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新的航程（1989—）（3）

第三十节 中国生物研究院的年轻人

这里是北京中国生物研究院。别看它正式挂牌还不满10年，但可谓“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因为这是一个以创新为己任，研发中国领先、世界领先的疫苗和其他生物制品的地方，一个新型疫苗的孵化器。目前，已经上市的有EV71疫苗，已进入临床研究的有国内首个四价宫颈癌疫苗，进一步创新的十一价宫颈癌疫苗、诺如病毒疫苗等。另外，临床急需的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疱疹病毒疫苗以及新型佐剂技术、对外合作研发的治疗性疫苗和生物制剂等多个探索性研究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它很年轻，但追溯其历史渊源，其老祖宗是1919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处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生研所，是1998年将北京生研所的科研板块（微谷）独立出来而成立的，并被国家确定为新型疫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研究院继承了NVSI（National Vaccine and Serum Institute）英文名称。

这是一个开放的可以让年轻人大显身手的科研平台，一群有志于领跑世界的青年疫苗科学家在这里燃烧激情，辟路前行。

在北京亦庄新技术开发区，中国生物研究院的现代化建筑群也许并不起眼，但立在科研大楼前的汤飞凡铜像却是一道独有的风景。

汤飞凡是我国生物制品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原北京生研所的首任所长，一生建树颇丰。他的铜像原本立在三间房原北京生研所旧址的科研楼前。原北京生研所的科研板块独立出来成立中国生物研究院，搬到了亦庄，他的铜像也跟随过来了。但细心的人们发现，原先他的铜像是背对科研楼的，现在变成了面对科研楼。这一细节的变化，颇有深意。他用一双深邃的眼睛盯着这幢楼的每一个窗口。他看得着你，你也看得着他。他虽无言，但在与后来人相互对视之间能产生多少交流？多少感悟？多少激情？多少梦想？他几度抛弃个人的荣华富贵，听从国家召唤，艰苦创业，先后两次重建原中央防疫处；上海解放前夕，他在怀揣飞往美国的飞机票的情况下，毅然留下建设新中国；他指导生产出中国的第一支青霉素；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沙眼衣原体，被称为“衣原体之父”……他如此伟大，难道我们能自甘渺小吗？

中国生物研究院的年轻人们没有让汤飞凡失望。他看到了一个个中国首次、世界领先的成果从这幢科研楼里诞生，看到了年轻一代在这里昼夜拼搏，茁壮成长。看到这些，他或许应该舒眉展眼，诚欢诚喜了吧！

从“微谷”到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

中国生物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是“微谷”，“微谷”的前身是原北京生研所的科研板块。如今研究院的人马基本是从原北京所和“微谷”来的，兵强马壮，朝气蓬勃，一个个才怀隋和，卓荦俊伟，大有拔海荡山，立高山之巅的气概。说起这些英才，与原北京所所长沈心亮大有关系。

沈心亮后来曾任中国生物副总裁、首席科学家，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父母都是天津人，支援大西北建设到了兰州，他因此就成了兰州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刚刚小学毕业，没学上了，在家里自学了两年。1969年，还不满15岁的他被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了。一年后，正好父母所在的第四冶金公司缺人，16岁的他被招进了工厂，当了8年工人。他中学没上，但从未停止自学，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找来“文革”前老的中学课本，让他一本一本地学。就这，他把中学课程全部学完，数学已经学到了微积分。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小学学历勇敢地报名参加，每场考试他都是第一个交卷，结果，他那个考区500名考生，他名列第4，被兰州大学工业微生物专业（后改名为生化微生物专业）录取。小学学历考上重点大学，这个奇迹是他靠业余自学创造的，说明他的自学能力很强，而这个能力正是搞科研最需要的。1982年他大学毕业后进了兰州生研所，跟随“八大金刚”之一的刘新民做诊断试剂，并读硕士，在乙肝的诊断试剂研究上取得成果。1994年他自立门户，成为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成果丰硕。

在北京生研所所长的岗位上，沈心亮充分显示出在科研上的领导才能。科研是生物制品开发的源头和基础，而人才是科研之本。即使你有再大的理想、再好的计划，没有人才就是一堆空话。那时生物制品“国家队”人才流失严重，甚至自己培养的研究生都留不住。怎么留住人才、招揽人才、激发人才的活力？是所长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使北京所成为青年英才的集聚地。

人才不是拿来当摆设的瑶林琼树，而是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如蛟龙得水，凤凰得风，腾蛟起凤，各显神通，奏铜琶铁板之曲，建渊渟岳峙之功。沈心亮调动人才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实行课题负责人（PI）机制，赋予课题负责人对课题的管理权限。课题组早已有之，并非沈心亮的发明，但是过去课题组长的权力非常有限，其实是研究室主任说了算。所以，大家都去争研究室主任的位置，而主任的位置有限，还往往要论资排辈，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实行PI机制，不问资历，只看能力，你有本事就可以挑头一个课题，给你权力，给你舞台，让你施展才华。

张云涛博士是沈心亮任北京所所长时调进来的，曾身兼北京所和“微谷”两个副总。他原是兰州生研所的科研处长，主持研制成功了用于心梗快速诊断的心血管病诊断试剂，获脂肪结合蛋白检测全国唯一专利；领导参与了乙肝、丙肝和艾滋病检测试剂方面的研究，获3个新药证书和生产文号。笔者以为，北京所和“微谷”的科研之所以能干得风生水起，沈心亮的战略布局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张云涛初到北京生研所时，全所共有几十个研究课题，兵力分散，重点不突出，他协助沈心亮将原有课题梳理成22个，紧抓关键产品布局和平台技术建设。

中国生物研究院是新型疫苗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现有7个研究室，4条中试生产线和综合实验室及相关配套设施，5大中试平台：病毒性灭活疫苗平台、病毒性减毒活疫苗平台、细菌性疫苗平台、昆虫细胞平台、基因工程酵母疫苗平台。

一群年轻人的梦想

2006年，原北京生研所来了一个33岁博士李启明。他的博导是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侯云德院士。他博研毕业时，侯院士想留他在院士实验室工作；而他的硕导沈心亮却要他来北京生研所。沈心亮时任北京生研所所长，许诺竭力满足他的科研需要，不过，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李启明来了，沈心亮给他两个人。24岁的张靖刚从东北师大获得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进了北京生研所，本已被分配到别的科室，所里考虑到基因工程研究室是新建研究室，就让她过去了。张靖来了，李启明虽然只比张靖大6岁，但是一个既有一定工作经验又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人。张靖虽是博士，但来这里专业不对口。李启明说：“没关系，咱们一起从零开始。”

张靖很快就知道到了什么叫“从零开始”。她没想到干的第一件工作竟然当粉刷房屋的监工。这是博士干的事吗？李启明却干得乐呵呵的，一边粉刷墙壁一边描绘基因工程研究室的宏伟蓝图：“我们要建一个国内领先的基因工程疫苗技术研究平台，并且要有自主知识产权。”张靖想：“这个目标是不是太高太远了？八字还没一撇呢！”不过，她没有退却，看李启明热情似火又踏实肯干，不像是一个吹牛的人，既然来了就跟着他往前走吧！后来研究室的人越来越多了，先后来了十几人，李启明照例给他们描绘宏伟蓝图，有人就说：“目标宏伟，前景光明，可建平台期间出不了成果，拿不到奖金，啥时候能让我们买房买车啊？”李启明笑了，说：“等平台建起来，出成果就快啦！到时候买房买车都没问题，买车就要买好的，买宝马、奔驰、奥迪Q7。”说得大家都笑了，“该不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吧？”李启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先要耐得住寂寞，从基础做起，把平台建起来。”

他们从一开始结合现代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和交叉学科来设计技术平台，积极与先进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从实验室研究到中试直到生产的全链条工作，都在这个平台上完成，要在每一个环节建立程序化的方法。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硬件上要买很多先进的仪器设备，上面给的钱有限，只能挑最需要的买，能买国产的就不买国外的，有老设备可用的就不买新的。总之，建平台的过程非常艰难，有人被困难吓跑了，也有人迎着困难加入进来。

2008年，正是平台建设最艰难的时候，在北京生研所读硕刚毕业的张学峰找到李启明说：“我想到你这里来，不知可不可以？”李启明说：“我早就看上你了，要来就马上来。”张学峰曾多次到李启明还没有建成的平台上做试验，做起来就昼夜不分，忘了吃饭睡觉。他想要的就是这号人。但张学峰年龄不占优势，比李启明大了3岁，比张靖大了9岁。他1996年从华东师大生物系毕业后被分到秦皇岛卫校当老师，2005年已是讲师的他考上北京生研所的研究生，毕业时已经38岁了。但李启明觉得，团队里有个“大哥”，对“弟弟妹妹”也有好处。张学峰来了后，让这个团队出现了一个“老”。别人都是“小张、小李”地叫，唯有他是“老张”。

“老张”一来报到，李启明就带他一起修理一台已经“退休”了的电子显微镜。这台电镜购于20世纪70年代，是当时国内罕见的高科技设备之一，为原北京生研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30多年满负荷运转，已使它不堪重负，“罢工”了。现在他们要建平台，电镜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买新的要花很多钱，无奈钱包不鼓，便打起了它的主意。张学峰回忆说：“李启明说干就干，请时任第三研究室主任徐静帮助联系修理电镜的工程师，希望能将已进入报废状态的电镜修好。工程师被请来，他仔细地看了半天，一句话不说，只是不停地摇头。经反复央求，他说：‘真空系统老化可以换一个，但冷却系统已经彻底报废了。没法修了。’”最后花5000元换了真空系统，冷却系统咋办呢？李启明对张学峰说：“咱俩要想个办法，让冷却系统运转起来。”想去想来，李启明找来汽车防冻液做冷冻液，用空调制冷，再外接一个压缩泵，泵入电镜冷却系统，“嗨！问题解决了。”张学峰说：“跟他干这个，学会了看似与科研无关修理窍门，其实大有用处，后来设备上的小毛病都是我们自己修。”要建一个新型疫苗的研发平台，却用着一台老掉牙的电镜，不匹配呀！李启明却自豪地说：“就像久病成良医一样，我们把这台电镜的各种毛病都摸透了，就这么边用边修、边修边用，一直坚持到现在。越用对它越有感情，现在虽然有条件好了，但我还舍不得，就用它。”这台“老爷”电镜从他们修好之日算起，已用了11年，还准备继续用下去。

张靖是跟随李启明建平台的“元老”。她说：“回想建平台的艰难过程，感到像做梦一样。李启明定的目标那么大，而一开始条件这么差，行吗？但跟着他干下来，设想的目标一个个都梦想成真了。我们随着这个平台成长，从中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做科研不能没有梦想，必须站得高，看得远，同时要脚踏实地地去克服困难，不能被困难所吓倒。”这个平台细说起来技术性太强，外行说不清楚，内行说了外行也听不懂，我们只需知道这个平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平台初具规模后，李启明提出：“在这个平台上，要研制一流的疫苗，而不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天哪！一个新组建的研究室，起步就把目标定这么高，是不是太狂了？李启明说：“建这个平台就是要突破前沿，没有这点志向和魄力，跟跑都跟不上。”当时，北京所有3个研究室都在做四价宫颈癌疫苗（HPV）。副所长张云涛整合资源，决定放在李启明的这个平台上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来做，以检验并完善这个平台。四价宫颈癌疫苗（HPV）虽然在美国已经上市，但国产的还没有。但李启明说：“这个课题是初试牛刀，只能算是一个训练项目，这个做完了，后面的项目都得瞄准一流水平来做。”

初试牛刀后的接连突破

在平台建立初期，张靖带着外号“小东北”的梁宇和陈实一起做上游的构建，即筛选有免疫功能的基因片段结合到汉逊酵母上。她坦言：“经两年摸索才入了门。”对其中的艰辛，她用了一句话来概括：“未曾长夜实验者，不足以语科研。”她没有谈自己，先谈到了陈实，“虽然她是本科生，我是博士，但在实际操作上，她非常麻利，我得向她学习。”对梁宇，她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

“小东北”是李启明的第一个男学生。据传当时“引进”的原因是“阳光般的笑容”。他进入科室时，课题刚刚起步，跟着我一起做上游构建，即构建类病毒颗粒（相当于传统疫苗的疫苗株）。虽然分子生物学已经成为一种工具，但想在最短时间获得最有效的结果，还是需要一些巧劲儿。这孩子悟性高、头脑灵活、操作娴熟，很快就能接下所有的上游工作。每次只要大家讨论后有新的想法，不用特殊布置，他肯定在最短时间，从多方面入手，拿出最具说服力的结果。所以，经常是下班时大家讨论方案，他就开始第二轮的工作，第二天上班时，就可以分析结果。那时，见到三间房一楼实验室的长明灯，半夜听到有人吊嗓子，不用说，就是他。

类病毒颗粒不合格就无法做疫苗。检验类病毒的工作就要借助那台“老爷”电镜了。对此，张学峰写道：

三间房原北京生研所的科研楼现已被“2049国际文创园”占领，也许电影人需要岁月沧桑感，这座大楼的外墙体他们没有做任何改动，可是其内部却早已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原来实验室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挂满五花八门牌子的影视公司格子间。在这色彩明艳的缤纷之中，主楼二层角落里的一个锈迹斑斑铁皮门却与之格格不入，悄无声息地“藏”在那儿，仿佛已被人遗忘。推开铁皮门，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套间，房间里还保留着原来实验室的原貌。外间是一组实验台，台上整齐地摆放着常用的实验器具：移液器、酒精灯、PE手套、酒精棉……；里间没有窗，一个构造奇特的庞然大物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透过虚掩的门缝，总有一些好奇的人会探头瞄上几眼，也许他们会疑惑：“这是哪里？是原来这个研究所留下的遗迹吗？抑或是某个影视片打造的布景？”只有“六研”（基因工程疫苗研究室）的员工们才知道，这里是他们的“空间站”。里屋那个莫名其妙的大家伙就是他们“穿越时空的飞行器”——一台古老而珍贵的电子显微镜。下班后或节假日，“六研”人都会提着一个小小白色泡沫保温箱，穿过燥热灵动的艺术街区，信步走入这个房间。隔绝门外的喧嚣，消毒着装，正襟危坐，打开面前的简易台灯，沉稳地从冰盒里拿出一管管的样品，熟练地在细小而微薄的铜网膜上点样、贴膜，制片，动作一气呵成，然后进入里间暗室，趴在视野窗前，久久凝视……

做电镜检查最多的是李启明。他带笔者去参观了他的电镜室。只见一个个小盒子中装着样品片，每片上有100个样品，每个样品大约有一粒薏米的横断面那么大，是贴在铜网膜上的类病毒颗粒。一开始铜网膜还买不到，是他们自制的。李启明一共看了多少个样品呢？笔者数了一下，共近200片，共约2万个，而且每个样品都要看多个视野，可见工作之浩繁。他说：“这只是一部分，也可以说至少看了这么多。”笔者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这么多样品，90%以上都是不合格的。”他说：“是的。只有经过数千次上万次的失败，最后才能获得满意的类病毒颗粒。”他让笔者在电镜下看样品，可惜外行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好翻阅那一本本看片记录，发现看片时间大多为早晨6点至7点，晚上9点至12点。他告诉笔者：“凡是早晚看的都是从亦庄下班带回来（住处离此较近）的样品，连夜看或早起看，我看完之后就传给他们，并写上简短评语。”其中几个样品是2018年4月28日晚上看的，下面写着“很好！祝大伙节日快乐，尤其是亚楠。”亚楠是个研究生，“尤其是”是啥意思？他说：“因为样品是她做的，马上是‘五一’长假，但大家都不会休息，所以写了这段话。”

要做出合格的类病毒颗粒是很难的。在张靖给侯俊伟写的事迹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何能让高表达的蛋白在体外包装？让他在一段时间百思不得其解。他查阅文献，和导师探讨，找研究所的老师傅们请教，在实验室里默默地千百次地尝试着，虽然每一次都有成功的可能，但更多的还是失败。眼看（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期限越来越近，能想到的方法他几乎都试遍了。终于，在一次调整参数后，纯化后的蛋白在电镜暗绿色的视野下显现出零星的圆润饱满的VLP颗粒。虽然大部分蛋白仍是形态万千，但只要有颗粒，就充分证明它们是可以“改造”的。当初有多绝望，现今就有多狂喜。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电脑的桌面上都是那第一次视野下电镜照片。原以为难关就要攻克了，但是这VLP却像捉迷藏一样，时有时无，同样的条件，却重复不出相同的结果。有时候满视野的颗粒，有时候却颗粒无收。凭借着几张偶然“巅峰”的电镜照片和其他有说服力的实验结果，侯俊伟硕士毕业了。但这不稳定的工艺成了他心中隐隐的痛，就像雾霾一样挥之不去。因此，在毕业前，他就下了决心，一定要争取留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工作，找到这些个例背后的必然规律，并且将这些必然规律复制到整个平台技术中。

成功有时候看似得之偶然，但科研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事件，正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每一个微小的成功和失败，其中都会有必然因素。摸准必然，方得成功。侯俊伟硕士毕业被留下工作后，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基因工程疫苗纯化工艺上。不同的介质、不同的缓冲体系、不同的容器、不同的流速，甚至不同的室温都是他考虑的因素。关注每一个细节，精分到每一个参数，彻底打通每一个工艺步骤的每一个环节。做统计分析找规律，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验证推断。有一天，当他完成当天的实验方案已是深夜，实验室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但最终的电镜检测结果仍然不理想。寂静的科研楼在皎洁的月光下显得越发清冷。他没有气馁，翻出实验记录，将几轮的试验条件对比分析，当发现有个数据有疑点时，他马上振作精神，设计新的方案进行下一轮试验。关掉实验室的灯时，天际已经发白，转身再深情凝望一眼正在磁力搅拌器上重聚的蛋白，明天依旧满怀期待。凭借这份对科研的执着和韧劲，这个难关终于被攻克了。至今，侯俊伟仍记得最终攻克瓶颈时的喜悦和幸福感……他现在已成为平台中式工艺的技术负责人。

侯俊伟还有两位“好姐姐”，靳玉琴和马志静硕士，带领大家逐步建立了颗粒型抗原相对通用型纯化工艺模块，大大缩短了各阶段纯化工艺的研发周期，成为汉逊酵母技术平台中关键的技术体系。众所周知，纯化工作强度大，难度大，需要极强的耐心和努力钻研的精神。2008年，靳玉琴放弃婚假，全身心投入工作，不久她年近七旬的父母先后生病住院，她奔波于病床与工作岗位之间，始终未向领导与同事提起自己的困难，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假期，没有正点下过班，带领纯化组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天有不测风云，在一个疫苗项目申报临床研究的关键时刻，供应层析介质的厂家停产了，必须另外选择一种介质来替换，这就意味着这步纯化工艺需要重新建立。突遇变故，纯化组处变不惊，因为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工作积累，她们很快从几种备选层析介质中确定了一种最佳介质，完成了工艺建立，并顺利完成了临床I期、II期所用样品的制备。

作为研究室主任，张靖不愿谈及自己，采访中往往是你问一句她答一句。在《成长，在不经意的时光里》这篇散文的最后一段，她这样写到了自己：

有一次，科室集体出去玩儿，一路上欢声笑语，旁边陌生人问我：“你们是做什么的？”我稍加思索后告之：“科学家。”我们这代人，从小就被教育要低调谦逊，这样回答，毫无炫耀之意，而是出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使命感和神圣感。

执念于心，执诚于情，不问得失，无谓始终。我们共同成长，在彼此不经意的时光里。

终于到了申请药品注册批件的时候，张靖写道：

主任（李启明）带着我和“小东北”（梁宇）抱着整整3箱、100本申报材料去成都申报。申报材料准备几乎用了1个月，7年的成果汇总、提炼、总结，原始记录就100多个档案盒。申报材料写完了改，改完了再补充，SOP从内容到格式一再确认……当一直憧憬的申报这一步真正到来时，居然是如此烦琐而揪心。当最终看到盖着红章的一纸——“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时，竟然有些麻木。但到了晚上，我在成都的宾馆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发短信给“小东北”，他也没睡。如果当天晚上你路过成都的向阳大厦，你会看到我俩在酒店前厅的长条沙发上，仿佛喝多了一样，互相抢话，讲这些年科室里与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人，做过来的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情不自禁啊……第二天，我问主任：“为什么你如此沉寂？”主任说：“其实我比你们想得更多，进入临床研究只是对大伙前几年付出的一个阶段性交待代，距最终的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青春，在探索中燃烧

如前所说，中国生物研究院的目标是世界一流的疫苗，目标有多大，困难就有多大，探索之路就有多艰辛。谁也没有成功的绝对把握，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支持疫苗科学家献身的最大动力就是为人类解除疾病痛苦的梦想。

中国生物研究院徐静博士团队选择的课题是艾滋病疫苗，与中国疾控中心的艾滋病专家邵一鸣合作研发。这项课题的难度之大、风险之高，是世界公认的，注定是一场耗时长的马拉松竞跑。艾滋病疫苗从立项至今已经16年了，他们终于完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临床前研究，并在国家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的资助下，完成I期和Ⅱa期临床试验，将临床试验推进至Ⅱb期。虽然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距离目的地还很遥远。课题负责人徐静立题时不到30岁，如今45岁了。她带着李树香、周思杭、李薇、王欣怡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继续向前探索。在探索的路上，他们也有一时束手无策的时候，也有垂头丧气的时候，但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仍然像螺丝钉一样钉在科研平台上。以倒计时的方式向前跋涉。2019年春天，一项新的证明安全性、有效性的临床试验的启动时间确定后，全部工作就进入倒计时。他们对工作内容一一分解，精确到每一天，甚至到每一个小时。个子小小的李树香是课题组里的骨干，她每天都忙碌并快乐着。有一天，总是有说有笑的她突然沉默了，只顾埋头工作。上午10时，关键操作步骤完成后，她才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剩下的工作就拜托你们了。我得请半天假，赶去天津，我姐姐患结肠癌，今天早上进的手术室，我希望在她手术结束前，能站在手术室门前……”。没等她说完，大家赶紧催她“快走吧！”望着她匆匆而去的娇小背影，许多人眼里含着泪。

临床试验用的疫苗检测结果正常，但是，一项鉴别试验的对照却出了问题。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课题组连夜进行了讨论，确定了几个实验方案，实验整整做了一个通宵，天亮了，大家脸也顾不上洗，饭也顾不上吃，接着干。平时就很瘦弱的周思杭负责的检定项目较多，如此不分昼夜地高强度工作，让她患了重感冒，发烧38.6℃。徐静对她说：“最近你太累了，实在不舒服就别勉强。”她却说：“昨晚做了PCR，我担心产物放时间长了不好！”她坚持工作，忙得药也忘了吃，水也顾不上喝一口，伴着剧烈的咳嗽声，她纤弱的身体在颤抖，面部涨得通红，眼睛里泛着泪花，最后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仍然和大家一起加班。经一周连续奋战的日日夜夜，最后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结果。这时，他们没有欢呼雀跃，没有击掌庆贺，只是相视一笑，笑得开心灿烂。这一周的时间，课题组每位成员的夜晚都是属于实验室的。

他们知道离成功还很遥远，但“我们虽然走的很难很慢，但我们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

疱疹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的传染病，是由疱疹病毒科病毒所致。目前已知该病毒科有8种病毒，包括单纯疱疹病毒I型、II型、水痘—带状疱疹、人巨细胞病毒等，可引发多种疾病。单纯疱疹病毒I型主要感染婴幼儿，可引发疱疹性口腔炎、疱疹性角膜结膜炎、疱疹性湿疹、疱疹性脑炎。其中疱疹性脑炎还感染成人，死亡率达70%。单纯疱疹病毒II型，引起生殖器疱疹，多见于青春期后的患者。因为疱疹病毒的类型多，结构复杂，其病毒核衣壳是由162个壳微粒组成的20面体，用传统方法制作疫苗，我国除长春所做出了水痘疫苗外，还没有其他类型的疱疹疫苗问世，唯有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2012年，中国生物研究院成立了以卫江波博士为首的疱疹课题组，成员有苏文浩、任秀秀、张晓焕、赵婷婷、王轶男、李实实，大多是80后或90后，团队7人，平均年龄33岁，主要从事单纯疱疹病毒疫苗的研究。立题时，包括不少专家都对研发前景表示怀疑，因在国际上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先例。但搞科研，就得有敢于承担失败的勇气。他们总结了国内外失败案例的教训，提出了新的研发方案，选择病毒载体技术进行研发。首先建起了病毒载体平台，接着构建了动物模型，在动物模型上对概念设计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研究方案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于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先后解决了细胞培养工艺、活病毒纯化工艺等技术难题。此前，病毒载体疫苗还没有质量控制标准和相关的技术指标，怎么办？自己建。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他们先后建立了20多个质量控制方法，并按照国家的相关法规进行了一一验证，经对50多个批次的产品进行上百次的验证和检测，终于建立了该产品的质控标准，完成了基于反向遗传学技术的病毒载体构建，即将开展安全性评价研究，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回顾几年的探索之路，课题组的同仁已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只知道这是一段痛苦的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再希望……如此反复的心理历程。有时候深夜还在思考，突然有了新的想法，就给课题组长卫江波打电话，在微信群里与大家交流。张晓焕是课题组中唯一的本科生，学历最低，又先后经历了两次手术，但她克服了病痛的困扰，在工作中将自己锤炼成了一名优秀的科技人才。其间，苏文浩、任秀秀、赵婷婷先后当了父母，却从未因为要照顾孩子而影响工作。任秀秀在临盆待产的7天前，才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实验室，临走时仔细交接了后续工作。如此这般，在2018年结束的那一天，他们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结果。2019年元旦，苏文浩还不放心，特地到实验室里加班，又进行了一次重复实验，结果证明是真的取得了成功。这个结果鼓舞着大家迎着困难，继续前进。

中国生物研究院第四研究室是一个重组蛋白药物研发团队，其中一个课题是研究银屑病（牛皮癣）治疗药物的。这又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他们走了一条国际合作的路子。因工作的机会，团队负责人张云涛博士和王健博士结识了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valin technologies公司的shmulik博士和Yuda教授，此后两人多次受邀来北京，一起讨论创新项目的开展。张云涛力排众议，选派郑秀玉，李素贞，柳森三人前往以色列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工作和学习。

以色列是全球公认的创新国度，三人带着神圣的使命，来到了位于特拉维夫的Valin实验室。以色列的同事非常友好，可在一起工作时，他们的眼神中总是露出一种质疑，似乎在说：“你们能做到吗？”李素贞负责一项ELISA检测，以色列同事上机检测时，数据显示线性3个9（0.999），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这项实验线性相关系数绝对值越接近1，线性越好。0.999，线性度已经很好了。李素贞虽说是女孩子，可在工作上从没有服过输，暗下决心咱们比比看。她一轮实验下来，机器显示的是1！实验室主管好不惊讶，怀疑“是不是机器出了问题？”要她再做一遍，再做的结果还是1。于是，以色列同事竖起了大拇指：“suzi（素贞）你真了不起，做得比我们更好。”

郑秀玉负责工程细胞培养工艺，一个周期需要将近半个多月的时间，其间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因此，他一直守在生物反应器旁，时刻在观察和记录。以色列的同事在喝咖啡时，他也不离岗位；以色列同事在安息日停止工作，他也在照顾细胞，陪伴他只有窗外的棕榈树在风中发出的沙沙声和嘀嗒的仪器声。他的科学精神受到以色列同事的高度评价。

柳森在以色列同事Oded的带领下负责几个检测方法的建立，因之前没有开展过，千头万绪，一靠查阅文献，二靠Oded的经验。但Oded不太愿意与他交流，加上语言沟通不够流畅，他一时非常苦恼。但他没有抱怨，检讨自己，因为自己往往提出的是问题，很少有建设性意见，这应该是Oded不愿交流的原因。从此，他每天下班后都查阅资料到深夜，并把想法用英文写出来，第二天和Oded讨论，这样交流就顺畅多了。Oded早8点开始工作，他每天准时6:30到办公室，准备好前一天实验数据的分析结果，撰写好当天研究方案，列出工作计划，准备好当日实验的所有试剂。Oded上班时，发现一切皆准备得井然有序，而且讨论问题时，他也条理清晰，有新的见解，态度大变，拍着柳森的肩膀说：“leo（柳森），我们犹太人非常勤奋，但是中国人比我想的更聪明、更勤奋。”

诚如其言，上述三人到了以色列，连美丽的地中海和神秘的耶路撒冷也无暇光顾，始终心无旁骛，一心和以色列同事探讨着生物医药领域最前沿的技术。他们说：“以色列的很多技术，特别是医学知识和科研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我们不能放过这宝贵的一年的共同工作、学习的时间。”他们回来了，收获满满，特别是以色列人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深深地印在了他们心中，这无疑将成为新型蛋白药物产品研发的助推器。目前，牛皮癣治疗药物的研发已完成抗体工艺开发和药效研究，胜利在望了。

中国生物研究院的年轻人就这样坚定地走在探索的路上，朝着那个美丽的梦想，燃烧着自己的青春。

第三十一节 在中国血液制品的旗舰上

血液制品和疫苗一样，都是生物制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疫苗是防病的（治疗性疫苗尚在研制中），而血液制品除了用于免疫，大多是救命药。中国的疫苗已跻身于世界第一方阵，但血液制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大。老一代的科学家刘隽湘、张天仁等为中国血液制品奠了基。“成都蓉生”作为后起之秀，是我国血液制品的龙头企业，可生产国内急需的15种产品，但是在数量和品种上还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中国生物整合原六大生研所的相关资源成立了全国最大的血液制品研发生产企业——“天坛生物”，这艘血液制品的旗舰，正朝着“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目标满发航行。

血液制品是各种人血浆蛋白制品的总称，如人免疫球蛋白、人血白蛋白、特异性免疫球蛋白、人凝血因子VIII，等等。其作用，或提高人的免疫力，或抢救人的生命。严格地说，血液制品其实是人血浆制品，是用健康人的血浆为原料制成的。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世界上第一个血液制品诞生在中国。

20世纪30年代初，北京协和医院有个年轻的儿科医生叫诸福棠，在美国教授Mokahn（米克康姆）的指导下研制出胎盘血丙种球蛋白，当时称之为“胎盘提取物”。其论文发表在1933年《美国儿科杂志》和《美国传染病杂志》上。原北京生研所所长、研究员倪道明告诉笔者：“诸福棠后来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当时，他在儿科诊疗的时候发现，一个是麻疹、一个是肝炎，发生比较多。他就研究出这种‘胎盘提取物’，给一些孩子用了以后，可以不生麻疹，也可以预防甲型肝炎。但他这项研究没有开发成产品，就是医院自己做一些，倒是美国后来做成了产品，叫胎盘免疫球蛋白。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中国的血液制品，诸福棠的发明是值得我们骄傲的。”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是借鉴、改进诸福棠的方法投入批量生产的，其工艺载于该所的《标准方法》中。

中国血液制品生产的真正开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北有刘隽湘，南有张天仁”

诸福棠发明了人胎盘血丙种球蛋白，却囿于医院没有批量生产的条件，他很着急。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汤飞凡在北平重建中央防疫处，诸福棠像是盼来了救星，希望他按美国的《标准方法》制造免疫球蛋白。那时每到冬春，儿科病房里住满了重症麻疹病儿，许多因合并肺炎死亡。但因种种原因，诸福棠的愿望没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诸福棠再一次建议汤飞凡生产胎盘血丙种球蛋白。汤飞凡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所前身）成立了“胎盘组”（后升格为胎盘室），按照诸福棠的等电点沉淀法生产免疫球蛋白。胎盘组的负责人先后为刘隽湘和王佩瑜。顾名思义，胎盘血免疫球蛋白的原料是胎盘。解放初期，能到医院生孩子的人很少，大都是在家里请接生婆来接生，所以胎盘的来源是要通过接生婆从产妇家里收集。胎盘收集过程中污染不可避免，当时有的产妇还患有梅毒。怎么办呢？就在收集胎盘的盒子里加酚防腐，再经冷冻，以杀灭梅毒螺旋体和细菌。就这，因胎盘血和浸液严重溶血，所以制出来的产品呈咖啡色，注射后局部红肿疼痛。为提高产品的纯度和回收率，刘隽湘和王佩瑜研究出盐析—明矾沉淀法，1958年首先在天津卫生防疫站进行试生产，产品纯度超过93%，色泽大为改善，注射反应轻微。这套生产工艺推广到其他生研所，又进一步得到改进，使这套工艺得以完善，后被载入《中国生物制品规程》1979年版和1990年版。到1966年“文革”前，全国每年用于生产的胎盘达600万只，生产球蛋白8000万剂。

胎盘血是个宝贝，里面不仅有丙种球蛋白还有白蛋白，但在生产丙种球蛋白时，剩下的都被当作废品抛弃了。许多人把白蛋白当成增强免疫力的保健药，殊不知它其实是一种救命药，用于失血创伤、烧伤引起的休克，脑水肿及大脑损伤所致的脑压升高的抢救，防治低蛋白血症以及对肝硬化或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其作用这么重要，把胎盘中的白蛋白当废品丢掉岂不可惜？

原北京生研所的张淑英参考国外处理动物血的方法，建立了“酸沉淀—热变性”方法，提取出的白蛋白纯度可达96%以上，每只胎盘可得白蛋白约2.2克。不过，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白蛋白不仅外观欠佳，澄明度、色泽不稳定，更要命的是里面含有毒性物质，静脉注射后副反应严重，甚至引起休克，于是停止试制，继续研究。恰在这时，“文革”开始了！在“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旗号下，不仅中断了研究，反而进行批量生产，还省掉了酸沉淀透析步骤，使问题更加严重。说“文革”是一场灾难，灾难也体现在这个产品上。有多少人受到这个产品伤害？没有统计，但发生严重副反应的情况并不鲜见。“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我国血液制品专家刘隽湘站出来大声疾呼。那时，他已经被打成了“反动技术权威”“美国特务”，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但科学家的良心促使他打破了沉默。1969年，他提出“要立即停止这种产品的生产，待研究清楚后再说”，所幸北京生研所听了他的话，停止了胎盘血白蛋白的生产。刘隽湘在研究中发现，老产品中的毒性物质有两类：第一是由细菌污染滋生的热原，会引起发热反应，严重时引起体温或血压降低，甚至发生内毒素休克。第二是激肽类物质，包括残存于血浆内的激肽原、释放酶原及其激活因子。激活因子激活激肽释放酶原，成为激肽原酶，激肽原被激活后，成为具有强烈血管效应活性物质，引起血压下降甚至发生休克。以上两种毒性物质引起的反应交织在一起，临床表现十分复杂。刘隽湘建议恢复原工艺，加强透析并增加氢氧化铝凝胶吸附，结果毒性物质被去除，产品的外观、色泽和稳定性大大改善。1971年恢复生产半成品合格率达95%以上。这是刘隽湘在“文革”中的一大贡献。

在血液制品上，刘隽湘的另一大贡献是研制出胎盘血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北京生研所的王春发现胎盘血丙种球蛋白有自然裂解现象，刘隽湘、王佩瑜、张淑英进一步发现这种自然裂解可以人为加以控制，从而建立了胎盘血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的生产工艺，研制出中国最早的产品，被载入《中国生物制品规程》。

刘隽湘对我国生物制品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如首次在中国分离出黄疸型钩端螺旋体、发现伊凡氏锥虫；提出了严重烧伤败血症中的内毒素血症的新概念，并发现丙种球蛋白对内毒素血症的治疗作用；建立了上述三种血液制品的新工艺，等等。他11岁时，父亲患背痈久治不愈，后来在北京法国医院做了手术，不到一个月就康复了，他从此立志当一名医生。1940年，他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昆明省立昆华医院做助理住院医师，闲暇时到汤飞凡领导的中央防疫处参观，感到当医生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治，而做出一个生物制品可以救千百万人，于是“跳槽”来到了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他考上了世界著名的印度加尔各答热带病研究所，在这里获热带病学文凭；抗战胜利后，汤飞凡又送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世界著名的血液制品专家科恩的研究组参与了低温乙醇血浆蛋白分离法的第9法和第10法的建立。1948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但因国内形势急剧变化，北平解放在即，汤飞凡急电要他回国，委以代理处长之职。他带领全处员工保护防疫处财产，于1949年2月完整地交给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接管，被军管会评为功臣。新中国成立后，刘隽湘担任血清室主任，为我国血液制品的发展建立了功勋。此人善写文章但口才平平，听他讲课学员都打瞌睡，却是最受欢迎的教员，因为他的讲义写得非常详细，学员不用做笔记，拿着就可以当教科书用。

在我国血液制品界，向有“北刘南张”之说，刘是刘隽湘，张是张天仁。张天仁是原上海生研所血液研究室主任。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专家，没有留学经历，194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而后到上海中法血清厂工作，1952年进入上海生研所。他几乎与刘隽湘同时，在上海开发出上述三种血液制品，二者在工艺上各有千秋，但质量同属优良。张天仁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开发出了治疗血友病的人凝血因子VIII（简称“VIII因子”）。血友病为一组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简单地说就是稍微有点小伤就出血不止，甚至没有任何伤口也自发性出血。在我国血友病患者为5/10万。在研制VIII因子期间，正值“文革”，张天仁免不了受冲击，但他痴心不改，于1970年首先在国内研制成功抗血友病球蛋白，接着又与助手一起研制出第二代VIII因子浓缩制剂，经上海各大医院临床试用，证明安全有效。我国从此有了VIII因子这个血液制品品种。在“文革”期间，张天仁还指导开展了血液综合利用的研究，从血浆蛋白组分III和组分IV中制备出临床治疗和抢救急需的凝血酶复合物、α2巨球蛋白制剂，研制成功铜蓝蛋白和转铁蛋白等制剂，并建立了生产工艺。“文革”结束后，张天仁指导开发出抗凝血酶III调理素蛋白等产品，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血浆蛋白成分抗血清的研究，研制出抗血清30余种，填补了国内血液诊断用品在这方面的空白。原上海生研所副所长、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胡方远回忆说：“张天仁贡献很大，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带着我和王德昇一起搞血液制品，我们的白蛋白研制报到国家科委得了国家成果奖，后来他从生产上退下来专攻小血液制品，如转铁蛋白、铜蓝蛋白，还有治眼睛的Fm补体，上海一些著名的血液病专家就靠我们的小血液制品。”

虽然有刘隽湘、张天仁等著名专家和开拓者，但我国的血液制品发展缓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只剩下上海生研所一家生产。究其原因，一是因生产规模太小，全靠手工作业，不赚钱；二是生物制品行业内有许多人认为：“血液制品不是生物制品，我们是研制疫苗的，搞血液制品是不务正业。”一些生研所因而放弃了血液制品的研制，唯有上海生研所坚持了下来。这得感谢上海所的时任所长郦燮昌。他是新四军出身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准备解放台湾，华东局办了一个接管干部培训团，准备随军去台湾接管，郦燮昌是其中一员。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解放台湾被推迟，郦燮昌被分配到上海所任副所长、党委书记，交代他主要抓“三反”“五反”运动，打“大老虎”，谁知他上任后没有抓出一个“大老虎”，而且与知识分子交上了朋友。他参加革命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特别尊重知识分子。在北京开会时，有领导讲血液制品不是生物制品，要下马。他回上海后说：“先不管它是不是生物制品，只要人民需要，我们就要做。”当时条件很差，而血液制品的研制必须在冷库中进行。上海所开始只有一个8平方米的冷库，施展不开。郦燮昌提出自力更生，创造条件，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建了一个30平方米的冷库。张天仁为了尽快搞出成果来，睡到了实验室，郦燮昌也陪他睡到了实验室，说：“我不懂技术，但我可以给你们鼓劲。”上海所的血液制品所以能走在前头，靠张天仁攻关，靠郦燮昌撑腰。

我国血液制品的龙头开始是北京生研所，接着是上海生研所，改革开放后，成都生研所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血液制品的典范”。

在“战国杀”中傲然挺立

我国的血液制品是从胎盘血做起的，因胎盘收集困难，生产形不成规模。后来改用人全血，原料血需要血站来供应，受制于人，成本高昂，且血液中的不少好东西被浪费了。其实，制作血液制品所用的是人血浆，而非人全血。于是，采用单采血浆技术已刻不容缓。所谓单采血浆，就是将所采血液经过离心机分离出血浆成分，把包括红细胞在内的其余成分还输给献血者。单采血浆对人的身体影响比采全血要小得多，而且可避免浪费。早在20世纪60年代，武汉所的总技师谢毓晋就在本所和武汉一家工厂试验单采血浆法。因当时的检测手段有限，担心交叉感染而未被推广。而如果不运用单采血浆技术，要发展血液制品是不可能的。1978年，刘隽湘上书卫生部，建议采用单采血浆技术，并写了一本《单采血浆手册》作为技术规范。卫生部非常慎重，先在北京所和中国科学医学院输血研究所进行试验，摸索出成功经验，于是各生研所以及各地血站都派人来学习，单采血浆法就这么被推广开来。从此，我国的血液制品的生产一下兴旺起来。成都所就是1979年开始涉足血液制品的。

单采血浆技术并不复杂，但操作要求非常严格，稍有不慎，就会闯天大的祸。在学习单采血浆法时，成都生研所最为较真，不仅派人到北京所和输血所学习，而且把刘隽湘请来作报告，现场示范，一个细节也不放过。原成都所党委书记、研究员赵永林回忆说：“我们请刘隽湘来讲课后就试验这个技术，开始是用绵羊做模型，采血、分离血浆，再把血球还输回去；第二步就是上人，首先是我们自己。当时有人提出按美国标准一人一次单采1200毫升。我说：‘中国人的体质、健康、营养状况和美国都有区别，不能按美国标准来。’最后确定一人一次600毫升。在礼堂里，全所职工排着队，一个一个接受单采，我也不例外。采了以后，没有人感到严重不适，说明一人一次采600毫升血浆是可以承受的。”对单采血浆可能出现的交叉感染问题，成都所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第一是严把体检关，严防艾滋病、各型肝炎等疾病患者混入献浆员队伍；第二是严把操作关，严格按操作规范采浆，如严格消毒，坚持一人一针一管等，严防交叉感染和污染；第三是严把检验关，对采集的血浆一份一份检测，严防不合格的血浆进入生产流程。当时，国内的检测试剂对某些病毒不敏感，所长朱锦忠说：“用进口试剂也要把住这一关。”有人说“进口试剂太贵”，朱锦忠说：“再贵也不能省这个钱，否则就会鸡飞蛋打。”后来，果然在一个采浆点检测出一例艾滋病，另在一个采浆点检测出一例丙肝，避免了交叉感染。后来，全部采用机器采浆，就更安全了。

成都所的人至今谈起朱锦忠仍肃然起敬。他是一位“红小鬼”，战争年代是卫生部原部长钱信忠的警卫员。来成都所之前主政山西医学院，之所以调他来，是要他改变成都所的落后面貌，摘掉“老六”（在六大生研所中排名最后）的帽子。他与全所专家反复交谈后，决定以血液制品为突破口。原来成都所的血液制品为零，要从零开始困难重重。他给时任生产处长的赵永林交代：“全所保血液制品，要啥给啥。”原血液生产室主任邓远运回忆说：“朱所长让副所长孙柏龄对我说：‘血液制品就在你这个右旋糖酐研究室搞，你要谁全所点，给你调，谁不服从就要他下去。’后来有个抗战老干部净唱反调，就让他走了。我一下挑了5个副主任，都是知名的专家。开始用胎盘血生产丙种球蛋白和白蛋白，朱锦忠亲自去找胎盘，一点没有老红军的架子。后来他又亲自抓单采血浆。”

成都所的单采血浆技术标准，是在刘隽湘的《单采血浆手册》的基础上由马占瑞、蒋福臻、吴达玉等老专家建立的，他们带队去建立单采血浆站，并规范运行程序。1980—1984年先后在四川、贵州建立了5个采浆站，5年采集血浆120吨，使生产原料有了保证。

与此同时，成都所统筹规划，推进血液制品的研发。上海生研所是我国最早进行人血浆综合利用生产血液制品的单位，张天仁教授是世卫组织的血液专家，成都所派人去学习后，由何广发、唐章桥等专家带领技术团队构建了血浆蛋白生产线，生产出人血白蛋白和人丙种球蛋白，一步跨入国内先进行列。当时发达国家刚刚兴起超滤技术，成都所在瑞典当访问学者的赵淑良归国，提出用先进的超滤技术代替原来的冻干脱醇工艺。按原工艺，原料血是用酒精分离纯化的，在血浆蛋白组分分离后必须把乙醇去掉，冻干脱醇耗时长，对操作人员和设备要求较高，稳定性不够。超滤技术脱醇比较彻底，利于血浆蛋白精制，而当时国内没有超滤机，进口不易。国内超滤材料做得最好的是天津纺织工学院膜分离工程研究所，成都所与之合作，终将超滤技术运用于生产，成为国内首家采用超滤技术生产血液制品的单位，使产量爆发式增长，产品质量在国内独占鳌头，乙醇添加物残留量等关键质量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家“八五计划”中，成都所被列为血液制品生产基地，从而成为行业龙头。1996年成都所的“蓉生”牌人血白蛋白出口北美市场，这是中国血液制品首次走出国门。

在血液制品新产品的开发上，成都所也走在全国前列。

1984年王世鹏、罗时定研制出绿脓杆菌冻干免疫血浆，成为当时全球唯一产品。在国内流行最广的是绿脓杆菌I群、II群、III群和VII群，他们先用由上述菌株制成的多价疫苗免疫献浆员，获得特异性血浆，而后制成免疫血浆，对防治大面积烧伤病人的绿脓杆菌感染有特效。

1985年，成都所的马占瑞、蒋福臻等牵头研制出破伤风免疫球蛋白。要制作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前提是要有高效价的破伤风血浆原料。因为我国为数众多的成人在儿童时期未进行系统预防接种，缺乏对破伤风的免疫力，这就难以获得所需的特异性血浆。替代办法是先对献浆员用破伤风类毒素免疫，在产生高效价后献浆。这样做安全吗？课题组的6个人先在自己身上试了一遍，接着又挑选30名退伍军人和本厂职工作为志愿者进行试验，都证明安全可靠。用这个方法，加上在健康人群中挑选完成了全程基础免疫者，他们在两年中获得了近1吨宝贵的破伤风高效价免疫血浆，从而使破伤风免疫球蛋白投入批量生产。这一产品是我国第一个人源化特异免疫球蛋白，打破了国外在被动免疫治疗领域的垄断，其质量达到和超过世卫组织和美、英、日等国的质量指标。

紧接着成都所又成功研制出乙肝免疫球蛋白。因肌注免疫球蛋白在临床应用中受到诸多限制，80年代中期美国推出了静注人免疫球蛋白（IVIG）。王玉研究员团队制作出的IVIG冻干制剂，在某些指标上超过美国标准。1989年通过国家全面质量检定，在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临床试用后，证明对低免疫球蛋白G血症、新生儿败血症、儿童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病种具有很好的疗效，安全性良好，1992年获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文号。随后王玉团队又研制出第三代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填补了我国IVIG开发应用的空白，完善了我国血液制品的产品架构。

因为血液制品属贵重药品，单采血浆法推广后生产利润丰厚，于是很多人都来抢这块“蛋糕”。1991年卫生部批准的血液制品定点生产单位为27家，90年代末猛增至39家。21世纪初，血液制品的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恰似“战国杀”。面对“战国杀”，成都生研所气静神定，2003年投入2.8亿，计划新建集国际先进水平之大成的血液制剂车间。在杨汇川和黎莉的主持下，通过国际招标，由美国LG公司承担概念设计；美国凯莱蒂斯公司进行工艺设计和管道安装；德国西门子公司负责自动化系统的设计和施工。关键设备全部采用世界最优秀的品牌；建设标准按世界上最严格的欧盟GMP标准；设计年生产能力为700吨血浆。生产车间于2006年建成，一次投产成功。2007年4月取得国家GMP证书，这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线。

血液制品市场的“战国杀”终于“杀”出了大问题。因一窝蜂地上，管理不严，从业人员素质差，1995年在河南周口地区出现了大量艾滋病感染者，安徽、河北也出现类似情况。都是因为单采血浆违反规定而被感染的，有的共用针头，有的两个人躺在一个床上采浆。于是，卫生部下令关闭所有单采血浆站，一刀切。

艾滋病太恐怖了！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成都生研所的单采血浆站是安全的。该怎么执行这道指令？成都所与四川省卫生厅商议后，决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边整顿，边生产。根据是：第一，成都所的单采血浆站管理规范，从没有出现过一起交叉感染的事故；第二，成都所生产质量把关严格，没有出现过不合格血浆混入生产线的情况；第三，如果全国都停产了，很多等着用血液制品救命的病人就面临着无药可用的难题。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做作“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放的时候没有“乱”；管的时候就不该“死”。成都所派人到卫生部汇报，阐述边整顿、边生产的理由。一位副部长听了汇报后没有表态，但一位司长说：“国内停产了，可以到国外买。”意思很明白，必须停！消息传回四川，主管副省长和卫生厅长决定再开一次会讨论，讨论结果认为边整顿、边生产是符合四川实际的。参加会议的成都所专家沈慕昌和罗时定至今清楚地记得，最后厅长钟道友对他们说：“你们要保证不出一点事，如果上面要问责，省里顶着。”会后，成都生研所派人到5个采浆站进行整顿，边整边采。成都生研所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停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1996年国务院发布《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就是成都所的管理办法。1997年，卫生部在成都召开血液制品管理会议，时任部长陈敏章到金堂采浆站视察，让成都所在会上介绍经验。连续几年抽查，成都所的原料血浆都100%合格。陈敏章在会上说：“全国的血液制品生产厂家都应该向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到成都所取经。”成都生研所的管理办法不仅成了国内同行学习的典范，而且引起了美国同行的关注。拜耳（BAYER）公司经过对中国血液制品行业十余年的考察，认为成都所质量控制最严格，操作最规范，决定与成都所开展血源项目合作。

在血液制品的“战国杀”中，成都所独领风骚，傲然挺立，而那些质量控制不严，舍不得投入的企业被淘汰了。

目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美国是当今世界血液制品的“老大”。在产量上，美国年采血浆量占全球的一半，我国的年采血浆量与人口基数还很不成比例；在品种上，特别是在特异性免疫和治疗用血液制品上，比国外少了10多个品种。而我国血液制品生产厂家的数量超过美、欧之总和，达30多家，造成低水平重复，低层次竞争。这么多厂家，而真正能全年生产的还不到20家。规模小就投入小，科研力量就弱，就难以开发新品种，难以提高产品质量，难以参与国际竞争。要改变这种状况，势必重组联合，扩大规模。

原六大生研所整合为中国生物公司后，将各生研所的血液制品部分剥离出来，于2017年一并注入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血液制品。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现下辖“成都蓉生”“兰州血制”“上海血制”“武汉血制”“贵州血制”5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这般强强联合，“天坛生物”便在产品总量和品种数量上稳居国内前列，具备了规模、质量及品牌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旗下的“成都蓉生”即原成都生研所的血制部分，曾被卫生部誉为“血液制品典范”。蓉生牌系列血液制品在国内享有盛誉，已在6个国家完成注册，至2018年已出口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34万余瓶，乙肝免疫球蛋白近11万瓶。“兰州血制”是国内第一家引进国外先进血浆蛋白分离技术的企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上海血制”是国内最早生产生物制品的企业之一，1991年从日本引进现代化的血液制品生产线，为当时我国生物制品史上投资最多、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技改项目，也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血液制剂生产线。“武汉血制”具有先进的血浆蛋白分离车间，是国内首批通过2010年版GMP认证的车间之一，在特异性人免疫球蛋白的研究上独具特色，有很高的市场认可度。“天坛生物”现生产14个品种，有71个产品生产文号。

“天坛生物”的战略目标是：“中国领先，国际一流”。其实，“中国领先”已经达到了，问题在于“中国领先”与“国际一流”的差距还很大。他们能缩短差距进而跨入“国际一流”吗？

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领导就是决定因素。“天坛生物”的董事长由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兼任。副董事长由中国生物副总裁杨汇川兼任，他是中国输血协会副理事长，国家药检委员会委员，第二届生物药品与质量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就是他，在“成都蓉生”主持建成了国内第一个按PIC/S（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标准建设，完全达到欧盟GMP标准的现代化血液制品生产线；在行业内率先将制造执行系统（MES）用于血液制品生产过程，实现了对物料跟踪，工艺控制的全面管理，生产操作过程均被有效控制和详细记录。这是国内第一个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智能血液制品车间。在质量控制上，杨汇川带领同仁让“蓉生”在国内率先通过了国际认证公司挪威船级社（DMV）的“三标”一体化认证，即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和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古人言，“闻善言则拜，闻有过则喜”。干大事业的人都会主动请人来挑毛病。杨汇川把国际质量管理咨询公司的专家请来“蓉生”，请他们帮助进行全面的差距分析，研究改进措施。“蓉生”产品能领先国内，走向世界，此人功在史册。“天坛生物”总经理付道兴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制品分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国输血协会理事、四川省输血协会副理事长，有36年的血液制品研发和生产的经验，在把“蓉生”做大做强上有突出贡献。“天坛生物”的龙头是“成都蓉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天坛生物”要发展就是要让“成都蓉生”的经验全面开花结果。

血液制品要做大做强，基础是要有足够的符合质量标准的原料血浆。在中国，采血难，采浆更难。因为献血是无偿的，光荣，而献浆是有偿的，便被说成是“卖血”。不改变这个观念，中国的血液制品要发展就是空中楼阁，一枕黄粱。要改变这一观念，需要有专业人才进行耐心宣传，发展壮大献浆员队伍。因此，“天坛生物”成立统一的血源管理中心，按专业化要求将原来的单采血浆站进行升级改制，升格为法人，成立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对经理及所有工作人员的学历、经验都有严格要求，经理必须是在当地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单采公司独立核算，明确责、利，由血源管理中心监管，中心的质量管理部定期不定期地进行督查。

按专业化标准，董德梅被选拔为血源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她是电子科大生物物理学硕士，医学生物高级工程师，有10年血浆检测的经验。由她主持把成都片区所有浆站的人员都培训了一遍，并对其他浆站进行了13次质量检查，对每一个发现的缺陷都制定了整改措施。对浆站实行统一管理后血浆质量有了保证，而且产量大大提高，2018年分布在13个省市的血浆站采浆1600吨以上。

我国血浆采集量上不去，除了把献浆误认为是“卖血”外，还因群众对献浆有恐惧感，害怕对身体损害大。要消除这种恐惧心理，最好的办法采浆员以身示范，单采血浆公司的领导和员工带头当献浆员。“我先献浆，你们看有啥子问题嘛？”说这话的是南江单采血浆公司的杨济榕，一个20多岁的姑娘。她这一示范，许多人就消除了顾虑，加入献浆队伍。她带领的血源发展小组一下发展了新献浆员2600余人。宜春单采血浆公司的经理孙莉群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和“履职先进个人”。她带头献浆，2015年以来献浆达40余次，一年献浆近10次，员工也跟着她带头献浆。榜样的力量带来献浆员队伍的迅速扩大，采浆量从2014年的22吨上升到2018年的47吨，公司被宜春市评为“优秀爱心企业”。

有了稳定、合格的血浆来源，还必须在研发、生产、质控、信息、营销等方面发挥整体优势，尤其是新产品的研发至关重要。国际血液制品巨头之所以成为巨头，一是规模大，二是品种全。品种不上去，就难以与之比肩。“天坛生物”设立了全国最大的血液制品研发中心，整合了各血制公司的研发资源，统筹研发和临床试验管理，致力于老品种的升级和新品种的开发。在这个科研平台上，现有100余名优秀人才在上面拼搏。下面让我们来见识一下在这里工作的雷韬和她的团队。

同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给她取了个男性化的名字，或许是希望她巾帼不让须眉又能收敛锋芒吧。但她却是个处处冒尖的人，学习冒尖，唱歌、跳舞、讲演、打球，干啥都能露一手，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她是“蓉生”引进的第一个博士，200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刚一来，研究室主任让她干一个项目“练练手”。啥项目？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这哪叫“练手”啊？是“开荒”呀！因为在国内还从没有人干过。我国的血液制品的原料从胎盘血到人全血再到单采血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都是在血源上做文章，而雷韬要干的，是要抛开血源，用基因工程技术开发血液产品，这是革命性的一步。她能迈开这一步吗？她说“自己的特点是爱笑，性格比较开朗，比较有活力，处事态度积极”。在这么重的担子面前，她依然笑着接受了任务。既然让我“练练手”，那我就开练！她说：“我自认为很有担当和责任感，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从来都不轻言放弃，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达到目标。”

前面已经讲到，VIII因子是治疗血友病A的救命药。血友病人被称为“玻璃人”，稍一磕碰，就可能出血不止，唯一的救命方法就是注射VIII因子以增强其凝血功能，否则只有等死。对VIII因子的人均用量，世卫组织划了一条及格线，而我国连及格线的一半都没有达到。据统计，以人口总数为基数，美国年人均凝血VIII因子用量是4单位，而我国只有0.03单位。而且大多依赖进口，进口货1支卖到1000多元，一般人用不起。而我国的血友病人约有10万，占全球的1/4。那为什么不增加产能呢？原因是我国的VIII因子都是血源性的，其产量受原料血浆的限制。因此，基因重组人凝血VIII因子的研发可谓迫在眉睫。非如此，产能就上不去，价格就下不来。2010年，“练练手”的雷韬练成了课题组长，神圣的使命感让她激情迸发，正像明代文徵明的《今日》诗所说：“人生百年几今日，今日不为真可惜！”

重组人凝血VIII因子的研制，我国比发达国家落后了20余年，20世纪90年代国外已有同类产品上市。何不走仿制的道路呢？天真了！国外的技术壁垒森严，高技术产品岂能让你仿制？得老老实实，一切从头开始。

高技术需要高投入，这是常识。怎么能要来投入？靠三寸不烂之舌是打动不了出资人的。你光说VIII因子如何如何重要是不行的，人家还要看你能不能干得了？基础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成功？雷韬作为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博士，还没有辉煌历史可摆，更得拿出硬货来争取投资。

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的特点是结构复杂，分子量大，且活性极不稳定，研发难度极大。在基因克隆和表达载体构建的过程中，困难如山大，一个接一个。雷韬说：“基因扩增几乎尝试了我在学校实践过的和在书本上看到的所有方法，使尽了‘十八般武艺’，最后才摸到门道，历时近半年才完成全部基因克隆及拼接工作。表达载体构建并实现在哺乳动物细胞内表达，更是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功夫不负有心人，产品表达设计终于成功了。因为有了这一技术基础，2010年，国药中国生物将这个项目列为重点课题，获公司基金支持，后来又得到国家多项科学基金支持。”

继续前进的道路还有不少“拦路虎”，但都被他们踩到了脚下。2012年完成产品设计；2014年获得工程细胞株；2016年完成产品生产工艺贯通及连续三批注册申报用样品生产；2017年6月获得申报临床试验的受理号；2018年4月，获得药品临床试验批件。这中间，让雷韬难以忘记的是解决重组VIII因子的活性极不稳定的问题。本来，实验室试制的产品质量已经完全达到欧洲药典的要求，她却不满意。“我觉得纯度的稳定性还不够完美，下决心要进一步提高。我带领团队又继续进行配方研究，最终找到了最佳配方，并提出了相关配方理论，将产品纯度提高了2个百分点，且稳定性趋于完美。”

关于申报临床研究批件，雷韬说：“基因工程重组产品的研发在‘天坛生物’是第一次，因此在准备申报资料时，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以遵循。这种找不到方向的感觉让我很焦虑，干脆住在了办公室，在一个又一个深夜里，在一遍又一遍的梳理过程中，我的思路渐渐明晰了起来。当完成了全部资料汇总后，我的内心感到很踏实、很笃定。果然，我们的产品资料未经发补，一次性通过审批，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比预期提前了8个月。”

2018年5月，血友病被收入国家《第一批罕见病》目录，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作为血友病A的一线治疗药物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2017年版）。对雷韬团队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临床研究正扎实进行。

雷韬团队现有20名科研人员，平均年龄35岁，其中博士4人，硕士7人。除担负重组人凝血因子VIII的研制外，还承担重组人凝血因子VIIa的研发，成为高素质的基因工程重组蛋白药物的研发人才成长平台，为未来新产品开发做好了人才和技术储备。雷韬说：“团队英姿焕发，个个都像踩了风火轮一样工作，工作中充分协作，私下关系也非常要好，经常一起吃饭，一起打球，加上身高发型都差不多，穿着白大褂，经常会让别人脸盲，问：‘你们是双胞胎？’回答：‘不，是三胞胎，N胞胎。’因为实验室工作非常枯燥，有时候会出现让人莫名其妙的情形。有天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头也没抬地‘嗯’了一声。‘问你个事儿。’‘啥事儿？’‘你听过《甩葱歌》吗？’‘听过啊。’‘会唱吗？’‘会……吧。’‘唱一个呗！’‘哒哒滴，哒滴哒滴……’我不知道为啥会如此顺从，就轻声唱开了，完全是无意识的。其实，我们都没有抬头，没有停止手上的工作，就算是我们排解枯燥的一个小插曲吧。”

看到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就可以看到中国血液制品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