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献给与它有关的约翰和贝蒂，以及菲利普·奥康纳（Philip O’Connor），因为他在我写这本书时写给我的那些信。
J. B.
风景有其迷惑性。风景是栖居者的生活环境，有时似乎更接近于一幅幕布，人们的挣扎痛苦、成就辉煌、意外事件在幕前一一上演。
风景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那些居于巨幕背后的人们来说，它同时有着传记性质和个人色彩。
有人大喊危险，但已为时过晚。他被树的枝叶几乎优美地带倒，又被细小的枝杈团团困住，这棵大树和整座小山把他压住了。
一个人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位伐木工被一棵树压在了下面。医生让药剂师去问清楚事故具体发生在哪儿，而后又猛地抓起电话，打断她径自去问了。他必须要知道确切的地点：距离事故发生地最近一块田的最近一扇栅栏门在哪儿？那是谁的田？他需要一副担架，但他的那副前一天落在医院了。他告诉药剂师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让救护车等在最近一个路口的桥边。家里仓库有一扇门的合页松了，于是他先从药房拿了血浆，又从仓库搬了这扇门板。他开车穿过小巷，大拇指始终按在喇叭上，一是为了警示来往车辆，二是想着被树压在下面的人或许能听到喇叭声，知道医生就快到了。
五分钟后他驶下大道，开车上山，冲进雾里。河谷上方常常浓雾弥漫，白花花一片，仿佛要吞没掉万物的重量和体积。医生途中不得不两次下车开栅栏门，第三扇门开了条缝，他便停也不停直接冲了过去，门摆回来，撞在了他那辆路虎车的车尾上。受惊的羊群出现一霎，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为了让伐木工听见，他一路都按着喇叭。又开过一块地，他看见雾里有人朝他招手，就像在努力擦干净一块蒙了雾的巨大玻璃。
医生终于到了，有人上前跟他说：“那人一直在大叫，痛苦极了。”他此后将无数次讲起这一则故事，第一回是这天夜里，地点在镇子上。故事目前还不完整，不过医生的到来让结局更近了一步，但这场意外还远未结束：受伤的伐木工疼得大喊，另外两人正用锤子在树上凿楔子，准备把树抬起来。
“上帝啊，求求你放过我吧！”在伐木工人哭喊着乞求“放过”之时，他身旁的医生并没有放弃。他认出了医生，眼睛亮了。对他来说，一切就要结束了，这也给了他安静下来的勇气。突然之间一片寂静，两个凿树的男人也停手了，跪在地上盯着医生。伤者的双手已经适应了眼下的状况，虽然二十分钟之前他还毫发未损。抵达这儿才几秒钟，医生就给他打了吗啡，让旁观的三个人松了一口气。但对他们来说，这位可信可靠的医生，看上去就像是此次事故的一部分——几乎算得上是个同谋。
“他本来能逃过一劫的，”一个跪在地上的男人开口了，“哈利在这儿大喊的时候，他掉头跑错方向了。”
医生备好了血浆，准备给伤者手臂输血。他走上前，把他接下来的操作跟周围的人解释了一遍，以消除他们的顾虑。
哈利说：“我朝他喊了，他如果跑快点儿的话就没事儿了。”
“是啊，那样就没事儿了。”第三个人说。
吗啡奏效了，受伤的伐木工表情放松，眼睛也闭上了。他的痛苦得到了一瞬缓解，其他人也稍微安心了。
“很幸运，他还活着。”哈利说。
“是啊，那样就没事儿了。”第三个人说。
医生问他们能否移动一下那棵树。
“三个人一起上的话，我估摸可以。”
跪着的两位站起来，三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雾更重了，水汽在装着半瓶血浆的瓶子表面遇冷凝成水。医生注意到了细微的颜色变化，血浆瓶的颜色看上去比正常时候更黄了些。
“你们抬树，”医生说，“我把夹板放他腿上。”树被撬了起来，伤者听到树中传出的回响，再度呻吟起来。
“我们可能让他伤得更重了，”哈利说，“快拽他出来。”他瞅见了那条被砸断的腿，就像马路上的一条死狗。
“抬稳了！”医生说。他在树底下处理着那条可能报废的腿，这位众人熟悉的医生看起来仍像是这场灾难的一个同谋。
那第三个人说：“我们压根没想到，你能这么快过来。”
“你认识瞌睡乔吗？”医生问他，“他被树压了十二个小时才获救。”
医生指导他们把伤员抬到门板上，然后放进路虎车的后座。“你很快就会好了，杰克！”有人跟伤者说。杰克的脸潮湿而苍白，如同这大雾一般。第三个人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救护车已等在桥上。车开走后，哈利悄悄问医生：“那条腿保不住了吧？”
“不，他不会失去那条腿的。”医生回答道。
哈利转身慢慢走回了森林，往山上爬的时候，他用手压着大腿使劲儿，还把医生的话转告给了另外两位伐木工。他们一整天时间都在剥树皮，不禁一次次瞥见那个把杰克困住的深坑。四周的落叶又暗又潮，几乎分辨不出其中的斑斑血痕。他们每看向那里一次，心里就泛起个疑问：医生说的是真的吗？
她三十七岁上下，身上还残留着一丝女学生的气质。她比别人四肢发达，但头脑不太灵光，身体健硕让她显得迟缓，浑身上下散发着母性光辉，看着既不精明，也不性感。她身上最后的一点女学生的味道即将散尽，两年后将荡然无存。她照顾着她母亲，医生光临这座农舍，通常是为了她母亲，而不是她。
第一次见这个女儿，还是十年之前。她那时候感冒加咳嗽，抱怨说浑身没劲。她的X光胸片显示一切正常，医生有预感，这个女人有什么事儿要说。她始终不直视他，只是焦虑地匆匆瞥一眼，可不知怎的，医生反而感到亲近了些。他问她怎么了，她也没什么信心开口。
几个月后，她先是失眠，而后开始哮喘。所有的过敏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哮喘却越来越严重了。医生前来探望时，她病恹恹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她的双眸浑圆，就像兔子的眼睛。疾病于她而言仿佛一座笼子，对于笼外的一切事情，她都感到羞怯。要是有人离她太近，她的眼睛就开始抽搐，如同兔子抖动着鼻翼，但这张面庞实在没什么线条可言。医生确信，这一系列问题是精神极度紧张导致的，可她本人和她母亲坚持认为，她并没什么愁事儿。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医生发现了真相。有一次他半夜出诊，为一位产妇接生，照料产妇的有三位妇女。在等待的空当儿，他在厨房和她们喝了杯茶。其中一个女人在一家大型机械化乳制品厂工作，厂子就在沿铁路线最近的镇子上，患哮喘的姑娘此前也在那里干过活。工厂经理是个救世军，与她发生了婚外情。他显然曾许诺娶她，后来出于懊悔和宗教方面的顾虑把她抛弃了。真的是一场婚外情吗？或者他只不过是在某个晚上拉起她的手，从工厂车间走进了那间放了一把真皮座椅的办公室？
医生去问姑娘的母亲：“在乳制品厂工作期间她快乐吗？”“是的，非常快乐。”他又问姑娘在那儿过得开心与否，疾病缠身的她点了点头。他直截了当，问那位经理是否曾对她大献殷勤。她呆住了，仿佛一只动物意识到自己已无法脱身。她的双手不动了，头转向另一边，呼吸声几不可闻，一句话也没说。
她的哮喘病不断复发，肺脏因此结构性退化了，眼下只能依靠类固醇过活。她的脸在激素作用下圆得像月亮，一双大眼睛静若止水。每当有什么出乎意料的动静声响，她的眼眉眼睑和颧骨上紧实的皮肤就会抽搐几下。她照料着母亲，很少出门。一看见医生，她便朝他微笑；如果此时再见到那位救世军士兵，她或许也会露出这样的笑容。
从前她如静水流深，而后上帝和男性奔流如注，再往后便是浅滩，清澈见底，却屡屡受到惊扰，没完没了地被人们的肤浅激怒，就像没完没了的过敏症和哮喘。河流曲折，时常警醒着这位医生曾犯下的过失。
英国秋天的早晨与众不同。空气冰凉，地板也冷冷的。或许正是这寒意，让一杯热茶的气息格外鲜明。屋外轻霜微蒙，一脚踩在砾石路上，声音比一个月以前更响了些。烤面包的香气飘过来，性急的人最后切一块黄油，由着面包碎屑粘在上面。窗外的阳光软绵绵的，同时又精密细致，似乎将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仔仔细细分割了开来。
她躺在一张四柱大床上，面色苍白，两颊深陷，双目因疼痛而紧闭着，每一次呼吸都发出嘶嘶的响声，呼气尤甚。
医生站着观察她，要来了满满一杯温水和脱脂棉。给她上臂注射吗啡时，她有点儿畏缩。胸部的剧痛已将她折磨至此，她竟然还会畏惧那一下针刺，真是奇怪。医生用脱脂棉蘸温水，帮她把血滴擦掉，她赤裸着上臂，皮肤颜色仿佛石头或面包，似乎刚刚被用力擦洗和烘干过。
就着同一只手臂，医生又给她测了测血压。血压很低。她闭着眼，光线柔软而精致，落在她的两眼之间。过了许久，她还是一言不发。
医生准备好了注射器，打算再打一针。病人五十岁的女儿站在床尾，等候着医生支使。
针头扎进了靠近手腕处的血管里，这次她没缩手。注射到一半儿，他停了一下，注射器搭在皮肤松垮的褶皱里，如同皮肤长出了翅膀。他伸出另一只手，摸了摸她颈部，确认了一下病人脉搏的力度和颈静脉的堵塞程度。
年迈的女人睁开眼睛，一清二楚甚至是干脆明了地说了一句：“这不是你的错。”
医生听了听她的胸腔。她的胸脯白皙柔软，饱经沧桑的棕色手臂、皱纹深刻的脸庞和紧巴巴的脖子，似乎瞬间被这同一个身体否定了。她的儿子头发灰白，和奶牛一起待在院子里；床边的女儿脚踝浮肿，趿着一双绒拖鞋。这两人都曾爬上她的胸脯啜饮奶水，可她白皙柔嫩的胸部依然如少女一般，这是她为自己的存留。
在楼下的客厅里，医生解释了自己留下的那些药品。老女人沉重的呼吸声穿过地板，清晰可闻。地毯上趴着三只狗，头搭在伸出的前爪上，睁着眼睛，一个老头儿走进来，它们动都没动一下。
他看上去睡眼惺忪，医生问候了一句，“我挺好，”他说，“除了有点儿风湿痛。”
无论是这位父亲，还是女儿和屋外的儿子，没有人跟医生问过一句老女人的病。离开之前，医生说他当晚会再过来看看。
晚上再来时，客厅漆黑一片，医生有点儿不安。他喊了几声没人回应，就自己上楼了。台阶尽头是第一间卧室，他看见第二间卧室的门缝里有灯光透出来。
屋子里弥漫着病患的气息。梳妆台上摆着这家人所有的结婚照，照片镶在皮革相框里，还有一个19世纪的儿童杯，上面刻着童谣《知更鸟的死亡和埋葬》。梳妆台下摆着一只搪瓷碗，盛着病人的尿和带血丝的唾沫。女儿跟医生说，她妈妈每次咳嗽，都会无意识地流出一些尿。老女人的面色更苍白了，前额上搭着一块湿抹布。整间屋子仿佛在她四周干烧，她被烤干烧焦，才灌完药不久，就再次烧起来。
医生又听了她的胸腔。她精疲力竭地躺着，“对不起，”她说，听起来不像道歉，而是简单明了的事实。量完体温和血压，医生说：“我知道，你很快就能好好睡一觉了。”
她的丈夫坐在隔壁屋子里，没开灯，黑漆漆的。医生上楼经过时，没发现他在那儿。女儿赶着两个男人下楼去，还是没开灯。有那么一瞬间，漆黑寒冷的台阶和客厅仿佛不属于这栋房子，而属于那群夜深入栏安睡的动物。这个家似乎只有亮着灯的房间里那张四柱床大小，在床上，老女人的胸脯白皙柔软如故，而她自己正一步步走向死亡。
当女儿一下开了灯，医生和老头儿都吓了一跳，恍惚有种置身舞台的错觉。熟悉的家具成了舞台布景的一部分，人和物肩负着各自的角色，彻底背弃了原来的真实本性，又试图伺机随时回归到正途上来。
老头儿坐下来，大衣搁在膝头。“她得了肺炎，”医生说，“除了我今早给你开的药，她还需要吃另一种药才行。你觉得她能咽下去吗？药片太大了。或者把药溶在水里喂她吃下去？通常是这么给小孩喂药的，但我们可以把剂量加大些。你看怎样好？”
顺从的女儿怀着最后的一丝信任和希冀说：“医生你决定吧。”
“不，”他说，“我在询问你们的看法，她到底能不能咽下去这些药？”
“那就用水化了喂她吧。”女儿说，连最后一线希望也放弃了。医生还给她妈妈吃了安眠药，也给了她父亲几粒。至少这一夜，他们能靠着同样的药片睡上一觉了。
在医生跟女儿介绍那些药片的时候，老头儿坐在他身前呆望着，手握着膝头那件大衣的硬布料，时而攥住，时而松开。
医生说完了话，屋子里鸦雀无声。女儿和老父亲都没起身送他出门，也没问他下次什么时候过来，他们就那么干等着。医生开口说：“眼下危险已经过去了，再过半小时，她可能今天一早就走了。她熬过了心脏病，没过得了这一关。”
“有意思，”老头儿头也不抬地说，“心脏病接着肺炎，真是个有意思的组合啊！她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他哭了，安静得如同一个女人，泪水涌满了他的眼窝。
医生拎起包来又放下，倚在椅子上：“能给我们倒杯茶吗？”女儿去煮茶了，两个男人谈论着屋后的果园和今年的苹果收成。女儿回来的时候，他们正说到老头儿的风湿病。喝完茶，医生离开了。
第二天，秋天的早晨一切如旧。每一棵树的每片叶子都孑然分隔，阳光渗进果园里果树的枝叶中去，落到老妇人卧室的地板上。她的身体伸在床外，她又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嘴唇乌紫，面色土灰，因为是猝死，双手十分平静。
在客厅里，老头儿的腿不安地抖动着。医生没有伸出手去安抚他，只是坐在了他的对面，老头儿比他高出九英寸。医生轻声说道：“如果她活下来，情况只会更糟的，只会更糟。”在镜片后面，他的眼睛显得格外宽。
医生可能还说了些别的，比如历史上有些国王或总统始终没能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比如人生来必有一死，比如在他个人看来，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死神才没能掌管这个世界。
但不论他当时说了什么，老头儿只是一直抖着他的腿，直到他被女儿按进椅子，坐在了一堆没点燃的炉火前。
她的双脚有点儿不听使唤，这一点出卖了她，让她走路的样子看起来很是幼稚。她的三围是36:25:36
。
她哭着走进了诊所。
“怎么了达奇？”
“我觉得有点儿难过。”
跟其他以为自己怀孕了的姑娘一样，她只是坐在那儿流眼泪。为了让她好受点儿，医生先问了问别的。
“你为什么哭呀？”
她没吭声。
“嗓子痛吗？”
“不痛。”
“小便正常吗？”
她点了点头。
“量体温了吗？”摇头。
“例假正常吗？”
“嗯。”
“上一次例假哪天来的？”
“上个礼拜。”
医生顿了一下。
“还记得上次你突然肚子不舒服吗？之后又有过吗？”
“没有。”
他身体前倾继续问道：“你就是想哭？”
她把头埋下去，缩成一团。
“你父母让你来找我的？”
“不是，我自己来的。”
“都染了头发也没让你心情好一点儿？”
她破涕为笑，没想到医生会发现：“染了有段日子了。”
医生给她测了体温，看了看喉咙，让她卧床休息两天，又拾起了刚才的对话。
“你喜欢在洗衣房干活吗？”
“那是我的工作。”
“洗衣房的其他女孩呢？”
“我不知道。”
“你和她们相处得好吗？”
“要是我们聊天被人发现了，就得闭嘴。”
“想过干点儿别的吗？”
“我能做什么呢？”
“你想做什么？”
“我想当个秘书。”
她笑着摇了摇头。
泪痕把她的脸弄花了。她的眼睛嘴唇都化了妆，和渐丰的胸臀一样，表明她已经长大了。除了教育欠缺和机遇不足，她在其他方面已然是个适婚女性了。
“等你好些以后——如果你想，我可以再多给你开几天病假——你去职业介绍所，问问怎么能接受一下培训，那边有各式各样的培训项目。”
“是吗？”她有点儿恍惚。
“你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样？”
“一点儿也不好。”
“拿到普通教育证书了吗？”
“没。我没跟上。”
“但你并不笨，是不是？”他这么问，好像她如果承认自己笨，就会给他一个坏印象似的。
“是的，我不笨。”
“那好。”他说。
“我讨厌那个洗衣房，简直糟透了。”
“自怨自艾没什么用。如果我多给你开一周假期，你会好好利用吧？”
她咬着那块泪湿的手帕，点了点头。
“你可以周三再来一趟，我给职业介绍所打电话问问，然后我们商量一下。”
“我很抱歉。”她又哭了起来。
“别抱歉。你既然在哭，就说明你有理想，否则就不会这么难受了。现在去休息吧，在床上躺两天。”
透过诊室的窗子，他目送她沿着小巷走上去，走过那栋房子——十六年前，正是在那里，他把她接生到这个世界上。她转过街角，医生仍盯着小巷两侧的石墙看，这些墙过去是干燥的，如今已联结在一起彼此难分了。
他听到过一些风言风语。比如他们在逃亡奔命，比如她是从伦敦来的妓女，比如地方议会要把他们驱逐出那个废弃村舍，虽然屋子主人已允许他们栖身于此（有人说是因为他在伦敦会过那女人），但他们还是过得像个偷住贼。
在屋子后门，三个小孩正拿着编鸡笼的铁丝玩。他们的妈妈在厨房里，年近三十，一头长长的黑发，手指纤细修长，看起来很灵活，眼睛灰亮清澈。她的皮肤看上去像没洗干净似的，不是因为灰尘，而是因为贫血。
“冬天一来，你就没法住在这儿了。”他说。
“杰克说他有空的时候会修补一下。”
“不是修一修那么简单。”
厨房里有一桌二椅，石水槽边上的一个装橙子的箱子被用作橱柜，里面堆着一些杯盘和盒子。水槽上面的半个窗户破了，他们塞了一张硬纸壳上去代替。阳光从另外半扇窗子倾泻进来，光柱里的灰尘缓慢升起又落下，慢得如同属于另一个杳无人迹的世界。
女人来到前屋，坐在床上，终于张口问医生她之前写信过去询问的事情。
“医生，我这个年纪的女人，心脏会出问题吗？”
“有这个可能。你小时候得过风湿热吗？”
“没有。但我总是喘不上气来，连弯腰捡个东西都站立不住。”
“我要听一下诊，你把衬衫抬起来就行。”
她里面的黑色蕾丝衬裙破旧不堪，卧室跟厨房一样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墙角放着一张大床，地上的毯子比床上的还多，带抽屉的衣柜上摆着一只闹钟和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因为房子没有灰泥吊顶，房梁又遍布窟窿，厚厚的植物藤蔓覆满了窗户，房子已看不出什么棱角，居住于此仿佛藏身树林之中。
“等你来诊所，我们再做个正式检查。但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你的心脏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
“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知道的，对吧？我们必须想办法帮你离开这个地方。”
“还有那么多比我们更不幸的人呢。”她说。
医生笑了，她也笑起来。她的面庞加上这个表情，让人觉得她还那么年轻，完全能够做出改变，再给别人一个惊喜。
“如果我赢了足球六合彩，”她说，“我就买个大房子，给孩子们一个宽敞的家，但他们说，现在要赌赢着实不容易。”
“来这儿之前你住在哪儿？”
“康沃尔。就在海边，风景优美。你看。”
她拉开衣柜最顶层的抽屉，从一堆她和孩子的袜子里掏出一张照片来。照片里的她脚蹬高跟鞋，身穿紧身裙，肩披一条雪纺围巾，与一名男子和一个幼孩走在海滩上。
“这是你丈夫？”
“不，不是杰克。那是克里夫和斯蒂夫。”
医生点了点头，有些惊讶。
“我得替杰克说句话，”她继续说道，“杰克从不区别对待他自己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这些责任我们对半分，杰克比斯蒂夫的亲爹对他还好。他就是不能碰我。”
她伸直手臂把照片拿远，继续盯着看。
医生问她是否想在此地住下来，他可以帮他们申请地方上的简易住宅。女人的目光仍留在照片上，回答说：
“这你得问杰克，我们所有事情都对半分。”
她胳膊垂在大腿上，手里还攥着那张照片，面露愠色地看着医生。
“你说我是不是太老了？杰克说我太老了，两三个月才想要一次。”
“那只是因为你太累了，又不想凑合。”
“我已经怀过孕生过子了，有时候我就是不想干，只想躺着一动不动。”
她起身把照片放回抽屉。“你喜欢音乐吗？”她说着把收音机打开，放了几小节音乐之后又关掉了。她背靠衣柜站着，若有所思，好像收音机一开一关让她想起了什么。
“那对我来说没意义，我就是没感觉。他跟我做爱，就像一块湿抹布搭在我脸上。你看，我晓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当初我和斯蒂夫的爸爸在一起，怀了孩子，非常美妙。我们相处和谐，我可以全身心投入其中。我懂他们说的世界上最美好之事是什么感觉，我怀了斯蒂夫以后更加主动了，那也让他很高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种感觉，现在醒着躺在床上还会记起来。我刚怀上斯蒂夫时那种天堂般的幸福，再也不会有了。”
“要我说，我们十年前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从未后悔过，哪怕是在冬天，也毫无悔意。这里的一切都很平静。你知道吗？去年春天我正沿着村子的小路走，看见有什么东西站在前门那儿。从树林转过弯来，我才看清楚。它看起来像只狗，但又不是狗，如果你懂我在说什么的话。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是一只獾。它站在两根门柱之间，盯着我看，我没了主意，也不知道獾是否有危险。休打高尔夫球去了，我只好去找霍恩比先生，但等他跟我一起走回来，那只獾已经跑了。但事情还不算完，我感觉那只獾是来此定居了，不请自来。你还记得去年冬天那场大雪吗？多亏了霍恩比先生，他帮我们把从树林过来的小路清理干净了，否则你根本过不来，雪深及腰，冰冷刺骨。我要说的是，那天晚上我听到屋顶上有动静，有东西动来动去，我叫了休好几回，他说是那只是积雪的动静而已。我很清楚不是那样，天太冷了，雪才不会动弹。早上我去看了看，屋顶上有它的脚印，你能相信吗？我猜它在林子里太冷了，所以在夜里跑过来取点暖。它本可以在烟筒旁边筑个窝的，休不同意，但它在那儿肯定又舒服又暖和。我常常一边烤火，一边想着它正在上头住着。这当然挺傻的，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平静了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还住在休之前工作的伯明翰的话，我们怎么会遇到一只獾？”她一开口讲话，就没完没了。
她打来电话，通常说的都是他，而不是她自己。
“我有点儿担心他，医生，他后背疼，我怀疑是椎间盘突出。一到雨季就这样，上个礼拜他执意要去菜园翻地，他说下了两个月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可这会儿他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有时候情况听起来更严重。
“他卧床三天了，呼吸很困难。晚上我躺在旁边，听他喘气，听得我睡不着。我总觉得他在跟我讲话，他的呼吸声听起来就像说话一样啊，医生。”
她在门口等我。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他整个人都垮了，我最好让你亲自和他说说，他不肯告诉我他哪里不舒服，怎么都不说。你知道他很幽默的，他只是说自己所有的器官都不行了。我问他具体是哪个，他也不讲，就说所有器官。”
她的丈夫七十三岁了，他说自己控制不住排尿，下腹隐隐作痛。医生检查了他的胸和胃，做了个直肠检查，看看前列腺是否有问题，按压膀胱判断了一下是不是有增生，还做了个尿检，查一下尿糖和蛋白。尿糖有点儿问题，医生最后诊断为轻微尿路感染。
三十六个小时之后，她再次打来电话。
“他现在完全不喝水了，什么都不喝。从昨天早饭之后，他滴水未进。他一直在睡觉，我正跟他说着话呢，他就睡过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无法保持清醒，我和他讲话也不行。他要么睡过去，要么犯迷糊，我怎么和他说都不行。”
医生对着电话笑了笑，可以想见，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这是糖尿病昏迷的开端，糖尿病通过尿路感染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他需要再测一次血糖。
在那只獾曾停留过的门口，医生也停了脚，望着这片老两口共同深爱着的风景，想起了老妇人比以往更紧张也更尖厉的声音：
“我们只剩下彼此了，必须得仔细。生了病我们就仔仔细细照顾对方，我们必须得仔细。”
诊所有两间车库那么大，和房子彼此独立。诊所里有一个候诊室、两个诊室和一间药房。它坐落在山坡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河谷和树木繁茂的大村庄。从村子另一头看过来，诊室渺小到几乎看不见。
这栋建筑的门上挂着一个牌子，上书：约翰·萨塞尔医生，医学学士，外科学士，英国皇家妇产科医学院产科文凭。
这里的诊室舒适惬意，看上去不太像个诊所。诊室虽面积稍小，但比大多数起居室都整洁，空地也更大，这里是检查和诊治病人的地方。
这些小屋让人不禁想起船员的舱室，两者同样舒适，同样精巧地将许多物件塞进了一个小空间里，还有着同样的古怪并置——室内家具、仪器设备和私人物品共享着这一空间。
所有这些共性，让那张诊疗床看起来像极了一个铺位。诊疗床上铺着两条床单和一条电热毯，无论病人何时前来，萨塞尔医生都会提前一刻钟把电热毯打开，这样如果病人需要脱衣检查，就不会那么冷了。对这些细节，医生一丝不苟。他个子不高，病人坐的椅子比桌边他自己的椅子矮了正好六英寸。打针之前，他总是对病人说：“就疼一小下。”他把拿着注射器的手放低，伸开小拇指，用这根指头和手掌一侧用力弹病人的皮肤，一秒钟以后，针就从这儿扎进去了——这一连串动作让病人一分神，没怎么注意那一下针刺。
手术室的设备异乎寻常地齐全，有用于消毒的烘干设备，还有用于腱部缝合、小型截肢术、囊肿摘除术、宫颈电灼术的一系列器械，以及处理简单骨折的仪器和石膏。此外还有一台麻醉机、一张整骨疗法床和一台乙状结肠镜。他说他常常感到沮丧，因为自己没有X光设套和基本的细菌检测仪。
假使可能的话，他总想要向自己证明所有事情。
他曾经把一个注射器直直插到一名男子胸腔深处，虽然不太疼，但那个男的感觉很糟。他试图跟医生解释自己对这种治疗的反感厌恶：“我就活在这儿啊，你竟然插了一根针进去。”“我知道，”萨塞尔说，“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不喜欢有人在我眼睛周围鼓捣，也不愿意有人碰那儿。我觉得，我只生活在我能看见的眼下之事和身后之事中。”
萨塞尔医生小时候深受康拉德影响。在海边长大的康拉德厌倦了英国中产家庭的无聊透顶和自鸣得意，在作品中写下了许多与海有关的“难以想象”之事。他书中的人们生活困顿，却丝毫不怯懦软弱：恰恰相反，能够应对那些难以想象之事的唯一之人，他坚忍克制，沉默寡言，外表平平。有一种特质，是康拉德始终警惕却也同时孜孜以求的——幻想。大海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恰与这一特质相对立：海洋呼唤着幻想，但要面对大海难以想象的暴怒，迎接来自于它的挑战，一个人必须放弃幻想，因为它将导致自我隔离，并滋生恐惧。
最终解决这一矛盾，并在解决过程中将整个故事置于另一层面——一个远比普通小人物追逐私利更为高尚宏伟的层面的，是一种服务的理念。这一理念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指受到恩典的少数人所尊重的一切传统价值，他们迎困难而上，接受挑战，不仅将那些价值作为抽象原则加以尊重，还将之作为日常高效工作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服务也代表着这少数人为了依赖于他们的多数人——诸如乘客、船员、商人、船主和掮客——所肩负的责任。
当然，这是简而言之。如这是对于康拉德海洋观的一则公平总结，想必他就不是伟大的艺术家了。但如此简单的概括已足以让我们明白，康拉德为什么会吸引一个既抗拒中产家庭出身，又对成为波西米亚毫无兴趣的小男孩了。他赞美勇猛的体魄，享受身体力行、亲身实践，他对事物本身怀有好奇，而非情感。正如与他同代同阶级的许多男孩一样，他被这一道德榜样打动了，榜样使得他的上一辈人因投机主义而蒙羞。
但萨塞尔十五岁的时候已决心要成为一名医生，而非水手。他父亲是一位牙医，所以他有机会在社交场合见到各种医生。十四岁那年，他就在当地医生的药房里闲逛了，名义上是帮着取药打包，实际是想偷听隔壁房间的会诊。何况，在他的想象里，医生和船长差不多。
那时候萨塞尔对医生的印象是这样的：
“他无所不知，但略显憔悴。有一次，一位医生半夜赶过来，我看出他之前已经睡下了，外裤裤脚下面露着一截睡裤。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沉着冷静地指挥大局，在场的其他人则大惊小怪、焦虑不堪。”
将之与康拉德在小说《“水仙号”上的黑水手》中对船长的第一次描述对照来看：
阿里斯通船长，一副严肃的表情，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的旧围巾，整天在船尾楼里走来走去。夜里，好像一个幽灵从坟墓里钻出来，他频频从黑洞洞的升降口里上来，警惕而又沉默地站在繁星之下，他的睡衣像一面旗帜飘动着——随后他一声不吭，又下去了……他，这个小小天地的统治者，很少走下他那奥林匹斯山顶似的船尾楼。他的下面——不妨说在他的脚下——芸芸众生正在过着忙忙碌碌而毫无意义的生活。（胡南平 译版）
这两种印象之中有着相同的权威感，一种连睡裤和睡袍都无法减损的权威感。如果我们再想想康拉德在《台风》中描述的那个可怕瞬间，“狂风”（gale）或许也可以用来形容一场疾病之灾，马克惠船长的话听起来正仿若一位医生。
于是他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勉强逼出而微微震颤的声音，可是在那洪大杂乱的喧闹里带有静谧的沁人心脾的效力，仿佛从暴风的黑暗荒野的那边，从一个遥远的和平境界里传来的；他又听见了那个人的声音——纤弱而不可屈挠的声音，能以传达无限思想、决心和目的，纵使到了世界末日，天体坠落而正义完成的时节也会说些自信的话的——他又听见了这声音，仿佛正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向他叫喊——“没有错儿”。（袁家骅 译版）
正是从这些书里，萨塞尔构建起了自己的责任感。
战争期间，萨塞尔在海军部队担任外科医生。“那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我在希腊多德卡尼斯做一些大手术，压力很大，但手术基本上都很成功。”在罗兹岛，他还为当地农民教授了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他自认是一位救死扶伤者，已经向自己证明了自己的医术，以及下决心做定夺的能力。他也由此得出结论：那些生活简单、依赖于他的人们，有着他所不具备的种种品质和生存之道。所以，在享有权威的同时，他能感觉到，自己也在服务于他们。
战后，萨塞尔结婚了，在国家卫生体系里选了一个边远乡村，成了当地一位老医生的初级合伙人。虽然在那个地区广受爱戴，可这位老医生见不得血，坚信信念才是医学的核心。这位年轻人因此获得了许多机会，在此地继续着救死扶伤的事业。
他一直劳累过度，还以此为傲。很多时候要出外诊，他常常不得不穿过田野赶路，或是背着他的几个黑箱子沿林间小路疾行，箱子里装着器械和药。到了冬天，他得在深雪里挖出一条路来，除了医用器械之外，还要随身带一只用于解冻管道的喷灯。
他没怎么在诊所里待着，而是把自己想成了一座移动式单人医院——他在厨房的桌子上做阑尾炎和疝气手术，在大篷车里给产妇接生。就算说他是在寻找那些意外，其实也无不可。
他通常没什么耐心，对待紧急情况和危重病患除外。如果有人没什么危险症状却一直抱怨个不停，萨塞尔就会提醒自己，想想希腊农民身上那股子坚忍劲儿，以及那些承受着真正病痛的人们的渴望，然后建议那人加强锻炼，如果可能的话就在早饭前洗个冷水澡。只有在处理危机状况时，他才觉得自己是核心人物——或者换个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按照对医生依赖程度的不同被简化了，他自己也被简化了，这种既定的节奏使他没机会也没必要检视自己的种种动机。
几年后，他有了些变化。他三十五岁了，不再是二十多岁时那个没什么打算的冲动青年，为了保持诚实，他必须面对自我，从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此外，他也目睹了病人的变化，紧急状况一旦出现，便是既成事实了。最后，因为他始终生活在这群人中间，他已因许许多多不同的情况被同一家人叫去了太多次，这也让他开始注意到人们身上的变化：三年前找他治过麻疹的姑娘，已嫁作人妇，并在第一次分娩时又来找他；一个从来不生病的男人，朝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有一天，他被叫去看一对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他们已经在树林镇住了三十年，什么闲言碎语也没有。他们每年都去参加老年人远足活动，通常在每个周六晚上八点钟去酒吧。很久以前，那个妻子在邻近镇子的一幢大宅里做女佣，丈夫在铁路上工作，他说他妻子“下面流血”。
萨塞尔和她简单聊了聊，让她脱掉衣服做个检查，他去厨房等着。她的丈夫焦虑不安，从壁炉架上拿了闹钟在那儿拧发条。在这个年纪，如果妻子进了医院，可能是两个人都要完蛋的先兆。
当他回到客厅，妻子正躺在垫子上，袜子卷了下去，裙子抬了起来。“她”是一个男人。他给她做检查，发现问题出在严重的痔疮上。无论是他自己、那位丈夫还是“她”，没人提起那个不该存在于那里的性器官。性器官被忽视了，或者说，他强迫自己接受它们，仿佛那个男性性器官是因为什么他不知道的原因而长在那里的。
他意识到他的病人在不断变化着。随着他们和医生越来越熟悉，他们会坦白一些事情，超出了他所学的医药知识所能解决的范畴。他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危机”一词的含义。
他逐渐意识到，康拉德笔下的船长及其幻想与人共处的方式，并不适合作为医生的自己。船长否认任何形式的幻想，只肯在海面上大施拳脚，彼时的大海于他而言，既是他存在的理由，亦是他最强的敌人。萨塞尔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船长对大海的态度，用在了对待疾患和危险上面。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幻想，甚至要去探索它。幻想不一定百分之百招致难以料想之事，就像船长也会深思暴风骤雨的可能性，对他来说，他要思考的，是自己在死神魔爪中的反抗。（陈词滥调在此很关键。）他开始意识到，各个层面的幻想都要兼顾：首先是他自己的幻想，否则会扰乱他的观察；除此之外，还有病人们的幻想。
老医生去世后，萨塞尔不得不在诊所里投入更多时间。他也在寻找能跟他一起从业的其他医生，他决定把诊所业务一分为二，另一位医生可以在他自己的片区经营自己的诊所。这样一来，他在每个病人身上花的时间就更多了，虽然还是疲劳过度，但他渐渐开始观察自己，观察这些病人。
他开始读书，尤其是弗洛伊德。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分析自己的许多性格特质和它们的历史根源。正如弗洛伊德在形容自我分析时所言，这个过程十分痛苦。六个月之后，那些复活的记忆让他失去了性能力。我们现在很难说清楚，是他检视自我的决心——到目前为止，在外在的“难以想象”之事以外，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导致了这场危机，还是他先遭遇了危机，进而决意更近距离地逼视自我。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的孤立和危机，它们的过程是相似的，早在萨满和伊尼扬在西伯利亚及非洲医学中成为专业急救对象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祖鲁人将那一过程称为“伊尼扬”，他们说，伊尼扬受到折磨，因为灵魂不让他安息，他成了一座“梦之屋”。
萨塞尔摆脱困境之后，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把自己明显的、年轻人式的激进形式，转变成更复杂、更成熟的一种：他认为，生死大事意味着病人应被视为一个人格整体，疾病常常是一种身体的表达，而非对天灾的屈服。
这一立场很危险，容易让人迷失在无数难以捉摸的东西里，忘记或忽视掉精准的技艺和信息——正是它们将医学带入了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让人们有时间有机会去琢磨那些抽象意味。一个庸医，要么是骗子，要么就是拒绝把自己仅有的那点儿观察与大的医学知识体系联系起来的术士。
萨塞尔享受这种危险感，那些安全的考量如今就仿佛是船长上岸安了家。“这么多年来，除非是在一些诊断确凿而又简单的情况下，否则‘常识’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个忌讳。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常识是我最大的敌人，亦是个魔鬼，它不断诱惑我去相信那些最显而易见、最简单的现成答案。大多数时候，我相信常识都相信错了，上帝知道我在这上面栽了多少跟头，至今还在往这同一个陷阱里掉。”
如今，他每周仔仔细细地阅读三份主要医学期刊，偶尔去某家医院参加一个进修课程。他很注意让自己保持消息灵通、见多识广，但内在的满足感大都来自那些没有前例可供参考的棘手病例，因为他只能依靠病人的个性和经历做出诊断。在此番孤单境况里，他努力与这些个体为伴。
他被公认为一位好医生，他执业的组织、他供职的机构，以及他的诊断医疗技术，不知为何被低估了。他的病人们可能没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幸运，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无可避免。只有那些最为自觉的人，才能意识到，他们的基本需求获得满足是一件何等幸运之事。正是在这最基本、最基础的层面上，他被认定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他们可以说他直爽坦率、不惧劳苦、易于交谈、毫不冷漠、生性善良、善解人意、善于倾听、乐于助人、一丝不苟。他们也可以说他郁郁寡欢，在做性爱之类的理论课题时令人费解；说他有能耐去做那些惊人的、不同寻常之事。
实际上，作为医生，他对于病人的回应，远远比这些词的意涵更为复杂。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先考虑所有医患关系的特征和深度。
原始的巫医通常来说也是神职人员、巫士和法官，他是第一个从为部落提供食物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的专业人员。这一专业赋予他的优待及权力的大小，直接反映了他要服务的需求的重要性。对疾病的认识，起初是、现在仍是他为自我意识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这种对疾病的认识增加了病痛或残疾，然而，作为其结果的自我意识却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为治疗和医药出现增加了可能性。
我们无法凭空重现部落成员对于疾病治疗的个人感受，但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我们自己对于医疗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如何获取了足够的信任，才敢于把自己交给医生处置的？
我们把身体交给医生，除了医生之外，我们只会主动把这一权利交给爱人——很多人连这一点也做不到。更何况，相比之下，医生只是一个陌生人。
所有（不仅仅是我们的）出于医疗伦理的考量都强调，这些关系——医患之间和爱人之间——所暗含的亲密度必须被严格区分。人们通常的想象是，医生可以见到女性裸露的身体，并且可以随心所欲碰触她们，这可能会极大地诱惑医生和女病人发生关系。这一假设未免太过粗鲁、太过缺乏想象力了。在医生给病人查体的情境下，往往没什么让人兴奋的。
在性正确这个话题上，医疗伦理重点强调的，不是对于医生的限制，而是向病人做出的承诺：放心，你不会被占便宜。这是一则对于肢体接触的正面承诺，不以性为基础。然而，医患之间这种亲密关系又意味着什么？这可以被归结到童年的经验范畴中。我们以一种儿童的状态，表现出对于医生的服从，同时延展我们的家庭观，把医生也包括了进去，将他想象成自己家中的一位荣誉成员。
如果某位病人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认识已久，那么这位医生对病人而言，很可能成为这位家长的化身。在这种关系中，高度的性内涵就会变得棘手，因为病中的我们往往将医生理想化为一位兄长或姐姐。
面对死亡的情况与之类似。医生是死神的密友。当我们向医生寻求帮助，我们是在请求他治愈疾患、减轻痛苦，但如果他无法治愈我们，我们就请他见证自己的死亡。这一见证的价值在于，他曾见证过那么多人的离去。（除了拜谒祈福和临终祷告，这一点也曾是牧师的真正价值。）他介于我们与无穷的死亡之间，是一个活着的中间人。今天的他属于尚存的我们，曾经的他属于已故的他们。他们借他传递的那份艰难却真切的慰藉，是一份相互支撑、如兄弟般的友爱之情。
根据上述内容就粗暴地推断说病人都想要一位友好的医生，是个巨大的错误。病人的希望和需求——也许会与他的经历相矛盾，也许因心存怀疑而不敢表露，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总之，深奥而精密。
疾病将许多联系切断了。人自我意识中扭曲错乱的、碎片化的部分被疾病分离出来，因受到刺激而恶化。对医生而言，他必须通过自己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份被允许范围内的特殊亲近感，缝合病人支离破碎的自我认知，并不断向他重申其中的社会意涵。
当我提及这份亲若兄弟的友谊关系，或是病人对这份情谊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切渴盼，我当然不是认为医生可以或应当表现得如同真兄弟一般。我所期望的，是医生能毫不动摇地将病人视为自己想象中的兄弟。这份友爱之情的意义所在，便是认同。
这种个体之间的亲密认同既是身体层面的，也是心理层面的。前者包含了诊断的艺术，好的全科诊断传记凤毛麟角，不是因为多数医生缺乏医学知识，而是因为大多数医生无法综合考虑所有可能的相关因素——除了生理上的问题，还有情感因素、既往病史，以及环境因素。他们希望找到某个明确的症状，而不是搞清楚一个人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可能导致他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是这样的话，电脑问诊很快就比医生游刃有余了。但我们要输入电脑的种种事实，依然必须来自与病人之间建立的亲密个体关系。
在心理层面上，认同意味着支持。我们每次生病，都担心自己得的是什么特殊的病。我们劝自己理性处之，但恐惧的阴影久久不散。恐惧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作为一股未被定义的外部力量，疾病对我们的生命本身是一种潜在威胁，我们必然对自己生命的独特性有着极高的警觉。换言之，疾病是我们自身独特性的一部分。我们害怕疾病的威胁，但又以此拥抱疾病，使之融于自我。这也是当医生告知患者所染病恙的名字时，患者心中悬石才终于落下的原因。对他们而言，一个名字可能无甚意味，甚至连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都不清楚，但恰恰因为疾病有了一个名字，它便成为了在他们身体之外的独立存在。现在，他们可以抱怨这种疾病或者与之作战了。辨识一种疾病，即疾病被下了定义、被加以限制，并从人身上切割出去，病人由此变得更强大了。
从始至终，无论是对于医生还是对于患者而言，整个过程都充满着辩证。为了对疾病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之所以说“完整”，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指向一个明确的治疗方案——医生必须首先将患者视作一个完整的人；但对于患者来说——考虑到他对医生的信任归根结底建立在治疗有效的基础上——医生对他所患疾病的诊断是一种帮助，使疾病与他分离并被切割出去。
至此，我们只是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假定疾病是降临到患者身上的某种东西。我们忽略了悲伤等情感因素和心理问题在疾病中扮演的角色。在全科医生中展开的一项评估表明，在所有病例中，受情感和心理因素影响的疾病实际比例从5%到30%不等。其中的原因或许是，我们没有什么鉴别致病原因和影响因素的捷径，因为在几乎所有病例里，情绪上的压力都会以某一种形式或其他形式体现出来，亟待应对。
大多数负面情绪被注入了疾病的因素，同时又放大了疾病本身的独特性。所有的消极挫败不仅增强了疾病自身的差异性，而且使其滋养壮大。客观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沮丧比满意普遍，悲伤比知足常见，这一点不合逻辑。但这不是一个可以客观比较的问题，而是与个体无法在外部世界寻找到确定性有关。确定性的缺失导向虚无，虚无感又成了孤独的要素：除了可怖的过去，他者的存在也往往为我们提供了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所有他人的例子均能提供希望，但我们一旦确信自己独特无双，那些希望之源就通通被摧毁了。
一位郁郁寡欢的患者找到医生，把自己的病呈现给他，希望自己身上至少有一部分（疾病）能得到认同。他同时也相信，那一部分正常的自己对别人来说不可理解。对于这世界而言，他是无名小卒；对他自己来说，世界空无一物。显然，医生的任务应是辨识病人才对——除非医生仅仅徒认疾病其表，还自认为遇到了一个难缠的病人。如果对方觉得自己获得了认同，甚至被指出了某种连他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性格特质，藏在忧愁背后的绝望就会被改变，或许就有了重获快乐的可能。
我很清楚，我在此仅仅用“认同”一词，代替了心理治疗所包含的复杂技术，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技术的长远目标恰恰正是认同感的建立。一位医生怎么才能让病人感觉到自己被认同了呢？
一声直接的问候收效甚微。病人的名字已失去意义，成为了一堵墙，自身遭遇被深藏其后。疾病无法被命名，忧愁亦然。“绝望”一词对绝望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不过是病人心声的一道回响罢了。
认同必须是隐晦的。闷闷不乐的患者希望自己被认真对待，虽然他只是一个有着某种症状的无名小卒。这一微不足道的身份，矛盾而又残酷地确认了他的独特性。我们有必要打破这一循环，如果医生能将他自己与病人加以对比，即可实现。这便要求医生能够切实地发挥想象，有一个精准的自我认知。尽管病人的部分自我已受到摧残，但他必须被赋予获得认同的机会，在医生那里找回他的一部分自己，但这样一来，医生似乎就成了一个普通人。这种认同也许极少来自于仅仅一次会面，往往是一个整体气氛的产物，而非来自哪个特殊的词句。随着病人自信心不断增强，认同的过程也更加微妙起来。在后期治疗当中，正是医生对病人所言之物的接纳，以及医生对于自己生命的不同部分如何共处所表现出的认可程度，才能说服病人相信，他与医生及其他人之间是有可比性的，因为无论他说了什么——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恐惧与幻想——听起来似乎就像医生对他的倾诉那样熟悉。他不再是个例外，他也可以被认同——这正是治疗的先决条件。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了。萨塞尔为何被公认为一个好医生？因为他的治疗？这应该就是答案了。但我心存怀疑。你得是个令人咂舌的坏医生，犯下许多错误，最终结果才会对你不利。在门外汉的眼里，结果往往是偏向医生的。不，萨塞尔被公认为是个好医生，是因为他满足了病患对情感的期待。这一期待虽然深切，却并无什么明文规定。他认同他们，有时候他也会失手——往往是因他错过了某个关键的机会，而病人压抑的怨恨再难以攻破——但是，他始终意志坚定，努力想要去认同病人。
“门一开，”他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身处死亡之谷。一旦工作起来，便好多了。我尽量克服羞怯，因为第一次接触对病人来说极其重要。如果他感到自己被搪塞了，或是觉得自己不受欢迎，那么我得花很长时间才能重获他的信心，也许永远都做不到了。我尽量完全敞开自己，迎接每一位病人。在我的位置上，任何不自信的表现都是错误，都是一种渎职。”
所以，就算他正与某位病人讲话或是倾听对方诉说，他也会同时以手碰触对方，以免病人觉得被忽视；反之，即便是在他为病人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他往往也同时与病人交谈。
萨塞尔需要如此工作，因为他通过治疗他人来治愈自己——此类措辞通常不过是陈词滥调式的推断，但在下面这个特别的例子中，我们或可理解这一过程。
从前萨塞尔获得的掌控感，来自于他处理紧急状况的丰富技巧。所有混乱都在他专业领域范畴之内，都是些医学问题而已，他依然是核心人物。
如今，病人成了核心人物。他试着认同每一位病人，并在此基础上为其设立榜样——不是什么道德模范榜样，而是一个病人可从其中认出自己的榜样。为了“改善”病人的情况，萨塞尔医生自己“变成”了病人，这样一来，我们便可简而言之——目前我们要处理的不是每个病例的复杂内容，而是萨塞尔的动机。他召回自己的榜样，从而“变成”病人，然后通过治疗或是减轻疾苦来为之“改善”。病人接踵而来，而他还是他。他的这种掌控感，源于一个努力想成为通才的理想。
通才之理想历史悠久，是希腊民主政治希冀达成的愿景，虽然古希腊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这一理想在文艺复兴期间起死回生，对一部分人而言，成为了现实。它曾是启蒙运动的原则之一，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歌德、马克思、黑格尔等人存续，至少看上去如此。通才的劲敌是劳动分工，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不仅摧毁了一人扮演多个社会角色的可能性，甚至否决了他的单一角色，人因未参与进机械生产的浪潮当中而受到谴责。也就难怪康拉德相信“上帝的真正起源在任何距离最近的陆地一千海里之外的地方”了，只有在那儿，人们才能完完全全证明自己。然而，成为通才的理想存留至今，它隐隐的希望或许正在自动化时代和由此带来的长期闲暇之中闪现。
我们不能因此对萨塞尔成为一个通才的渴望不屑一顾，以为那纯粹是他自大狂妄的一种体现。他渴求体验种种可与想象力相匹敌的、不受压制的经历。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大多数年逾三十者的想象力之所以消失殆尽，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要想满足对人生新体验的追求全无可能。
萨塞尔是一个幸运的例外，正因如此，虽然外表无异，但他在精神方面比同龄人年轻不少，甚至有些方面看起来还像个学生。比如他喜欢在不同场合穿上不同的“制服”，并尽量显示出一位三年级专家（third-year expert）的漫不经心：冬天在户外干活，他穿羊毛衫，戴绒线帽；带狗外出打猎，要戴猎鹿帽，搭配系带皮绑腿；参加葬礼时，携带雨伞，外加一顶小礼帽。如果必须要在公共场合读讲稿，他会故意越过眼镜上沿往外看，活像个教书先生。假使出了他的地盘，你们在某个中间地点碰面，在他开口说话之前，你或许一时间会觉得他是个演员。
他可能就是个演员，扮演过许多角色。这种从一个自我增生出无数自我的渴望，也许最终会将某个内心想法，外化成为一次次大出风头。但对于如今做了医生的萨塞尔来说，想法已经完全变了。四周没有观众，只有他本人能判断自己的“亮相”。现在，他的动机是获得知识：几乎是带有浮士德色彩的知识。
在那首关于帕拉塞尔苏斯的长诗中，勃朗宁曾描述过这种对于知识的热忱。帕拉塞尔苏斯的生命故事，是浮士德传说后半部分的支线之一。勃朗宁写道：
缘此我无法以美为食
不只美，香脂也不饮
可爱之物有其可爱之处
我的本性不忍失掉她最初的印记；
我要将一切真相善待、囤积、分类
只为一个目的：我必须知晓！
上帝可否为我解释他的权力，令我相信
我只应听他所言
以使我的目标更为远大！
萨塞尔与帕拉塞尔苏斯不一样，他既非通神论者，亦非占星术士。相较于医药艺术，他更信任科学。
“人们管医生叫艺术家，这是社会弊端所致。在一个更完美更公正的社会中，医生应该更接近于纯粹的科学家。”
他还说：“人类境况的主要悲剧是无知，对于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如此，人类搞不清楚确切答案。但这不会将我引向宗教，宗教也不能提供解答。”
对这二者不同之处的强调，主要存在于历史上。在帕拉塞尔苏斯的年代，人们把疾病视作上帝的严斥，人们欢迎这种警告，因为斥责有限而地狱无涯。俗世之中万物皆苦，唯一真正的解脱是尚未到来的新生。在中世纪艺术里，描绘动物与描绘人的方式差异鲜明——动物自由自在，有时可怖，有时美好；而人类往往克制拘谨，焦虑不安。动物庆祝当下，人类则通通都在等待决定他们能否不死不朽的最终审判。艺术家们有时似乎忌妒动物终有一死的命运：借由死亡，逃出那个把生命简化为隐喻的封闭系统，逃往自由。医学本身也充满了隐喻性。尸检向人们解释了盖伦派学说的错误之处，然而那些证据被搁置一旁，被认为纯属偶然或者例外。系统的隐喻——所有医疗科学的可能性与相关性，也遭到了如此一般的待遇。医学是宗教神学的一个分支。怪不得，来自这一系统的帕拉塞尔苏斯后来对它发起了挑战。以独立观察的名义，有时也诉诸一些繁文缛节，部分是出于自信，部分是为了自保。
我当然不是说萨塞尔的历史意义堪比帕拉塞尔苏斯，但我怀疑他们处于同一种职业传统之中。有的医生是手艺人，有的医生是政客，有的医生是实验员，有的是慈善长官，有的是商人，还有的是术士，不一而足。但也有一类医生，如同船长，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想要体验世间一切可能。说“好奇心”太小，说“探索精神”又太空泛。他们心怀对知识的渴求，而病人正是知识的源泉。对他们来说，病人因此而庄严神圣，这一点比其他那些医生所感受到的都更为强烈。
当病人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萨塞尔既非点头，也不会嘀咕着“是是是”，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语气中饱含真挚的同情。他一边这么说，一边等着了解更多。他已经清楚了特定情况下这位病人的感受，但他还没搞清楚如何全面解释这一情况，以及他个人能力的极限。
事实上，这类开放性问题的所有答案都不能使他满意。他内心的某一部分一直在渴求知道更多——从每一次手术中、每一次问诊中和每一次电话响起时。他常常饱受失望情绪的困扰，就像浮士德失去了魔鬼的援手。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讲起自己的故事时常有夸大。在那些故事里，他总是显出一副荒谬可笑的样子来。比如在大浪扑来之时想站在甲板上拍照片，比如在一座不熟悉的城市中迷路，或是偷走一只风钻。他强调自己做这些事时十分清醒，故意把自己形容成一个滑稽的小人物。凭借这种伪装和有所准备的失望，他便可以再次靠近现实，心里想的，是要毫不滑稽地去掌控现实、理解未来。你可以在他的双眸中探查到这种差异：他的右眼清楚自己心中的期待，眼含笑意，充满同情，坚毅严厉，有时自嘲，有时目标坚定；他的左眼几乎从未停止思考远方，从未停止搜寻。
我说“几乎从未停止”，但也有例外——当他忙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外科手术任务时。可能是为骨折患者做一次接骨，或是在当地医院里照顾他的某位病人。在这些情况下，他的双眼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脸上一副轻松神色。只要他脱下外套，卷起袖口，洗干净手，戴上手套或口罩，这种神色就尤其明显。为了一心一意做眼下的手术，他的脑袋仿佛都被清空了，一时间让人确信无疑。手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二者的区别自不必说；然而，他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在一个农民的脸上，我曾见到过类似的神情。这位农民就住在距离萨塞尔家几英里之外，他疯狂着迷于飞行，拥有一架六缸敞开式捷克飞机。他的农场不大，不是特别兴旺，他本人也绝非什么上流贵族。他自给自足，迷恋速度。他把飞机泊在自己一块田的一棵橡树下面，我在这块田的另一端驱赶完羊群，又搞定了螺旋桨，他和让·摩尔一切准备就绪，发动机渐渐升温，他发信号让我松开机翼末端——因为这架飞机没有刹车系统，所以我只能一直抓着机翼。虽然劲风疾吹和地面不平让起飞相当棘手，但在那一瞬间，就在飞机离地之前，我在这位中年农民未经打理的粗犷面庞上，看见了与萨塞尔医生一模一样的轻松神色。现在，所有问题都只局限于空气动力学和小小的内燃机上面了——什么物价高低，什么抵押贷款，什么周一赶集，什么人情世故，什么褒贬荣辱，在这一刻都无关紧要了。
这位农民与萨塞尔医生的区别在于，他希望能够终其一生无忧无虑地飞行滑翔，至少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然而，萨塞尔需要的是对于确定性永不满足的渴盼，以及为永无止境的责任感到不安。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试图对萨塞尔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一二。我想向读者呈现，为什么他被认为是一位好医生，以及为什么做一个“好医生”满足了他的某种内在需求；我也暗示了他通过治疗他人来治愈自己的原理。但所有这些，都是针对作为一个个体的他来说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与当地社区是一个整体。当人们不生病时，他们对这位医生有哪些公开的期待？这些期待与他们患病时对萨塞尔抱有的那种模模糊糊的情谊上的期待，又有什么关系？
萨塞尔的房子是镇上较大的住宅之一，他穿戴体面，出外诊的时候开一辆路虎车，另外还有一辆私人用车，孩子们读的是公立重点中学。毫无疑问，这些特征将他归入了有身份的绅士一类。
这一地区整体上经济萎靡，只有极少数几个大农场，没有什么上规模的工业企业。当地有不到半数男性务农，大多数人以在一些小作坊、一家采石场、一家木材加工厂、一家果酱厂或一家砖窑务工为生。他们既未组成工人阶级，也没有组织什么传统的乡村社区。他们都属于树林镇，周边地区的人们将他们毫无差别地称为“树林人”。他们多疑、独立、坚忍，没受过多少教育，也很少去教堂。他们性格中的某些部分与流浪小贩类似，比如修补匠之类。
萨塞尔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调整自己上流人士的身份，并且获得了部分成功。他个人几乎没什么社交生活，除了在镇子上和其他居民聊两句之外。只有在他和为数不多的几位中产邻居交谈时，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背景，因为，他们本以为萨塞尔会在对话和态度上认同他们的那些偏见。和“树林人”在一起时，萨塞尔就像一个外地人，一个应大家要求为每个人做记录的书记员。
让我试着解释一下“为每个人做记录的书记员”是什么意思。
“医生，你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知道如果我想，我可以直接把‘去你妈的’这话摔你脸上。”但说这话的人从来没对萨塞尔说过“去你妈的”。
“你是我见过的最懒的泼妇了，”萨塞尔对一个卖了一天布料的中年女人说。只有他能这么跟她说话。
“你这都有什么东西啊？”他在工厂的食堂里询问菜单。
“你是想从上面开始呢？”柜台对面的姑娘一手指着自己的胸脯，“还是从底下开始呢？”说着便高高掀起了裙子。但她知道，自己可以对医生放心。
萨塞尔极大程度地解放了自己以及他在病人们眼中的形象，不计那些约定俗成的社交礼仪。他做到了，因为他变得不合规矩了。不过，这位非典型的医生仍是个传统的人。萨塞尔的另类之处可能在于，从传统上来看，就算再突破常理，也只允许医生咒骂或恐吓病人，而不能反过来。而萨塞尔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对他讲任何话。但正因为真的如此，他的特权反而得到了肯定，而非否认。对那些与你地位相同的人，你什么都不能说，你很清楚他们忍受力的形式与限度。和萨塞尔说话，在理论上来说十分自由，这一点暗示了他的权威性，他享有某种特殊的豁免权，恰恰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一豁免包含了方方面面。行医过程中，他在公开场合说出的，以及别人对他说的不合礼节之语，都不过是一种姿态，证明了他个人的权威性并非仰仗于这个社会的权威。他要从病人那里获得的个人认同，与他赋予病人们的完全迥异的认同，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交换。
镇上有一座老式城堡，四周是一圈宽而深的水渠，人们一直随随便便往里堆垃圾。这里树木掩映，灌木丛生，野草连片，满是石块、朽木、淤泥和砂石。五年前，萨塞尔打起了主意，想要把这块地方改建成镇上的小公园。要建公园，需要人们付出成千上万个小时干体力活。他成立了一个社团来推进这项工作，并被选为社团主席。男人们只有在夏夜或周末才有空，他们就那个时候干活。农民们贡献出了他们的机械设备和拖拉机，一个修路工人开来了一辆推土机，还有人把起重机也弄来了。
萨塞尔干得很卖力。夏天的晚上，只要没有手术或没出外诊，你总是能在水渠边找见他。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公园，铺上了草坪，还有喷泉、玫瑰花、灌木丛和供人休憩的长椅。
“这项水渠改造工程的几乎所有策划工作，”萨塞尔说，“都是泰德、哈利、斯坦和约翰等人做的。我不是说他们更擅长干体力活、动手能力更厉害——当然他们的确如此——但他们头脑也很聪明。”
萨塞尔时不时和镇上的居民一起，讨论一些技术层面的想法。这些商议可能持续数周，每次好几个小时。这种社交的结果就是，他与他们建立起了某种亲近感，虽然比起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还略远一些。
既然是一起做一项工作，这种讨论似乎十分正常，但事实也不是这么简单或这么表面的。做这项工程为大家提供了聚在一起聊天的机会，但是最终，聊天变得比做事还重要了。
英语的含糊不清是很多笑话的主题，清教徒般谨慎羞怯的国民性格经常被人们拿来解释这些笑话。这常常掩盖了一个更重要的改变：在英国，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说话含糊不清，这是大规模贫困导致的。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的所知变为思考，他们没有什么以词叙事达意的例子可供学习，他们谚语式的口头表达传统，长久以来受到了破坏，却始终不曾有机会找见书面写作文化传统的影子。
然而，这也不仅仅是文学的问题。所有大众文化都发挥着镜子的功能，使每个个体得以据此认同自己，至少是认同自己身上那些已被社会承认的部分。对于没什么文化的人来说，能够获得自我认同的方式寥寥无几，他们对于自己的绝大部分生命体验——尤其是情感经历和心路历程——始终失语。因此，他们表达自我的主要方式就是做出行动，这也是英语中有那么多“自己动手”（DIY）习惯的原因之一。小公园或工作台成了距离他们最近的一条捷径，通往一番令他们感到知足的自我审视。
最简单的人际交往形式——有时候也是唯一可行的形式，往往与行为有关，或者是对行为做出了描述，也就是说，行为被视作一种技术或一个流程。到那时，人们讨论的就不是说话者的个人经历了，而是整个外部机制的本质或某一具体事物了——比如一个电动汽车的引擎、一场足球赛、一套排水系统或是某个委员会的工作方式。这些话题规避掉了所有与个人直接相关的内容，在今天，它们已经足够支撑全英国25岁以上男性任何时间里的任何社交场合了。（至于年轻人，他们自己的嗜好偏爱将他们从人格丧失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
这种交往制造了温暖，友爱之情从中生发并得以维持。似乎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话题，拉近了交谈者之间的距离。就像他们为了确认对话中的某个细节，而将话题翻了个个儿，翻啊翻，直到达成一致。他们互相分享的这些专业知识，成为了与对方沟通人生经历的一个标志。当朋友们回想起这位已故或缺席的朋友，他们想到的，是他每次如何强调前轮驱动更安全——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一点在当下收获了亲密友谊的价值。
即使是按照英语的标准来看，萨塞尔行医这一区域也是文化最为贫瘠的地区之一。只有和镇上这些男人一起劳作，在逐渐了解了一些他们的技术活之后，他才终于能够参与进他们的交谈之中。而后，这些人开始与他分享他们自己的语言了，这种语言接近于一种隐喻，代表着这群人的一些共同经历。
萨塞尔愿意相信，这种隐喻暗示着他们是在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谈。因为在这种语言的范畴里，镇上几乎所有居民懂的都远远比他多，于是他便更加坚信这一点了。然而，在交谈之中，他们双方的地位从未平等过。
萨塞尔被小镇居民和“树林人”接受，是作为一个从完整意义上来说与他们同住此地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只要跟这位医生面对面，他们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或要费口舌解释的事情，就算有什么所有人都不愿意或不能够理解之事，医生也会理解的。（大多数未婚怀孕的女性会对萨塞尔医生坦言相告，不会支支吾吾。）只有一些年龄稍长的病人会对他心存畏惧，过去对医生那种传统的惧怕，在他们心里仍有残留。（除了出于理性的、对疾病造成后果的恐惧之外，这种传统的恐惧感还包含了非理性的部分，源于病人要将他们心中私密的、离谱的、迫切的对医生关爱的渴求托盘而出，而医生的做派和给人的印象往往都是上层人士。）
总之，萨塞尔的病人将他视作这个社区的一部分。他身上毫无外部世界的趣味，在这样一个地方，任何外来的趣味都带有剥削意味。人们信任他，但这并不代表，人们会把他当成一个与自己同等的人来看待或对待。
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享有特权，并认为这一点理所当然，没人对此感到愤慨或质疑。这是他医生身份的一部分，特权与他的收入、汽车或者房子无关，而仅仅是使他得以完成医生工作的一种便利。假如说萨塞尔通过钱财、房产获得了较普通人更多一点儿的享受，那也不是什么特权的问题，毫无疑问，他已经为自己挣得了享受这些许舒适的权利。
他享有特权，是因为他思考和讲话的方式！如果我们要严格按照逻辑评估他的特权，就应该把他的教育背景和医疗训练囊括进来。但那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他的思考方式——不是医学上的，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无时无刻不与他同在。这就是为什么小镇居民们会与他交谈，告诉他镇上发生了哪些新闻；为什么他们会倾听，并好奇为什么他不同寻常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为什么有人会说“他是个很棒的医生，但和你想的不一样”；为什么有些中产邻居管他叫“疯子”。
人们不把他视为特权阶层，是因为他们发现他的想法实在令人钦佩。他思考问题的方式让人们立即意识到，他与他们不一样。他们仰仗常识，可他不是。
人们通常以为常识可行，这只是对于短期效果而言的。常识告诉我们，对着那只伸来喂你的手咬上一口，实在是蠢事一桩。但是，愚蠢与否取决于你那一瞬间的想法——你意识到，自己原本有可能得到远比这些好得多的东西。从长远来看，常识消极无益，因为常识本身就建立在对那些过时可能性的接受度上。常识的累积太缓慢了，在所有那些主张被证明了无数次之后，常识变得不容置疑，这就是“传统”了。一旦常识成为传统，它们便获得了如同神谕一般的权威。也正因此，浓厚的迷信元素在讲求实效的所谓常识中层出不穷。
常识是缺乏基础教育和愚昧无知者自创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来源庞杂：宗教的遗存、经验性的知识、保护性的怀疑论，以及从一点皮毛知识中提炼出的安慰之谈。常识的核心问题在于无法自我更正，永远不会进步，并超越自身的局限。所以，只要基础教育缺失的问题得到改善，所谓“常识”的所有内容都将变得漏洞百出，不攻自破。与探索精神和哲学问题区分开来之后，常识可以仅仅作为一个分类而存在。
从本质上来说，常识是静态的，是属于社交被动者的意识形态，他们从来不曾理解是什么或是谁导致了自己身处的这一境况。不过，这只代表了他们性格中的一部分，通常只是一小部分。正是这同一群人，言行常常与自己相信的那些常识相悖逆。当他们用“这是常识啊”来为某件事情辩护时，通常是在为否定或背叛了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和天性而道歉。
萨塞尔以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或直觉为线索，他的自我通常是他最为信任的起点，他的目标是找到深藏于他人身上的问题：
“我发现毫无保留地表达内心所想并不难，但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放纵。听上去有几分浮夸，但真是如此。至少，这让我意识到并弄清楚了一件事情：病人之所以仅仅为我的倾听就连连道谢，是因为他们同时也在为他们的想法而道歉——错误地——为他们的自我放纵而道歉。”
他以自己的有涯之生作为另一个起点，因为他需要在病人们几乎不堪料想的未来中，为希望和可能性找到一些依凭。
“我一直被这种想法激励——构成桌子、玻璃和植物的分子重新排列，组成了你和我，那些坏事发生也许是因为分子没组合好，有一天可能会重组一次。”
不管这番推论是怎样的异想天开，当他回到病人身边做检查时，依据的仍是时下最新的医学知识和标准。在一番检查之后，他就又开始想象了。
“你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任何事情。这句话散发着错误的谦虚和陈腐之气，但却是一桩实实在在的真相。大部分情况下你是对的，你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但有时候这个规则似乎被打破了，于是你意识到在此前那些时刻你是何其幸运，那时候你确定自己是正确无疑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从未停止过推测、检验和对比，问题越开放，对他的吸引力就越大。
这种思考方式不仅要依据理论，还需要联系一般规律。但理论性和一般性从本质上看，都属于城市或遥远的首都，宏大的综合决策往往是在那些地方做出的。除此之外，为了达成最后的决策和理论，一个人往往要到处旅行，以增长经验见识。树林镇里没有这种人，所以也没人有权力或有方法达到理论化的层面——他们都生活在现实的层面上。
英国本就是弹丸之地，如此强调地理上的孤立与距离上的遥远，似乎惹人惊异。但对于遥远的主观感受，与具体的英里数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对经济力量的反映。垄断及随之强化的中央集权趋势，已经使得曾经那些规模庞大的重镇，诸如博尔顿、洛奇戴尔、威根，变成了一片片穷乡僻壤。在农村地区，政治意识的平均水平极其低下，所有决策都无法具体为实践，对于当地的大多数居民而言，一切理论都意味着远方决策者们的特权或王权。他们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群体抱有狐疑，是因为知识分子似乎正是控制他们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们信任萨塞尔，是因为他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他的思考方式却是此前从别处获得的。所有理论制定者都至少有一只眼睛盯着权力的宝座，这是树林镇人此前不知道的特权。
人们把萨塞尔的思考方式当作一种特权，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理性的原因，一度甚至还被认为有些神秘。他毫无惧色地承认自己也会害怕，认为一切冲动都是自然的或可以理解的，他犹记得孩童时期的感觉，对任何头衔都无甚敬意，他能够进入其他人的梦乡或梦魇，有时也会发脾气，而后再跟人解释他失态的真实原因，而不是找借口搪塞。他的这些能力，将他与那些被常识忽视或否定了的经验联系了起来，这些“特许资格”向每一位听者心中的囚徒发起了挑战。
该地区可能只有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可与之媲美，但此人是个隐者作家，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想法。镇上的牧师、教员和工程师也都在常识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只不过他们的用词与常人不同，因为他们要提到上帝、普通级教育或是金属应力。所以，萨塞尔的特权似乎独一无二。
对于萨塞尔的特权，小镇居民和树林人的态度十分复杂，他们说他头脑聪明，有这么一个头脑，而他又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后便意识到，他选择在这样一个偏远农村行医，再次暗示了一种特权：对成功与否漠不关心的特权。现在，他的特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的特权。他们为他感到骄傲，同时关切保护着他，虽然他做出的这一选择说明了，头脑聪明有时也是一个弱点。他们总是焦虑不安地望着他，但我觉得，他们骄傲的并非是他医生的角色，他们知道他是个好医生，但不知道一个好医生是多么稀有或多么常见。他们为他的思考方式和心智感到骄傲，这两点冥冥之中让他选择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直接受到这种思考方式的影响，而是通过赋予它一种本地功能的地位，将之内化成了自己的思考方式。
在他们染恙之时，他所扮演的不仅仅是疗愈疾病的医生角色，更是他们生命的客观见证人。然而他们极少如此认为，只有在实际情况把大家聚拢在一起时，人们才想起他来。他绝不是一个最终的仲裁者，因此我选择了一个更显谦逊的词语——书记员——为他们的生命记事立传。
他担得此名，恰恰是因他的特权。如果这份记录尽可能地完整齐备——谁人不时时做起白日梦来，希望此生能被人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那么这份记录必须与整个世界有关，必须包含被隐藏的部分，哪怕是主角深藏不彰的故事。
可能现在有人猜想，萨塞尔扮演了教区牧师或代理人的角色，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不是全知全能的代表，而是他们自己人的代表，他的记录绝不是由什么比他更高的评断做出的，他一直如实记录，便于他们时常回头检视自己。如果不是看病问诊，他们和萨塞尔对话最常见的一句开场白是“你还记得……吗？”他代表他们，并成为了他们的客观记忆（与主观记忆相对），因为他代表着他们已然失去的、理解外部世界并与之沟通的可能性，同时也代表着一些他们已然知晓却无法思考之事。
这便是我前面所说的他应要求做了人们的记录员，这是一个荣誉之职。大家很少喊他去行使这个职务，但其职责的意涵虽未申明，却是确切无疑的。
我很清楚这一比喻有一定不妥之处，可又有什么要紧。一方面，关于农村医疗从业者的社会调查可能用处更大；另一方面，各种各样针对患者接受不同疗法之后的满意度数据分析，可能会为我们揭示更多真相。我从未否认过这些调研的有效性，事实上，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但我在此处试图定义的，是那些无法由一个问答式的分析而得出的关系。
当我谈起萨塞尔和他的病人时，我说的往往是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危险主题。在某些时刻，我自己的主观认知也可能发生扭曲。我无法证明我的说法，我只能这么说：经过这么多年来对这一主题的观察，我相信，虽定有瑕疵，但我的话揭示了这一小小地区社会现实的关键部分，以及萨塞尔一生中大部分真实的心理感受。要接受这一说法，最大的绊脚石是一种错误观念——人难以表达简单之事，因为他们本身就十分简单。人们希望保持这一看法，是因为它确认了我们对于自我表达的虚假感受，使我们免于思考种种问题相交织而构成的极其复杂的局面：哲学的传统、内心的情感、未竟的志业、原始的本能、想象的延伸——即便是最单纯之人心中最简单的希望或失望，背后亦有着复杂的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萨塞尔已经实现了他的理想。萨塞尔生活在20世纪中期的陆地之上，与疾病作战，而非与海洋搏斗，他的地位堪比一艘帆船的掌舵人。
萨塞尔相对自主，同时也肩负着个人的责任。（与大多数全科医生不同，他能接触到百分之九十的住院患者，因为几乎所有复杂的大手术都在当地镇医院进行，他是这家医院的常驻医生之一。）他要处理所有的突发医疗事件，从采石场的严重事故、收获季田里的种种意外，到想杀死私生子的年轻姑娘心中的绝望、退休牧师失去信仰后饱受的煎熬和崩溃。人们信任他，几乎全心全意、毫无疑问。
事实是，他对于患者个体的态度远非基于某种明确的权威，而是基于对他们尚未做出的情感需求的回应。可是这一情感不是双向的：萨塞尔这一方要发挥想象做出推测，他表达的情感常常如艺术品般精巧刻意，但是没有人会把萨塞尔认成兄弟，他反而更像一位司令官。
他作为书记员的角色，不仅仅意味着他比旁人更加了解这一区域一直以来的历史，而且意味着他被赋予了一项权力，要理解和认识整个社群。在某种程度上，他要为这里所有人的感受和支离破碎的信息思考和代言；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这群人自我意识的成长动力（虽然成长得非常缓慢）。
此外，这一地区因发展迟缓、经济萧条，直接受到的外界影响极小，但其境况完全取决于别处发生的事情和别处做出的决定。除了那些被滥用的大众媒体上的现成理论，极少有什么人和想法能抵达此处，挑战萨塞尔的权威地位。
萨塞尔这一成就有何价值？
我无意在此探讨全科医生生活中所有的日常琐事与不便，这个问题留给医生群体自己的代表就可以了。有些人心中的怨念十分真实，但最常见的感受是恐惧和愤怒，源于一种已被感知、却未被充分理解的事实：在19世纪，这些医疗职业的地位和范畴日渐没落与萎缩了。
萨塞尔并未为此感到忧心，因为他已然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然而，这一特殊地位导致的结果是，他不得不比其他医生更加赤裸裸地面对患者的痛苦，以及在帮助他们时需要常常面对的力不从心。
人们常常认为，医生会以专业视角看待病痛，当医学生读到二年级第一次解剖人体之时，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绝缘过程就开始了。的确如此，但问题远远不只是克服面对鲜血和内脏时的生理不适那么肤浅。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助于他们自我保护。医生有他们的第二语言，这门语言是纯技术性的，没有情感掺杂。他们常常需要快速反应，精神高度集中地执行复杂的手工作业任务。日益专业化的趋势，也推动着疾病观念渐趋科学化。（直到18世纪，医生往往被人们视作犬儒，这一类人假定自己对科学上的“客观问题”毫无发言权。）医生手头的病例数量过多，削弱了对每一个病人个体的认同感。
无论如何，病痛对于某些作为见证者的医生来说，与其说被普遍接受，不如说是一种沉重负担。萨塞尔就是如此。他的自控力极强，即便如此，在他没意识到我在场的情况下，我曾见过他流眼泪。那是在他离开一户人家，漫步穿过田野之时，在那栋房子里，一位年轻的病人行将辞世。也许，他为自己做过的或未来得及做的事情感到自责。他将这份痛苦转化为了一种痛苦的责任感，因为他的角色正是这份责任的承担者。
他的敏感不只来自于他的角色，更是他的职业和执医方式的结果。他从不会把疾病从病人整体的性格中剥离出来加以观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站到了专科医生的对立面。他不相信医生要在精神层面保持什么距离，为了完整全面地了解病人，他必须靠得足够近才行。他有着多达两千名病人，但他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内部关联——不光是家庭意义上的关联——所以这个数字对他来说没什么统计意义。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尽量医治至少某几种形式的痛苦，是他的职责所在。他把送病人去精神病院视为一种遗弃，所以极少这么做。
每周五六次亲自面对、试图理解并希望治愈他人的极度痛苦，是什么感觉？此处的痛苦，指的不是肢体上的痛苦，肉体之痛几分钟便可缓解，我说的是将死之苦、失去之苦、恐惧之苦、孤独之苦，以及坐在病人身边时心中的绝望和无力。
这种对抗的其中一个面向，在我看来相当重要，但似乎还未被充分讨论，所以如果我聚焦于此而忽略了其他，还请读者见谅。
痛苦有其时间尺度，将受苦之人与未曾受苦的人区分开来的，正是一道由时间筑起的屏障，这道屏障骇退了后者的想象。
啜泣不止的男男女女常常让人想起孩子来，却更加惹人烦扰。部分原因在于，约定俗成的社会惯例不鼓励成年人（尤其是男性）落泪，只允许孩子哭泣。这当然不是全部的解释。一个哭泣的人在肢体动作上与孩子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当一个成年人的极力忍耐最终崩溃，他能做的只有区区几种非常原始的动作。他身体的中心仿佛再次变为了一张嘴巴，一边表达痛苦，一边接受安慰；他的双手一度失去控制，要么紧握，要么乱抓；身体前倾，姿态如同腹中胎儿。所有这一切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有着完美的解释，但即便我们毫无了解，也不难看出其中的相似性。这份相似为何令人烦恼？我再一次相信，个中缘由远不只是我们的社会惯例或同情怜悯那么简单。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似性一经发现，便被人们残忍拒绝了——流泪的男人和孩子截然不同，小孩以哭表示抗议，男人哭泣是为自哀。或许，再次如孩子般哭上一场，也以某种方式让他相信，自己亦有能力恢复如初，就好像孩子一样，然而那是不可能的。
苦痛并不必然与泪水相伴，在怨憎、仇恨和残酷现实的嘲弄之下，悲痛涌起，绝望者时时处于毁灭边缘。无论缘由几何，无论是理性所致还是神经过敏，所有痛苦都将受苦之人抛回了孩童之身，绝望高耸。至少，这是我个人观察及反思的结果。
有一种老生常谈，说的是随着我们年岁渐长，时间会过得越来越快。此言一出，常是怀旧之调。但我们极少想到这同一过程中另一相反的效应：对于年轻人和孩子来说，时间被拉伸了。年轻人本身对此所知无几，他们只有自身这一个判断标准，当他们意识到时间节奏的变化，再想取证已为时太晚。如果你知道一个夜晚或一个白昼在孩子眼里有多么漫长，对童年的理解便可加深不少。如果从一个更深入的角度，衡量早期童年经验的特质从何而来，答案或许不只局限于力量层面（通过比较来测量儿童的力量是如何弱小），还同时在于儿童本身对自己童年阶段持续时长的认知？从主观上来看，童年的长度至少与余生相同。当人年老，日常活动减至最少，他们越来越清晰地回忆起了越来越多的童年经历，这一点或许为我们确认了童年的漫长。对他们来说，童年部分可能占据了大部分认识。
为何时间似乎改变了节奏？在这一点上，孩子与成年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萨特的小说处女作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整本书的内容和一个与上述问题相似又相悖的问题有所关联：一个人如果已经充分认识了时间的本质，还如何在人生的旅途中获得奇遇之感？萨特是这样描述成年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的：
当你生活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环境在变化，人们进进出出，如此而已。从来不会有开始。日子一天接着一天，无缘无故地。这是一种没有止境的、单调乏味的加法。时不时地你会做部分小结，你说：我已经旅行三年了。我在布维尔已经住了三年了。但是也不会有结尾，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离开一个女人、一位朋友、一座城市。再说，一切都很相似。两星期以后，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都是一回事。有时——这种时候罕见——你检查自己的位置，发现你和一个女人黏上了，你被卷入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一长串的日子又开始了，你又开始做加法：小时、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萨特将“生活”与偶尔的“奇遇感”对立起来，这种感觉需与惹人兴奋的事件活动毫无关联。感知秩序、意义，以及绝对的现实和存在的局限，是一个人洞察力敏锐的一种形式。
这种奇遇感肯定并非来自事件，这已得到证明。它多半是瞬间相连的方式。事实大概是这样：你突然感到时间在流逝，每个瞬间导致另一个瞬间，另一个瞬间又导致下一个瞬间，就这样继续下去；每个瞬间都消失，用不着挽留它，如此等等。于是人们把这种特性赋予在瞬间出现的事件，把属于形式的东西转移到内容上。总之，人们对著名的时间流逝谈得很多，却很少见到。人们看见一个女人，心想她会衰老，但是看不见她衰老，而另一些时候，人们似乎看见她衰老，并且感到与她一同衰老，这便是奇遇感。
如果我记得不错，人们称它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那么，奇遇感仅仅是对时间不可逆转性的感觉了。但为什么我们并不永远有这种感觉呢？
幼儿亦可充分感知时间的不可逆转，虽然他们对其概念一无所知。他们适应了，在童年，没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重复。“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代表着儿童经验的对立面，没有任何事物必然重复它自己。顺便一提，这也是小朋友们要求大人保证某些事情将再次发生的原因之一。“明天我要起床吃早饭吗？”慢慢地，在大约六岁之后，他们可以自己回答这些问题了，并开始期待和依赖于某些事情的循环发生。即便在此时，他们的衡量单位依然很小——他们的不耐烦，如果你想这么称呼它就太好了——可预见的仍太过遥远，不足以对当下做出任何重要的衡量：他们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对此刻的关注上面，在此刻，一件件事物接连不断地首次出现，又接连不断地消失不见，永不再来。
成人世界最广为流传的错觉之一，是相信第二次机会的存在。在孩子们被成年人劝服或收买之前，他们知道，世界上并没有第二次机会。他们经验之中必要的自我放弃，决定了儿童不可能接受第二次机会这种想法。成年人对第二次机会的坚信，是对现实经验的双缓冲反应——不仅人人都被赋予了无穷无尽的机会，而且每件事情的独特性也被模糊或破坏了。如此一来，随着时光前行，或者说时间根本就没前行，我们都可姑且认为，这世界已经熟知我们了，即便在过去的日子里，世界就像债主一样对我们紧追不舍。而孩子们则不需要这种保护。
他们不需要，是因为他们的机会似乎无限延伸，已远远超出了想象。他们的时间无穷无尽，他们持续不断地经历着失去的感觉，萨特说，这是奇遇感的先决条件。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一次分离，所有游戏活动的结束，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一次最终的失去，重复再来亦不能够弥补。有时候他们要表示抗议，放声大哭，或是希望这次失去可以迟些再来，或是对已逝之物的真挚遗憾。以“真挚”形容遗憾，是因为停留在孩子们注意力的中心的，始终是那些已失之物。成年人对未来种种困境的想象，远比儿童想起失去之物的频率更高。儿童的失落感被下一项活动或下一个兴趣界定，幼儿对“下一件事情”的胃口几乎永远不会满足。他们需要用“下一件事情”，替代已无可挽回流逝的过去。
幼儿能够从彻底的失落中迅速复原，还有另一重原因。孩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偶然或意外之事，所有事情彼此相连、互相解释。（儿童世界的构造与魔法世界类似。）因此，对于幼儿来说，一次失去永远不会是无意义的、荒谬的，尤其不是毫无必要的。在幼儿的眼中，一切发生，悉有必要。
在受苦之时，我们回归了童年早期，因为在那个阶段，我们第一次学会了承受彻底的失去。还不止于此，我们彼时承受的失去，比余生的所有失去相加之和还多。即便假设没有什么神经过敏的因素仍在迫使我们，做出如童年某些已然忘记的可怕状况下的反应，我们还是必然将自己移置回童年当中，因为在中间这许多年里，我们极少甚至从未理解人生残酷的不可逆性，而童年时的我们曾被迫一次次接受它。
尽管处于这般痛苦之中，可我们已不再是孩子。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清楚人生境况的反复无常，而孩子不懂，萨特称为“无动机”。
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感到恶心，于是一切都飘浮起来，就像那天晚上在铁路之家一样。这就是恶心……
忧愁沮丧或是死了亲人的树林镇人，显然不能像专业哲学家那样思考。但他能看见外面的树林、楼下屋子里的瓦斯炉、梳妆台下叠起的报纸，正如萨特眼中所见那般。这算是一个视角问题，或者说是心智如何理解这一视角的问题。这一视角将万事万物具体化了，却不做任何确认。孩子不会这样看问题，对他们来说，这种区别就如同直接看见树林厨房，与在一片漆黑中伸手不见五指的区别一样鲜明。
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表达清楚了。悲痛源于无可挽回的失去。（这一失去可能是现实发生的，也可能是想象出来的。）这一失去被添入了他一生所有的失去当中，其他那些失去所代表的，正是他面对这最近一次也是最终一次失去时本可求得的安慰的缺失。那些失去大多发生在童年时期，因为童年的本质就是一次次失去。失去的体验又回来了，将一个人带回他的童年。如果这种体验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源自神经过敏，那么重返童年，实际上便成为了体验的一部分；如果这种体验并非来自神经过敏，那么就是无助感把人抛回了过去。无能为力的感觉改变了人对于时间的感受，这一点在神经过敏的案例中也同样适用。面对所发生之事或真实或虚幻的不可逆性，空余无奈。对于不可逆性的感知减缓了时间，人们度日如年，像孩子一样，觉得一切都变了，永永远远变了。“重复”这一概念突然被踢出了时间的现实，对幼儿而言，这一点意味着其感知敏锐，亦是他们大多数新奇感的秘密来源所在。但这是因为他们能够解释与衡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发生过的每一件事，包括每一次失去。与之相反，痛苦的成年人坚信所发生之事是荒谬可笑的，或者往好了说，是没什么意义的。也就是说，剩余的意义无法平衡失去的意义。因此，痛苦的男男女女困于童年的时标之中，却失去了孩子的保护，承受着独特的成人之痛。
萨塞尔每每巡视病房，总会见到那些痛苦之人——将死之人的近亲，病重求死的患者，被害怕自己身体的幽闭恐惧症折磨到绝望的、只能用器械固定住的病人，疯狂的忌妒者，想要自杀的孤独者，歇斯底里症患者。有时候他能治疗他们，有时显然永远都无法如愿。晚饭后，他会和病人进行长达一小时的会面，他相信自己能通过精神疗法帮助这些人。萨塞尔与他们共渡难关，正是这些难关已将他们推上了痛苦之巅。
心理学家G.M.卡斯泰尔斯从一位教学型教授的独立观点出发，没有丝毫低估这类会面造成的压力，他写道：
与处于绝望状态的人会面，会强迫你至少在想象层面上面对他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生命有意义吗？他活着意义何在？
基于对时间的种种体验，我相信这些问题将在萨塞尔面前一一显形。最基本的问题由是将变成：这一刻价值何在？
时间仿佛成了康拉德的大海，疾病则等同于天气。时间可以赋予人们“神之平安”的希望，也可以凭“难以想象的”狂怒将之摧残毁灭。再一次，我不得不使用一个可能不甚恰当的比喻，来试图定义这一隐秘的主观体验——那些医生日日面对的、不能依靠处方解决的苦难，给医生带来的普遍影响。
在其行医过程中，萨塞尔医生参与了所有助产病例的处理，几乎每一个婴儿降生时他都在场，他也亲眼见证了大多数人的死亡。他不断被提醒，每一个瞬间是多么意义重大，多么难以挽回，需要多么详尽仔细的准备才能完成这一个瞬间。在某种程度上，他能够干预这个过程。他可以加快时间、减慢时间，他可以使出“缓兵之计”，但他无法将汪洋变作荒漠。
当病人知道了自己所患疾病的名称，他们接下来通常会问：还有多久？在……之前我还剩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医生回答，他无法预知，但是……他仿佛是时间的主宰，就像有些时候船长仿佛统治了大海。但医生和船长都心知肚明，这只是一种错觉。
所有医生都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了解死亡而已，虽然部分医生尽量仅从躯体凋零的角度看待死亡，收敛起了对形而上范畴内那部分事实的思考。在人类的意识中，死亡与时间的流逝密不可分，过去的一分一秒都使我们更加接近死亡；如果我们的死亡可以被衡量，那么衡量的标准便是外部的永恒存在，在我们死后的世界里，它们必须继续运转。
这或许可以帮助解释萨塞尔对时间的专注。在永恒之相下，这一刻价值何在？然而，抵抗痛苦更加重要。痛苦的人受困于此，这一刻源于他们所曾经历的一切。面对着世事不可挽回的残酷真相——对无准备者而言糟糕透顶，却又无人能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们的生命体验渐渐弯成一个圆圈：他们追赶不上时间的尾巴，就跟在自己身后奔跑，在同一个时刻里盲目地循环往复，终其一生。那么，这一刻里又有些什么？
一个人的某一时刻，如何才能与他人的同一时刻相比较？让人常常感到几乎难以置信的是，萨塞尔伸出手去碰触病人，他发现病人就在那里，与之息息共存。
时间和空间交叉形成的客观坐标相对稳定，对于定位某一存在而言，十分必要。但对时间的主观感受则易于发生严重的扭曲——主要原因是承受痛苦——于是就变成了，对于受苦者自身，以及所有认同他的人来说，要想与时间保持一种恰当的关系，难于上青天。
萨塞尔不仅必须制造这一关系，还不得不在病人和他自己对于时间的主观感受之间加以协调。当他离开病人身边，将路虎车调转方向准备上路时，他或许会倏然以心灵之眼的余光，瞥见当下这一刻对他而言的巨大空虚，这种空虚使人恐惧。
在治疗病人之外的时间里，萨塞尔是我所认识的最没耐心的人。他无法耐心等待或无所事事，也无法安心休息。他入睡很快，但打心眼儿里欢迎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喊他出外诊。他发现，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太难了，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受不了。他对于知识的热忱即是对有意义的生活的热忱，如此度过的时间，从客观上来说，便可以与受苦者的“时间”加以比较了。这当然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要构建意义、缓解伤痛、治愈疾患、理解他人、发现问题，同时又每分每秒都体会着与病人同样强烈的痛苦。有时候，这一目标解放了萨塞尔；但更多时候，他是它的奴隶。
许多人臣服于一些不可实现的目标，比如所有艺术家。萨塞尔所面对的特殊压力，是他的孤立和责任感的结果。他不能像艺术家那样任自己沉湎于想象之中，他必须保持敏锐、精确、耐心、体贴。与此同时，他还必须独自面对实现目标途中的所有打击与困惑。假使萨塞尔与他人共事，他也永远不会开口询问：这一刻价值何在？就算他问了，也不会有人回答。但这一问题不会始终出现，其出现将自动提供一个专业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医学案例的可能结果受到了严格限制，而萨塞尔所面对的结果几乎有着无限可能。那么，这一刻的价值何在？
我此前说过，萨塞尔取得的成就是他这一略显特殊的地位，而他为之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比其他医生更加赤裸裸地面对病人的痛苦与自己的力不从心。在此，我想对他力不从心的感受稍作检视。
总有些情形让医生感到无助，比如面对悲惨的不治之症，面对已然引发病痛或不幸却一如既往地顽固与持有偏见的病人，面对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病人的贫穷。
在大多数这类情况下，萨塞尔都比一般医生处理得好。他无力治愈不治之症，但因为他与病人较为亲近，往往称一位病人为“他的病人”，所以在挑战病人家庭内部的固执与偏见时，也做得很好。同样的道理，得益于他在本地区享有的领导权。在住房委员会的委员和国家援助办的工作人员当中，他的意见往往分量十足。他可以同时在个人层面和官僚层面，为自己的病人出面说情。
对于在诊断和治疗中出错的情况，他或许比大多数医生都更加警觉。倒不是因为他犯错误更多，而是因为他将许多医生算作“不幸的并发症”的情况视为医生的过错，虽然称为并发症可能也无可非议。对这种自我批评加以平衡的，是他对自己的声望感到的满足，常常有疑难病人从距此很远的地方前来找他治病。作为一名理想主义的专业人士，他一边承受着疑虑，一边享受着名声。
但他的力不从心并非由此而起，虽然在面对某些具体的病人病例时，这种感觉有时会为一种夸张的失败情绪所激发。相比于专业感来说，他的力不从心之感更为强烈。
他的病人配得上眼前的生活吗，还是值得过上更好的日子？他们成就自我了吗，还是日复一日渐趋萎靡？某些时刻他从他们身上看见的潜力，他们可曾有机会发挥施展？是否有人悄悄盼望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而实际的生活条件剥夺了所有可能？当全部希望变为不可能，他们是否曾偷偷求死？
萨塞尔相信，逆境能够历练一个人。但他们的摸索和有时盲目的不幸，真的能被称作“逆境”吗？
厌倦从何而来？相较于人体器官的渐趋衰竭，对生活的厌倦就不那么重要吗？为何他们的美德比才能更多？一个没文化的社区通过气氛熏陶为人们提供的可能性，远比文化素质高的社区少，谁又能否认这一点？我们握有多少权利，能继续代表别人保持耐心？
问题诸如此类，还有另外一百个问题不断被提出来，一路向上穿过这些问题之间的空隙——由此而来的焦虑不安，最终让萨塞尔内心第一次萌生出了力不从心之感。
他努力说服自己，试图保持内心的安宁。树林镇人面对的压力，根本没法与在郊区撑场面的数百万居民的巨大压力相提并论。树林镇人的家庭没那么支离破碎，胃口没那么难填，虽然生活标准稍低，但有着很强的连贯性。虽对个体而言文化方面机会欠缺，但从整体上看，他们有自己的行政堂区委员会、水渠修建小组和飞镖队等。这些组织营造了社群感，树林镇上的孤独孤立比许多城市里都要少。镇上的居民可能会说，他们过得和自己期望中的一样开心。
他把问题归因于从前的自我——一位负责处理紧急事件的外科医生，试图把树林镇人变为希腊农民。树林镇的居民对生活不抱有什么幻想，他说，只有极少数人会抱怨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日复一日过着勇敢无畏的生活，不允许自己被伤感淹没，他们承受不起。从根本上看，忍耐比幸福重要得多。
抛弃了从前那个自我，如今的萨塞尔开始以现实的眼光，审视我们居住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残酷的冷漠。世界的本质是，即便深陷重重打击与痛苦之中，美好的意愿和高贵的抵抗也很少会削弱半分。受苦之人大都没什么诉求。越南城镇里的人们被活活烧死，虽然这个世界上有九成人在谴责罪行。那些受到非人道判决之人在监狱里腐烂，虽然全世界的律师法官都在为之鸣不平，可他们还是烂掉了。大多数使人哭号的错误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世间无人再遭此劫难。一旦飞来横祸，痛苦便接踵而至。道德模范与诉诸武力，两者之间界限分明。一旦人被推过这条界线，存活与否便取决于机遇了。对于那些从未被推出如此之远的人来说，他们显然是幸运者，并且会产生质疑，世界的真相是否真如那般残酷冷漠。而对于那些越过此界的人而言，即便成功活下来并回归了生活，他们仍然能够在最基本的日常中辨出差异——在金属、木头、土壤、石块、人的心智与躯体中，发现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实质。不要变得太过敏感，敏感这一特权是区分幸运者与不幸者的标志。
不管如何争论，令人不安的问题还是回来了。他工作得越努力，这些问题出现得就越频繁。无论何时他试图认同一个病人，他都被逼着去发现他或她身上未被发掘的潜能。事实上，在年轻人和刚刚步入中年的人身上，常常正是这种潜能在呼求帮助——就像一位旅客突然意识到自己坐错了车，这趟车的途经地与他本以为的目的地边儿都不沾时他发出的哭喊。如果说作为一位医生，他关心的是一位病人整体的人格，如果他意识到——他必须如此——一个个体的人格永远不可能是完整无缺的，那么他一定会记录下来，是什么阻碍、剥夺、抑制了人格本身。这是他的治疗里一则不成文的规定。
他可以说，相比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树林镇人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但与他的关注点更加相关的是，他很清楚，树林镇人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很不幸，相比于他们本可以拥有的生活而言——如果有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社会服务、更好的就业状况、更好的文化机会等条件的话。
关于战争之前“糟糕的旧时光”的论调，可能会使一部分人涌起对社会进步的浅薄信念。但当面对着年轻人与他们的未来前途时，我们就很难再保持这种信念了。萨塞尔知道，以他自己的标准来看，他们只不过不得已接受了退而求其次的生活。
这一境况并没有使他陷入无助。他可以护卫他们的身体健康；他可以通过行政堂区委员会呼吁改善镇上的情况；他可以帮助孩子与父母沟通解释，反之亦然。在当地的学校里，他关于某个男孩或女孩的几句话有时颇具分量，他可以努力为他们拓展性爱的意义。然而，他越是想着教育他们——根据他们精神上与身体上的实际需要，在他们听之任之、全盘接受眼下的生活之前——他就越是禁不住扪心自问：我凭什么这么做？我并不确定自己的教育会使他们生活得更开心，他们没有期待或要求我这样做。最后，他做出了妥协：在精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帮忙。他为个体面对的难题提供帮助，这里给个答案，那里提处建议。在不破坏整个伦理系统的前提下，他尽量帮助他人祛除恐惧；他为这一系统引入了人们迄今未曾见过的愉悦和满足的可能，却并不将其推到一个代表了全然不同生活方式的想法上去。
我无意夸大萨塞尔左右为难的处境。这是一个许多医生和心理治疗师都要面对的难题：我要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一个病人接受现状，即使现状对一个生病的人来说，已经非常不公平或根本是错误的。这一问题对萨塞尔来说更加严重，原因在于他的孤立状态，他与病人的亲近关系，以及其内心尚未被定义的激烈冲突。
我相信，萨塞尔之所以内心不安，并非是因什么个体的问题或个案，而是因为他已将全部注意力都用于谨慎行事，以及自问可以帮助别人到何种地步上面，真正的原因在于，病人对他的期待与他对自己的期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对比。
一般来说，二十五岁以上的树林镇人只要身体健康，对生活就没什么太多期待了。（患病时最奢侈的期望便是亲若兄弟般的认同感，这一点可以理解，恰恰是因为疾病将他抛回了童年，抛回了一个他还没学会放弃希望的时刻，那时候这些期望在家庭内部可以获得适度的满足。）他期望保持他既有的东西——工作、亲人、家庭。他期望能继续享受自己的惬意——床上的一杯茶、周日的报纸、周末的酒吧、偶尔去毗邻城市或者伦敦的旅游、几种游戏、他讲的笑话。他的妻子也有着同等的惬意。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幻想，想要生活更加充裕或富有，可能尤其是妻子，因为她老得更快些。他们也有着自己要表达的看法和想讲述的故事，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就更多了。但他们对于可预见的未来中自身境况的期待少之又少：他们可能想要更多，可能也相信自己有权利得到更多，但他们已经学会了满足于最低的生活，他们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说。
他们可预见的最低生活不纯粹是经济意义上的，经济甚至不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今天的最低生活标准可能包括要有一辆小汽车。这里的最低生活，指的是智识上、情感上和精神上的贫乏。这种贫乏几乎使得下面这些概念成了一具空壳（无论用哪个词来表达），诸如更新、剧变、激情、幸福、悲剧、理解。这种贫乏把性爱简化成了一股短暂的冲动，一种为维持现状而做出的必要努力，将爱情变为好意，将慰藉变为熟悉。这种贫乏完全忽略了思考的意义、不被重视的需求的力量，以及与历史之间的种种关联。这种贫乏代替了现实经验中忍耐的概念，也替换掉了受益时感到的安慰。
正如萨塞尔一直以来的观察所见，这使得他们顽强、无怨、羞怯、坚忍。他对他们怀着真诚而深切的敬意，然而这并不能改变那个事实——他对自己生活的期待与他们截然相反。
我有必要在此申明，这里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期待，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的想法。这个问题是哲学层面的，而不是可立即落实的现实层面。树林镇人说，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可能拥有他想要的一切，但生活的本质就是如此，那种幸运一定是个例外。
与树林镇人不一样，萨塞尔期待从生活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通才，他赞同歌德的那句名言：
人对世界的认识有多少，对自己的认识就有多少。人只在自身范围之内认识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他才能够自知。每个新事物一旦被真正认识，便在我们身体内开启了一个新的器官。
他的求知欲永难满足，他相信，在任何一个阶段，知识的局限性都是暂时的。忍耐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种形式的体验，既是体验，便有反思。可能在某些方面，他已经为接受不那么丰盈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过着安宁的家庭生活，休息时打打高尔夫球。（事实上，有时他也会对这样的生活做出反抗：四年前，他报名成为了一支南极探险队的医生和摄影师。）在他外部受限的生活中，萨塞尔不断地思索、拓展和弥补他对于可能性的敏锐感知。这部分是他阅读医学、科学和历史学理论的结果，部分源于他亲身的临床观察（举个例子，他的观察相当细致，他发现利血平作为镇痛剂使用时对冻疮有疗效，或许可用于对坏疽的治疗），归根结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想象中将自己代入一个又一个病人角色所产生的累积效应。
现在，我们能够定义萨塞尔的痛苦矛盾了，它使得他在自己与病人之间感到不安，有些时候又把这种不安转化为了一种力不从心。
他永远忘不了这一层对比。他必须自问：他们配得上眼前的生活吗，还是值得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必须自答：不管他们自己怎么说，他们理应得到更好的。面对那些个体，他尽自己所能让他们过得更加充实。他必须认识到，如果把社区看成一个整体，他所做的事情不过是九牛一毛。他也必须承认，需要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他作为一个医生的范围，以及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能力。所以，他必须接受现实，他需要保持现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做出的选择。正是由于这里的落后，他才得以成为一名这样的医生。
他们的落后使得萨塞尔可以鸟瞰各个阶段来跟踪病例，保证了他的支配权，鼓励他成为了整个地区的“觉悟者”，允许他借由难得的好条件与病人建立起了兄弟般的关系，也使得他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情况，在当地树立起了一个专家的形象。如果我们能以更粗俗的方式形容一下他的地位，萨塞尔之所以能朝着通才的理想一路迈进，是因为他的病人们匍匐于社会的最底层。
萨塞尔时不时陷入深深的抑郁难以自拔，可能持续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他不确定抑郁的原因何在，从根本上说可能是器质（Organic）问题，但可以想见，这种情绪也可能是从儿时延续至今仍在复发的、某种隐秘的情绪模式的一部分。
如果其根源是个谜，那么之后的保持——如果可以用“保持”来形容的话——便透露了真相。“保持”这个词针对的是意识层面的内容，抑郁情绪凭此为自身开脱并长存。我们的文化是不以关键的历史事件作为基础的，所以我们常常忽略或无视神经过敏或精神疾病的历史脉络，远古时代的极端案例有时倒会被接受。人们相信，在14世纪，圣维特斯舞蹈症的爆发，与百年战争和黑死病所引发的灾难有关。但我们是否会相信，比如：凡·高内心的矛盾冲突反映了19世纪晚期的道德冲突？人的脆弱可能有其私人的缘由，但也常常简要地揭示了，有什么东西正在社会大范围内普遍受伤或受损。
萨塞尔抑郁情绪的持续，源自他所面对的两个难题，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分别是病人的痛苦和他自己的力不从心。从他的抑郁中不难看出，这些内容被扭曲了，即便如此，大部分真相依然藏在其中。
一切进展顺利。在一个尤其复杂的病例里，他意识到有多个不同因素牵涉其中，便开始梳理其间种种联系的逻辑关系。他正打算整体改善他的执医环境，比如增设一个心电图仪器。他感觉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做主，他在树林镇所有余下的工作，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留在这里是正确的。他的观察力向来敏锐，但在这种意识状态下，他观察到的事物远比他能够命名或解释的事物多，一切似乎都格外重要。在此激励之下，他加快了对无数必要的常规回应或检查的选择和处理速度，因此他便有了时间，可以一边做事一边沉思了。他充满创造性地工作着。
他即将遭遇的幻灭，很有可能是由一次小小的挫折触发的，尽管挫折本身并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一个严重的危机反而没有这种效果，因为那会吸引他投入全部注意力。事实上，相较平时，他对自己的责任感有了更多自觉。在病人身上，有些事情没有严格按照他所期望的那样发展，而病人并没有意识到，仍心怀感激，一如既往地嘟囔抱怨。萨塞尔不可能告诉病人他对这一挫折作何感想，这并非出于世故圆滑或是什么医学规范，而是因为病人不会理解，始终还是那般心满意足。对于病人的切身利害，萨塞尔比病人自己更加敏感。他为挫折深感不安，远远超过了病人可能因此受到的惊扰。在他工作顺利的时候，敏锐的洞察力助他发现新的迹象或数据，而在此时，这种洞察力反而突然开始关注起自己的分别来了。他一度达到了轻度偏执的临界点。在正常情况下，可能一句自嘲就能让他迈过这道坎儿。但在这种时候，他无意识地为自己的抑郁寻找着正当性，他开始将自己困于矛盾之中自毁——他高度敏感的内心与他的病人的底层生活之间的矛盾。那些曾经鼓舞了他、肯定了他的艰巨任务，如今看来仿佛一条条证明他傲慢自大的罪证。
萨塞尔心怀愧疚，变得更容易受到他人之苦难的影响。这些苦难不断拷问着当下一刻的价值，也暴露了他自己生命的空虚。为了否认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见，他努力与人拼比谁的苦难更深。他们活得多苦，他就要工作多苦。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变成了执念。
不久之后，因为太过抑郁，萨塞尔的反应速度变慢了，注意力也难以集中。他似乎已无法满足执医的基本要求了。他未竟的挑战，甚至连他执迷于工作的伦理基础，都仿佛突然之间归属了另一个已然消失的世界。无论是哪个层次的医生，他相信自己都已无法胜任了。
事实上，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为病人提供的医疗还是优于全英国全科医生的平均水平。就算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只能部分克服内心的力不从心之感。对于那些能够接受他忏悔的病人，他承认自己遭遇了危机。他任自己沉湎于病人们的宽恕之中，只念着他们的需求微乎其微这一事实。这个循环由是完满了。总是如此，一个完整的圆圈常常是良心煎熬的标志。
即便如此，萨塞尔仍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更准确地说，他追求着自己渴望追求之物。有时候，追求的过程中伴随着伤痛和失望，但这其中有他独一无二的幸福源泉。正如艺术家或者其他所有坚信工作定义生命的人来说，按照我们这个社会的悲惨标准，萨塞尔是个幸运儿。
批评他很容易，你可以说他忽视了政治。如果他那么关心病人的生活——无论是在一般意义上还是医疗意义上——他为什么没意识到，以政治行动改善或保卫他们生活的必要性？
你可以批评他独自行医，既不参加医生团体与人合作，也没有在健康中心工作。他难道不像一位过时的19世纪浪漫游侠，肩负着以一己之力挑起重担的理想？在最后的分析里，这种理想是否又成为了家长作风的一种形式？
萨塞尔本人很清楚这类批评的含义。“我有时好奇，”他说，“我自己的身上有多大一部分是最后的传统的乡村医生，又有多大一部分是未来的医生。你可以兼做这两者吗？”
我希望我可以为这篇文章写个总结，归纳并评价一番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我做不到，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可以再讲一个萨塞尔的故事作为结尾，这样大部分读者可能就注意不到我的疏漏了。大多数著名的诗歌都通向了推理。
然而，分析这篇文章难以作结的原因更加重要。我通常的假设是，障碍并不纯粹在于我自己。
实际上，我还什么都没总结。要在一个自己中意的领域继续工作，萨塞尔和今天的其他幸运者一样，都有着狡猾的直觉，他已经凭此搭建起了一个他所需要的环境。这并非全无代价，他为此付出了自己全部的心满意足。他就在这个环境中工作，直到我写作这本书的此时此刻。他可能正在给一个常规的感染开一个常规的药方，他可能正在听诊，从一个人的拇指上采几滴血，把自己想象成坐在他对面的女人或男人，与一个药厂的推销员交谈，检测尿液样本，希望自己能了解更多东西。
关于他为自己建构起的环境，我已经做过一些描述，但我们只有将这一环境与他在其中所做的工作联系起来，才可最终置评。如果他是一个虚构出来的角色，我就不能像之前那样轻松地评价他的工作了。在某种程度上，虚构现在反倒有些诡异地显得简单了。在虚构作品中，总的来说，作者只需要决定一个角色是否招人喜爱。当然，如何塑造人物仍然是个问题，你写出来的效果很可能与预期完全相悖。反正，小说作者无论如何都能决定故事的最终结局，可我决定不了任何事。
我的处境又与自传作者截然相反，写自传的人甚至比小说家更自由。他身兼写作对象和记录者两个角色。他免于万事万物的指摘，甚至没有一个被创造出来的人物会去苛责他。他遗漏的、扭曲的、编造的一切，只要符合这一体裁的逻辑，便是合理的。这可能是自传真正的吸引力所在：所有你曾经无力左右之事，最终变为了被你主宰的写作对象。对比之下，我完全落入了现实的摆布而无法逃脱。
当然，虽然和自传作者有所区别，但传记作者有时候也写健在者，并以自己的方式为传记写一个结尾。但这类传记的写作对象要么名满天下，要么声名狼藉——可能是我们未来的首相，可能是我们必须留心的外国政客。在读者翻开此书和作者写作此书之前，他们都很清楚，这本书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写的——因为某某就是那个著名的某某。他大权在握之时，故事自然而然走到了结尾，如同某种形式的崇拜神化。
可萨塞尔不是这种人。
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们可不可以假设他已经死了？但如果他死了，我就会写一篇全然不同的文章了。死亡会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这样说虽然听起来荒谬，而我此言针对的，是那些认识他或仅仅听说过他的人。要证明这个说法，最简单的途径是看看艺术家的身后事。
上周你见到了这幅画，当时你假定画家还活着；这周你又看到了它，然而此时画家已经去世了——虽然被画在同一张帆布之上，但你这两次看到的画已经不是同一幅了。从现在起，每个人看到的画作，都是你本周所见这一幅，上周那幅画已经和他一起死去了。这么说可能显得过分玄妙了，实际并非如此，这仅仅是源于我们的天赋或本能——抽象思考。当画家在世时，我们会将这幅显然早已完成的画作，视为一个仍在创作过程中的作品的一部分，属于这位艺术家的一项未竟事业。我们可以用这些词语描述它：前途无量的、令人失望的、出人意料的。而当艺术家离世，这幅画就变成了他毕生之作中的一部分。画家完成了它，然后将它留给了我们。关于这幅画，我们能想的和能说的东西都变了。我们无法再向艺术家表达了，甚至连向缺席的艺术家诉说都不行，虽然我们原本也没什么机会能真正见到他；如今，我们只能自己想，然后对自己说了。讨论的主题也不再是他未知的意图、可能的困惑、他的希望、他被说服和做出改变的能力，现在的主题变成了：这幅画留给了我们，我们能拿它来做些什么？艺术家死后，我们成了主角。
生命亦然。一个人的死亡使得关于他的所有事情尘埃落定。当然，有些秘密可能随他而去了。当然，当一百年后有人翻开记录，他可能会发现他生命中完全不同的一面，或是某个连参加他葬礼的人们都不知道的事实。死亡从性质上而非数量上改变了事实。一个人死后，他人不能再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故事了，然而已经知道的事情将不断巩固，最终变得确凿无疑。我们不能再指望着澄清歧义，指望着进一步改变，或者指望更多什么东西。现在我们是主角了，我们必须自己做决定了。
所以，如果萨塞尔已经死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便可以冒少得多的风险做推测。部分是因为，我会想要为他写一部更精确的回忆录，在其中存留他的音容笑貌。另一个原因在于，如果他不在了，我写作的时候就不用一直想着——我在此刻和写作中的每时每刻都想着——他仍在继续的生命历程，不稳定而又神秘，对结局只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意识。如果他已然离世，我会像死亡为他的生命作结那样，为这篇文章作结。我会愿他至少在这最后几页书中安息，不带有任何多愁善感与宗教暗示的意味。
然而萨塞尔依然健在并仍在工作，我的种种思考与他一直以来的生命历程齐头并进——他急切地想要看到可能性的最大极限，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半失明状态，如同一只日光里的猫头鹰。他太过盲目，以至于看不见确定的结局，眼里只有不定的选择。
还有一个原因使得我难以为这篇文章作结。我如果不笼统地对我们这个社会加以概括，就很难写一个结尾，然后还要对这种概括做一个评判，结果就越写越远，偏离了现有的主题。
我尽量简要地说说。诸如民族危机或社会危机这类事件试炼着所有经历者，虽然没有彰显一切，但这些真相时刻揭示了关于个人、阶级、制度和领袖的许多内容。整个外部世界通常并不喜欢也不理解这些真相，但对于一个社会或国家中、对自身的重要性和意义满怀疑惑的民众而言，真相已十分清楚。即便是危机过后发现自己已完全站到了反对派阵线的人们，也无论如何都会承认，这些真相时刻所揭示的道理无法否认。
你不能太过计较“时刻”一词的字面含义，因为这些危机可能持续数日、数周甚至数年之久。就像1916年的都柏林：
麦克多纳和康诺利
皮尔斯和麦克布莱
现在和将来，
无论在哪里 只要有绿色在表层，
是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查良铮 译版）
就像1940年投降后的法国，就像1956年的布达佩斯，就像解放战争期间的阿尔及利亚，就像1959年卡斯特罗掀起第二次革命后的古巴。
如果你写的是一个经历过这种危机时刻并从中受到了启发的人，那么就更容易正确审视他的人生，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更容易认同他的历史角色。如果你的读者恰好也曾经历同样的危机，那么他们就更容易根据这一人物角色，来理解其价值所在。如果你跟一个经历过被占领时期的法国人说，X参加了抵抗运动或对抵抗运动十分友好，而Y是一个通敌人士，就等于在评判X和Y整个人生的意义。
萨塞尔没有经历过这种危机。他的确参加了战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还构不成这一形式的危机。在那一类揭示真相、试炼国民的危机之中，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出抉择，并以此明确地与那些做出了相同抉择的人站在一起。这就如同在某一时刻，每个个体都遭到了他所身处的历史进程的伏击，并被迫表明自己的身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我们只要认可官方的决定即可，官方每天都代表我们，将这一决定一次次合理化。
战后，在整个20世纪晚期，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当有条理的漫长阶段，恰好与真相时刻相对立。我们没有做出任何抉择，基本的政治决议以我们的名义执行，而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过这些选择。我们将之视作必然，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抗议。议会中的反对党只反对一些具体的细节，在根本问题上，两个有效的政治党派保持一致。我们被免除了责任，不必再肩负那些事关四分之三世界人民死生大事的抉择，诸如种族平等的议题、国家经济独立的权利、阶级剥削的终结、极权国家人民为了自由（和生存）的斗争，以及饥荒的消灭等。我们有观点，可这些声音就算在我们自己之间都无足轻重。
当我们不习惯于选择，也不习惯见证他人的选择，就会发现我们已失去了大多数标准，无法判断或评定一个人了。仅存的标准只剩下个人喜好——或者是其商业变体即所谓“个性”了。
很多人会说这是我们的好运气，我对此保持怀疑。我们再也不必做出任何选择，这一豁免建立在旧有问题拖延不决的代价之上，基本上是经济问题，与我们的未来密切相关。我们或许还可以继续拖延，直至为时已晚。而后我们将遭逢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也许是在萨塞尔的有生之年。
我很清楚萨塞尔的大多数看法，我觉得我能够猜到，他在可预见的情况下将做出的种种选择。但无论我的猜想正确与否，无论所有可能情况是否均可预见，重点在于，任何可以用于评估他可能做出的选择——这些选择或可确认他人生的目标——的标准，在此刻必须是客观的，仅用作一种暗示，而非恰当的测量手段。这些标准必须客观，是因为在眼下这种选择被剥夺而问题拖延的情况下，只有凭借个体的信念和想象，这些标准才能保持生机。有些人动动嘴皮子就定下了一套主观的标准，历史上的种种抉择依此便随处可下判断，他们一双狂野的眼睛盯着窗外，却藏身于各种各样令人无感而又教条的学府之中。与之相对，我这可被感知的暗示说服不了任何人，也有情可原了。我们正等待着这长长序曲终了时的尾声。
与我一道行至如此之远的读者——一直走到了写作对象身处的最偏远之地——现在可能会说：从迄今为止的经验来看，未来一定是个问号，就不如做一个不可否认的、不完整的结论吧。
如此一来，便遇到了又一个难题。萨塞尔行医二十五载，至今已医治好了超过十万名病患，似乎成绩斐然。但如果他只治好了一万人的话，成绩会稍逊一筹吗？假设他是一位聪明但不认真的医生，那么马马虎虎地治疗一个、十个甚至上百个病人，他的成绩会有所折损吗？假设他是一位聪明而且格外尽职尽责的医生，他的成绩又会如何增光添彩？他能得到什么奖励吗？
这种计算方式似乎有些荒唐。但我们不妨试问：缓解病痛有何社会价值？拯救生命有何意义？医好一例严重疾病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写出一首佳作相比，哪个更有价值？正确做出一个极其困难的诊断与画一幅伟大的油画相比，哪个更有价值？显然，这种比较方式同样荒唐得很。
应该如何衡量一位医生是否专业？根据他一直以来的专业技能水平吗？对外科医生来说或许行得通，因为他的任务无论多么复杂，终究是有限的。他们的工作有头有尾，可被查核。不管一项技术有多么优秀，始终在人们已知的范围之内。但要评判像萨塞尔这样的医生，就困难得多了。我不想将问题复杂化。让我们假设，萨塞尔一直以来的执医水平，可以被当作一项技术来加以衡量，那么我们便可以像衡量一位技师一样对他做出评价。既然疾病需要治疗，而他凭自己的技术来治病救人，那么把他当成一位技师，应该能够决定他的工作价值几何。
但我们会由此感到心满意足吗？以他的能力的价值来做判断，而非他真正取得的成就？
可以想见，读者会在此时打断我说：当然不会。但这一答案的局限和荒谬，正是你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你不能指望着像衡量仓库库存那样，去评价一个人毕生的事业。没有什么衡量单位能做到这一点。
是的，我的这些问题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我希望的，是借由这些问题使你们意识到，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去了解、去衡量一位普通医生做出的贡献。此处的“衡量”，指的不是根据某个固定单位进行计算，而是认真加以审视。这不是拿医生和其他职业做比较的问题——和艺术家比，和飞行员比，和律师或者政治傀儡比，然后把他们放在输赢榜上排个次序。我们之所以要如此比较，是希望通过观察其他职业的例子，能更好地理解医生究竟是做（或不做）什么的。
当我们听说一个医生或生物化学家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疗法，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这一成就。新疗法对医学进步做出了贡献，这一点理解起来简单，是因为这一前途的未来仍然十分抽象，直接就被纳入了“科学”或“进步”的范畴。
但是，要试图理解一个仅仅为和你同时代的几千人缓解了病痛，偶尔挽救过几个生命的人，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原则上，我们自然会视之为一件好事，但如果要做出全面评价，我们就不得不就这些生命对于我们的意义达成某种共识了。
医生是人人崇拜的英雄，你只消想想他们是多么经常、多么容易以此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幕上。如果学医不是那么漫长和昂贵的话，可能每一位母亲都会为自己的儿子当了医生而感到高兴。这是所有专业人士中最为理想的一行，但这种理想化是抽象的。许多决定从医的年轻人，最初是受到了这一理想的感召。很多医生后来会变得愤世嫉俗或心生幻灭，我认为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当抽象的理想主义日渐磨损，他们不再确定，自己所医治的病人们的生命是否真有什么价值。这并非因他们麻木无情或泯灭人性，而是因为这个社会不能理解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而他们居于其中并默默接受了。
一个社会承担不起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如果它做到了，结果要么是全然拒绝相关知识，与此同时也就否定了民主的主张，进而变为一个极权社会；要么是重视这些价值，并掀起一场彻底的革命。无论是哪一条路，社会都将经历一次变革。
此处我要澄清，我并未声称自己知道人类生命价值几何。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答案或个人说法，除非你准备接受什么从中世纪沿袭至今的宗教理论。这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一个个体无法为自己作答，真正的答案藏于某个时期、某种社会结构之下的全部社会关系当中。一个个体自己的价值，最终是由他所接受的治疗得以体现的。
由于社会的发展是辩证的，现存的社会关系与未来可能的社会关系之间永远存在矛盾，你有时可能会觉察到，现有的答案已不足以回答新运动及新思想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
我永远不会忘记葛兰西写过的一段话，我第一次读到还是数年之前。在1930年前后，他在牢狱中写下了这段话：
“人是什么？”的问题永远是所谓“人的本性”的问题，或者是所谓“一般的人”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的科学的探索（哲学）而这门科学一开始就会从“统一的”概念出发，代表包括着所有“人类”的抽象。但是，作为一则现实或一种观点的“人性”究竟是起点还是终点呢？（葆煦 译版，有改动）
人类是作为现实，作为起点或者终点吗？
我不能声称自己知道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不能以文字来回答，只能在创建一个更人性的社会的过程中通过行动来解明。
我所知晓的是，在强制之下的伪善缓慢耗尽的过程中，我们当今的社会浪费并掏空了大多数人的生命，而非直接毁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超越了治病赚钱——直接面对病人或是通过国家服务机构——阶段的医生，如今，我们已然无法评估他的价值了。
这个结论很简单，算不上结论。萨塞尔行医，他行医的经历与我的描述可能只有些许相符。既然我们还未建立起一个可以社会化地评估其贡献的社会，既然我们最多也只能通过方便的经验标准评断他个人，那么我只能以萨塞尔本人工作时所凭仗的逻辑来作结了，除了斯多葛主义的色彩之外，这一逻辑也深深植下了一个伟大而积极的愿景：“每当我想到死亡——死亡每一天都在发生——我便想到了自己的终结，这使得我更加努力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