诚爱国之心，天地可鉴。现在居然说他是“民族败类”，不是颠倒黑白吗？“反右”斗争中他被作为保护对象没有受到冲击，他心里感到特别温暖。他的助手黄元桐就因为回老家一趟，回来说家里很苦，就被推到“右派”坑里去了。当时他批评黄元桐说：“搞科学的，管什么政治？”这句话现在成了他是“大白旗”的证据。那时，凡是被打成“大白旗”的，都是我国科技界的顶尖人物，比如协和医院的张孝骞、武汉生研所的谢毓晋、上海生研所的张箐等，这不是把“专”与“白旗”画等号了吗？但是这些道理找谁讲去？他是否觉得自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陷入了绝顶的失望。
他是否想到了他的社会关系是一个永远摆脱不掉的枷锁？他的岳父何键，是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的湖南军阀，“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有他的份，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就是他下令杀害的，还说他派人去韶山挖了毛家的祖坟。老实说，他是一个沉浸在学问中的“科学痴”，对这些事他根本不知道。他与何键的二女儿何琏结婚并非自由恋爱，是因汤、何两家是世交，由父辈定下来的亲事，并且是在何键在尚未发迹时主动提出来的，谈不上高攀。现在有人批判他“依仗何键的势力，勾结反动军阀，投靠蒋介石”，这不是事实，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你有这样一个岳父，你就有口难辩。
他是否想到了他的性格已不能为人所容了？他认识的几个科技界的“右派”都是心直口快的人。他要不是被列入保护名单，也该成了“右派”。他总是西服笔挺，又因为个子不高，走路总是昂首挺胸，被一些人说为“老爷派头”。他的脾气较大，对工作要求又严，在工作中批评甚至骂了不少人，比如有一个车间领导因工作不认真就被他骂过几回，见了他就躲着走。你得罪了人，人家瞅着机会就会反过来整你，甚至不惜用“莫须有”的罪名有把你往死里整。对他们捏造的侮辱他人格的所谓“罪行”，他宁可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许他想到的比这些还多，也许他什么也没有想，就是《礼记·儒行》中的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
一颗医学微生物学的巨星就这样陨落了。据说周恩来总理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后勃然大怒。我们已无法考证这件事的真伪，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汤飞凡自杀之后，北京生研所和其他生研所的“拔白旗”运动戛然而止了。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博士称汤飞凡为“国家的优秀的科学公仆”，并断言“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是的！历史没有忘记他，人民没有忘记他。1992年11月22日，邮电部发行了汤飞凡的纪念邮票，他的头像被印在30分的邮票上，以表彰和纪念他的卓越贡献。他的铜像被安放在北京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大楼前。他用一双睿智的眼睛看着一波波的后来人，鼓舞激励着他们向科学高峰攀登。
2017年9月，在汤飞凡120周年诞辰的日子，其家乡湖南醴陵市的市委、市政府举办了“铭记汤飞凡”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全民健康跑、书画展、座谈会以及丛书和陶瓷纪念作品发布会。并将从市内西山大桥至茶山镇长沙岭的路段命名为“汤飞凡路”。将建在汤飞凡求学启蒙地——汤氏学堂旧址的神福港中学更名为汤飞凡中学，在校内立起了汤飞凡铜塑并建立飞凡园、飞凡图书馆。
清人顾炎武在《秋风歌》中说：“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金石。”有的人的富贵一闪而过了，汤飞凡英名却世代永存。
第十节 艰难的麻疹攻坚战
麻疹，是严重危害人类的急性传染病之一。一年致死多少人？旧中国没有确切统计，新中国成立后的统计数字相当吓人。1959年是麻疹发病率最高的一年，全国报告近1000万病例，死亡近30万人。但麻疹疫苗的研制非常艰难，在这场世界范围的麻疹疫苗攻坚战中，我国科学家不落人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制作出应急用麻疹死疫苗，于1963年研制成功麻疹活疫苗并进行试生产（北京所），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1965年正式生产麻疹减毒活疫苗（北京所、长春所），仅比世界最早报道的活疫苗晚2年。因为有了疫苗，麻疹发病率逐年下降，至2017年，全国发病人数已不到6000例。据国家疾控中心的统计，近30年至少避免了1.17亿人发病、99万人死亡。在我们庆幸麻疹被控制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为研制麻疹疫苗而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汤飞凡、朱既明、张菁以及成百上千的研制者和生产者。
俗话说：“孩子出过疹和痘，才算解了阎王扣。”可见麻疹与天花这两种传染病的危害之烈。
麻疹与天花，一个让人身上出疹，一个让人脸上留麻，如果没疫苗，一样没办法。这两种流行性烈性传染病，都是由病毒引发的，但麻疹病毒比天花病毒要狡猾得多，特别难分离。早在18世纪琴纳就发明了牛痘苗，但100多年过去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还没有对付麻疹的办法。
麻疹的死亡率虽然不如天花高，但不过是哥俩之间。据WHO估计，在未有疫苗之前，从公元7世纪到1963年，共有2亿人被麻疹夺去生命，全世界每年大约有1.3亿儿童患麻疹，其中700—800万儿童死亡；大城市每隔1—2年，农村每隔2—4年流行一次。麻疹对人类的危害主要是青少年，尤其是婴幼儿。在我国，麻疹分大流行年和小流行年。大流行年的发病率为1000/10万—4000/10万，小流行年发病率为400/10万以上，年平均发病率为590/10万。1959年全国麻疹大流行，报告病例高达近1000万，死亡病例近30万，发病率为1432/10万，病死率为3%。试想，这是何等惨状！
要研制麻疹疫苗，首先必须分离出麻疹病毒，所谓“壤无其种，虽溉不生”也。但这个狡猾的病毒与微生物学家玩了100多年的“躲猫猫”。直到1954年，美国的恩德斯（Enders）和皮布尔斯（Peebles）才成功分离出麻疹病毒，给研制疫苗带来了希望。
汤飞凡与“M9”株
北京儿童医院是1956年建成的，规模大，人才多，是全国医疗水平最高的儿童医院之一。院长诸福棠是著名的儿科专家。1957年新年刚过，诸福棠就请北京生研所所长汤飞凡和黄元桐、闻仲权、吴绍沅等一行来“参观”。他毫不掩饰自己“请客”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来亲眼看看麻疹的危害。诸福棠陪同汤飞凡等人，在一位老护士长的带领下“参观”，只见偌大一家医院，病床已经不够用了，连走廊里也摆上临时病床，让人行走困难。一张张小病床上，躺着被麻疹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孩子，有的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要被麻疹夺去生命。患儿们的家长见到院长领来的人，仿佛盼来了救星，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他们，请求：“救救孩子！救救孩子！”可他们因为没有办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诸福棠在病床前用手抚摸着孩子，老护士长在旁边给家长说着安慰的话，自己却忍不住流泪。“参观”者中，吴绍沅是刚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分配来北京所的，她从未见过这样的情景，鼻子一酸，泪水就止不住了，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眼泪。诸福棠当时用于预防和治疗的“法宝”是胎盘球蛋白，可算是一种被动免疫，只能起到暂时保护作用。胎盘球蛋白最早叫“胎盘提取物”，就是诸福棠当年在协和医院发明的。但当时没有作为药品生产，而只在医院里自制自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所改进工艺后扩大生产，改称胎盘球蛋白，可以说是诸福棠与汤飞凡合作的产物。但胎盘球蛋白再好，也不能当疫苗用。临别时，主人和客人都沉默不语，良久，诸福棠一脸严肃地说：“请救救孩子！我们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我相信我们能，只要有疫苗。”
疫苗！疫苗！孩子们在呼唤麻疹疫苗！家长们在含泪呼喊“请救救孩子！”
汤飞凡今天带来“参观”的人，是他刚组建的麻疹疫苗研究小组的成员。诸福棠用患病的孩子给他们发布了紧急“动员令”。什么也别说，抓紧干吧！汤飞凡对小组人员进行分工：黄元桐，跑标本；闻仲权，组织培养；吴绍沅，分离病毒。当然由他抓总了。四人中，头三人都是经验丰富的专家，只有吴绍沅是个新手。但是她很聪明，心灵手巧，又肯学善学，在汤飞凡的亲自带教下，很快掌握了实验室技术，但还缺少经验。
黄元桐负责采标本，看似简单，其实不然。首先，必须要从发病初期的患儿身上采集，就是还没有出现皮疹，但口腔内粘膜上已经出现了红斑（克氏斑，临床上用于确诊麻疹的标志）。而一般的家长往往忽视孩子的早期症状，等送到医院时，已经出皮疹了。所以，在医院里不容易找到这样的采集对象。其次，采集标本是个名副其实的技术活，要用棉棒在小儿咽喉做涂抹，从静脉抽取4—5毫升的血液。儿童医院的诸福棠和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后任中科院副院长、著名妇产科和儿科专家，有“东方圣母”之称）竭力配合，但仍然屡屡为找不到采集对象而发愁。负责组织培养的闻仲权也遇到了困难。组织培养要么用猴肾，要么用2—7月龄婴儿的肾。北京没有猴子，要等动物园偶尔淘汰时才能得到；而婴儿肾要等有人做人流并必须得到产妇的同意才能取得。要让上述两项工作同步，才谈得上分离病毒。
他们终于等到了一个时机。1957年3月29日，黄元桐从儿童医院一名合乎标准的3岁男童身上采到了血液，吴绍沅赶紧将之种到猴肾细胞中进行培养。一周后涂片检查，没有发现病毒。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病毒不是那么容易让你抓到的。它就像一个反侦察能力极强的嫌犯，必须与之反复斗法，最后才能逮住它。
按照汤飞凡设计的技术路线，她要将之接种到新的组织，进行盲目传代。偏在这时，猴肾细胞用完了。咋办？她便接种到人肾细胞上培养，12天后，仍然没有发现病毒。她有些泄气了。前一段一直在外开会的汤飞凡回来，鼓励她要有信心，要每一张片子都仔细看，边边角角也不能放过。
于是，她把保存在冷库中的片子又拿出来看，一看就是一整天。7月下旬的一天，她发现一张片子上出现了恩德斯在论文中所描绘的麻疹病毒的图景：许多细胞界线不清，仿佛融合在一起了，又像一个大细胞，里面有很多个细胞核。这不就是麻疹病毒吗？她没有把握，把闻仲权请来看，也不敢肯定。就等汤飞凡来定夺。
汤飞凡看片后，认为极有可能是麻疹病毒，但还不能排除有其他可能。因为疑似病毒是在9号标本上发现的，吴绍沅把保存的培养物拿出来进行传代，一直传了20多代，每一代都出现相同的病变。至此，几乎可以肯定它就是麻疹病毒了，但还得经过麻疹免疫血清的中和实验以及用标准麻疹抗原做抑制试验。这两种东西国内没有，急人！迫不及待地儿童医院院长诸福棠送来了从麻疹病儿身上采来的急性期血清和恢复期血清，权作替代品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确证其为麻疹病毒（后来从国外取得血清，试验结果无异）。这株麻疹毒株被命名为“麻9”（“M9”），是中国本土分离出来的第一个麻疹病毒株，仅比美国恩德斯晚了4年。
抓到了毒株，就该研究疫苗了。汤飞凡的意见是研制活疫苗。因为根据国外报道，麻疹死疫苗不仅免疫效果差，而且还可能感染野病毒，出现“疫苗麻疹”或叫“异型麻疹”。但诸福棠认为救命要紧，等你搞出活疫苗，他医院里的许多孩子就已经死了。主张先搞死疫苗，死疫苗制作快，为防止野毒感染，在接种死疫苗的同时加注一支胎盘球蛋白。因此，北京所试制了一批死疫苗应急，挽救了许多孩子的生命。但1957年试制的麻疹死疫苗只供诸福棠应急救命，不能进行生产。
朱既明与“长47”株
1963年国外报道研制成功麻疹减毒活疫苗，我国的长春、北京、上海三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也在抓紧进行研究。
儿科医生最能感受麻疹对儿童的危害。与北京儿童医院的诸福棠一样，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儿科主任顾又芬教授，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的夫人。她经常跑到长春生研所麻疹室，催促他们抓紧研究疫苗，说：“医院里孩子死得太多了，都用车往外拉。”现年84岁的原长春所研究员廉锦章，当年还是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说起1965年长春流行麻疹的情形至今仍痛心不已。“流行太厉害了，学校都停了课，妈妈都不让孩子出去玩。就想预防麻疹能像种了牛痘就不出麻子那样该多好啊！”这是他能安下心来搞麻疹疫苗研究的原因，他大学学的是临床医学，刚分到长春所时老想调走。
分离麻疹病毒很难，把分离出来的野毒株变成能生产活疫苗的减毒株更难。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朱既明一直进行麻疹研究。1955年，他从北京调到长春所任副所长兼病毒室主任后，立即着手麻疹减毒活疫苗的研究。制作活疫苗必须用减毒株，而人病毒要减毒，在人细胞上是减不了毒的，必须上动物。偏偏麻疹病毒有个特点，只感染人，上了动物细胞不生长，这就使减毒工作走进了死胡同。当时国际上在麻疹病毒的减毒研究上有一项重大突破，就是麻疹病毒在人胚肾细胞上延续传若干代以后，可以进一步适应培养于人羊膜细胞和鸡胚细胞。这条技术路线使人豁然开朗。
长春所用的麻疹毒株是苏联的列宁格勒4号（“L4”）。减毒研究由朱既明领导，病毒室负责，主任为武文焕。为加强这项工作，所长汪为硬是把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读研的曾国华给要了回来。她是1946年长春第一次解放后参军的中学生，从参军到上大学前一直在长春所（含前身）工作。她1956年考入上海医学院，1960年考上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生，读研刚一个学期。她到长春所报道时，已是1962年的1月，汪为对她说：“你回来就在朱所长领导下搞麻疹病毒研究，虽然不可能再搞心理学了，但我给你找了一个更好的老师。”后来的事实证明此言不虚，曾国华把遇到朱既明看成是此生的一大幸事。当时她一见朱既明就问他带不带研究生，朱既明告诉她：“我没有带研的任务，不能带研究生。”曾国华一听心里凉了半截。朱既明对她说：“现在要搞麻疹活疫苗，有难度，没有生产株怎么办？你大学毕业了，过去又搞过生物制品，要出把力。”但她过去搞的是厌气菌，做破伤风、气性坏疽类毒素，主要是为战场服务，从搞细菌转为搞病毒，必须从头学起。朱既明讲课她总是坐在第一排，竖着耳朵听，仔细做笔记，生怕遗漏了什么。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的组织培养技术引起了疫苗研制上的一场革命。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从组织块培养发展成单层细胞培养，从天然培养基发展成为人工综合培养基。从1955年开始，北京所在汤飞凡的领导下已经进行人工综合培养基技术的建立，闻仲权在这方面已有突破。
麻疹病毒的分离和减毒株的建立，靠传统的天然培养基不行，必须靠细胞培养，首先要做好细胞。曾国华回忆说：“朱所长强调，一定要把细胞做好，就像种庄稼首先要把土地整好。”以往是在鸡胚里做，往尿囊腔里打病毒，再收集尿囊液，在尿囊液里找病毒，这样病毒不繁殖。这里说的做细胞，一是做人羊膜单层细胞，人羊膜是包裹羊水的一层坚韧透明的薄膜，二是鸡胚单层细胞，涂在特制玻璃瓶壁上，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耐心。毒种在人羊膜上传了若干代后，要在鸡胚细胞上适应，才能减毒。曾国华说：“渐渐地我的鸡胚细胞做得比较好了。他们看看不错，可以接种病毒了。我每天向朱所长汇报传代情况。这中间遇到了一个困难，就是在显微镜下从形态学上看不出来有什么病变，没法检测病毒生长的情况。”在朱既明的领导下，大家一起想出办法来了。就是用传代细胞去检定病毒量的多少，但传代细胞有长肿瘤的可能性，只能做检定用。几经挫折，反复比较，最后选出来可做检定的FL细胞，它是人羊膜传代下来的，有人体的本质，所以它就敏感。“朱所长就定下来，以后有没有病变，有没有病毒，有多少，就用FL细胞来检定，这就有识别工具了。”曾国华认真地一代一代这么做，朱既明让她每培养一次，抽培养液接种到FL细胞里去检测。做着做着，病变逐渐变多了，可以稀释了，稀释后用FL细胞去检定。啊！病毒量增加了，有希望了！朱既明很高兴，说：“有点苗头了，很好！”曾国华说：“不常看鸡胚细胞，看不出来有变化。我看多了就能看出它有变化。最大的特点是鸡胚细胞不被感染时排列得很整齐，很平坦，要是有了病变，就乱七八糟的，交叉起来了，是一团一团了，成束型的显微细胞。朱所长告诉我‘要好好做，将来生产要用上它的。’”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病毒繁殖起来了，整个瓶子里都有了……朱既明对曾国华说：“你把它定下来，还要照相，发表文章要有图片。正常细胞是怎样的，产生病变的细胞是怎样的，都要照相，做好记号。”就这，朱既明领衔发表了一篇文章。
长春所用于生产麻疹疫苗的减毒株叫“长47”，为什么？曾国华说：“那是因为在鸡胚细胞上传到第47代时，可以看出特异性病变了，朱既明就这样给它命了名。”从“L4”株到“长47”株，是传了47代。“长47”的贡献在于将毒株的滴度（微生物或其产物、抗原与抗体等活性高低的标志）变高了，变稳定了，可以用于制作疫苗了。曾国华说：“所谓稳定，第一是滴度要稳定，要高，不能忽高忽低；第二是要纯，不能有杂的病毒感染。”
要做疫苗了，朱既明给他们又提出了要求：“疫苗最后是要上人的，你给儿童接种后抗体一定要高，临床反应一定要低，不能发高烧，发点烧可以，但持续时间不能长，最好不发烧，还不能允许有其他不良反应，这是做麻疹疫苗的最低要求。”少量疫苗制成后，先做动物实验，证明效果良好，然后由顾又芬教授拿去做临床观察，第一次接种了十几个人，效果不错，然后扩大试验，效果也不错，似乎就可以生产疫苗了。
不！朱既明问：“你这个疫苗给孩子接种后，抗体在孩子的体内能保持多长时间呢？今年接种了明年麻疹流行会不会二次感染，第二年没有感染第三年会不会感染。”曾国华说：“那时候麻疹流行厉害，顾又芬教授特别着急，朱既明所长也特别着急，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定要把什么情况都考虑进去才行。”做疫苗的持久性观察，选点很重要，因为在麻疹流行的地方你就没法知道孩子身上的抗体究竟是打疫苗形成的，还是他感染麻疹后在体内自然形成的，所以要选一个没有麻疹流行的地方来观察，最后选择在大连的獐子岛。在獐子岛三年临床观察做下来，证明接种三年后阳性率仍达90%以上，于是拿到生产疫苗的批文了。三年的临床观察时间有点短，但因为麻疹疫情严重，所以就批准生产了。
1965年我国试制麻疹活疫苗取得成功，仅比世界上第一株麻疹活疫苗晚了两年多。
“长47”生产疫苗的工艺是由原长春所麻疹室赵克俭带领大家搞出来的，他后来当了麻疹室主任，成为医学生物高工，在麻疹的生产工艺上有所创造，后面再说。
几乎与长春所同时，北京所的章以浩、吴绍沅在朱既明的指导下，用不同的细胞传代，培育出麻疹减毒株“京55”，1963用于试生产取得成功，两年后正式投产。
张菁与“沪191”株
生产麻疹活疫苗，长春所用的生产株是“长47”，北京所用的是“京55”，上海所用的是“沪191”。“长47”和“京55”都是由“L4”株经减毒后育成的，而“沪191”是地地道道的国产株，本土品牌。
之所以从苏联引进“L4”株，一方面当时学习苏联是政治大气候，有困难就找“苏联老大哥”。但主要还是防疫的形势所迫，麻疹流行猖獗，我国1958年虽然由汤飞凡、吴绍沅分离出来麻疹病毒——“麻9”，但不知是因为何种原因，反正是没有培育成减毒株用于活疫苗生产。毒株不定，何谈疫苗？1959年国家卫生部专门召开了一个麻疹攻关会议，把分离麻疹病毒培育减毒株列为科研重点。于是，上海所在上海市的支持下组成了一个麻疹科研协作攻关组，由上海所所长郦燮昌为领导小组组长，集中了当时上海医学微生物界的大牌专家联合攻关，包括张箐、余鼎新、余贺等知名教授，实验室工作由上海所的张箐负责。
1960年，张箐等人从上海儿科医院拿到了200多份病毒样本，在人胚肾细胞传代分离，得到9个样本，都不错，最好的一个样本是从一名2岁男孩出疹前的血液标本中培养、分离出来的，在HK细胞（红细胞己糖激酶）中培养5日，发现有麻疹病毒特异性病变，这株病毒后来被命名为“沪191”。
原上海所疫苗二室主任、研究员陈志慧回忆说：“这个毒株是个强毒株，不能做疫苗的。当初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典范，美国麻疹病毒是1954年分离出来的，但他们没介绍他们的减毒程序。因为强毒株是在人的细胞中培养的，减毒株一定要到动物细胞上。那时动物用的是鸡胚细胞，但在鸡胚细胞上病毒适应不上去，完全失败。这里，我们张菁老师带领大家做了相当有贡献的工作。”
张箐小组将麻疹病毒在HK细胞上连续传了33代，又在人羊膜细胞上传递了39代，之所以要如此反复传代，是为了使之变“壮”，可见巨大多核细胞病变，以便于识别。这个过程是减毒前的准备工作，而不是减毒。减毒要在鸡胚细胞进行，却屡屡失败，怎么办？张箐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适应实验中，分A、B、C、D四条线进行，每条线用不同的温度，最低为31±1C°。这能行吗？当时国际文献报告的麻疹病毒最佳培养温度为36—37C°。你最低的一组用31C°，降了5—6C°，这个胆子够大的了！可实验的结果却出乎许多人的意外，证明麻疹病毒31C°在鸡胚细胞上适应最好，随着传代的次数增加，减毒效果越来越明显，首先是粘膜斑消失，然后是皮疹消失，最后是发热反应减轻，传到第19到30代时，高热反应下降到5%以下，多次临床观察未见皮疹，抗体转阳率达到96.2%以上，标志着“沪191”毒株已达到高度减毒水平，可以用于疫苗生产了。1965年经国家检定批准使用。
在“沪191”的减毒过程中，曾出现麻疹病毒在鸡胚上传代，传着传着就传不下去了的问题。上海所所长郦燮昌采取果断措施，把刚从长春所对调回来的童葵塘调入麻疹组参加攻关。童葵塘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因为有支原体污染，不仅鸡胚上有，而且在其上游羊膜传代时就有了，还查清了污染来源于自采的小牛血清。于是将原有血清全部废弃，重新采集小牛血清，并对原来保留的毒种进行检查，在确认两者均无污染后再进行实验，从而使传代得以顺利进行。童葵塘虽然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但立下了“救场”之功。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用“沪191”减毒株制作疫苗的最后冲刺阶段恰逢“文革”，协作组的大牌专家都挨斗了，余鼎新教授被逼跳楼了，张菁也被斗得没法工作了，研究组就靠童葵塘硬撑着。一方面，因为他当时还不是大专家，没入“造反派”的“法眼”；另一方面，“造反派”还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就是想把生产出麻疹疫苗的功劳抢过去，作为“文革”工人阶级专政的成果宣传。果然，在“沪191”从野毒减毒成固定毒并且试制出疫苗之后，他们把童葵塘等科技人员全部调离麻疹室，由他们来接管。原指望来个“空手套白狼”，轻松当功臣，哪知他们根本不是那块料，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有能生产出疫苗来。实在没辙了，这才把童葵塘等重新调回麻疹室。
“娇小姐”从此不再“耍娇”了
“沪191”减毒成功之后，我国就有了3个可用于生产麻疹疫苗的毒株。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就是液体疫苗耐热性差，有效期短；在有效期内，因为保存和运输不当也容易失效，因此迫切需要将液体疫苗变为冻干疫苗。
原上海所麻疹生产组组长严美安说：“那时做的液体疫苗是0.2ml的注射量，2—8C°保存期才3个月，局限很多，失效不少，因疫苗的性能不稳定，产量也不稳定，所以大家习惯把今年做得好就叫‘大年’，明年做得不好就叫‘小年’。”
原长春所麻疹室主任、医学生物高工赵克俭回忆说：“这种情况下，各所都在改进工艺。疫苗加入人（蛋）白做疫苗保护剂，是长春所最先解决、最先应用的，提高了疫苗的稳定性。我做了很多试验，看在长途运输后，其稳定性到底怎么样？到防疫站抽样检查，从不同的地点拿回来检测它的效价，发现加人白后稳定性虽有提高，但仍然存在效价降低的问题。工艺上再一个重大革新是做冻干疫苗。液体疫苗被称为‘娇小姐’，冻干以后还那么娇气吗？做了很多试验，发现在冻干过程中效价降低很多。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用多种配方，研究出好多号的保护剂，编号从1到10，发现其中的‘长春8号’保护性能最好。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长春8号”保护剂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这项研究的实际领头者是室主任武文焕。负责做检定的廉锦章说：“那时我有个笔记本，把英文的、日文的、俄文的（日、俄文是上大学学的，英文是所里老同志教的）文献上有关工艺和配方都翻译出来，给武文焕看。他是从佳木斯来的老革命，特别能接受意见，参照国外的经验，亲自动手做。做出来我一次一次地检定不合格，他也不发火，不红脸，和大家一起研究改进。就这样，最后终于搞成了‘长春8号’。”
本来这项发明是保密的。因为屡次检定所抽检麻疹疫苗，长春所的稳定性均为最好，其他所便追问其中奥妙。有次开全国麻疹会，武文焕被围着走不了，逼急了，便说“我们有新的保护剂。”有人进一步激将说：“中国人还能搞出这么好的保护剂？”“长春8号”的配方就这样公开了。赵克俭说：“麻疹疫苗的研制是在朱既明（副）所长领导下进行的，开始是武文焕是主任，后来生产我是主任。朱既明1963年上北京病毒所后，辛钧（副）所长又回来了，他也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的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1966年，麻疹疫苗开始在全国大批量生产。
连续15年的免疫持久性观察
陈志慧在浙江医科大学就搞麻疹研究，调到上海所后，接着搞麻疹。他发现一个问题，作为生产毒种的有效代次，是鸡胚细胞传代的第16—23代，只有7个代次，寿命比较短，到了23代以后，不就断种了吗？所以，他带着一些人把第23代毒种继续往下传，一直传到了32代。每一代都做了人体试验，发现16—32代都可用于生产麻疹疫苗，用到32代可以用很多年。又用“终末稀释法”进行毒株纯化。因上海生研所当时保留的毒种最早的是第13代，便由13代继续往下传，传到15—16代，做了毒种的筛选，从中挑选出2个作为母种群种子——主代毒种，主代毒种再往下传就可以作为工作毒种。这样，就可以保证子子孙孙，永不断种。
过去认为得一次麻疹就终身免疫，那现在用疫苗能免疫多少年？中检所（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出来，必须进行麻疹疫苗的免疫持久性研究。因为中检所没有毒种也没有疫苗，而当时生产疫苗所用的毒株，一个是上海所的“沪191”，一个是长春所的“长47”，“京55”已经停用，所以便跟上海所、长春所商量，一起来做持久性研究。这样，便展开了长达15年的免疫观察研究。
长春所的曾国华回忆说：“在批量生产麻疹疫苗之前，就按朱既明所长的指示在大连的獐子岛做了3年的临床观察，麻疹室的人都去参加。以后由流行病科的邵本海负责，连续做了多年，再以后是与中检所、上海所合起来在浙江做的。”
上海生研所的陈志慧领衔做免疫持久性研究。他回忆说：
我们选择在浙江的诸暨做这项工作，理由有两个：一是浙江省和诸暨县的卫生防疫站很支持这个工作；二是浙江医科大学也愿意参加研究。最后是我们六家组成一个协作组：中检所、上海所、长春所、浙医大、浙江省和诸暨县防疫站。当时定下来做10年，觉得做10年已经很伟大了。做了以后发现做10年不够，第一次就做了15年。
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搞了一个核心防护带，选在诸暨县相连的5个公社（乡）里头8个月到12岁的小孩全部打了麻疹疫苗，免疫了。然后，在包围这5个公社的地区做第二个防护带，这里的小孩也全部打了麻疹疫苗。最后，在诸暨四周的几个县，建立第三个防护带，这里的小孩也打了麻疹疫苗。这样设计是为了核心防护带里头的小孩尽量减少与野病毒接触的机会。
我们重点观察这5个公社的小孩，打了麻疹疫苗后1个月抽血，以后每年的3月份都进点给他们抽血。观察对象3500多个，这个数字是很吓人的，国际上从来没有的。
每年都要采血，我们希望采到100%，但后来做不到，因为孩子长大了，就四面八方走开了。怎么办呢？他在哪里我们追到哪里去，有时为了一针血，我们要走几十里、几百里路。最远的有几个到了外省，还得去找到他。开始时是3500多个，从1973年开始做到1998年，15年后还保留3233人。当初我们去的时候，农村的交通是很困难的，我负责的一个公社从诸暨车站下来要步行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没有车，只能走。下去以后没有地方住，只能打地铺，下面铺稻草，上面放棉被。从北京来的、长春来的，对南方的冷天怕得不得了。他们在北方是有暖气的，到了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也得要住下来。化验开始集中在杭州做，后来改到诸暨做。
我们观察发现：第一，前三年抗体水平还是比较稳定的，三年以后抗体水平慢慢慢慢往下掉了；第二，在抗体掉的同时，原来抗体阳性的人转为阴性了，也就是说打一针疫苗不可能全部都达到终身免疫。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商量决定把观察再延长5年。观察越往后越不容易。而观察对象又不能少，我们就追踪下去，每年保证采一次血，这样连续做了15年。
刚才我讲了打第一针不能全部做到终身免疫，所以第二个工作就要做再免疫的持久性。打了一针以后，比如说3年以后抗体下来了，以后一部分人转阴性了。对转阴性的人就再给他打一针麻疹疫苗，看持久性怎么样。我们从第三年开始做这个工作，给抗体变低、转阴性的人打第二针后抗体又阳性了，我们觉得很高兴，但继续看了两三年后，发现抗体又掉下来了，又掉到原来的水平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那怎么办呢？第二针打的是普通疫苗，如果用加强的疫苗，情况会如何呢？结果发现还是一样。
究竟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在象山这个工作点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人打疫苗后虽抗体过两三年慢慢下来了，转阴性了，但这个阴性跟真正的阴性不一样，就是说打疫苗免疫成功的转阴性的与没有打过疫苗的不一样。象山那个点上，那时候麻疹野毒感染是很多的。麻疹疫苗打了以后转阴性的，与野毒接触后他不得病，甚至过了一段时间抗体又上去了，而没有打过疫苗的人碰到野毒后他就得显性的麻疹了。这是因为麻疹疫苗打了以后人体产生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转阴性的人虽然体液免疫抗体没有了，但细胞免疫功能还在。而我们在诸暨只测定了体液免疫，而没有测定细胞免疫。细胞免疫我们也做了不少的工作，譬如说特异性的玫瑰花试验等，但还无法确诊麻疹疫苗的免疫水平。打过疫苗以后转阴性的跟没有打疫苗阴性的，他的血凝因子抗体虽然都是1：2，但一个得病，一个不得病，这是一个事实。
这项研究国外也在做，结论跟我们差不多。他们认为打两针就够了，第一针打了以后过一时间给他补打第二针。因为打一针，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免疫。麻疹疫苗在疫苗中是比较好的，打一针以后抗体阳转率在95%左右，但总是还有4%—5%的人免疫没有成功。打第二针的目的就是使这一部分人能够免疫成功，另外是让转阴性的抗体上去。但是要消除麻疹打两针是不够的，国际上最终怎么解决还得看情况。因为我们仅仅只看到15年，15年以后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个工作可能还得要有人继续做下去。我们国家的人口多，基数大，即使每年只有几个免疫不成功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暴发。
现在对麻疹病例是用基因来检测了。我国流行的麻疹基因是H型，我们的疫苗是A型的，国际上也是A型，A型可以抵御现在的野毒，因此没有问题。如果要改一个毒株是很困难的……
因为这个工作要在基层、乡下做，你一定要得到乡下干部的支持，否则就无法开展。我们记忆最深的，诸暨卫生局的局长相当支持我们工作，我们到农村打针，他都陪着一起去，由于这个原因，人家不叫他卫生局长，叫他“麻疹局长”。诸暨农村原来有个说法，就是小孩都要得麻疹，不得麻疹反而还活不下去。可得麻疹并发症一来，小生命就完了。所以老百姓很支持我们工作。每年采血，在观察对象的耳朵上扎针，15年后十七八岁了，耳朵上都是针眼。那时候是无偿的，他们都是无条件地给我们采血，也没有要求补贴什么的，现在可能吗？
在诸暨我们还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国内外的疫苗进行比较，这个工作也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国家的麻疹减毒株有两个：“沪191”“长47”。“长47”是苏联来的强毒株我们减毒的；“沪191”是我们自己分离、减毒的。究竟是国外的毒株好还是国内的毒株好？国外很多国家用的是来源于美国的ED株。ED株是分两条线减毒的：一条是A系，最有代表性的是Schwarz株；一条是B系，最有代表性的是莫尔株。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拿到了美国的Schwarz疫苗和苏联的L16疫苗，1974年在诸暨进行比较研究，证明在免疫持久性上，“沪191”和“长47”与美国的Schwarz株可以媲美，而比苏联的L16株要好，说明我们国家的麻疹疫苗已经拥有国际水平。
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我国‘沪191’和‘长47’二株疫苗初免疫成功者，经15年系统观察，80%以上仍可测到血凝抑制抗体。”
10天接种近1亿人的世界奇迹
我国在1961年消除了天花，在1994年消除了脊灰，麻疹什么时候消除呢？消除麻疹的科学定义为：无本土麻疹病毒传播，即麻疹发病率少于1/100万（不包括输入病例）；输入病毒导致的麻疹暴发病例数少于100例，流行持续时间少于3个月。在2006年11月国家卫生部发布的《2006—2012年全国消除麻疹行动计划》中，有这样一段话：
随着麻疹疫苗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实施儿童计划免疫后，我国麻疹控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20世纪90年代与计划免疫前的1978年相比，麻疹发病率与死亡率均降低了95%以上，其中1995年麻疹报告发病率降至5/10万的历史最低水平。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工作发展极不平衡，麻疹控制工作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全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麻疹流行，报告病例数近13万例，发病率达10／10万。因此，消除麻疹将成为今后我国免疫规划工作的又一重大挑战……
全国麻疹发病率从1959年（大流行年）的1432/10万，到1995年的5/10万，应该说成就至伟。世卫组织计划2012年消除麻疹，但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麻疹发病率却上升到10/10万，连续多年排在世界第一。所以卫生部发布上述行动计划，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在2010年9月11日至20日，统一开展一次以全国8月龄至14周岁儿童为主要接种对象的强化免疫活动。
这是一次国家行动。在10天之内全国统一打麻疹疫苗，时间如此集中，范围如此之大，要接种的儿童将近1亿，这在中国防疫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首要的问题：疫苗从哪里来？怎么送到指定地点？卫生部把任务交给了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生物”）。我国的麻疹疫苗是由他们研发生产的，有年产2.8亿剂次的产能以及过硬的质量保障体系。又因麻疹疫苗属计划免疫品种，是由政府定价的，价格低，责任大，其他企业因无利可图而不愿涉足，如此重担只能让央企承担。
中国生物8月11日接到任务后，成立了以总经理杨晓明（现任董事长）任组长的麻疹疫苗强化免疫行动工作领导小组，由13名专家组成咨询组，建立强化免疫不良反应应对小组，确定了各个现场的负责人，在生产、质量、流通三个方面展开紧急备战，做到对麻疹疫苗的生产、质量、仓储、运输、服务、使用等各个环节的全程监控、专人负责。不仅要保证近1亿人份的疫苗供应，而且要确保每支疫苗的质量稳定，按时送到指定地点。
中国生物所属兰州所、上海所、武汉所和天坛生物（北京所）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
在这次国家强化麻疹免疫行动中，兰州所承担了主要任务，接到任务后全所上下紧急动员，生产、质量、储运、销售等部门密切配合，按时完成了6000多万人份的任务，并按时配送到指定地点。上海所按要求完成紧急生产4200万人份的麻疹疫苗任务后，在运输上遇到了困难。因这次是集中加强免疫，疫苗数量多，各省疾控中心没有足够冷库可以存放，所以各省要求把疫苗按时直接送到各区、县疾控中心。如江苏就要求送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宿迁、徐州、连云港、泰州等14个地区的疾控中心。这与以往只需送到省疾控中心的情况复杂了许多。时值上海世博会召开，货车只能深夜进出，而麻疹疫苗的冷链运输要求相当严格，要用冷藏车运输，而且对温度每时每刻都在记录监督之中。上海所大小冷藏车只有5辆，能保证疫苗按时送达吗？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9名驾驶员想出了解决办法——轮流驾驶。短途运输当天返回，不论是晚上几点回来，第二天必须赶到单位接受新任务；长途运输不论是出去几天，回来后不休息，带着任务继续出发。就这样，他们把疫苗全部准时送达了。
据张嶷所写的《十天的“战役”》一文所说：
9月11日，备受关注的麻疹强化免疫行动开始，截至9月20日18时，中国生物共为麻疹疫苗强化免疫行动提供疫苗13010万人份，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麻疹强化免疫累计接种人数为97089968人，占目标儿童摸底人数的96.0%。
……业内都知道，近1亿儿童同时接种，按WHO报告的异常反应率测算，发生不良反应的病例应该不在少数。而发生一起严重不良反应，都将引发强烈的社会舆论批评，给这次强化免疫行动带来无法估量的阻力。因此，密切跟踪并科学应对不良反应，是此次麻疹强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铠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麻疹强化免疫到9月14日接种5000万人，发生异常反应约400例，其中大多数是过敏性皮疹并很快恢复，异常反应报告的发生率只有0.8/10万，低于WHO报告的异常反应率。
此后，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此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没有与疫苗接种相关的死亡病例发生，没有群体性不良反应发生；异常反应发生率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参考指南，低于既往水平。正如赵铠院士所说，这次国产疫苗经受了近1亿人次同时接种的考验，应该说向人民上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2010年强化免疫后，我国的麻疹发病率比2010年下降了73.6%，再次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为7.5/100万，但离1/100万还比较远。世卫组织所定的全球2012年消除麻疹的目标，世界各国都没有实现。2018年全球麻疹病例近23万，比2017年增加了48.4%。尤以美、欧增加最快。在作者写作本章的2019年1月，我国麻疹发生病例为178例。
世卫组织把“疫苗犹豫症”视为消除麻疹的“最大威胁”。所谓“疫苗犹豫症”，就是对疫苗的免疫能力表示怀疑而犹豫要不要接种。这种犹豫因社交媒体的传播而扩散。麻疹疫苗固然还不能做到让人终身免疫，但消除麻疹还得靠疫苗。事实证明，新发麻疹病例几乎都是没有打疫苗的。我国人口基数大，2010年的全国统一强化麻疹免疫，接种者也只占应接种者的96%。那没有接种的4%，就是隐患。因此，要消除麻疹，人人自觉接种是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