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吕氏复出（7）
赵顼早就知道石越一向都是谋定而后动，也不奇怪，只笑道：“呈上来。”
内侍赶紧接过石越的札子，恭恭敬敬的递给皇帝。赵顼打开细读，却是好大一篇文章，除了把新技术推行全国之外，还有技术管制、钢铁专营专卖，扩大生产，降低价格，让农民用得起钢铁，提高生产效率等等措施。最显眼的是石越请求将三司盐铁司铁案独立出来，成立钢铁监，专门管理全国与钢铁有关的问题；并提出让各冶铁坊独立经营、独立财务核算的建议，提出建立“采矿－冶炼－生产－专卖”四级体系的目标，四者间既合作又独立，并在冶炼一环之外的其余三环引进民间资本……
这些事情，对赵顼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未免便有几分疑虑，尤其是让民间富室进入钢铁业，他疑虑更多。因为当时采矿的主要是囚犯，人聚集多了本就容易出问题，何况还是挖铁矿。官府自己管理都要严密防范，让民间参预进来这种事情，赵顼一时间很难同意。倒是在生产与专卖上有限度的引进官民合营，似乎可以接受。
他看完后，便把札子递给王安石，说道：“石越所献之策，亦有可采之处。中书商议得失，再报与朕知道。”
结果，这一“商议”，就是旷日持久。王安石虽然对这种种想法表示欣赏，但是他没有看出来这样做有何必要。虽然王安石勇于有为，但如果现有的东西能运行良好，他也不会觉得有必要去改变。一贯支持石越的冯京也没看出来这种实质上是在钢铁业进行公司化的行为有什么优点可言。而石越又根本无法说服他们……最后，为了照顾石越的面子，技术管制、专营专卖、扩大生产降低价格等等建议还是被采用了，但其实如技术管制、专营专卖，这些本来就在实行，所以实际上石越的主张根本没有被采用。好在不管怎么样，新技术很快的推行下去了——因为西北的战争迫切需要更多的兵器。
石越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唯一好处，是皇帝为了奖励他或者说安慰他，他又升官了。他现在有一串长长的官名：“赐紫金鱼袋、礼部郎中、直秘阁、朝请大夫、检正中书三房公事、骑都尉”——他的本官与散阶，都是皇帝特旨，本朝少有的殊荣。但实际上除了工资高一点之外，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宋代本官经常不任职，因此礼部郎中对于石越来说，不过挂个名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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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石越在中书省试图说服王安石与诸位宰执接受他的钢铁业公司化的主张之时，远在西北的王韶开始了他一连串的胜利。
面对着王韶驻扎在渭源堡的大军，羌人部落各自倚险自守，不敢出战，企图拖跨宋军。王韶率军从抹邦山过竹牛岭，仰攻羌人，取得第一场大胜。其后又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让羌人以为他还在竹牛岭，王韶却亲率大军偷偷抵达武胜，半路邀击羌人援军，大败羌人。王韶遂在武胜建城堡而守，然后自己又趁胜攻击，在巩令城大败羌族瞎木征，招降其部落两万余人。自此王韶威震洮河，兵锋所向，羌族无不战懔。瞎木征惶惶不可终日，覆亡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方面，不甘寂寞的章惇也在湖南开始招降苗族，修建城镇，把雪峰山脉大梅山上的数万苗族纳入朝廷的管制当中。
得到王安石支持的军事行动接连取得大捷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京师，《新义报》、《汴京新闻》对这些胜利的歌颂，让王安石在京师百姓中的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大宋的子民们，太渴望一场胜利来鼓舞他们的士气民心了。所以无论是实际上为新党所控制的《新义报》，还是标榜着“中立”的《汴京新闻》，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辞。相比之下，石越钢铁新技术的成就，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简直就不值一提了。如果不是市易法在时时提醒着开封的市民们新法有多少弊端的话，王安石定会成为最受汴京市民拥戴的宰相，只是，现实却是，现在连上街卖水果，都要交一笔所谓的“免行钱”了，这让汴京的百姓实在无法做到没有怨言。——对此，《汴京新闻》曾经进行过猛烈的抨击，结果却被《新义报》的三个状元公模糊了焦点，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分胜负，而那些靠做些小生意糊口的小商贩们的“免行钱”仍旧照交不误，直接的结果就是东京城的物价再次上扬。
相比《新义报》与《汴京新闻》高调赞美王韶的胜利，《西京评论》就要酸溜溜得多，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不识好歹的对在武胜筑城等事宜要花掉国库多少钱进行了讨论与质疑，暗讽王韶花钱太多！这和枢密使文彦博简直一模一样的口吻，导致《西京评论》当天在汴京的销量跌了三成，而文彦博则被王安石驳了个狗血淋头，连皇帝也在心里认为他不识大体。
被石越形容为“往坏里说叫不太识得好歹，往好里说叫有风骨”的文彦博，的确也没有让石越“失望”，眼见着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一日一日得势，除了经过石越改良的青苗法之外，别的新法他一样比一样看不顺眼，而军器监案明明是个糊涂案还就是破不了……文彦博已经一日也不想在朝廷中呆下去了，有了被赶出朝廷的觉悟后，他更加无所忌惮，愈发坚定的攻击市易法与保马法起来。
在几次和皇帝谈论朝政后，石越明显的感觉到赵顼对文彦博有了不耐烦的情绪。当他隐晦的告诉冯京，希望冯京劝一劝这位文相公注意一下策略之时，冯京却是摇了摇头苦笑道：“没有用的。他早就想走了。”
到了九月初，御史张商英的一次弹劾，终于导致了文彦博的提前罢官。张商英弹劾枢密院诸使包庇亲戚、纵容院吏犯法等十二条罪名，直接导致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蔡挺同时请辞。赵顼无可奈何，只好把张商英罢了，这个才到京师没几个月的御史，虽然才识卓绝，却完全不懂得政治之真义，只好被贬去两浙路监税。因为皇帝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的枢密院突然间连一个枢密使都没有了。
但是这件事却也使得赵顼对文彦博的印象恶劣起来——大宋皇帝在用人的时候，最讲究平衡之术，所以，赵顼用王安石为相，却故意把与他政见不合，又是富弼女婿的冯京放在中书，同时枢密院的文彦博和吴充，也都与王安石不和，这就是明里暗里的防了这个表面上大权在握的宰相一手。因此，赵顼其实并不希望文彦博去职，因为无论是枢密副使吴充还是参知政事冯京，在声望上都不足以与王安石相提并论。但是文彦博一再“不可理喻”的挑战新法的行为，终于让赵顼很不耐烦。而王韶的胜利也给皇帝吃了一颗定心丸，现在已经不是那么需要文彦博在枢密院主持大局了。于是，张商英去两浙路没有多久，文彦博便罢枢密使，守司徒兼侍中、河东节度使、判阳河。同时，以吴充为枢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