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寒梅傲雪（1966—1976）（2）

第十七节 周恩来关注的狂犬病疫苗

狂犬病的致死率100%，居所有疾病之冠。到目前为止，狂犬病仍然无药可治，对付的唯一办法还是注射疫苗。我国疫苗科学家先后研制出五代狂犬病疫苗，即液体鼠脑死疫苗、液体羊脑死疫苗、冻干羊脑死疫苗、地鼠肾活疫苗、非洲绿猴肾细胞（VERO）活疫苗。第六代人二倍体细胞活疫苗、第七代基因工程狂犬病疫苗正在完善之中。地鼠肾狂犬病活疫苗被世界狂犬病大会赞誉为：“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个疫苗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各大生研所在武汉所联合研制成功的，协作组组长林放涛被世卫组织聘为全球狂犬病专家、狂犬病疫苗国际代表。但狂犬病的最后消灭仅靠疫苗是不够的，还需采取综合措施。

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老人叫林放涛，是狂犬病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中国地鼠肾狂犬病活疫苗的发明人之一。他主持研制的这种疫苗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因而被世卫组织聘为全球狂犬病专家。2019年，他已经94岁了，按他夫人的话说：“他这人想得开，活得长。”三年前他接受采访时还思路清晰，语言流畅，与人不紧不慢地缓缓而谈。2019年春节前再次接受采访时，他已经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了。夫人怕他老糊涂，每天叫他抄报纸。他像小学生一样，天天端坐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地抄写。桌子上堆着厚厚一摞他抄写的字稿，蝇头小楷，一笔一画，一丝不苟。说起狂犬病疫苗的研究，他显得有点激动：“本来狂犬病在我国已基本消灭了，特别是1951年开展全国性的灭狗行动以后，这个病全国差不多就没有了（资料显示50年代后期全国狂犬病发病仅为50—400例，几乎绝迹），就因为‘文革’无法无天了，疯狗也出来了。这个病没法治，只有靠疫苗解决问题。”

被疯狗咬了，只能靠疫苗救命

狂犬病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病名。如果不幸被疯狗咬了，不及时打疫苗，那就只有一个后果：死。致死率为100%，无人可以幸免。有位外国专家Flemmg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所导致的痛苦及死亡率能与狂犬病比拟，使人恐怖绝望。”美国有个演员叫Forlinord Baimand因对狂犬病害怕之极，到了谈犬色变的地步，当他真的不幸被狂犬咬过之后，不等发作便自杀了。

原长春所疫苗室主任、研究员楮菊仁与林放涛一样，也是我国地鼠肾狂犬病疫苗的主要研制者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他亲眼见到的狂犬病的厉害：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自费到吉林省的一个农村去做流行病调查。一个被狗咬过的患者，到我们所来买疫苗，路上正好碰到我，问我买疫苗的事，我就跟他说了。听说我就是长春生物制品所的，他就给我讲，他们那边有一条狗咬了很多人，最后有个农民拿一根木棒把疯狗打死了。被打死前，这条疯狗用牙齿咬了木棒。后来有个农民捡了这根木棒回去当柴火烧，被棒子上的一根木刺扎了一下手，这个人后来发狂犬病死了。这个例子说明，狂犬的唾液中所含的病毒量是很高的，沾到木棒上的就一点点，扎到人手上就被感染了。但像这样的例子在世界上都没有，我对他讲的将信将疑，有这么厉害吗？我让他留下地点后，过了几天我要去核实，所里不同意，说你是搞疫苗的，管流行病学，管得太多了，也没有那个时间。我便利用星期天去了。到了他们家，我反复问他究竟被狗咬过没有，他家里人说确实没有被咬过，就被木棒的刺扎了一下。说着说着，一家人就哭起来了，死的这个人是他们家里的壮劳力呀！这个事后来世界卫生组织也知道了，也经常引用这个例子。这是我亲自调查的，千真万确。还有，我到德惠县做流行病调查时，路上碰到一个人赶着大车来的，当时是11月初，天气已经很冷，车上被窝里裹着一个小女孩，只有9岁，被疯狗咬了。这个老乡是个山东大汉，很魁梧，听说我是长春生研所的，就问我，你能不能有办法救我的孩子？我说，因为她已经发病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再给她打疫苗恐怕也没有用了。这个大汉一边哭，一边用大车拉着女孩往回赶。后来这个女孩在半路上就死了。当时，他哭我也哭，眼看她要死，我却无能为力啊！对狂犬病的治疗，很多人都在想办法。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个大夫，他家是四代祖传的中医。他跟我说，他有一个治狂犬病的处方，发了病服他这个药就能好。我说，这是好事啊！他要把这个方子给我，我说你也不要给我，你只要证明你这个方子确实有效就行。后来他拿了一包药给我，是粉面状的，搞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中药成分。我对他说，我关注的是你那个病例是不是真的，被狗咬过的人并不是咬一个就发病一个，里面的因素很复杂，你要有诊断证明，证明他确实得了狂犬病，才能证明你这个处方有效。可惜他后来始终没有拿出证明来。我这么说，并不是否定中医治疗狂犬病，可你得有证据啊！

这些亲身经历，是楮菊仁决心把狂犬疫苗搞出来的一个巨大动力。

世界上第一个狂犬病疫苗，是1881年由被称为世界疫苗之父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首创的。大约过了30多年后才传到中国。据说，在1910—1920年间，上海、哈尔滨有个别西药房仿制过巴斯德狂犬疫苗，但没有文字记载。有文献可查的是：1919年原中央防疫处成立后，用巴斯德毒种和他的方法仿制过狂犬病疫苗。楮菊仁说：“外国有一本《琼脂细菌学》，是英文版的，里面有巴斯德制作狂犬病疫苗的方法。当时翻译了一下，就仿制开了。”这种疫苗被称为兔脑疫苗，就是把毒种注射到兔脑中，待兔子感染后，取出兔脑和脊髓，用化学干燥剂进行干燥，然后研成粉末，再用生理盐水稀释就成了疫苗，一只兔子为一人份。

到1931年，北平卫生事务所打死了一条狂犬，袁浚昌从这只狂犬的脑中分离出一株狂犬病毒。这是一种野毒或曰街毒，不能用于疫苗生产。原中央防疫处的齐长庆和助手李严茂通过家兔脑内传代，传了30代后，将之演变成固定毒，即可以用于疫苗生产的生产株。当时称为“中国株”，后改名为“北京株”。此后，原中央防疫处便用“北京株”的第31代以后的固定毒生产狂犬病疫苗。这样，我国生产的狂犬疫苗，既有用巴斯德株的，也有用“北京株”的，生产的方法也不完全统一，质量难以保证。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制定了相关法规，我国狂犬病疫苗的生产工艺及质量要求才有了统一的标准。开始都是兔脑疫苗，后来出现了羊脑疫苗。1957年，北京所和武汉所对兔脑疫苗和羊脑疫苗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羊脑疫苗的保护性明显高于兔脑疫苗，于是在全国淘汰兔脑疫苗，统一用羊脑生产。

狂犬病兔脑疫苗和羊脑疫苗都是液体疫苗，在当时没有冷链运输条件和冰箱不普及的情况下，极易失效。1954年9月，武汉所总技师谢毓晋收到广西容县一位卫生院院长的来信，反映该地一个48岁的农民于7月30日被疯狗咬伤小腿，当日即为之注射了狂犬病疫苗，以后再每日注射一针，一共14针，是严格按规定操作的，但患者于8月29日狂犬病发作，两日后死亡。疫苗是武汉所生产的，“批次：21；生产日期：3月22日；有效期：止于9月22日”。收到来信后，谢毓晋立即召集狂犬病疫苗课题组组长林放涛及成员张纯厚等人一起调查，发现这批疫苗的效价很好，容县方面的保管也没有问题，一直存放在4℃—8℃的冰箱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运输途中。疫苗从武汉运到容县，路上走了整整一星期，途中天气炎热，致使疫苗失效。在没法解决冷链运输问题的情况下，谢毓晋指导林放涛等人历时半年，研究成功真空冷冻干燥疫苗。经检定证明，这种疫苗的效价高于国内外的所有液体疫苗，而且在45℃的温度下可保存一年而不失效。这在当时狂犬病疫苗的研究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苏联专家在武汉所考察后，特邀谢毓晋去苏联讲学（因故未成行）。课题组长林放涛也因此在狂犬病疫苗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但是，羊脑疫苗的预防效果还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长春所对羊脑疫苗进行了免疫效果观察。“在锦州，一只疯狗于5日内咬伤81人，大多咬伤头部。对咬伤情况及伤口处理做了调查分析。伤口处理后注射14针疫苗者68人，发病死亡7人；9人注射4—8针，死亡2人；仅作伤口处理未注射疫苗者4人，均发病死亡。此结果说明了疫苗的免疫效果。”去除4人没打疫苗的，77人打了疫苗，死亡9人，死亡率高达近12%。即使按规定打了14针的，死亡率仍有10%以上。羊脑疫苗的免疫效果止于此，且相当麻烦，要打14针，副反应又比较严重，因此研发新的狂犬病疫苗迫在眉睫。

周总理关心，“造反派”干扰

无论是兔脑疫苗还是羊脑疫苗，都是用的天然培养基制作的，即动物的脑。羊脑疫苗虽然比兔脑疫苗要好，但培养方法和路径是在一个层次上。回顾我国狂犬病疫苗的生产历史和参考国外文献，武汉生研所的林放涛强烈地感到：做狂犬病疫苗有两大关键，一个是毒种，一个是培养方法。在传统的自然培养基上兜圈子是没有出路的。比如兔脑疫苗，做得最好的是上海所的黄元堂，技术特别精湛。楮菊仁也曾经跟他学过一段。但是即使技术再精湛，也没法解决天然培养基所固有的缺点，即难以排除培养基上的杂质。早在1955年，林放涛就在谢毓晋总技师的指导下，研究出了耐热真空冷冻干燥狂犬病疫苗，接着又进行了狂犬病免疫血清的试验研究。但是，如果不在培养基上来一次革命，天然培养基带来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而要把天然培养基换成细胞组织培养基，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大跨越，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毒种能不能在细胞组织培养基上适应。打个比方，就像植物的种子能不能在这块新开垦的土地上生长一样。据国外报道，狂犬病毒在地鼠肾组织上适应性较好，林放涛于是决定选用我国自己的“北京株”培育能适应地鼠肾组织的毒种。

林放涛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用“北京株”在地鼠肾上适应，经多次传代，并经地鼠肾和豚鼠的交替传代，在地鼠肾细胞上培育出了aGT毒株。虽然还不能马上用于生产，但对新疫苗的研制具有重要意义，证明狂犬病毒完全可以在地鼠肾细胞上生长，并且长得很好，这就给研制地鼠肾细胞疫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搞出适应地鼠肾的生产株，林放涛投入全部精力，甚至妻子生孩子他也没有去医院一次。接受采访时，林夫人对笔者抱怨说：“他骗我说要去北京出差，没有时间照顾我，结果我生完孩子后发现，他根本没去北京，躲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林放涛听夫人数落他，一句话不说，傻傻地偷笑。

在他的研究处在节骨眼上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革”中的武汉是全国出了名的，尤其是1967年的所谓“7·20事件”，双方武斗杀得个天昏地暗、血迹斑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武汉所里的“造反派”也闹得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好在林放涛是个老实疙瘩，对谁都毕恭毕敬，从不得罪一个人，内心里爱憎分明而喜怒不形于色。某中层干部死了，他对夫人说：“追悼会你不能去参加，他不是好人。”他虽然没有被作为斗争对象，但研究工作已经难以正常进行。就在他的研究将要夭折的时候，全国的狂犬病例上升，此事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卫生部决定组成地鼠肾狂犬疫苗项目协作组，由武汉所林放涛、长春所楮菊仁、兰州所梁名奕、中检所俞永新（未到武汉），组成协作组，集中到武汉所林放涛的狂犬病实验室攻关，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尽快把地鼠肾狂犬病疫苗搞出来。

照说，林放涛的狂犬病疫苗实验室是有红色保护伞的。因为他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时，曾经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周总理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他被安排与总理同桌。总理听说他是搞狂犬病疫苗的，对他说：“狂犬病疫苗不仅中国需要，世界也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很需要，非洲的狂犬病就很多。我们要做好本国的事情，还要尽国际主义义务，帮助他们。”他这个待遇在当时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的研究工作，等于有了尚方宝剑。林放涛虽然很低调，不张扬，但这个消息是武汉所人人都知道的。林放涛从北京回到武汉后，向所里的领导传达过周总理对他说的话。既有总理的指示，又是卫生部组织的联合攻关，应该让他们安心搞研究了吧？没那好事。当时的“造反派”“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总理的指示、卫生部的部署，又算啥？他们不敢解散狂犬病研究室，但闹得你没法工作。一会要你参加斗争会，一会要你学习“最高指示”，还有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所谓“早请示，晚汇报”就像和尚早晚念经一样，一天也不能免。“早请示”，是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大家面对毛主席像，手握“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嘴里喊“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每喊一句“万寿无疆”就将语录高举一次；接着还要喊祝某人“身体健康”，也要喊三次。“晚汇报”就是面对毛主席的像检讨自己今天有什么私心杂念，做了什么对不起毛主席的事。诸如此类宛若宗教仪轨的一套东西搞得人不胜其烦，但谁也不敢不从。后来毛主席不知怎么知道了底下还有这套玩意，非常不满，下令制止，但直到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之后，才停止下来。

协作组成立后不久，林放涛被派往非洲坦桑尼亚，帮助他们建立疫苗研究所。他出国后，谁来当狂犬病实验室的主任呢？武汉所军管会派来了一个据说祖宗三代都很清白的工人，叫李汉阶。他没读过什么书，甚至连许多生物学的名词都不懂。要他当领导，研究工作完全插不上手，但他执行军代表的指示很坚决。楮菊仁回忆说：“当时军代表特别‘左’，一天到晚搞政治学习，动不动就给你扣政治帽子，对狂犬病疫苗的研究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

联合攻关，开花结果

尽管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但狂犬病疫苗协作组在楮菊仁、梁名奕的实际领导下，带着武汉所狂犬病研究室的张纯厚、曾蓉芳、李慧兰等人让研究工作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林放涛原已将狂犬病毒“北京株”适应到地鼠肾细胞上传代培育出“aGT株”，楮菊仁和梁名奕又将“aGT株”继续传代，培育出能在地鼠肾细胞上生长稳定的可用于生产的固定毒“aG株”。把“北京株”变成“aG株”，要做连续的冗长的慢功细活。先将“北京株”兔脑固定毒往下传递100代以后，再在幼龄地鼠肾单层细胞上适应传68代，培育出的毒种被称为“a株”；用55代的“a株”感染豚鼠脑以后，再用豚鼠脑和地鼠肾细胞交替传代3次，直到狂犬病毒在地鼠肾细胞上生长稳定了，这个毒种便称为“aG株”。“aG株”的培育成功，为地鼠肾狂犬病疫苗的研制和生产打开了大门。经动物试验证明，“aG株”的外周神经致病性几乎完全丧失，也就是说，用之制作疫苗，疫苗将不会产生神经系统的副作用。

所谓“行百里半九十”，有了生产株，剩下的路还很长。就像种地一样，有了良种也不一定就能高产，弄得不好甚至会颗粒无收。要高产，还必须要靠种田高手，在土壤、肥料、采光、通风等方面下功夫。制造疫苗的难度与种地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培养基好比是土壤，营养液好比是肥料，控制杂菌好比是除虫、除草，收割细菌或病毒好比是收割庄稼……但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农民是农民，科学家是科学家。农民是按经验进行重复劳动，科学家是要探索出一条新路，让自己可以重复，别人也可以重复。在把狂犬病“aG株”变成疫苗的探索中，林放涛、楮菊仁、梁名奕带领实验室人员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诸多险阻，被他们一个个攻克；诸多难题，被他们一个个解开，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地鼠肾狂犬病减毒活疫苗在实验室试制出来了，经临床试验，证明比动物脑疫苗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免疫效果良好，接种反应明显降低，没有出现严重的副作用，而且只需注射3—6针，而原来的动物脑疫苗需要注射14—23针。实验室的工作做完之后，“文革”也结束了。为慎重起见，先在长春所和武汉所进行少量的地鼠肾细胞狂犬病疫苗试生产，以进一步观察疫苗的效果。

试生产的疫苗不上市，也不供给各级防疫站，由长春所和武汉所自己销售，跟踪观察，检验效果。因为地鼠肾狂犬疫苗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弄得这两个生研所门庭若市，门前排起了长队，有时长达1公里开外。为买到疫苗，有的人带着铺盖睡在街上排队。原长春所所长、研究员张权一回忆说：

最紧俏的时候，最远的有从成都坐飞机到长春来买疫苗的。长春所销售疫苗只能开一个窗口，不敢让他到屋里来。排着长龙，24小时不断地排，人在马路上夏天铺个小毛毯就在这儿睡。有趁机做生意的，卖洗脸水的、有卖吃的。怕引起社会治安问题，派出所派人来维持秩序。买疫苗的人想得到疫苗，甚至不怕犯罪，到窗口一把就把疫苗抢过来，递给他的家人，他的家人拿过疫苗走了，给被狗咬的孩子去打针，他就到派出所自首：“我抢疫苗了，你处分我吧，我都接受。”就到这种程度。那时，我们几个所的领导不敢露面，一露面你到哪他就跟到哪，就跟你要疫苗。那时我们是试生产，武汉所也是试生产，量都很少。

地鼠肾细胞狂犬病减毒活疫苗，从1965年林放涛开始研究算起，到1979年正式批准生产为止，连头连尾历经15年。疫苗的质量不仅在中国得到肯定，而且引起了世卫组织的重视。世卫组织在详细了解了疫苗的研制过程并做了检定后，将中国的“aG株”固定毒永久收藏，并作为世界上狂犬病疫苗的生产株之一。楮菊仁回忆说：“这是在‘文革’中我还在武汉搞协作时送去的。”

地鼠肾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研究获1980年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级奖，1986年获全国第二届发明展览会金奖，并获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作出特殊贡献”荣誉证书。在国际上，中国的狂犬病减毒活疫苗得到了各国狂犬病权威专家的肯定。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所长Sureau赞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有你们这样的狂犬病免疫的巨大经验。”在华盛顿召开的狂犬病专业会议上，会议主席Kmnetd Bridlord称：“你们所做出的贡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WHO主动索要武汉所生研研制狂犬病疫苗的论文稿，刊登在《世界卫生组织公报》（Buclletin）上。林放涛因此被入选《世界名人词典》（IBC），1991年被WHO聘为狂犬病免疫专家委员会专家、人用狂犬病疫苗国际代表。WHO编著的传染病著作，狂犬病一章就是让林放涛执笔的。

说起地鼠肾狂犬病疫苗，林放涛说：“这个疫苗在国内外影响很大，我举两个例子，一条狗咬了三十几个人，其中30个人用了我们的疫苗都救活了，而没用疫苗的很快就死掉了。还有一次一条狗咬了30个人，用我们的疫苗全部都救活了。”

有这么神奇吗？有人做了一个专题调查，1978—1979年，经实验室确认的分别被13只携带狂犬病毒的动物咬伤的21人，在使用地鼠肾狂犬病疫苗和马抗狂犬病毒血清后，全部成活。他将此调查写成文章，发在美国的一个杂志上。据广西连续16年的观察统计，证明地鼠肾狂犬病疫苗保护率为80%。这个比例在狂犬病疫苗中是相当高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地鼠肾细胞狂犬病疫苗占世界同类产品的80%。

林放涛接着说：“我举的这两个例子在世界上影响是最大的。这个疫苗推广到全世界，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尽管林放涛中间一段因出国援非而缺席了协作组的工作，但他在狂犬病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是得到公认的。他不仅是地鼠肾狂犬病疫苗的始作俑者，而且率先在武汉所研制成功了含铝佐剂的地鼠肾狂犬疫苗，使疫苗的纯度更高，效果更好。在这个疫苗的研究论文写出来后，如何署名？谁先谁后？据楮菊仁说：“这个问题是武汉所党委定的，把‘文革’期间名义上当领导的工人李汉阶的名字划掉了，把林放涛排第一，我排第二，梁名奕排第三，俞永新排第四……”

消灭狂犬病还尚待时日

说起地鼠肾狂犬病疫苗的遗憾，林放涛说：“我们研制的只是人用疫苗，针对的只是狗传染的狂犬病。而狂犬病的传染源还有野生动物，这个疫苗对被狗咬了的人管用，对野生动物咬了的管不管用，还有待研究。另外，给狗可以打针免疫，对野生动物就不好办。我做过多次野外调查，在东北原始森林里遇到了狼，很危险。”林夫人在一旁插话说：“他回来在家里讲了以后把我们吓坏了，当时狼盯着他看，他也盯着狼看，吓得不敢动，更不敢跑，足足对视了大约十几分钟。可能是狼不想伤害他这个戴眼镜的文弱书生，看了一会儿就走了，要不他早就只剩下骨头了。”

对这个问题，楮菊仁在一本书中有专章论述。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事实证明，狂犬病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发病的原因不光是犬疫，还有野生动物在里面。各种野生动物一参与，这个狂犬疫苗就不好做了。因为野生动物去分离病毒是很困难的。这个疫苗对被狼咬了的人、被臭鼬、蝙蝠咬了的人，起不起作用还是一个未知数。要消灭狂犬病，做好疫苗只是一个方面，一定要跟生态学、流行病学结合起来做。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解决狂犬病问题还有很艰难的路程要走。另外，尽管地鼠肾疫苗原始培养液是组织培养的那一套，已经脱离动物了，但是种子里面还残存一点点动物脑组织，因为在把野毒演变为固定毒的传代过程中，还是经过了动物脑。所以在种子液中，还是可以检定出动物脑组织成分出来。虽然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洗啊，吸附啊，最后也没能彻底处理掉。地鼠肾细胞狂犬病疫苗就是这个水平。”

后来，我国从另一个狂犬病CNT株系（1957年从山东淄博一狂犬病死者的脑中分离）培育出固定毒CNT1，也用于疫苗生产。各生研所仍在进一步研究地鼠肾疫苗的纯化技术。2002年，武汉所生产出精制VERO（非洲绿猴肾细胞）狂犬疫苗，使疫苗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二倍体狂犬病疫苗、基因狂犬病疫苗还在研制、完善过程中。

全国狂犬病检测中心设在武汉所，主任为王泽鋆博士，副主任是孟胜利。据他们介绍，武汉所发明的试剂盒（徐葛林主研）可检测狂犬病疫苗的真伪和效力；建立了狂犬病的标准检测技术方法，全国许多医院特别是法医都送样品来检测。现在有不少人对打了狂犬病疫苗后是否产生了抗体表示怀疑，有的从新疆、西藏千里迢迢坐飞机来武汉检测。有的“恐狂者”你明确告诉他已经有了抗体，不会发病，他仍然不相信，住着不走，几次三番地要求重复检测。狂犬病一天不消灭，就会有“恐狂者”。消灭狂犬病，除了人用疫苗要进一步改进外，还应有动物疫苗，要有公共卫生措施，联合发力才行。

第十八节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臧克家在《有的人》中的诗句。谢毓晋先生就是一位死了还活着的人。他对中国生物制品事业所做的贡献，以及垂下的疫苗科学家的风范将与世长存。本章只写了他在“文革”中的人生片段，但足以见其“先生之风”。

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武汉生研所，花红树绿，莺飞鹤舞，流水淙淙，好一个花园式的所在。原总技师谢毓晋生前没有来过这里，但他的魂魄却被后来人带到了这里。这里有一幢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标性建筑——“毓晋楼”，大厅里安放着他的铜像，基座上写着：“谢毓晋1913—1983”。凡是到武汉所来的同行，都要到这里瞻仰先生的铜像，共话先生的垂下的风范。

迄今目前，在中国生物制品行业，官方为之立铜像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北京所的汤飞凡，一个是武汉所的谢毓晋。即使你不知道谢毓晋是谁，但大概不会不知道《大众医学》杂志吧？他就是这本杂志的创办人之一、第一任总编辑。那是在1948年7月的上海。

北京国药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李鸿久曾经在武汉生研所工作过，他告诉笔者：“为谢老立铜像是武汉所全体员工的共同心愿，但把铜像安放在哪里？一种意见是应该立在广场上，让人一眼就能看到；另一种意见说：‘谢老一生坎坷，我们不能让他在露天日晒雨淋。’经讨论研究，最后决定把铜像安放在一幢主楼内，同时将这幢楼命名为‘毓晋楼’。”

古人讲，人生三大境界：立功、立德、立言。谢毓晋在“三立”上都堪称楷模和镜鉴。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看一个人的德行和精神境界，在他的顺境中往往看不大真切，而在逆境中却可以看得明明白白。如果说在“文革”前，人们看到的谢毓晋是一个才华横溢、技术精湛、严谨求实的总技师，那么在“十年动乱”中，人们则看到了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事业的伟大科学家。“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此之谓也。

“牢饭”中埋着卤鸡蛋

1966年8月，谢毓晋从外地出差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就懵懵懂懂地被推到了大批判会的会场，一下给他戴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指着他的鼻子要他低头认罪。罪在哪里？“造反派”举不出罪证，只好声嘶力竭地喊“打倒”的口号。在给他一个“当头棒喝”之后，接下来的斗争会更是别出心裁。他们用20个500毫升的装冻干血浆的玻璃瓶，做成一个“项链”挂在他的脖子上。沉重的“项链”从脖子垂到他的膝下，一走动就“叮当”作响，他被造反派押着，在大街上被“游斗”……

一个功绩卓著，受人敬仰的科学家，平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现在却被人戴高帽、挂瓶子，肆意侮辱，情何以堪？公理何在？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了。为首者是已经被“靠边站”了的所长兼党委书记彭来。彭来是位“老八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原食品工业部某局副局长、河北省唐山市副市长，后调任湖北医学院（现武汉大学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反“右倾”时调武汉所任职。他与谢毓晋本不相识，只是在医学院时，听过谢毓晋来讲专业课，后来就听说他被打成了“大白旗”。他来武汉所上任时，谢毓晋已被停职了，从总技师变成了一般研究人员。彭来保持了“老八路”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每天上班前就站在大门口，和每一个员工主动打招呼，互相介绍。不到一周时间，他竟然能叫出全所每一个人的姓名。所里给他大房子他不要，住了一间小房子，除非去上面开会，他从来不坐小车，跟大家一起坐班车或挤公交。群众说他是“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经一个月的调查，他觉得应该给谢毓晋纠错，但“大白旗”的帽子是在卫生部千人大会上给戴上的，他无权给他平反，却有权将他重用。他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在大会上宣布恢复谢毓晋总技师的职务，并且说：“我是武汉生研所的一把手，但搞生物制品我是外行，外行怎么领导内行？就是依靠内行来领导。谢毓晋就是大内行、大专家。尊重内行，武汉所才有希望。”从彭来调到武汉所到“文革”开始前这六七年时间，是武汉所发展的黄金时期，成果频出，被卫生部评为先进单位。此刻，彭来对造反派怒目而视，质问说：“他怎么反动了？解放初，他把自己的民生生物实验所捐给了武汉所，分文不取，全部家当从上海拉到武昌的码头，这是你们许多人亲眼见过的，难道忘了吗？武汉所的生物制品，哪一个不是他领导开发的？”他这么一吼，一下还真把“造反派”给镇住了。但很快他也自身难保了，被打成了“走资派”，被关到“牛棚”里，成了谢毓晋的“难友”。

当年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到上海网罗人才，三顾茅庐请到了谢毓晋。为使他能安心在武汉生研工作，专门为他修了一栋两层的小别墅。他的工资是一级教授的标准。现在，这些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特权给剥夺了，强令他家把楼上一层让给了另一户人家。他一家八口人，只剩下楼下三间房子了，怎么安排呢？他两口住一间，老母亲和一个终身未嫁的妹妹住一间，3个闺女住一间。儿子在北京上大学，放假回来只能在过道里打地铺。房子小了，挤一挤可以凑合，最难办的是把他的工资待遇取消了，每月只给50元的生活费，上大学的儿子可以不管，剩下七口人全靠这点钱来维持生活，平均每人只有七块多钱，一点储蓄又被抄家抄走了，再怎么省吃俭用也不够啊！

谢毓晋被关在“牛棚”里，每天被逼着写交代材料。交代什么呢？“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交代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罪行，只是把自己到武汉所来工作的情况回顾了一遍。他到武汉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研发出了耐热真空冷冻干燥乙醚灭活狂犬病疫苗（见上章），为偏远农村注射狂犬病疫苗提供了保证。另一件事，是在全国首先使用深层培养方法生产霍乱、百日咳疫苗，使疫苗生产告别了手工作业的时代。这在疫苗生产的工艺上是一个跨越，为其他生研所所效法。在他任总技师期间，共指导全所研制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产品。他手头正在做的一件事是血清代血浆，就是用动物的血清制作出人用血浆来，被广泛用于内、外科特别是用于烧伤病人的治疗与抢救。“游斗”他时，挂在他脖子上的瓶子就是装这种血清代血浆的。这项任务是卫生部直接交给他的，是人民治病的需要，更是战备的需要。

“你这不叫交代，叫评功摆好。”“造反派”看他木榆疙瘩不开窍，提示说：“比如，你和裘法祖、过晋源一起到德国留学，跟德国法西斯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西德（“二战”后德国被分裂为东德和西德，1990年两德重新统一）特务？”

哪跟哪呀！1937年2月，谢毓晋和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同窗好友裘法祖、过晋源、盛澄鉴（后病死在德国）一行四人到德国留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解救饱受疾病折磨的同胞。当时，谢毓晋的祖父和年仅30岁的大哥都因患肺结核吐血而死，给他的刺激是很大的。那时，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4个人互相勉励，学成回来，要为摘掉“东亚病夫”这顶帽子尽一份责，出一份力。到德国后，其他三人都学临床医学，谢毓晋却说：“当医生每次才能救一个病人，而做疫苗和血清就可以救一大片人。”所以，他选择了去富莱堡大学医学院学微生物学专业。那里有一批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包括后来成为他的导师的K·乌尔曼教授。仅用两年，他就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富莱堡大学第一个获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此后，他又前往柏林国立传染病研究所和马堡贝林研究所学习生物制品的研发。在德期间，他在德国著名的《免疫研究与试验治疗杂志》上发表了4篇较有影响的论文。经导师乌尔曼教授推荐，他担任了富莱堡大学医学院细菌血清室代主任。在白种人歧视黄种人的时代，这件事成为德国的一大新闻。他在德国有了名誉、地位和稳定的收入，德国需要留下这样的英才，但灾难深重的祖国更需要他。1941年，中国驻德大使馆给他转来一封信，是时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颜福庆写来的，召唤他回到祖国大后方工作。他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在富莱堡大学的职务，谢绝了恩师乌尔曼教授的再三挽留，取道苏联，经新疆，到兰州的西北防疫处工作。不久后应聘到从上海搬到重庆的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随校重返上海。在抗战期间，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都不知道父母在哪里。不错，他留学德国时，正是希特勒当政，但他一心想着科学救国，无暇关心德国的政治，更谈不上跟法西斯扯上关系。而且据他所知，他的导师中，也没有一人与法西斯打过交道。怎么能把去过德国的人与西德特务画等号呢？

他交代不出自己的罪行，也没有揭发任何人的罪行。

在“牛棚”里的日子是非常难受的，但是谢毓晋仍然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住“牛棚”的人吃的饭菜人称“牢饭”，但是在他的那份“牢饭”里头，每次都埋着一个卤鸡蛋！这是炊事员悄悄给他埋下的。这个鸡蛋让他坚信武汉所的大多数人是想念他的，即使是为了不辜负给他埋鸡蛋的人，也应该坚强地生活下去，等待云开日出的那一天。

在“牛棚”里，家属是不能探望的，眼看要到冬天了。家属被通知给他准备棉衣，由看守拿进去。据祝久红、秦宗良所著《免疫学家谢毓晋》所说：他打开棉衣，发现衣领夹缝里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爸爸，你和彭（来）伯伯还好吗？我们全家都很挂念你们，担心你们的身体。如果您还好，发现字条后，在明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时，当您路过江堤路口，请您用手往后摸一摸后脑勺。好让妈妈及全家人放心，我们兄妹都会在堤外远远地看着您的。

江堤是谢毓晋等人从“牛棚”去食堂的必经之路，走上江堤，别人隔老远就能看见。第二天中午，谢家兄妹躲在堤外的一个缺口处，等着谢毓晋等人走过来。只见谢毓晋走到堤上，朝堤外望了望，然后抬起手摸了摸后脑勺。他传递出了“我还好”的信息，谢家兄妹本应高兴，可不知为什么却抱在一起哭起来。

在厕所里写出来的科研总结

“造反派”把谢毓晋关在“牛棚”里几个月时间，看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便把他放出来安排工作：打扫厕所。

那时，武汉所共有20多个公共厕所，由谢毓晋和彭来两人负责打扫，要求每天六点半必须准时报到上班，厕所卫生要经“造反派”验收合格，否则就要挨批斗。照说，武汉所这两个地位最高的人被罚扫厕所，这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很多正直的人都为他俩鸣不平，可他俩却暗自高兴，毕竟比在“牛棚”里自由多了啊！“造反派”本想拿扫厕所来为难他俩，挑刺找碴，谁知他俩每天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陈年污垢也被清理干净了，地面也被擦得发亮，照得出人影来。有人俏皮地说：“谢毓晋到底是总技师，扫厕所的水平都高人一筹。”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是把厕所当作实验室来收拾的，虽然无法做到无菌，但起码也应该干净。

慢慢地，这两个扫厕所的人成了所里的一道“风景”。彭来较矮较胖，谢毓晋又高又瘦，一米八几的个子，两人形影不离，也不知谁是谁的“陪衬人”，不识者看了觉得滑稽可笑，而明白人却对谢毓晋肃然起敬，因为走路、打饭谢毓晋都让彭来在前面。为啥？论年龄，彭来为兄；论职务，彭来为长。让他在前，是尊重兄长，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必须讲究的礼数。

武汉所还有两个被废弃的厕所，谢毓晋和彭来也把它收拾得清清爽爽的。开始人们感到奇怪，但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俩把那当成了“办公室”，悄悄地在里头学习和写作。这是“造反派”始料不及的，也无人向他们“告密”。每天打扫完厕所后，彭来主动为谢毓晋放哨，见“造反派”来了，就赶紧把写的东西藏起来，拿起扫把。

他俩在一起无话不谈，谈的最多的是人民的疾苦和所里的工作。谢毓晋曾参加工作队到浠水县农村当驻队干部，“造反派”给他列的一条罪状是“在农村还养花种草，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彭来觉得奇怪，便问起这事。谢毓晋给他讲起这段往事。他在浠水6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切身体会到了农民的苦处。有天他睡到半夜，突然有人来敲门，说自己的小孩快不行了，请他去看看。尽管他不是医生，但还是跟着那人摸黑走了四五里的山路，去了他家，一看，小孩发高烧，估计是感冒引起肺炎。他没有处方权，晚上也不知去哪里找药，便用冷水浸过的湿毛巾搭在小孩头上，给他降温。天一亮他就催那个农民赶快送孩子去卫生院。谁知这个农民说：“我家没钱，看不起病”。谢毓晋说：“怎么也不能耽误孩子看病呀！你没钱我给你交。”于是两个人轮流抱着孩子，走了十五六里的山路，中间翻了两座山，赶到了公社卫生院。最后这个小孩得救了，是谢毓晋给他结算的药费和住院费。还有一个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五保户”，鳏寡老人，日子过得很艰难，有病更是没钱去看。谢毓晋给了他一些钱和粮票，天天去看他，他生病时就陪他去医院，给他掏药费，他于是逢人就说“谢干部是个‘活菩萨’”。那“传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怎么回事呢？他想美化美化环境，把山上不知名的野花挖回来栽在了房前。“造反派”挖地三尺搜罗他的罪状，把这个也列上了。彭来听了忍不住笑了起来，凭他“老八路”的政治经验，这事怎么也上不了“纲”呀！不管他！干咱们的正事。

正事是啥？把研制血清代血浆的经验总结出来并考虑下一步完善的计划。就是在被废弃的厕所里，谢毓晋写出了关于血清代血浆从I型到VI型的研制总结与思考，写了将近100页纸。纸和笔从何而来？他实验室的助手假装来上厕所，顺手就交给他了。

“动物血清代血浆”的研究，当时是一项许多人都不愿接手的课题。因为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产品，没法仿制，注定要耗费时日，还有可能失败。英国、西班牙、苏联虽然制出了血清代血浆，但都因存在着严重的质量缺陷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实验室。中国原来的基础为零，要把它搞出来谈何容易！但是谢毓晋勇敢地接受了卫生部下达的这项任务，他深知这项研究的重大意义，如果能搞出人用动物血清代血浆，就可以解决人血浆来源有限、储藏运输不便的问题，使更多的创伤、烧伤、失血、休克患者得到较好的治疗。其国防意义更大，因为人血浆不便大量储备，万一有战争，人血浆就可能供给不上，多少伤员会因此而失去抢救成功的机会啊？谢毓晋接受了任务，可手下无兵。为此，他给卫生部打了一个请求增援的报告。卫生部一下从中检所抽调周北平、程增善、李南华、陈素珠、何珊珍五人到武汉所工作，调令上明确规定跟谢毓晋进行动物血清代血浆的研究。这些人当年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改革开放后都成了能独当一面的研究员、教授。研究的过程相当艰辛，需要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33次试验后，谢毓晋课题组的334次试验取得成功，被命名为I型治疗血清（开始叫334型），批准在武汉医学院进行临床试用。裘法祖、过晋源两位教授试用的结果，发现在内科应用比较安全，但在外科手术中使用超过一定量之后，手术创面易发生毛细血管渗血、红肿的现象。没得说，还得改进。谢毓晋继续与这两位著名临床医学家合作，查找原因，改进产品，又先后研制出II、III、IV、V、VI型血清代血浆。裘法祖将VI型用于外科手术中，特别是用于晚期血吸虫病人的治疗，效果均佳。除武汉医学院外，湖北医学院、原武汉军区总医院、解放军159医院等14家医院的内、外、儿、烧伤科也试用了VI型血清代血浆，共进行了7221人次以上的临床观察，证明性能良好。湖北省卫生厅受卫生部委托，牵头组成的专家小组进行了初评审，被批准试生产，至“文革”开始前共生产了230批近800万毫升供临床使用，未发生严重副反应。就在这个产品即将完善定型时，“文革”开始了。现在，谢毓晋在厕所“办公室”里思考着改进产品的办法，并把它写成文字。

助手们来厕所给他送纸、笔时，他还请他们从图书馆给他借有关资料。徐星培教授当年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对英文资料不熟悉，谢毓晋对他说：“外语是学习先进技术的工具。你俄语不能丢，还要学英语，国际上英语资料多。”已经被罚扫厕所了，还如此勉励后进，这是何等精神境界啊！

说起学外语，谢毓晋只能发出“苦恼人的笑”。把他打成“大白旗”的时候，说他“你讲英语、讲德语，不学俄语，就是反对学习苏联。”后来他也学了几句俄语，苏联专家来武汉所看了谢毓晋做的冻干疫苗，觉得其方法比他们先进，邀请他去苏联讲学。虽然因故没去成，但学俄语又成了他的罪状了：“你是不是想当苏修的特务呀？”他有口难辩，也懒得去辩。50年代中期至“文革”前，大学生大都学的是俄语而不懂英语，看不懂英文资料，谢毓晋一直为这个问题担心。所以在厕所里还冒着风险给他们推荐英语教材，真有点“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气概。

在谢毓晋落难时对他不离不弃的人中，有的人曾经因工作马虎和不懂英语被他当众严肃批评过。有个高中毕业的小青年，叫秦宗良，到武汉所不久就当了小组长。有一天，谢毓晋开会要各组汇报试验情况。轮到秦宗良时，他满不在乎地说：“记录本我没带来，不记得数据。”谢毓晋勃然大怒，质问道：“开会不做准备，你来汇报什么？有你这样当组长的吗？”秦宗良被训得满脸通红，谢毓晋这才缓和口气说：“工作要细致认真，会前要有准备，对工作要有计划、有安排，你要记住，今后不能再犯同样的毛病。”秦宗良怕谢毓晋，可越怕越被他抓住毛病。有一天他写了一个报废单请谢毓晋签字，把废字写成了病字头。谢毓晋看了以后笑了，帮他改正过来，说：“已经都废了，还生什么病啊？以后拿不准的字就查字典。”说完顺手就递给他一本《新华字典》，说：“这本字典送给你，你拿去用。”又有一次，因为试验中涉及几个英语单词，秦宗良不会念。谢毓晋对他说：“你不懂英语，怎么能搞研究呢？”批评完后，当天专门去书店给他买了一套《英语初级教程》和一本《英语单词词典》送给他，说：“到时候我要检查你学得怎么样。”“文革”开始后，有人担心秦宗良也许会趁机公报私仇，没想到他却成了铁杆“保皇派”，来给他汇报说：“按您的要求，我学完了英语初级教程，还学完了中级教程，能讲几句英语了。”并用英语和谢毓晋来了几句对话。谢毓晋高兴坏了，忘了自己还在被监管，扫厕所，连说几个“很好”，勉励他说：“继续学，今后都是用得着的。”秦宗良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果如其言，秦宗良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改革开放后，他被评为医学生物高级工程师，成为生产骨干。谢毓晋逝世后，他写了一首《心中的诗》献给恩师。

谢毓晋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工作上是“鼓眼金刚”，在生活中却是“笑脸菩萨”。谁家有困难，他能帮的就帮一把。别的不说，只说看病的事。大家都知道他与武汉医学院的裘法祖、过晋源是留德的同学，所里的员工一有病就请谢毓晋介绍去找这两位大教授。武汉所在武昌，医学院在汉口，隔着长江哩！但谢毓晋只要有时间，就亲自带病人过去；没有时间，就写信或打电话介绍。要知道，这两位都是全国有名的权威。裘法祖是我国现代外科的奠基人之一，外科医生尊之为鼻祖，后来被评为中科院院士。一般人“走后门”想找他开刀是没门的，但谢毓晋介绍的人除外。他说：“武汉生研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是谢教授介绍来的，大小手术都是我亲自主刀的。”过晋源是内科专家，也和裘法祖一样。这也许是“造反派”虽然气势汹汹，敢给他戴“高帽子”、挂瓶子，但不敢打他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总有群众保护。

在厕所里，谢毓晋不仅写出了对VI型血清代血浆进一步改进的意见和生产工艺上应注意的问题，甚至还列出了将来国家开鉴定会所需材料的目录。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尽管政治环境恶劣，他又被排斥在科研之外，但课题组的几个“铁杆”仍然在按他的设想把研究向前推进，其中一个就是从中检所调来的周北平。她和丈夫徐星培都像螺丝钉一样，一直钉在研究课题当中。

谢毓晋在厕所里写科研总结和思考，也许是科研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黑色幽默，令人心寒，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一个中国生物人，一个中国科学家的拳拳之心和博大胸怀；看到了“德不孤，必有邻”这句古训的真理光芒。不是吗？

迎考，但不是为了应付“造反派”

70年代初，谢毓晋被解除了监管，不用再扫厕所了，虽然没了总技师的头衔，但可以回实验室工作了。1973年因毛泽东作了“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进行了“文革”中第一次推荐加考试的“高考”。辽宁知识青年张铁生因不满考试前没有给他复习时间，便在试卷后面写了一封发泄不满的信。这本来没有啥，但“四人帮”却利用他做开了文章，把这位“白卷英雄”树为“反潮流”的典型，说什么考试是对工农兵的“迫害”。于是乎，“反潮流”在全国反出了一股“考教授”的邪风。让工人、农民去“考教授”，出一些诸如“犁地时怎么让牛拐弯”之类的怪题，让教授出洋相。这股风也刮到了武汉所，“反潮流”的英雄们见谢毓晋打不倒，批不臭，就想考倒他，让他成笑柄。他们挖空心思，给谢毓晋出了三道考题。据祝久红、秦宗良所著之《免疫学家谢毓晋》的有关章节概述如下：

第一道考题是“采马全血”。“考官”对动物室的工人特别交代，一定要挑一匹最烈的马，让谢毓晋采血。按他们的想法，谢毓晋平时高高在上，身体瘦弱又年过花甲，采马血肯定不行，就等着看他出丑吧！然而，他们没料到，饲养工人根本没有执行他们的指示，挑了一匹最温顺的马，并且由两个人保驾，来让谢毓晋采血。只见谢毓晋穿好工作服，身手矫健，一针下去就扎到了马的血管，眨眼间就完成了采全血的任务，引起下面一阵喝彩：“好身手！好身手！”“考官”们本想让谢毓晋出洋相，没想到反倒是自己出了洋相。

第二个考题叫制作“关闭系统”。所谓“关闭系统”，是在生物制品试验、生产中用得很多的一种装置，以保证在培养、进料、出料、稀释、分装等工作中做到无菌操作。现在“关闭系统”的制作已变得比较容易，打孔有打孔机，原先用的玻璃管改成了不锈钢管，操作过程中没什么危险了。但是当年要制作一个“关闭系统”是比较麻烦的，一般做完需要30分钟。其制作过程大致有下列几个步骤：首先，要在瓶子的橡皮塞上打穿3个孔，打好孔之后将3根玻璃弯管插入，其中一根要插到瓶底，弯管插好后在各管口套上橡皮管使之连接，并用不同的气头、死头、空头堵住与外界隔离，然后放入碱水中煮熟去污……“考官”们看着手表，要求谢毓晋在5分钟之内完成“关闭系统”的制作。为了让他在学生面前出丑，还专门把他的学生找来监考，但只让他们准备制作材料而不许准备辅助材料和防护用品。比如，不准给防止玻璃划伤的橡皮手套，不准给插入弯管所需的润滑剂——肥皂水。一看这么多限制，他的学生钮家湘据理力争，结果没有争来橡皮手套和肥皂水，但允许打一盆自来水。“考官”们心理阴暗：你谢毓晋平时指挥别人干这干那，说不定就会动嘴皮子，这回就让他被玻璃划破手，流点血给大家看看。考试开始，谢毓晋徒手操作，利索地打好3个孔后，开始装玻璃弯管，在既没有手套和毛巾，也没有肥皂水做润滑剂的情况下，他很快就将3根弯管插进了瓶里……5分钟还没到，他已完成操作，又赢来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大声说：“到底是总技师，干得漂亮！”气急败坏的“考官”气不打一处来，把气撒在他的学生钮家湘身上，指责他“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不料这顶“大帽子”不但没能唬住人，反而引起一阵哄笑。

本来还要考第三道题，“考官”们一看形势不妙，灰溜溜地收场了。许多人主动上去与谢毓晋握手问好。无知的“考官”们哪里知道，“关闭系统”这一装置的制作方法，就是谢毓晋当年从上海带到武汉来的，武汉所的一些操作高手是谢毓晋手把手培训出来的。对某些人唱的“考教授”这一出，别人为他抱冤屈，他却非常坦然，说：“没关系，正好把我荒废了几年的操作复习复习。”

照说，在实验室技术中，“关闭系统”不过是基本功，是“小儿科”，一个大专家、总技师根本没有必要亲自动手。但是谢毓晋是一个身体力行、工作标准近乎苛刻的人。比如小白鼠尾静脉注射，他要求实验室人员必须做到一针成功、百发百中。小白鼠那么小，尾静脉就更小了，要一针成功绝非易事，你做不到，我做给你看。你练不到火候，就别上实验台，练好了再来。在实验室里，他就像一个“黑脸包公”，决不允许任何人有丝毫的马虎与懈怠。他总是提前上班把实验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别人上班的时候他已经把清洁工作做完了，这让他的助手们羞愧难当。后来大家都抢着提前来搞卫生。有天离下班还有5分钟，几个刚进所的小姑娘一看没有什么事了，就扎堆嘻嘻哈哈起来，等着下班铃响。不巧被谢毓晋撞见了，说“上班时间怎么可以在一起打打闹闹？”其中一个小姑娘说：“活干完了，就剩5分钟了。”谢毓晋一听更来了气：“不要说5分钟，1分钟也不允许，实验室的活是干不完的，哪有干完了之说。”他要求就这么严格。“文革”把他“打倒”后，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敢这样严格要求别人了，谁知刚让他恢复实验室工作，他仍然“本性不改”。

让他回到实验室，这并不是造他反的人对他的恩赐，而是因为武汉本地和外地的大医院急需VI型血清代血浆。没有谢毓晋把舵，制备就没有把握。特别是1973年，卫生部给武汉所下达了研制抗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的任务，这项任务，舍他其谁？严格地说，这项任务是谢毓晋主动提出来的。当时人体器官移植已在我国一些大医院开展，裘法祖院士几次找到谢毓晋，希望他尽快研制出来。没有这个东西，器官异体移植的排异问题很不好解决。出于对病人的爱心和职业责任感，谢毓晋通过特殊途径向上反映，这才有了卫生部下达的任务。

回到实验室的谢毓晋两副担子一起挑，一方面继续完善VI型动物血清代血浆产品，同时进行抗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的研究。在“文革”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带领课题组出色地完成了这两个任务。让他感动的是，他的助手们始终尊重他，信任他，跟着他一起啃“硬骨头”。与他一起研究抗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的助手有史良如、陈善华、陈敬、邝琼秀、陈秀英、王大坤等。因为“文革”和其他种种原因，治疗用VI型动物血清代血浆推迟到1980年才进行成果鉴定，获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级奖；抗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的研究也获1982年卫生部科技成果甲级奖、湖北省科技成果一等奖。抗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1978年开始在武汉、上海、北京等地的医院中用于器官移植、大面积烧伤植皮、再生障碍性贫血等临床治疗，临床专家的反映是“效果极佳”。后来将这一产品送到西德的有关机构检测，经与西德、瑞士等国生产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证明其主要质量指标已达到和超过国际上同类产品的水平。

除了上述两个产品之外，谢毓晋还在“文革”后期，率先在我国开展了“单克隆抗淋巴细胞抗体”的研究。据裘法祖院士说：“Monoclonal的中文译名‘单克隆’，就是由谢毓晋教授首先命名的。”他研究的“单克隆抗淋巴细胞抗体”制剂被裘法祖等人用于临床，证明效果很好。“文革”结束后，谢毓晋应邀参加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免疫学会议，会后应邀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他当年在德国的博士生导师乌尔曼教授虽已年过八十，仍然每天亲自开车带着他参观访问。两人谈得最多的是单克隆技术，回国后谢毓晋就将助手史良如送往德国学习，并选派其他助手分别到美、英、法、日等国进修。他在中华医学会湖北分会举办的专题讲座上连续六个半天做了题为《单克隆抗体技术》的综述报告，制定了在武汉所成立“单克隆抗体研究和生产中心”计划。可惜，没等这个中心成立，没等到他送出去的留学生学成回来，谢毓晋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1982年，全家妩被派到日本进修并攻读博士学位。她虽然从未在谢毓晋的实验室工作过，但一直把他视为恩师。去日本前，她自然要来拜见恩师，听取教诲。想当初，为让学临床医学的她能安下心来搞生物制品，谢毓晋和彭来曾亲自上门做工作。她写的一篇关于流脑的论文请谢毓晋帮助把关，他仔细阅读后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问：“你这么多年采血的检验数据，是不是严格按要求从同一个人身上采来的？”全家妩作了肯定的回答，谢毓晋仍不放心，要求她把采血的原始记录拿来给他看，看了原始记录之后他才放心了，对全家妩说：“搞科学就应该这样，不能怕麻烦，更不能弄虚作假。”对这篇论文，谢毓晋一字一句地给她推敲，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都给她一一更正。从此后，谢毓晋对全家妩高看一眼，觉得是一个可造之才，她果然在流脑疫苗的研究上立了大功。现在她要出国进修了，谢毓晋对她说：“你是搞细菌学的，在国外要继续这一专业，要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不要走捷径，只学一门技术。技术是为科学服务的，你不是去学木匠，学锯子、刨子怎么用，那样学出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匠人……你学成归来后要为武汉生研所服务。”全家妩在日本医科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没想到还没等她回来，谢毓晋就溘然长逝了。她含着眼泪在日本写下了怀念恩师的文字。她学成归来后，研制出“抗癌1号”制剂“康赛宁”，获国家级新产品。

周北平教授至今仍保存着当年谢毓晋逝世前不久在病床上给他写的3页纸的工作计划与设想，工作计划上列有：“（1）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的试制；（2）免疫化学新技术研究；（3）单克隆抗体技术，建立单抗研究中心；（4）T—淋巴细胞亚群分离鉴定功能研究，免疫调节下亚群单克隆抗体；（5）第二代ALG（抗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最后部分是要求研究室工作人员提高科学素养的，如“在科学工作上是没有侥幸的，要有战略、有战术，个别击破，全面围剿。”“对工作要严肃、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牢记缝皮球的故事。”“对助手要公正合理，要鼓励，充分发挥积极性。”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最后写道：“对工人同志，如包装组的孟光辉、唐淑贞，机电室的邵华峰不错，要予以奖励。”

1983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他临终时非常吃力地对儿子谢家宾说：“我这一生是最痛恨有始无终、半途而废了，但是我的构思和课题现在都要半途而废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从德国留学回来一直想做一番事业，几十年来遇到这么多坎坷从没动摇我的信念……‘文化大革命’使我的研究工作停滞了十几年，如今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果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还能做很多事……”

可以告慰谢老的是，他担心半途而废的事业被他的助手和学生延续下来了，他在病床上列下的那几项工作都取得可喜进展。他设想要建立的“单克隆抗体研究和生产中心”在武汉所建立起来了。1984年单克隆抗体的发明者之一G·奎勒教授到武汉所访问，对这个实验室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引进全套单克隆抗体设备后，这间实验室成为“卫生部单克隆中试实验室”，武汉所成为第一个治疗用单克隆抗体国家二类新药研制单位和国内最大的生产厂家。

谢毓晋走了，变成了一尊铜像，他的精神魂魄永远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