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2)

在普希金的小说中，最典型的“都市小说”也许要数《黑桃皇后》（1833）。作家通过具有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和贪婪个性的格尔曼形象，体现了金钱对人的意识和本质的侵蚀，通过无所事事、行将就木的老伯爵夫人的形象，体现了浮华上流社会生活造成的人性的堕落。在这里，作家对都市贵族生活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描写，小说通过舞会、赌场、出游、约会等场合折射出的社会道德规范，尤其是对金钱与爱情、个人与他人、命运与赌注等典型“都市主题”的把握，都体现出了作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使小说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这篇小说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像歌德笔下的维特引来众多痴情的模仿者那样，小说中的格尔曼也获得了一些愚蠢的仿效者。普希金本人曾在1834年4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我的《黑桃皇后》很走红。赌徒们都爱押三点、七点和爱司这三张牌。”格尔曼和伯爵夫人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在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上，作者提到的两个“相似”是值得注意的：格尔曼的侧面像拿破仑；死去后还似乎在眯着一只眼看人的伯爵夫人像黑桃皇后。通过这两个比拟，作者突出了格尔曼身上坚定、冷酷的个人主义心理和赌徒性格，突出了伯爵夫人身上所具有的“不祥”之兆——这既是就她刻薄、爱虚荣的性格对于他人的影响而言的，也是就浮华、堕落的社会对她的影响而言的。在描写格尔曼时，作者采用了粗犷的外部白描和细致的内部刻画相结合的手法，淋漓尽致地传导出了格尔曼贪婪、无情的心理。细腻的心理描写，是这篇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一个突出之处，它同时标志着普希金小说创作中一个新倾向、新特征的成熟。这篇小说情节紧张，老伯爵夫人被吓死的恐怖场面，格尔曼大赢大输的赌局，都写得惊心动魄。然而，在处理众多的人物关系、交代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刻画细致入微的主人公心理的同时，作家却令人吃惊地保持了作品风格上的简洁和紧凑。格尔曼和丽莎白·伊凡诺夫娜的交往过程，格尔曼的三次狂赌，尤其是那寥寥数语的“结局”，都写得简洁却不失丰满，体现了普希金高超的叙事才能。现代的批评已经注意到这篇小说对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等俄国“都市小说”的影响，注意到了格尔曼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主人公）等人物之间的亲缘关系。

普希金的小说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在刚开始写作和发表小说时，普希金也许还信心不足，也许是担心自己与流行文风相去甚远的新型小说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也许就是想与读者和批评界开一个玩笑，因此在《别尔金小说集》首次发表时，他没有署上自己的真实名字，煞费苦心地编造出一个作者“别尔金”来。小说发表后，有人问普希金谁是别尔金，普希金回答道：“别管这人是谁，小说就应该这样来写：朴实，简洁，明晰。”所谓“简朴和明晰”也就被公认为普希金的小说、乃至他整个创作的风格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体现，就是作者面对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对生活多面的、真实的反映，对个性具体的、典型的塑造，所有这些现实主义小说艺术最突出的特征，都在普希金的小说中得到了突出体现。普希金的“简朴和明晰”，还表现在小说的结构和文体上。普希金的小说篇幅都不长，最长的《大尉的女儿》也不到十万字；普希金的小说情节通常并不复杂，线索一般不超过两条，且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对无谓情节的舍弃，是普希金小说结构上的一大特点，作者在交代故事的过程中，往往会突然切断中间长长的部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节约了篇幅，使小说的结构更精巧了，同时还加强了故事的悬念。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普希金的这一手法得到了广泛而成功的运用：《射击》、《暴风雪》和《驿站长》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作者只截取了故事精彩的一头和一尾；这些小说的结尾也都十分利落，《暴风雪》、《村姑小姐》和《棺材店老板》更是戛然而止的；在这些故事中，作者常用几句简单的插笔便改变了线索发展的时空，转换很是自如。

普希金的小说文体也是很简洁的。在他的小说中，句式不长，人物的对话很简短，对人物的描写也常常三言两语，很少有细节的描写和心理的推理。在比喻、议论、写景的时候，普希金大都惜墨如金，却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他高超的诗歌技巧显然在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发挥。另外，构成普希金小说明快风格的成分，还有作者面对读者的真诚和他对小说角色常常持有的幽默。这两种成分的结合，使得普希金的叙述显得轻松却不轻飘，坦然而又自然。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没有任何做作的东西，这就是普希金的小说，这就是普希金的小说风格。

三

1830—1834年，普希金集中写出六篇童话——《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1830）、《母熊的故事》（1830）、《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1831）、《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1833）和《金鸡的故事》（1834）。虽说在这之前普希金也曾尝试童话写作，虽说普希金的成名之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也近似童话作品，但普希金在其创作的成熟期突然连续写作童话，这依然构成了普希金创作史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童话是写给儿童看的，普希金的这些童话也不例外。长期以来，在俄罗斯人家许多孩子幼年时都是在妈妈或外婆朗读普希金童话的声音中入睡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童年记忆都是与普希金的这几篇童话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普希金这些童话的读者又绝不仅限于儿童，它们同样也能给成年人带来审美的享受，它们同样也是普希金创作鼎盛时期的经典之作。在阅读普希金的这六篇童话作品时，我们可以对这样几个问题稍加关注。

首先是这些童话与民间创作的关系问题。童话原本就是一种民间文学特征十分浓厚的体裁，普希金的这六篇童话也取材于民间传说，有些甚至就是他的奶奶和奶娘讲给他听的口头故事。《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是普希金在集市上听来的，他于1824年在一个笔记本中记录下了这个故事。在写作《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之前所作的笔记中，普希金也抄录了这个民间故事的两个不同版本。六篇童话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故事特征。比如，民间故事典型的三段式结构就出现在这里的每一篇童话中：巴尔达在三场比赛中三次战胜小魔鬼，巴尔达弹了神父三下脑门，勇士吉东先后变成蚊子、苍蝇和蜜蜂三次造访萨尔坦的王国，叶利赛王子面对太阳、月亮和风儿的三次发问等；比如，每篇童话的内容均具有鲜明的教益性，近似寓言，童话中的人物也善恶分明，结局皆大欢喜，即好人战胜坏人，恶人受到惩罚；再比如，这些童话故事情节均发生在笼统的、模糊的故事时空里。然而，这些童话毕竟是普希金创作出来的童话，因而又具有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叙事诗、乃至抒情诗的属性，完成了从民间故事向文学作品的过渡和转变，这些童话的文学性丝毫不亚于普希金的其他作品。从内容上看，这些童话充满着许多普希金式的推陈出新，比如《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原来的主旨是让人各守本分，不要过于贪婪，但普希金却将渔夫老婆的最后一个要求改为要做大海的女王，要金鱼永远伺候自己，感觉到自由即将遭到剥夺的金鱼终于不再奉陪，让渔夫老婆的所有希望落空，这样的改动无疑具有深刻的普希金意识和普希金精神，即自由的权利是神圣的，是断不能出让的。从形式上看，这些童话均被诗人普希金赋予了精致、完美的诗歌形式，它们读起来朗朗上口，这无疑也是这些童话近两百年来在俄国和世界各地代代相传的重要前提之一。《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和《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均以“我也在场”“我也在座”一句结束，普希金特意标明的这种“在场感”具有象征意味。总之，普希金以其卓越的诗歌天赋使这些民间童话文学化了，这六篇童话都刻上了普希金风格的深刻烙印，甚至可以说，它们无一例外都成了普希金地道的、极具个性色彩的原创之作。

其次是这些童话的外国情节来源及其“俄国化”的问题。普希金的这六篇童话，除《母熊的故事》因为没有完成而很难确定其“出处”外，其他各篇均有其“改编”对象：《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几乎见于欧洲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据苏联时期的普希金学家邦季考证，普希金的童话直接取材于《格林童话》中的故事；《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威武的勇士吉东大公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的原型故事，自16世纪起就流传于西欧多国；《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显然就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故事的翻版；而《金鸡的故事》的源头则被诗人阿赫玛托娃于1933年探明，即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著故事集《阿尔罕伯拉故事集》（1832）中的《一位阿拉伯占星师的传说》，人们在普希金的藏书中发现了欧文此书的法译本。然而，这些流浪于欧美各国的故事母题，在普希金笔下却无一例外地被本土化了、被俄国化了，其中的场景是地道的俄国山水，其中的人物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他们说着纯正的俄语，描述他们的语言是纯正的俄罗斯诗语，重要的是，他们显示出了纯正的俄罗斯性格，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都具有普希金笔下人物的典型特征，比如，在《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中公主拒绝七位勇士的求爱，我们从中能听出《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达吉雅娜对奥涅金所说的话。普希金将“迁徙的”童话母题俄国化的努力如此成功，居然能获得“喧宾夺主”的效果，如今一提起《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普希金的作品，这是一部俄国童话。

最后是这些童话的内容和风格与普希金整个创作的关系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的俄国文学中，普希金的童话写作并非孤例。果戈理写出具有民间故事色彩的短篇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茹科夫斯基写出《别连捷伊沙皇的故事》和《睡公主的故事》（1831），达里编成《俄国童话集》（1832），这些不约而同的举动或许表明，当时的俄国作家开始朝向民间创作，在民族的文学遗产中汲取灵感，开始了一场有意识的文化寻根运动。在普希金本人的创作中，童话写作也是与他的“现实主义转向”和“散文转向”基本同步的，也就是说，是与普希金创作中叙事性和现实指向性的强化基本同步的。普希金在《金鸡的故事》的结尾写道：“童话虽假，但有寓意！对于青年，不无教益。”这几句诗最好不过地透露出了普希金的童话写作动机。在《神父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中，普希金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强化了对以神父为代表的压迫阶层的嘲讽，这样的改动竟使得这部童话在当时无法发表，在普希金去世之后，茹科夫斯基为了让书刊审查官能放过此作，甚至将主角之一的“神父”改头换面为“商人”。就风格而言，普希金改编起童话来得心应手，因为童话体裁所具有的纯真和天然，原本就是普希金一贯追求的风格，原本就是他的创作风格的整体显现。普希金通过这六篇童话的写作，将民间故事带入俄国文学，将现实关怀和民主精神带入童话，其结果，使得这些纯真的童话成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成熟之作。

普希金的童话，一如他的情诗和小说，都是他创作中的精品，都是值得我们捧读的文学经典。

刘文飞

二〇一九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