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花开千树（1949—1966）（1）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相比，无论从高度上还是从体量上来说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新中国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出现在世界东方。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国际新闻之一，它改变了世界格局，更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
说到新中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命运的改变，很多人看到的是“没吃的有吃的了，没穿的有穿的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福祉，那就是打疫苗预防传染病。他们不仅改变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在疫病面前只能听天由命的悲惨命运。
注射疫苗、血清、类毒素等，在旧社会是只有极少数上层人士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普通民众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而在新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享受到了这一福祉。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就把“预防为主”确定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把解决免疫防疫摆在与吃饭穿衣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是，也许因为在旧社会穷怕了，很多人包括不少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在内，只知道没有吃的会饿死人，没有穿的会冻死人，而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疫苗等预防传染病的生物制品，传染病就会致死很多人。而事实上，因疫病而死的人要比冻饿而死的人多得多。对此，毛泽东主席特地为中央起草指示，纠正上述片面认识，统一全党思想。
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脱胎而来，建立在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在庆祝新中国成立的礼花还没有熄灭的时候，就从张家口传来了发生鼠疫的坏消息。鼠疫等疫病不会因为新中国取代了旧中国而收敛，但新中国却有办法击退疫病的进攻，让它“老实”。张家口鼠疫仅仅一个月零几天就被扑灭了，这是一个在旧中国不可想象的奇迹，充分显示了新中国战胜疫病的综合能力。
扑灭张家口鼠疫是新中国防疫战场上的开国第一战，取得了完胜。紧接着的第二战，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东北地区进行的细菌战，这场震惊世界的反细菌战我们又打赢了。这两场战斗的时候，我国手中的可打的“牌”还不多，还得向苏联借“牌”来打。那时，全国生物制品行业总共只有区区700人，可以给防疫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的只有三家生物制品机构：北京天坛防疫处（原中央防疫处）、长春卫生技术厂、大连卫生研究所。他们能生产鼠疫、霍乱疫苗和抗毒血清，但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以至于毛泽东主席得亲自出面向斯大林求援。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防疫的严峻现实，促使人民政府加快生物制品机构的建设，到50年代中期，形成了六大区各有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格局，北京、长春、成都、兰州、上海、武汉，六大所，加上在北京的中检所，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组成了研制生物制品的“国家队”。
这支“国家队”是新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与防疫战线（原各级防疫站，现疾控中心）一起，为中国人民构筑起一座抵御疫病的微生物长城。在这座看不见的长城面前，曾经张牙舞爪、横冲直撞的疫病被碰得没了脾气，收敛了，退却了，甚至消亡了。早在1954年，新中国成立才5年的时候，危害人类最烈的恶性传染病鼠疫、霍乱就得到了有效控制；1961年，新中国成立12年时，天花被消灭了！这是经世卫组织派人确认的奇迹！是全世界都佩服不已的奇迹！
这一奇迹只能诞生在新中国，没有“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和全民免疫的制度，奇迹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同时，奇迹是人创造的，这一奇迹的出现应该归功于国家免疫防疫体系内的全体人员，尤其是为免疫防疫提供“子弹”的制造生物制品的“国家队”。防疫所用的疫苗、类毒素、血清等生物制品，在改革开放前，几乎100%是上述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和昆明所（60年代为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而专门设立）生产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与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第一个高峰期相比，无论从高度上还是从体量上来说都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抗战时期的激情燃烧，是为了赶走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激情燃烧，是为了建设新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旧社会过来的微生物学家和疫苗专家，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时代，为甩掉西方加给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进入了一种奋不顾身而忘我的境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连所的副所长魏曦博士在朝鲜战场冒着炮火搜集美军搞细菌战的证据，被美军的燃烧弹烧伤。两次激情燃烧，换来了中国生物制品事业两个发展高峰。
如果说在第一个高峰上，还只有星星点点的几朵鲜花，虽然绚丽却显孤单的话，那么，在第二个高峰上已是满天星斗，花开千树，花成簇，簇连片了。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到上世纪50年代末，疫苗类生物制品的品种达到20余种，另外还有多种诊断用品供临床和科研使用，保证了防疫和科研工作的需要。”到1965年，全国生物制品行业的员工发展到7000余人，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10倍，兵强马壮了。
由于时过境迁，很多人忘记了新中国诞生之初被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同盟封锁的历史。要知道，在防疫上，中国创造的诸如消灭天花之类的奇迹，是在被严密封锁的环境下实现的。那时所遇到的困难是今天想象不到的，不仅主要的仪器设备，甚至培养基、试剂等，都被人家卡着脖子。困难重重，山重水复，但研制生物制品的“国家队”没有被难倒，反而精神更加振奋，才智更加聪颖，创造力更加旺盛。分离出病原体，是研发疫苗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在此期间，各生物制品研究所分离出的病原体有近20种，如百日咳杆菌、布氏杆菌、钩端螺旋体、炭疽杆菌、土拉热杆菌、乙型脑炎病毒、森林脑炎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等等，尤其是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汤飞凡分离出的沙眼衣原体，是诺贝尔奖级的大成果，他因此被誉为世界“衣原体之父”。对研制生物制品的三大主要技术，即微生物培养技术、有效抗原或抗体的提纯技术、增强抗原或抗体效应或稳定性的技术，我“国家队”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小，是后脚跟前脚的关系（差距拉大是在“文革”开始后），在国内则处于绝对领先水平，各生物制品研究所也成为各大专院校教师进修的地方。
此时段在“文革”前，但其间政治运动也不少，“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拔白旗”“社教”，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这些都对生物制品事业造成了或多或少的损害，特别是“拔白旗”运动造成杰出的医学科学家汤飞凡自杀，不仅是中国生物制品事业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中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如果没有上述这些干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应该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感谢奋战在生物制品行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是他们让中国的生物制品呈现出花开千树的繁荣景象，使之登上了第二个高峰；是他们为中国人民构筑起一座防疫的微生物长城。这座长城现在越来越坚固，但最早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至60年代初建成的。
一个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成熟，至少要10年以上的时间，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所以完全按时间顺序来划分章节就比较困难。本编所写的疫苗故事，有的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这一时间段已经“功德圆满”，如1961年就消灭了天花的痘苗；而许多疫苗虽然在此段时间开花结果了，但果实的成熟是在此后，为方便读者阅读，也一并写上，特此说明。
第五节 新中国的防疫第一战
——扑灭察哈尔鼠疫纪事
似乎是为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与北京近在咫尺的察哈尔就爆发了鼠疫！毛主席和政务院运筹帷幄，亲自指挥，在苏联的帮助和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仅用一个多月就扑灭了疫情。用事实向世人证明，新旧社会两重天。在新中国防疫第一战中，我国生物制品工作者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及时赶制出鼠疫疫苗，为扑灭鼠疫起到了事关成败的作用，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
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坐在观礼台上的嘉宾当中，有一位时任天坛防疫处处长的著名医学科学家汤飞凡。当他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感到浑身血脉偾张，抑制不住满腔的报国之情。他决心为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大干一场，没想到一场扑灭鼠疫的战斗已经在等着他。
就在举行开国大典的当月，一场鼠疫正在向北京逼近。
鼠疫，从一个村到察哈尔省会
鼠疫的致死率居各类传染病之首，如不采取防治措施，感染者是名副其实的九死一生，甚至有死无生。关于鼠疫的危害，我们在《序章》中已有简述，这里只说正向北京逼近的这场鼠疫，实际上早在察哈尔省（旧省名，辖境包括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延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东部）的农村发生了，但10月26日传到省会张家口时才被省委发现，正式向中央报告。
1949年7月中旬，察哈尔盟（旧盟名，盟府在今锡林郭勒盟正襄白旗）租银地的前因土村，先后有4个人突然得病，症状为高烧，打寒战，淋巴肿胀、剧痛，其中1人症状较轻，熬了一段时间，好了；另外3人却越来越严重，全身出血，昏迷，于20日死亡。后来调查鼠疫源头，方知上述4人感染的是腺鼠疫。当时，牧民不知是什么病，没有上报。有个商人经停前因土村后前往察汉崩崩村，第二天就死了。大家都不知道死者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因是无主尸体，故无人掩埋。不料这具尸体成了鼠疫的传染源，村里两天之内就有人死亡，到10月初，竟然一天之中就死了6人。后来调查发现，此时的疫情已经升级了，从腺鼠疫变成了更为凶险的肺鼠疫。这下村民害怕了，纷纷外逃以躲避灾异，疫情因之对外扩散。察汉崩崩村的赵银虎两口带着女儿逃到了40里外的沈万青营子村，虽然只住了一晚上就被村干部劝走了，但营子村已是在劫难逃，11天就接连死了6个人。赵银虎从营子村被劝走后，跑到康保县北沙城村找熟人孙永福，刚吃了一顿饭，村干部就来劝他赶快离开。孙永福讲感情，雇来一辆马车，亲自送他们一家回察汉崩崩村，还没到家，赵女死于半道。而孙永福一回北沙村就发了病，10天之内，一家7口死得一个不剩。
张家口的疫情也是来自察汉崩崩村。有个叫郭振德的去了一趟该村，回来就发了病，一家四口，就儿子郭万锁一个人被救活。
疫情急如火，惊动毛泽东。
毛泽东亲自出马，董必武挂帅防疫
张家口离首都北京不过200公里，对鼠疫的传播来说，这点距离不过就是咫尺之间。
当时，西南全部、南方大部、新疆尚未解放。蒋介石还幻想依托西南在大陆苟延残喘。帝国主义国家和蒋介石都在等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出错，等着看共产党的笑话。不言而喻，这次鼠疫是对新中国的一次严峻考验。
纵观历史，因鼠疫流行而引起政局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例子并不少见。在世界史上，公元六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被公认为是削弱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因素，而古希腊的衰落以及罗马军力的削弱，瘟疫也是罪魁祸首。在中国古代，据《金史·哀宗纪》记载：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开封）大疫，50日内，出现了“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之惨状。加上“贫不能葬者”是多少呢？超过百万是没有疑问的。当时的开封是金国首都（金大都本在今北京，灭北宋后迁都开封），是全国最大城市，试想，一个国家的首都的人民大半死于鼠疫，政权还能不垮吗？果然，不到两年，金国成为历史过客，寿终了。明朝的灭亡当然首先在于政治腐败、军事失利，但明末的旱灾、鼠疫也是其灭亡的两个重要原因。崇祯年间，山西、直隶、河南三省死于鼠疫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0%。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估计，1644年（崇祯十七年）北京人有至少30%被鼠疫夺去生命。这一年，崇祯上吊，明朝灭亡。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现实的情况更得警惕。如果让察哈尔鼠疫蔓延开来，后果会非常严重。而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疫情蔓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且不说农村的卫生状况极差，只说北京。开国大典前，北京的卫生状况可用一个字概括：脏！
别处不说，只说北京的天安门。南洋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应毛泽东之邀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于6月4日抵达北平。他路过天安门，见广场垃圾如山，臭气熏天，未免一声长叹。中国近代的积贫积弱，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于此可见一斑。人民解放军进城时，有关专家估计，当时市内堆积的垃圾至少有60万吨，而天安门广场的垃圾不少于20万吨。皇城根下的垃圾除了民国时期留下的，还有一些是“文物级”的，因为有人从中刨出了清代的文物。垃圾堆上了房顶，占领了街道，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垃圾场，垃圾堆欲与天安门试比高。天安门城楼呢？成了老鼠和野鸽子的天堂。通往城楼的砖道上，铺着一层厚厚的鸽子粪，杂草在风中摇曳，人走上去，惊起一群群野鸽，“咕咕”地飞向天空，还有三三两两的老鼠，拖着长长的尾巴四处逃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味。皇城根下的居民诉苦说，我们的房子已经被垃圾堆包围十几年了。垃圾如此之多，以至于在筹备开国大典时，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不得不在天安门和西郊机场之间反复权衡。照说，开国大典理应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可这么多的垃圾能在短时间内清除吗？且不说开国大典不能在臭气熏天的环境下举行，而且盛大的阅兵式也无法展开。经过反复比较，周恩来最后拍板，还是选择了天安门。清除垃圾的事就看彭真（市委书记）、叶剑英（军管会主任、市长）的了，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参加的垃圾清运委员会。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员大会上讲话，正式向古城的垃圾宣战。天安门广场的20多万吨的垃圾被清除干净，为开国大典准备了场所。
这段话引自拙作《灰霾1950——新中国剿匪秘密档案》。开国大典前，天安门的20万吨垃圾是清理干净了，但北京城的60万吨垃圾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所以，察哈尔鼠疫对北京、对新生国家政权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组成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根据东北解放区防治鼠疫的成功经验，决定自10月28日开始采取紧急措施：
一，严密封锁交通。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负责，责成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调动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铁道部命令京绥线北京南口至张家口以及张家口至山西大同区段停止通车。公路以及人行路也在封锁范围内。
二，加强疫区的防疫防治力量，紧急调动医疗、防疫队伍和药品赶赴疫区。卫生部电令东北地区的全部防疫队紧急入关，并调运200万人份疫苗。动员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医务卫生人员参加防疫工作。指定北京天坛防疫处赶制药苗100万人份。对疫区群众进行普遍注射免疫。
三，紧急下拨防疫经费。
四，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电影广泛宣传科学防疫，反对迷信活动。在城乡普遍放映电影《预防鼠疫》[6]。
鉴于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防疫力量相当薄弱，药品和资金无不缺乏的现实，28日，毛泽东主席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疫。电报全文如下：
菲里波夫（斯大林代号）同志：
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您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在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您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7]
斯大林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决定派遣医疗队和支援药品，并于10月29日回电给毛泽东。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对苏联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
同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发布了《防疫命令》，其中之一为：“凡发生鼠疫患者地区，一律封锁10—14日，如在此期间未发生新患者，可解除封锁，但仍须在防疫人员检验后认可放行。”
北京市政府的《防疫命令》规定：“对疫区开来之火车，一律不准驶入市界。”
在东北完成任务后已在回国的火车上的苏联医疗队，接到命令立即换车掉头，赶往察哈尔。
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强有力领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很快就有1186名防疫人员赶到了疫区，展开工作，充分显示出新生政权的言出必行、雷厉风行的作风，与旧中国临事推诿、以邻为壑的腐朽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在天坛赶制鼠疫活疫苗的功臣们
隔离只能阻挡疫情的传播，但最后扑灭疫情必须要靠疫苗。
疫苗在哪里呢？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可谓手中空空，毛泽东向斯大林求援的疫苗还没运到，从东北紧急调拨的疫苗正在运输途中，火急火燎的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当面对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交代任务：为满足防疫需要，务必尽快生产出100万人份的鼠疫疫苗。
世界上最早生产鼠疫疫苗的是印度的哈佛金研究所，那是在19世纪末，是全细胞鼠疫死疫苗，就是将鼠疫的强毒菌加热杀死后制成疫苗。虽然后来有不少改进，但基本制作方法还是这样，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死疫苗共注射了450万人次，据英国鼠疫委员会调查认为有较好的预防效果。在我国，长春卫生实验所在日本专家的传授下生产过鼠疫疫苗，原中央防疫处虽然也曾生产过，但还没有取得完整的经验。
所以，汤飞凡提出先赶制鼠疫死疫苗，认为这样比较保险，但贺诚表示反对。理由是：虽然死疫苗用在人身上比较保险，但因为生产死疫苗用的是鼠疫强毒菌，万一泄漏，在北京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弄不好北京就成了疫区。因此他要求一定要生产无毒鼠疫菌苗，即减毒活疫苗。他坚持生产活疫苗的另一个理由是根据苏联在西伯利亚扑灭鼠疫的经验，活疫苗的效果明显要好于死疫苗。1947年，贺诚在东北解放区曾经参与领导扑灭鼠疫的战斗。当时用的疫苗既有活疫苗又有死疫苗，是苏联生产的。因为中国人与苏联人的体质不一样，苏联活疫苗用在中国人身上是减半注射的。即使这样，仍然有较强的副作用，注射处红肿、疼痛厉害，而且相当麻烦，每人必须注射5次，必须在脊椎和肩胛骨之间的肌肉上注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打。而当时只有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能生产鼠疫死疫苗和活疫苗，是日本人教的，数量很少，不用苏联疫苗不行。这就是说，现在汤飞凡必须生产出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鼠疫活疫苗。对于天坛防疫处来说，这副担子相当沉重，但汤飞凡勇敢地作出了承诺。
他对贺诚部长说，他手中有从国际上得到的两个鼠疫无毒菌株，第一个是“欧藤”（Otten，来自印度），第二个是“E.V”。两相比较“E.V”是当时国际上认为最安全的疫苗，所以决定采用“E.V”生产无毒疫苗，得到贺诚的首肯。
即使是国际公认最安全的菌株，按照疫苗生产的程序也必须经过试验取得证据之后才能投入生产。但如果按常规走程序那就可能赶不上这次防疫的需要，因此汤飞凡大胆决定试验与生产同时进行，他让陈正仁负责疫苗生产，自己亲自与刘隽湘一起做试验。当时没有隔离实验室，汤飞凡把一间墙壁和地面都贴了瓷砖的厕所进行改造，将所有的窗户封死，装上安全门，找来几口大水缸，缸底下放着石碳酸，石碳酸上面架着老鼠笼子。小白鼠虽然事先经过消毒灭蚤，但怕万一灭蚤不干净，所以把小白鼠放在大水缸里，以保证老鼠身上可能残存的跳蚤跳不出缸来。
只有汤飞凡和刘隽湘两个人可以进入实验室。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和眼镜，但即使采取了再严密不过的防护措施，如果操作不慎，也是有感染可能的。而一旦感染，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实验室里静悄悄，静得令人感到恐怖，只有小白鼠偶尔发出“吱吱”的叫声。
实验的第一步是给小白鼠注射“E.V”活疫苗。这一步应该说没有什么危险，因为疫苗就是准备给人注射的，不过，尽管“E.V”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株，但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检验，所以还必须谨慎从事。最危险的是实验的第二步，即在已经注射了活疫苗的小白鼠身上注射强毒鼠疫菌（“攻击毒”），毒力要达到几十个细菌就足以毒死一只小白鼠。汤飞凡和刘隽湘一人按着小白鼠，一人给小白鼠注射强毒。然后安静地等待小白鼠的反应，一天一天地抽血化验，如果整个潜伏期的化验结果都是阴性，就能证明活疫苗确实具有免疫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危险。但是，汤飞凡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地走进实验室，笑容满面地走出实验室。因为他的实验比较顺利，这让他感到自豪，还有什么比能够用自己一技之长为新中国服务更令人开怀的呢？党和政府对他的信任，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负责精神，是他在工作中“满发”运转的源泉。
实验完成了，证明“E.V”无毒菌苗对鼠疫杆菌有很好的免疫作用，于是开始批量生产。疫苗必须真空封口，当时还只能用手工完成，费时费力，天坛防疫处的职工们不分昼夜地加班加点地生产。
《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天坛防疫处赶制疫苗的情况。11月3日第4版刊登消息《天坛防疫处装制菌苗超过计划正添置设备扩大生产》。消息说：“北京市天坛防疫处加紧疫苗生产，大部分职工主动加班并展开劳动竞赛，产量由30万公撮（即毫升）增加到31日的51万公撮。”11月5日第5版刊发消息《天坛防疫处首批疫苗足供百万人使用职工废寝忘餐提前三天完成任务》。
根据汤飞凡的实验结果，天坛防疫处生产的疫苗对每个人只需注射两针，第一针打0.5毫升，第二针打1.0毫升，即可达到满意的免疫效果。在注射的次数和剂量上都比苏联的疫苗要少。11月中旬，天坛防疫处共生产出鼠疫无毒活疫苗900万人份，是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达任务的9倍。11月12日，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为天坛防疫处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14名生产鼠疫疫苗的优秀工作者颁奖。
有句老话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防疫工作来说就是手中有疫苗，心中就不慌了。随着苏联疫苗和东北疫苗的及时运到和天坛疫苗的超额生产，察哈尔疫区及相邻地区的人民都享受到了注射疫苗的福利。据统计，当时张家口市共有人口16.4万人，除因身体原因不能注射者外，共有13万人注射了疫苗；当时北京市总人口1998756人，共有2057997人注射了疫苗。打疫苗的人怎么比市民总数多出了59241人？因为除北京市人口之外还有外地来京的人，在封锁后不能离京。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当时命令：“对其他地区来京的乘客不论具有何种身份，应一律接受鼠疫检疫预防注射”，5万多人就是这么多出来的。北京市民免疫注射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注射死疫苗，由东北长春卫生实验厂生产，第二次是注射活疫苗，由天坛防疫处生产。
自疫情发生到11月8日，察哈尔省因鼠疫死亡共75人，相邻地区没有发现因鼠疫死亡人员，中央防疫委员会估计疫情不会继续蔓延，但要扑灭疫情，尚需相当时日。政务院第五次政务会议听取了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所做的防疫报告，报告指出疫情已停止蔓延，并且出现范围缩小的趋势，会议因此决定对疫区的封锁时间提前两天解除，从11月18日提前到11月16日。
12月初，中央防疫委员会宣布察哈尔省鼠疫已被彻底扑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防疫第一战，取得圆满胜利。从10月27日接到察哈尔省的疫情报告到12月初宣布彻底扑灭，仅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即使新中国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奇迹。
1910年，伍连德扑灭哈尔滨鼠疫用了67天，全东北死亡6万余人，其中疫情最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地区死亡7200余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5%。
1917年至1918年初，绥远鼠疫死亡1.6余万人，防疫队得不到政府保护，被愚民追杀，鼠疫流行了近半年，最后是自然消亡的。
1920年10月，东北再次发生鼠疫，并蔓延至河北、山东两省，死亡9300余人，流行了7个月。
在旧社会，虽然伍连德等防疫专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由于社会制度不给力，疫情控制仍然比较困难，疫区的死亡率仍然十分惊人。
前后比较，新旧社会两重天。
由于我国对疫源地采取了灭鼠拔源的措施，鼠疫疫情被完全控制，鼠疫疫苗完成了历史使命。
危害人类达数千年的鼠疫，终于在中国被征服了。清代乾隆年间，鼠疫在云南流行，诗人师道南写《鼠死行》，乞求“天公”“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但老天没能保佑他，他写完此诗后十来天就被鼠疫夺走了生命。可以告慰他的是，他的美好愿望在新中国实现了！但帮他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的不是“天公”“天母”，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是研制疫苗的生物制品工作者和广大防疫工作者。
第六节 “六大生研所”格局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百业待举，百废待兴，从民生上说，饥饿、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悬在人民头上的两把“利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了“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全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六个大区各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专事研制疫苗等防疫用品，形成了“六大生研所”的格局，同时建立国家级的生物制品检定机构；在县以上行政单位均建立了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自此，我国便有了完整的疾病预防体系。六大生研所生产、提供防疫用品，防疫站用之预防传染病，如此两翼齐飞，有效控制了各类传染病的流行。本章所写的是六大生研所的来历和先辈们艰苦创业的故事。
察哈尔鼠疫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扑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但是，在庆祝胜利的欢呼声中，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防疫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察哈尔的鼠疫只不过是众多传染病的冰山一角，而国民党留下来的公共卫生摊子又实在太烂了，专业的防疫队伍几乎为零，而生产疫苗等防疫制品的机构太小太少。这是公共卫生的两翼，两翼残疾，谈何展翅？
新中国成立之初，传染病肆行无忌，寄生虫病分布广泛，危害甚烈。在1950年9月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报告说，当时，“全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1.4亿人，死亡率30‰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如鼠疫、霍乱、麻疹、天花、伤寒、痢疾、斑疹伤寒、回归热等危害最大的疾病，而黑热病、日本血吸虫病、疟疾、麻风、性病等也大大侵害着人民的健康。”
传染病如此之多，流行范围又如此之广，而当时的医疗条件又非常之差，差到很多县连一所公立医院都没有。人民看病，全靠民间医生。要战胜传染病，当然要加强医院的建设，但光靠收治，即使有再多的医院，也是被动的。要打主动仗，唯一的办法是加强预防。
“预防为主”方针的提出
1949年10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卫生行政会议，在总结解放区防疫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卫生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保证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面向农村、工矿，要依靠群众、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把“预防为主”列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
就在这个月，察哈尔发生鼠疫。毛泽东主席对卫生防疫工作薄弱的状况忧心如焚。11月，在鼠疫扑灭后，他指示刚刚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必须大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疫情调查的情况，卫生部于1950年1月首先展开了对结核病的预防工作，决定自当年起在全国各城市大力推广卡介苗接种工作，所需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
同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与中央军委卫生部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在总结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卫生工作急需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卫生工作的方向问题，即要为人民服务；第二是卫生工作的业务方针和工作方法问题，就是要坚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第三是新老中西医团结的问题。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0月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实施免费种痘。12日，卫生部颁发了《种痘暂行办法》。
1951年4月11日至23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届卫生防疫工作会议，提出卫生防疫工作要以危害人民最大的鼠疫、霍乱、天花等19种传染病为重点，并制定了对上述传染病的防治方案和《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体办法。9月7日，贺诚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近两年来卫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一个带倾向性的问题，就是有些省、县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当作是政府的责任，而对因为不讲卫生而病死人重视不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远远超过饿死的人，而其中大多数又是可以预防的，因此防疫工作要收到更大的成效，各级党政干部必须对“预防为主”的方针给予足够的重视。毛泽东在看了这个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贺诚同志这个报告很好，你们收到后，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引起各级领导同志注意。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8]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进一步把卫生工作“预防为主”的方针提高到了“政治任务”的高度，引起了各级党政机关的高度重视。
1952年美国在朝鲜战场和我东北地区发动细菌战，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中国医学科学家陈文贵、魏曦等在朝鲜搜集到美军空投的昆虫标本等细菌战的铁证，分离出了鼠疫杆菌和霍乱菌等，得到瑞典、瑞士等几个国家代表团的公认。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军的罪行。以反细菌战为契机，全国广泛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12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把“预防为主”作为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毛泽东主席又为大会题了词。
1953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月26日政务院召开第167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建议，决定将生物制品作为由国家供应的一类特殊非商品化的药品，由政府统筹全国的生物制品制造、研究、供应，并对全国的生物制品机构进行统一规划和全面调整，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的全国生物制品生产供应体系；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省、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同时由国家投资按当时的六大行政区分别扩建和筹建长春（东北区），北京（华北区），兰州（西北区），成都（西南区），武汉（中南区），上海（华东区）六大卫生部直属的生物制品试验所（后改称研究所），专门从事传染病的调查预防以及所需防疫制品的研究与生产。
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在疫苗等生物制品的研发和生产上有了“国家队”、主力军。
六大生研所——中国生物制品的“国家队”
北京所：从占地100亩到占地1000余亩
前面第三章说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后接管了原国民政府卫生署的中央防疫处，同年5月更名为天坛防疫处，中央卫生部成立后又更名为中央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后又改称为中央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简称“北京所”）。从上述单位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北京所是最早直属中央卫生部的生物制品机构。卫生部给他赋予的任务是“以研究为主”，事实上北京所是六大所的龙头，担负着人才培训，起草条例、规程的重任。
北京所脱胎于原中央防疫处，在天坛神乐署时占地才百余亩，硬件条件太差了，新中国成立前生产规模不大，凑凑合合还可以。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扩大了，许多个研究室挤在一栋小楼里，宛如螺蛳壳里做道场，施展不开，甚至连一个正儿八经的标准无菌室都没有，以至于在扑灭哈尔鼠疫时，汤飞凡和刘隽湘要用厕所改建实验室进行鼠疫疫苗的实验。北京所要发展，必须找一个更大的地方。到哪儿去找地方呢？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房源是非常紧张的，中央不可能给北京所再划出一片地来。恰在这时，出了一件惊动公安部的“大案”：北京所丢失了3只身上带着斑疹伤寒病毒的小白鼠！这还得了啊！北京市公安局包括各个街道都动员起来，满地儿找这3只小白鼠。最后小白鼠没有找到，也没有发现谁感染了斑疹伤寒，但给北京市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生研所放在天坛太危险了！万一发生实验室病毒、细菌泄漏，问题就大了，得赶紧让他们找个地方搬走。于是让北京所自己去找地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北京所所长赵铠回忆：
当时找了好几个地方，一个是找到西郊现在华北农科院的对面，大概有200多亩地，是我们的小动物试验场，但市里不同意。后来就选到红庙，那时国棉一厂、二厂、三厂在那里，北京市也不同意。那北京市是什么意见呢？想要我们迁出北京。就开始在北京外面看，到通县三间房一看，这块地方挺好，1953年购下来，1954年开始建。你们从城里过来，假使走朝阳路，要经过定福庄，那儿有块界碑，现在还保留在那里，碑上刻着“通县界”。通县过去是属于河北省的。我们迁出了北京，结果1955年通县划归北京，那就等于又回到北京了。当时征地很大，1000余亩地（后来卫生部党校也建在这里，修京通快速路又占去300余亩）。原先在天坛的时候，动物饲养场放在很远的地方，要用的时候再运过来。搬到三间房以后，在东院建起了动物饲养场，马、牛、羊、猴子、兔子、老鼠、豚鼠等动物什么都有，马有300匹，牛有五六十头。
北京所搬迁是计划中的事，但3只小白鼠的失踪促使搬迁提前了。有人开玩笑说：“得感谢那3只小白鼠。要不然，说不定还找不到这么好的地方哩。”玩笑归玩笑，但北京所的发展的确得益于这次搬迁。因为有地了，就可以按生物制品研发和生产的规律搞建设了。建设得像个“龙头老大”的样子了。当时修建的科研实验楼现在看来也很气派，仍然透着一种稳重严谨的气息。如今，原北京所早已搬到了亦庄新技术开发区，三间房原址变成了国际文化创意园。
长春所：从佳木斯、白城子到省会
1949年6月，远在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转交东北人民政府，随即迁往长春，不久，东北军区的另一个白城子卫生材料厂也迁往长春，两家合并组成东北卫生技术厂，1951年初，以东北卫生技术厂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政府传染病防治院，分防治和生产两大部分，1952年将生产部分独立出来，改名为东北生物制品厂。同年10月，与大连卫生所合并，改称东北生物制品试验所，总所放在大连，长春成为分所，但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免疫室部分人员调往长春。1953年生物制品由中央统一领导后，又将长春与大连两所分家，分别称为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规划中国生物制品六大所格局时，大连所尚未撤销，最后撤销是1957年的事。
兰州所：从占地30亩到630亩
兰州解放时，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只剩下30多人，人民解放军接管后将晋西北制药厂的血清、疫苗两部分的40余人调来，组成西北试验所，仍然在原西北防疫处的原址小西湖安身。小西湖这个地名听着很美丽，其实防疫处的条件差到不可想象，住的全部都是土坯房，连块水泥地面都没有，几个人十几个人挤一间房，最难受的是全所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早晚上厕所都要排队。从小西湖进兰州城没有公共汽车，只有小毛驴拉的木轮车，上面搭个小棚棚，前面有一个门帘，走起来门帘一晃一晃的，现在只有在电视剧中才能看到了。当时公路没有柏油或水泥路面，“晴天是扬灰路，雨天是水泥路”。出门一趟回来浑身都是土，咋办呢？就用兰州老百姓的传统办法，找一根木棍，头上绑上布条，在身上拍打，将灰尘拍掉后再进屋。市内交通这么困难，从外地到兰州更不容易，火车只能从西安坐到宝鸡，下火车后换乘汽车，没有客车，只能坐运货的卡车到兰州，路上要开两天。这么艰苦的条件要它承担为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提供防疫制品的任务，明显像小毛驴拉大车，力不从心。1953年中央卫生部在制定全国六大研究所规划时，决定优先对北京、兰州、成都三所进行扩建。甘肃省和兰州市对兰州所的扩建全力支持，给了两块地让兰州所选，第一块离市区较远，叫安宁堡；另一块地叫盐场堡穆柯塞，有630亩，虽是一块荒地，但是里面有一片几十亩的老梨园，风景不错，又紧邻黄河，便于取水。最后所长齐长庆就选择了这里。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殷绥亚回忆建设新所的情况时说：
真的是从头做起、白手起家，什么都没有。平地、迁坟。生物制品对水、电、气各方面的要求都很高，如果这个不保证，质量就难以保证。没有自来水，就在黄河里面做了个沉箱，埋到底下去，水沙滤过来，用管子接到所里边，再经沉淀，打到水塔上去，再供应生产、生活。经过几道过滤，活性炭、沙滤，自己搞的自来水，质量还比较好。生产中，安瓶封口，要用煤气，那时兰州哪有煤气？所以从南京请来技术人员，自建煤气发生炉，也建起来了。蒸汽用量也很大，而且一般的蒸汽不行，要高压消毒水，要15磅，一般的锅炉都不行，国内找不到，最后找来苏联的生产的“蓝开夏”（拟音）锅炉，还算差强人意，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所能有今天，有这么个基础，多亏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齐长庆所长确实是呕心沥血，花了很大的心血把这个所建成，从1953年开建，一直到1957年建成。
刚建成时，还没有围墙，常有狐狸和野狼光顾，加上社会治安还有问题，所以夜间还要有巡逻队，背着“三八枪”守夜。有次狼来叼猪，巡逻队开枪打死一只狼。后来围墙建起来了，栽的树长起来了。兰州所成了兰州市人人羡慕的花园式的院落。每到春天，梨花盛开，一片白色的花海，蜂鸣蝶舞，引无数行人驻足，黄河之滨，风景这边独好。抗战时期，原国民政府的西北防疫处虽然号称三大防疫处之一，也的确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却战果平平，乏善可陈，为啥？硬件太差，如鸟在笼中，龙困浅滩也。而新中国成立后兰州新所建成后，硕果累枝，捷报频传，正所谓有多大舞台唱多大的戏。
成都所：调集优势力量合成的一个新所
1950年国家卫生部成立以后，鉴于西南地区人口众多，而生物制品机构相当薄弱，虽然昆明、重庆、成都都各有一个生物制品机构，但都是小作坊性质的，所以决定在成都筹建一个中央生物制品二所（一所是北京所），以李志坚为筹备处主任。当时卫生部领导对在成都建中央生物制品二所寄予厚望。1954年，卫生部根据在全国建立六大所的规划，将中央生物制品二所筹备处改为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筹备处，任命“老八路”、曾与白求恩大夫一同战斗过的燕真为筹备处主任，李志坚改当第二主任。后来根据卫生部和西南区、四川省的协调，筹备处一方面筹备基建，一方面“招兵买马”，将在昆明的西南生物制品试验所（即原中央防疫处昆明分处），重庆市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即中国卡介苗之父王良的卡介苗实验室，曾改名为重庆市卫生试验所），川西卫生试验所（即原四川卫生试验所）三个所生物制品人员先后划归筹备处。卫生部又从全国抽调人才来支援成都所的建设。调武汉所留美归来的著名建筑师陈畴负责工程设计，调大连所留学丹麦的总技师陈廷祚来负责实验室设计。当时四川给了三个地方让筹备处选址，燕真逐点实地考察后，发现第一个地方太挤，好几个单位都在那里；第二个地方太低，地势低洼，成都平原雨水多，一旦发洪水就可能泡汤。最后相中了第三个地方，叫包江桥，是一座小山，占地600亩。看中它的理由一是地势较高，不怕发洪水，保管细菌病毒的安全度较高；二是面积较大，好规划。但这里地处荒野郊外，是野兔出没之处，不通水，不通电，而且还没有公路。从市区到包江桥，要么坐马车，要么就坐“鸡公车”。四川人说的“鸡公车”，其实就是木头轮子的独轮车，一般是一个人推着走，如果载重物，再有一个人在前面拉，走起来“吱呀吱呀”响。原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廷祚回忆说：“我第一次来是1954年，这个地方是一片坟地，小卖部那地方原来是停尸房。那时成都没有汽车，基建运输用什么？就用当地的‘鸡公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有的建筑材料差不多都是用‘鸡公车’推上来的，什么砖瓦、水泥、物料全靠人力。卫生部让我来帮助建所，不是叫我来盖房子，是叫我来搞设计，哪个产品应该在哪一栋楼，怎么建，多大规模。当时我有一个设想，每个操作间都要有一个缓冲间，不能让人直接进操作间。当时全国都还没有这个设想。建缓冲间是我从国外学来的，这一点与后来提出的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是暗合的”。因为陈畴和陈廷祚两个人都是“海归”，对世界先进的生物制品机构有直观的认识，所以新建成的成都所的硬件在当时是处于全国领先水平的。基建完成后，卫生部将大连所的大部分人员以及上海所从事白喉、破伤风血清的人员一起调入成都所。到1957年底，调到成都所的员工：大连所321人，昆明所87人，上海所22人，卡介苗所12人，加上原筹备处的102人，全所总计544人。成都所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是一个调集全国优势力量建成的新所。1957年，成都所首先投入卡介苗生产，其他产品也陆续投入试验和生产。
上海所：合并多家公私机构捏成的拳头
大上海，上海大。但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留下的生物制品机构却零零星星，不成气候。属于原国民政府和上海市卫生局管辖的有三家，第一家是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第二家是原卫生署中央生物化学制药试验处所属的生物学试验所，第三家是国民党上海市卫生局所辖的卫生试验所。三家规模都很小，人员不满百，品种不过十。此外，还有七八家私人的生物制品厂，全都是小作坊。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了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接管后立即清点资产，注册登记，发现最值钱的是一台显微镜，就这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指挥工人护厂队为防止敌特破坏而收藏下来的。1949年9月1日，华东区和上海市政府决定将上述三家单位改组合并，成立上海生物制品厂，隶属于华东人民制药公司，地址在闸北区天通庵路（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旧址），因只有不到3000平方米的厂房，于是搬迁到延安西路（原美国海军的哥伦比亚俱乐部），改名为华东生物制品试验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生产任务剧增，厂房、设备都不够用。陈毅市长指示上海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下达的任务，对疫苗血清等生物制品的生产要全力支援，“要人给人，要地给地”，于是先后征用了番禺路60号（即孙科公馆所在地）、延安西路纺织工学院的一片校舍和一些实验仓库以及原上海市总工会旧址、中山西路926号的一大片土地和伊犁路134号的一片土地。与此同时，还征用了上海的6家私营生物制品厂和两家医学化验所，即中法血清厂、新亚血清厂、文达血清厂、佑宁药厂、民生制药厂、新华痘苗场、余贺医学化验所、程慕颐医学化验所，总共120余人。这些小厂规模小，但人才多，头儿都是生物制品界的明星大腕，行家里手。经征用合并，融合重组，就将五指捏成了拳头，散兵组成了行伍。1952年，上海生物制品厂转隶国家卫生部，改名为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像一个人才仓库，光是一、二级教授就有十来人，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调到兄弟所作为技术骨干，为新中国的生物制品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
武汉所：建起号称“亚洲第一”的生物制品楼
武汉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南军政委员会决定筹建的。原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秦忠良回忆起建所初期的情形，仍然十分激动。他说：“我们不能够忘记的是，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就把生物制品这个项目立了项，而且作为重点来进行建设。我一个十七八岁年轻人，看到这个情况，感到特别兴奋。”因武汉在新中国成立前几乎没有一家像样的生物制品机构，所以没有历史遗产可以继承。找谁来筹建呢？中南卫生部从上海找到了杨永年教授。他是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著名专家和奠基人之一，有留日、留美的经历，曾担任原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国联”防疫一团中方团长时，曾率队带着药品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毛主席与他促膝交谈，并送他一面“为人民服务”的锦旗。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他被列入要带去台湾的“精英”名单，并派政府秘书长王兆铭和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登门劝说，被他坚决回绝。但当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恒邀请他来武汉组建中南生物制品实验所时，他却欣然赴任。他一面找地方做基建，一面为将来生产培养人才。先借用汉口瑞祥路卫生试验所部分车间作为培训基地，招来一批中学生进行培训。秦忠良就是那时被招来的中学生。
武汉市提供了好几个地方供杨永年选择，他转了一圈下来，最后选择了武昌临江大道的一块地方，是一片荒芜的坟地。他觉得这里紧靠长江，可以建码头，实验、生产要用的牛、马等大型动物以及生产器材，从水路运输比较方便，另外与繁华市区有一段距离，可减少污染。武汉所于1950年动工兴建，次年6月主体工程竣工，投入使用。这是一个综合配套的建筑群，建筑面积9025平方米，生物一楼、生物二楼、生产辅助楼和行政楼用天桥相连，浑然一体。一块块保温隔热的双层钢化玻璃占据墙面的四分之三，室内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楼梯、走廊宽阔，地面是带花纹的白色水磨石，还安装了电梯。大小工作间、冷库、超净台、无菌室安排得井井有条，科学合理。竣工时，著名的微生物学家林仲杨和陶三明专程从上海赶来参观，惊叹说：“只有在欧洲才能看到这样的生物大楼”。来武汉参加援建的苏联建筑专家称它是“东亚第一楼”。
武汉所的基建经费国家拨款才170万元，杨永年凭什么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东亚第一楼”？因为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在“国联”防疫队工作期间，他认识了很多洋行的人。武汉解放后，在汉口江汉路的很多洋行怕被“共产”，便匆忙处理剩余货物。杨永年趁机花买青菜的钱割肉，低价购买优质建材，包括意大利的瓷砖，德国的水池、马桶和水龙头，英格兰的门锁把手，法兰西的灯具，印度的红木等。研究所建得这么“豪华”，可170万元预算只用了70万元，剩下的钱购置了进口的显微镜、离心机、冰箱、干烤箱等实验设备，基建完成即可展开工作。
原武汉所所长、研究员周坚对杨永年深怀崇敬和感激之情，他说：
他把当时国际上生物制品的先进理念都引进来，造出来当时号称是“亚洲第一”的科研大楼。这个楼建筑结构非常好，到现在所有的墙、门、窗都不变形。他认为生研所因为有毒种、有细菌、有病毒，如果一旦遇到天灾，楼房做得不好，塌垮了，病原不就出去了吗？再一个生物制品生产上要求很严格，不能有其他因子进入。当时整个楼的通风、空调都是中央空调，在20世纪50年代来说是很先进的。在这里，冬天可以穿单衣、穿无菌衣进无菌室生产。
因为造得好，所以树大招风，在“三反”时被作为“浪费”的典型，《人民日报》登了之后，全国都知道武汉所建了这么一个浪费、豪华的大楼……
也许他太超前了，“东亚第一楼”让一帮“土包子”看了目瞪口呆、义愤填膺：“地主老财也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啊！”“整个楼除了洋灰（水泥）是中国的，其他都是外国的，这不是崇洋浪费是什么？杨永年被当成“大老虎”关进了监狱，险些被枪决。后经甄别，被调到河南医学院当副院长去了。“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揪回武汉所批斗，当他走进生物一楼的厅堂时，发现地面上有一道一指长的裂痕，心痛地说：“出现裂纹，多可惜呀！你们要好好爱惜保养生物楼，这是国家财产啊！”
大连所：历史不会忘记它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连所拥有的图书在全国各大生研所中是最多的，比北京生研所还要多，特别是日文的书籍和杂志很多。同时，大连所的设备也是全国最好的，比如超声波设备，全国还没有第二家拥有。大连所利用在旅大地区的有利条件，生产各种生物制品，支援了解放战争。1953年确定一个大区建一个生物制品研究所，而东北地区却有大连和长春两个所，那个时候考虑战争的因素比较多，在建设上对沿海几乎没有什么投资，所以就有了撤销大连所的决定。大连所的技术人员先后被调配到其他所，免疫室的一部分以及从事鼠疫活疫苗和卡介苗的工作人员并入了长春所；钩端螺旋体及皮膜喂虱研究组工作人员并入了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后改属医学院科学系统）；一部分技术人员支援了武汉所和兰州所；主体部分并入了成都所。除了北京、上海两个所以外，其他四个所都有大连所分配来的工作人员。1957年六大所全部建成之日，就成了大连所的历史结束之时。
海纳百川，人人争先
大海所以成其为大海，因为它谦虚，有不拒涓流，包容百川的器量。说起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初创时期的情形，老一代的专家无不钦佩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何以见得？且看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北京所所长汤飞凡。
长春所所长汪为。
成都所所长张贺。
兰州所所长齐长庆。
上海所所长陈宗贤。
武汉所所长杨永年。
六个所长中，只有汪为、张贺是共产党员，其余四位都是非党人士，是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全国闻名的生物制品专家，并且都担任过原国民政府的防疫处的处长。在国民政府时期，汤飞凡是中央防疫处处长，陈宗贤当过中央防疫处处长，并兼任西北防疫处和蒙绥防疫处处长，杨永年、齐长庆先后是西北防疫处处长。至于各生研所底下的研究室主任，90%以上是非中共人士。
用人不问出身，不问派别，选贤任能，唯才是举，让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顿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一种“人生难得一知己”的欣慰。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些非中共专家放下历史包袱，心甘情愿地跟党走，党让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一句怨言，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直到今天仍让我们怦然心动。
谢毓晋是我国杰出的微生物学大家，是《大众医学》杂志（1948年创刊于上海）的创办者之一和第一任总编辑。1941年从德国富来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归来后，历任兰州西北防疫处技正，同济大学医学院和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免疫学研究所所长，1949年又与人合伙建起了上海民生试验研究所，担任所长兼主任技师，可谓功成名就，名利兼收了。1950年，武汉所筹建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中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齐仲桓找上门来，邀请他到武汉所工作。消息传出后，上海市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纷纷登门挽留，当时上海定的政策是，将他的民生试验研究所征用，并入上海所，他和所里的全部人员一律待遇不变，给他定一级教授，并安排领导职务。但是他说：“我已经答应了中南的齐部长，而且武汉特别缺人才，到那里也许更能发挥我的作用。”就这样谢绝了上海市的挽留，毅然决定前往武汉所。那年，他在上海安家才4年，有4个小孩，最小的还在牙牙学语。他的老父亲谢镜弟重病在身，需要照顾。还有，民生试验研究所该怎么办呢？上海市是要征用到上海所去的，现在是否要带到武汉去？他召开了最后一次董事会，4位董事，两个是爱国实业家，还有一位是我国外科的鼻祖裘法祖博士，与他是留德的同学。董事会一致决定：将民生所无偿交给武汉所，工作人员愿意去武汉的跟谢毓晋一起走，不愿意去的发遣散费，推荐工作。因佩服他的人格魅力和学识，最后有4位小伙子决定跟他一起去武汉所。原武汉所乙肝疫苗室主任、医学生物高级工程师钮家湘就是其中一个。他回忆说：
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包昌树、纽家渭，钱致明四人都自愿跟谢毓晋教授来武汉所工作。谢教授与杨永年谈好了，把他所有的财产无条件地赠送给武汉所。中南卫生部派项文基、徐明耀同志到民生所进行财产造册、打包、托运，全部都搬到武汉这里来了，包括谢教授坐的凳子和桌子都搬过来了，还有很多书，大概值几十万元（后经核算价值20多万元）。武汉所要给他钱，他一分钱都没要。
要知道，当时上海和武汉的待遇是相差很大的。据钮家湘说：“在上海的时候，我们在民生所吃饭不要钱，一个月还给两担米，七七八八加起来一个月能有100块钱，而到武汉以后，一个月才34块钱，比上海少了三分之二，但跟着谢教授，我们没有怨言。”
除此之外，杨永年还从上海、江西招来了30多人。这些人成为武汉所的骨干力量，其中如江先觉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疫苗专家，是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的主要研制者之一。
那时，从上海到武汉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从大连到兰州的反差就更大了。原大连所血清室主任王成怀从大连调到兰州，赴任之旅，堪称畏途，一路上吃的苦，即便是经历了八九十年代“春运”的人也是想不到的。他回忆说：
来兰州的路上是遭老罪了。到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换火车很痛快，我们夫妻两个、5个孩子7个人一起走。赶到郑州，坏了！前头发洪水了，火车不开了，就在郑州下车。待了一个星期再登车，走到西安又不走了，而且车票也作废了。退票另买，谁知刚退完了票，又通知晚上12点有车，只有站票。上车之后，人挤的，连找个站的地方都很难。我大女儿一下就发高烧，摸上去都烫手，站不住了，车上挤得挪不动窝，不要说没有医生，就是有医生也挤不过来。我难过死了，商量有座的乘客说：“你看我的孩子烧得不行了，你们座位往里稍稍留点空，让这孩子坐坐。”因为她十二三岁了，我实在抱不动。还算不错，人家让她挤上去坐下了。快到天水的时候，她烧退些了，我才稍微放心。从郑州走到兰州两天两夜，到宝鸡一停就是一天……从北京到兰州走了一个星期还多，钱也快花光了，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次旅行。
王成怀毕业于伪满洲医科大学，在大连所师从日本专家学习血清制作，很快就成为血清科科长，是新中国生物制品方面的稀缺人才。他是大连人，大连所撤销时，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而且条件都比兰州要好，他完全可以选择去别的地方，也可以留在大连大学教书，然而，尽管不止一个人告诉他兰州条件很艰苦，他仍然到了兰州。因为孔子说了：“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他已经答应了兰州所所长齐长庆。
兰州所后来有所谓“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之说，指的是12位在全国生物制品行业中成就卓越的专家。他们之中，只有两个人是原西北防疫处的老人，其余都是像王成怀这样从外地调来的，都经历了同样艰难的终生难忘的报到之旅。
领导人海纳百川，科学家人人争先。这就是六大生研所成立时生物制品行业的政治氛围和精神风貌。有了这样的氛围和风貌，后面诸如扑灭天花等奇迹的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就像春到花自开，水来渠自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