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WORK 工作

这座城市非比寻常。

它垂直建造

腾空而起。

住在里面的我们

走上走下

如蜈蚣般轻而易举。

我们住在竖井的墙上

和平原与大海直角相交

一条河水流经我们的街道中间

如同雨水沿树皮倾注而下。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

所有城市都有权

披上伪装。

马拉喀什可以毫无顾忌地

披上巴黎的外衣

马德里可以想象自己的自由

特立尼达炸掉英国银行

这座城市为自己创造了

一片天空

像一捆布一般将它展开

在梦中我找到

一枚天蓝色的鸟蛋。

在蓝色与街道顶端相接的地方

它无声地咯咯直叫

我的眼睛看到了地面。

在天空中

太阳的核心

冰川也许能伸张它的正义

光速

要用一个月

穿过太阳系

或是用10万年

到达我们星系中

最远的那颗星

所有街道的尽头

都有一只麻雀

栖息在天空下的高处

在一棵遍布叶脉的树里

接近树的表皮。

当一名囚犯被枪击中时

麻雀飞出了

他的视线。

今天的天空

碾磨着看不见的幸存者。

从我们挥手示意的竖井。

他来到大都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欧洲所有的工业国家都雇用并且依赖移民劳动力。四分之三的移民都去了两个最大的国家——法国和德国。最初，移民工人根据他本国的传统选择去哪个国家。如果他是土耳其人，那么就倾向于去德国；如果他是葡萄牙人，就倾向于去法国；如果他是希腊人，那么也许会去瑞典。

他像一件商品一样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三分之二的人在工厂、建筑或是建设行业工作。（正是一个建设道路的人引领他走向新生活。道路、高速公路、隧道、飞机跑道、立交桥。）少数人从事农业工作。剩下的人在服务行业工作。在法国，百分之二十的工业工人是移民；在德国，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二；在瑞士，是百分之四十。他们都集中在最艰难、最令人不快，并且工资最少的工作里，比如德国的塑料、橡胶以及石棉加工厂。科隆的福特工厂装配线上百分之四十的劳动力是移民；法国的雷诺车间的移民工人也占据百分之四十；哥德堡的沃尔沃工厂的移民工人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五。

为了生存他可以出卖自己的生活。

他签了合同，公司给他提供一间房中的一张床。一半以上的移民工人都住在公司提供的住所或是工房里。

他的床所在角落的其中一面墙伸向一扇门，门的外面是一条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可以洗漱的水龙头还有上厕所的地方。这里湿漉漉的地板通向出去的路，沿着楼梯下去走进街道，一侧是建筑的外墙，另一侧是车水马龙的交通。穿过栏杆，在一片玻璃和人工光源底下就是他工作的地方，那里的地板要清理，那里要打个洞，那个铸锭要抬起来，那个罩套要敲打，那个变速箱要装配好。当这些工作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完全一样的或者几乎一样的工作，同样的工作，不过是另一个的楼层，另一个孔，另一个铸锭，另一个罩套，另一个变速箱。它们必须是不同的，因为他刚完成工作，现在他必须要再做一次，然后再不断重复这些工作。它们必须是不同的，但它们看起来都一样，它们一个一个地被连接在一起，穿过城市，在那里所有事物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有事物都是连续的，从他的床所在的房间那个角落的墙开始。每件东西都是同样事物的一部分：他在一个地方工作，在一条道路上行走，在一个角落里睡觉，在一个像桌子形状的东西上吃饭，吃的也只是可以吃的食物而已。所有这些都是同样事物的一部分，他现在就身处其中，在这里，如果他做出了错误的举动或是走错了一步，他就会被摧毁，他只拥有刚好足够做交给他的任务的地方，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除了他睡觉的那张床。

在法国，直到最近依然有百分之八十的移民工人是没有证明文件而非法居住的。这形成了一个“官方的”非官方系统。有时候，如果移民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和住处，并且雇主支持他们，他们就能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通过最初就让移民处于违法者的境地，系统能够获得一种优势，从一开始就强调移民没有不可剥夺的权利——权利只能后来争取。如今，政府宣称这种处境正在被规范化。但毫无疑问，许多移民（如果算上那些从非洲的法国前殖民地来的人，这个比例可能会占到总数的一半）仍然是在没有证明文件的情况下来的。

在德国，所有合法移民都是由一个国家机构组织的（想要雇用移民的公司付给这所机构392美元来换取一个名额），有大约25万到50万的移民工人是被非法带入的，自己非法越境进入的更为少见。

他来这里的时候没有证明文件。当问候结束之后，他探询般地看着他的表亲，一句话也没说。外面，在他前所未闻的街道上，人们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喊叫着。他的表亲半开玩笑似的做了个鬼脸。现在你人在这里了，你可以看看这里是什么样子了。茶杯缺口了，他们总会支持我们的，不过你会满载成功回到家乡的。这话既充满鼓励，又似乎像是在密谋什么。

在房间里和他的表亲以及另外七个人待了几天之后，他必须要出去找工作和住的地方了。他们如果听到有什么工作的话，会帮助他的。但这也许要花费一些时间，而他手头的余钱已经不多了。他已经用走之前借的钱付了自己的生活费以及买通关系。在一家别人已经告诉他没有工作可做的工厂外面，一个男人出现在了街上，那个男人走到他的旁边，如同一个同胞般用与他同样的语言和他说话。那个男人说可以为他找到一份工作。

一个非法移民工人不能去劳工局。他读不懂那些外文报纸。因此存在一种非法交易的中间人，他们能读懂报纸上的招工启事，然后将信息卖给那些新来的移民。当他拿到那份工作的时候，他要以两周的工资作为给中间人的报酬。

他不缺乏讨价还价的经验。当他在牲畜市场的时候，他会尽最大努力拿到最好的价格，而这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智力角逐：他要从什么样的角度说服对方接近真相（并且让对方看到的只是一部分真相），要是对方揭穿了他的诡计，还要确保自己有一条“诚实的”退路自圆其说。

城市里的欺诈不是这样的。它假设陌生人之间再也不会见第二次面，而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称为事实，因为城市就像海洋，覆盖了一切人和事。欺诈在生活中不断发生，它所使用的词汇就像是那些在催眠状态中所听到的，骗子永远处在他的受害者和现实中间。

那个男人像讲述一个秘密般悄声告诉了他一个瓷砖工厂的地址。他的工资是一星期17英镑。一个合法移民一周也许能挣到40英镑到50英镑。他仍然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可以每天都工作。如果他超时工作或是在晚上工作，他就能存下来钱了。之后他会再找另一份工作。他能在大都会里待着就已经是一份奖赏了——一份他害怕会失去的奖赏。他只要做错了一点得罪了雇主或是街上碰到的不认识的人，就有被发现非法身份遣送回国的危险。他必须时刻保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奖赏。

找住处。他的表亲和那另外七个人告诉了他一个可以去试试的地方。第一扇门打开了，门后闪出一个陌生人。他用背下来的那五个单词问了问题。他想象他得到的回答会是一个动作，打开一个房间的门，然后交出一些钱。但现实并非如此，陌生人以一种不可理解的表情盯着他，那表情就像是一个邪恶盒子里的小丑杰克（jack-in-the-box）在他的脸皮下面跳上跳下，而站在门口台阶上的他，只能在小丑跳到顶端时，从那双眼睛中匆忙一瞥，直到小丑再次跳到下面蹦出几个单词。陌生人一边关门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在陌生人的背后，越过走廊和那谜一般的摆设，是他永远无法知道的理由。

农民通常都很顽固、狡猾，而且两面派。在黑暗中，他唯恐自己被人看到，一个男人，缓慢而顽固地，秘密谋划着他的复仇。他所置身的黑暗，就像是一种睡眠，只有一人的容身之地，村民们怀恨在心。虚弱的人遭到嘲笑，有权有势的人受到阿谀奉承。没有必要将村庄理想化，但有时，一些村庄中日常发生的事情永远不会在城市里发生。（革命或是围攻也许能授予城市这种可能性。）一个男人或是女人从利他的角度行动。一场自发的行动，几乎未经计划。一场为了别人承受的不公发起的抗议。一次赋予但实际上是一次牺牲。并且这场行动激起了共鸣，响应广泛。共鸣来自哪里？天空？田野？祖先？村里的塔？共鸣是听不到的，但它完成了这场行动。行动的人能够感受到它，而那些见证了行动的人同样能够感受到它。在大都会里没有行动能以这样的方式完成。

那些把最破的房间租给移民工人的人被称为睡眠经销商（marchands de sommeil）。本来为一个人准备的小房间（一个世纪以前的一个女仆的房间）放了三张床。一共有九个不同时间轮班的人睡在这三张床上：每24小时三个人。他一个月的房租是8英镑——相当于他的工资的十分之一。

他第一次在一家超市里面购物。

那里的东西的丰富程度，那种不可思意——大多数东西都是包装起来的，而且因为他读不懂标签，他也不确定包装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就算把村庄里家家户户的东西都拿出来集合到一个地方摆上货架也远不及此。人们缓步在货架间，偶尔拿下来一件包装好的东西。看起来他们就像是在偷东西。他们的脸上没有表情，更加让人感到他们心怀不轨。但他们并没有鬼鬼祟祟。他犹豫不决，也不敢从货架上拿东西——他怕也许会被人指为小偷。那里有吃的东西也有用的东西。他看到一些西红柿，普通的西红柿，装在驮篮里。他决定去拿一些西红柿，再拿一些面包。他学别人的样子推了一辆银色的手推车。他交出一张钞票，硬币从一个机器的口中掉进一个金属的小盒里。他后面的女人推推他，然后指着硬币告诉他应该拿回来。回到床上后，他有条不紊地算着买东西花了多少钱。他用自己拿到的第一笔工资来衡量它们的价格。最终他算出来，要存到他想要的那么多钱，所花的时间是他之前预想的两倍。除非他找到另一份工作。

人群从几个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工厂的大门。数以千计的男人和女人，步行的，骑自行车的，开车的。他们共同的目的地迫使他们靠得更近，直到他们都肩并肩站在一起。但是，除了一些简单的问候外，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彼此，每个人都陷在自己的思绪中，就好像每个人都分别在那天早晨收到了一条消息，迫使他们来到这里。

当他们还在外面没有打卡上班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转身直接离开，他们之间显得如此疏离，以至于他不禁怀疑这些人是不是都像他一样，是从不同国家刚刚来到这里的移民工人。

如果要尝试理解另一个人的经历，就必须先将一个人从自己所处境地看到的世界拆散，然后再按照他所看到的重组起来。比如说，要理解另一个人做出的选择，那么就必须要想象到也许他并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些衣食无忧的人是无法理解饥困交加的人所做的选择的。要想理解另一个人的经历，就必须将世界拆散再重组，无论这个过程有多么艰难。谈论如何进入别人的主观思想是有误导性的。另一个人的主观思想不单纯是对相同的外部事实构成了不同的内部态度，以他为中心所汇集的事实是不同的。

他被教会如何工作。当他能做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可以在加班的情况下一周挣到40英镑。他观察别人的动作，然后学着去模仿他们。如果要用语言讲的话，就必须找到会说他的语言的人。

现代的大规模生产预先假定了参与工作的劳动力大多数是不具备技能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亨利·福特（Henry Ford）宣称他的工人中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可以在八天内学会他们的工作，百分之四十三的人可以在一天内就学会。现在也是如此。

抛开教学不谈，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完全如地狱一般。很难说是否恰恰在这个时期邪恶力量的观念被摒弃掉了。

在发达的欧洲国家，每个上学的孩子都会学习一些有关此前资本主义历史的知识——无论教科书本身如何掩盖或充满偏见：奴隶贸易、济贫法、童工、工厂环境、1914年到1918年的世界大战。面对这样的记录，资本主义系统宣称其自身已经进化了，那些过去的不人道行为将不会重演。一切大众传播中都隐含着这样的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尊重人权的民主系统内，因此我们也在这样的系统内受到教育。对于这个系统的本质而言，过去发生的暴行都仅仅是偶然的。

他们观察别人的动作，然后学着去模仿他们。每一个单独的动作也许本身不会太费劲，但是不停地重复这些动作，并且要做到精准无误，从几分钟一直到几小时，动作的累积使人筋疲力尽。工作的节奏让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为每一个动作做准备，去调动身体中的力气。身体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已经失去意识了。

提高了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社会福利、议会民主制度、现代技术带来的好处，这些都被用来证明过去出现的不人道行为都是偶然的。在大都会中心，人们普遍相信这样的说法。在那里是见不到最赤裸裸的剥削形式的，因为这样的现象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对峙点。这里的对峙点既指文化上的，也指地理上的。一处巴黎近郊的“贫民窟”是属于他们的。移民睡在属于他们的地下室里。他们就在那里，但是他们不会被看到。

与此同时，本土的工人被塑造成了消费者，希望后者能够在工作不自由这件事上抚慰前者。一个在福特工作的英国工人说：“你在这里什么也没做成。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做你的工作。这里的生产线是为傻瓜们准备的。它不需要任何思考。他们就是这么告诉你的。‘我们不会为了你的思考付工钱’，他们说。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做的并不是一件值得做的工作。他们只是生产线上的一环。为了挣钱。没有人愿意去想他们自己有多失败。当你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齿轮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糟的。你只需要想想自己的工资——想想它能为你的妻子和孩子做些什么。这是唯一的答案。”

他开始观察自己的手臂，就好像驱使它动起来的是它握着的东西而不是他的肩膀。他思考用抽水泵驱动他的手臂。移动的零件抓牢他的目光，空气充斥在他的肺里。他把机器渗出的液体擦掉，那液体看起来就像是一条鱼被从水里抓出来停止挣扎时嘴边流出的液体。他知道他在做的事情跟他自己拥有的任何技能都没有关系。他可以用稻草塞满一个鞍座。他曾经被告知工厂生产洗衣机。

想要理解一种“正常的”、熟悉的整体处境是很困难的。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做出的是一系列习惯性的反应，尽管这是个人的反应，但实际上这些反应是属于整体处境的。历史、政治理论、社会学能够帮助一个人理解所谓“正常的”仅仅是一种规范而已。遗憾的是，这些学科却常常被用来做着相反的事情——它们服务于传统的方式是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将规范神圣化为绝对真理。关于在你身上真正发生了什么，每一个传统都禁止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

“正常的”行为只有在与其完全相反的行为出现时才能完全体现出来，也就是“反常的”“极端的”，或是革命的行为。当正常的行为被如此剥离了其常态时，一个人对于作为一个异类的正当观念就超越了其自身，而扩展到了他生活所处的整个历史时刻。

然后我才意识到施加在我身上的是什么，我自己做的是什么，并且我才发现我身上有多少东西都是被“正常”否定和压抑的。

要想理解另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要做的不仅仅是拆解并且重组以他为中心的世界。还必须审视他的处境，以此了解他那一部分源自特定历史时刻的经历。在正常状态的掩盖之下，即使在他自己知情的情况下，他被施加了什么？这些施加在他身上的事物是新出现的吗？

马克思（1867年）：在工厂里我们有一套无生命的机制，这种机制是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工人仅仅成为它的活的附属物……与此同时，工厂的工作最大限度地耗尽神经系统，它废除了多方面的体力劳动，并且剥夺了无论是身体还是智力活动中的每一点自由。

压模、钻孔、冲压、敲打、液压工具刺耳的声音、实体碰撞产生的振动，还有实体间相互的摩擦。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些噪声。这些噪声本身遭遇实体时又产生新的摩擦。噪声不断地反射、混响，形成了持续的节奏，因此每一次回声还没结束就被下一个声响打断，没有声音变弱，也没有声音开始。就算噪声开始变得缓慢或是他离开车间，它的停止也并不会带来一刻安宁，因为那种持续不断的节奏仍然在他的脑袋里面回响，他听不到别的声音，就好像聋了一般。

这里的寂静就是耳聋。

马克思（1867年）：人工升高的温度、充满尘埃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噪声，更不用说有可能危及生命和肢体的密集排布的机械，这样的工作环境对每一种感觉器官都造成了同等的伤害，伴随着固定的周期要发布在工业战争中丧生和受伤的人员列表。

亨利·福特（1922年）：我从没有发现重复性的劳动会以任何方式伤害到一个人。客厅专家曾经告诉我，重复性的劳动是有害灵魂，也有害身体的，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并非如此。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男人每天的工作就是踩一个踏板。他认为这样的动作让他变得只会使用固定的肌肉，而体检显示他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不过当然，他被调去做另一种需要使用不同的肌肉来完成的工作。几个星期之内他就要求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每天重复8个小时同样的动作会造成身体反常，这样的想象看似合理，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例子。

他的感官经受的不规律性使它们受到冲击，但环顾四周，他又没有看到任何不规律的事物——树上的叶子是不规律的，任何动物行走的方式是不规律的——除了那些废弃不用的和紧张过度的：地板上的液体、金属废料、他自己的手背、他旁边男人的脸。所有这些事物的陌生感让他最初以为这份工作要求的技能比实际上要更高。他把自己对于这份工作难度的设想投射到了自己的动作当中。当他不再对周围的事物感到惊奇，工厂里也有两三条他熟悉的道路之后，他就变得自信了。

每当工业城市需要扩张或是重新创造一部分他们的工人阶级（这个部分有时候被称为次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工资最低，他们的工作最危险，并且他们是最不具备技能的）的时候，乡下的农民就会被吸引到城市中，在那里转变为城市工人。

就像如今在伊斯坦布尔、雅典或是萨格勒布的那些代理处会安排工人签署合同，工人凭此前往科隆或是布鲁塞尔，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由济贫法委员会委任的代理人会从英格兰西南郡县的乡村招募无业者，然后将他们派往曼彻斯特。

最早对移民劳动力有巨大需求的工业大国同样是英国。经历了1845年到1847年的饥荒之后，数十万爱尔兰农民（他们的农业被英格兰岛的政策所摧毁，饥荒使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穿越海峡前往利物浦和格拉斯哥。在新环境中他们没有谋生途径，他们必须接受低工资。他们是流动的，他们没有组织。英国的工人阶级看不起他们，还指责他们导致自己被削减工资。他们住在条件最差的贫民窟，于是那些地方成了爱尔兰人的聚居区。他们做挖土工人、码头工人、钢铁工人，他们对于英国在蒸汽机发明之后的工业扩张中必要的实体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如今欧洲工人的移民现象在有一点上是不一样的。大多数人都被阻止或是不被鼓励在他们工作的国家永久定居。政府和跨国公司都以全球作为范围制定自己的策略，而临时性的工人移民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利益是十分巨大的。

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这些历史先驱们。并且他这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移民也与他自己的期望相符。他来的时候肯定没有想着要留下。那些后来认定如果留下来会让他们的生存更有保障的人和那些能够永久定居的人（在这里人数最多的是意大利人，因为意大利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拥有居住权）——这些人里的大多数依然不能肯定他们的选择。现在回家已经太晚了，他一边解释一边举起他的手臂做出一个抗议无效的姿势，我还能做什么？

如果他意识到这股趋势和潮流要远比自己的决断有力得多，那么他也就会同样认为这不过是生活了。这种图景的整体性和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不可理解让他感受到命运的力量，也赋予他一种特别的忍耐与勇气。这不代表他永远不会反抗，他会接受所有的不公正待遇。这仅仅表明对他来说，悲剧本身比解释要更为真切。但他不了解也不寻求了解的历史就在那里：这是他处境的一部分，它已经属于他的经历了。这是他悲剧的一部分。

如果他在城市中的功能和功能赋予他的劣势地位有新的变化，那么他的劣势地位也就不会这么自然而然了——周围的人群、机构，还有大都会的日常礼仪造成了这种理所当然的低人一等。

他从一开始就在这里了。

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

尽可能多地挣钱，然后把钱汇出这个国家。他们对任何其他事物都不感兴趣，除了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同样的故事，他们夺走了我们的钱，夺走了我们的工作，夺走了我们的房子——如果他们可以，如果我们让他们这么做，他们会夺走所有东西。

你知道他们都用同一个盘子吃饭吗？他们是野蛮人。

他们设法把自己的家庭都带来。他们占领了整条整条的街道，一栋房子里住20个人。他们说我们剥削他们，但房东通常都是他们自己中的一员。他们在自己人中间做生意，他们自己的生意。

你知道他们习惯了什么吗？你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吗？后街小巷对他们来说就像宫殿一般辉煌。他们不知道如何在一个现代城市里生活。他们要花一百年才能赶上现代城市生活的步伐。

一个移民工人：你可以叫我们欧洲的黑人。

他们所有人都随身带刀。没有女人是安全的。

他们像动物一样住在那些工房里。

他们肯定在自己人中间做生意。

那个零件只进去了一半，它堵住了，别人给他演示过不要把手放在它的后面，一盏红灯亮了起来。这就像是一棵树横倒在了溪流上，水都从一侧过去。只是在这里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堵塞故障就像机器速度一样让他感到难以理解。他猛绞着自己的手，四处张望，然后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闭上他的双眼。他想起来他的表亲说：如果一棵树在森林里面倒下了，其他的树依然挺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而不去国外。机器停下了，它的部件就像一个被埋起来的轮子那样无力运转。他把零件插反了。工头因为他的错误操作狠狠地骂了他。

移民广泛地被称为Zigeuner（吉普赛人）、Lumpenpack（破布包）、Kameltreiber（骑骆驼的人）、Zitronenschüttler（柠檬榨汁器）或是Schlangenfresser（吃蛇人）。

表面上他接受这些。但在心里他默默地唤起自己的自尊，提醒自己他是谁，还有他已经达到的成就。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正在这里工作。

他们来这里为了什么？简单地论述如下。自从战争结束以后，尤其是近十五年以来，西欧的经济扩张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就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相较之下，地中海国家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这是源自发达国家的现代医学带来的结果，婴儿死亡率和疾病率都在降低。因此，没有工作的人开始前往那些有工作的地方：总的来说，按照他们的标准那些工作的报酬肯定是很高的。

这个论述中没有任何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它掩盖了真相。语言是如此地善于掩饰。

在他穿越边境的时候，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个写下的字，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最初他尝试猜测那些话的含义。多数对他说的话都是指示或者命令。如果他猜错了，那他就有麻烦了。所以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方法是不去猜。他就当作听不见那些听不懂的语言发出的声音。

打破他的沉默。

他学会了20个新语言的词汇。但是，一开始令他感到惊愕的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它们的意思就变了。他想要一杯咖啡。当他对酒吧招待说出代表咖啡意思的那个词时，酒吧招待认为他在一个不该要咖啡的酒吧里面要咖啡。他学会了女孩这个词。当他使用女孩这个词的时候，却被认为是一个下流坯。

有可能看穿语言的迷雾吗？

西欧的劳动力短缺不是人口不足造成的。它是一个特定生产系统中的一种特定的短缺。没有工人愿意拿这么低的工资干体力活。

现代技术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因此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的比例减少了。但是为了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和售卖其产品，维修、规划、控制，以及销售活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长。如今，更多的工作涉及的是商品的社会加工和消费者，而非原始材料的加工。

其中一些完全与新技术有关——科学家、研究人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熟练的维护和修理人员等——但更多（绝对的和相对的）的考虑都以某种方式与操控以及吸收由潜在的生产工人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带来的剩余物有关。在这样的范畴之下，可以列举出各类政府工人，包括教师，销售机构的各种分支雇用的人员，大部分大众传播媒体的全体人员，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工人和有薪人员，还有从美容保养到运动眼镜的诸多不同种类的私人服务行业。

在新的职业范围内涉及的工作通常都是去人性化的，令人充满挫败感。但这并不是因为身体上的劳累，并且在媒体日复一日的宣传之下，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赋予了新职业一种令人忌妒的社会地位。白领阶层提供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劳动分工的成员资格。更高是因为所做的体力劳动更少；更高是因为工作的内容更抽象；更高是因为使用的设备更“复杂”。

总体而言，这种新的工作分类已经改变了对工作薪酬预期的性质。如今，薪酬包含了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这种生活方式既涵盖工资又依赖于工资。与此同时，工会的谈判能力在战后经济扩张的时期有所增长，它们能够为许多仍然直接参与生产的技术工人争取到更高的工资。这些增长出来的工资不是从利润里面挤出来的，而是从由增长的生产率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中挤出来的。利润的增长要多于工资的增长。

虽然如此，必要的非技术工人绝对不会被削减。并且经济的扩张对这种非技术工人的需求量还在增长。

谁将去建造新的大楼和高速公路、制造铸件、清理城市、在装配线上工作、挖掘矿石、装卸货物、埋藏管道？

一种“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也许只存在于理论中：通过支付极高的工资和大幅改善工作条件来吸引一部分闲置的以及非生产性的人口（还未工作的年轻人，待在家中的女人，一些非生产领域的编外人员）参与这些必要的工作。但这样做不仅会削减利润，打破整个经济系统的工资结构——更糟糕的是它与系统的核心伦理法则相矛盾：一个基于脑力与手工、精神与体力、高等与低等的劳动分工的阶级社会的准则。

无论如何都没有建立乌托邦的必要。失业的劳动力是存在的。它存在于那些不发达的国家，而这是由那些现在缺乏劳动力的国家的发展造成的。

下一周当他犯下同样的错误的时候，他的手受了一点轻伤。他盯着自己手上流出的血。

在法国，工厂中的移民工人的意外伤害率是本土工人的八倍。

造成移民工人的高意外伤害率的原因有几个：

1．大多数移民工人都来自农村，不熟悉工业劳动。

2．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培训期和调整到某个特定工作的时候，由于移民刚刚来到西欧国家的工厂中开始工作，并且他们换工作的频率要比本土工人高得多，因此他们常常处于这种状态中。

3．语言障碍是造成事故的常见原因，许多事故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人们看不懂警告标志或者听不懂别的工友警告的呼喊。

4．那些事故危险性最高的工厂和工作类型中，移民工人占据的比例都很高。

5．移民工作的时间很长。大多数工业事故都发生在一天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那时人们的注意力会因为疲劳而降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等式中的各项现在应该都很清晰了。

在他自己国家的城市中，由于贫困和经济发展受阻，导致了非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大量增长。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乡村去往最近的城市谋求生计，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在那里创造出一种可以出售的服务——试着成为一个擦鞋匠，一个非正式的泊车员，一个卖火柴的人，一个有体重计的人。这种服务行业的增长又导致了饥饿和切实的混乱。这样的混乱在棚户区最为典型。这就是他离开的地方。

他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大都会。在大都会中，资本的集中和商品的丰富导致了另一种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大量增长，他们由有薪雇员构成，主要功能是制造和复制消费者。大都会的扩张导致消耗和环境的混乱。它的机制的核心是作为放大镜的商场橱窗。

对于一个从村庄出来的男人而言，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件事情是最主要的。在他现在所居住的城市，他是奢华的见证者。有一些让他感到震惊，有一些让他印象深刻。但是他所见证的这种景象和现实都蕴含着一个承诺——一个只要他在那里就应允他的承诺。

他工作于贫困的废弃物与富有的废弃物之间。他为了存下足以改变自己生活的财富而工作。为了从那个承诺中获益。

与此同时，在他自己的国家，造成了失业竞争的情况依然存在。

他工作于两种废弃物之间。

在家乡的时候，他在一家小镇上的屠宰场一周工作两天。如果一天里要宰杀十只以上的牲畜（几天前人们就会开始讨论），那对于整个小镇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屠宰场是一栋低矮的建筑，它的面积不比一片打谷场大。一周中有一半的时间那里都没有人，围栏后面也没有牲畜，大门用挂锁锁着。它就在山脚下，旁边是一座砾石采石场。采石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集水口，屠宰场的废水就从这里排出来。在他现在工作的地方，每个小时就要屠宰80头牛，一年就是15万头。

当他被雇用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他已经找到了工作，这样他就能了解更多有关做生意的事情了。在他的家乡，如果要杀一只羊，那么需要一个男人抓住羊，另一个人戳羊的后颈。这样会使羊停止挣扎，但羊并不会失去意识，直到其中一个人用刀刺进去给羊放血。所有这些都在地上完成。接下来，两个男人会一起把死去的动物翻过来，剥皮、去除内脏，他们会在过程中交谈，或是沉默不语地完成工作，为自己熟练的用刀技巧而感到自豪。

无论是一只需要在地上用绳子捆在环上并再用锤子敲晕的牛，还是一只可以直接用手抓住的羊，无论他是跪在地上工作还是把牲畜放在桌上处理，无论牲畜的主人在不在那里，他都把自己正在处理的东西想成是要被买卖然后吃掉的肉。他做得越好，浪费得也就越少。他工作的速度很慢，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要做得很快，除非是在炎热的天气里，在一天结束的时候。

在夏天高温的烘烤下，血的味道闻起来是不一样的——它会令人产生一种对恶心呕吐的恐惧感，一种太过不现实以至于更加引人注目的恐惧感，并因此加快速度。

城市里的屠宰场的规模令他感到震惊。还有生产线的速度。唯一相对静止的时刻就是放血的时候，被敲晕后自动吊起来的牛就像是树干一样挂在那里，红色的液体不徐不疾地流下来，尽管是致命的，但看起来却如此自然。漫长的十分钟过去之后，颈袋被打开，机器的节奏又恢复了。光秃的森林通往大路。

他就在大路上工作。牛头已经被割掉了，食道被扎紧以防污染。第一条前腿被剥皮后卸掉了，牲畜被转移到另一个提升机上，然后第二条腿（之前是靠这条腿吊起来）接着被卸掉。他的工作（无需技能）是清洗剥皮之后的牛头，还有在装蹄子的推车装满之后把它推到不在主楼层的工作间。一辆装满蹄子的推车，一百块牧场的破碎经历。

牛的两条后腿被分开，畜体继续在滚轴上前进，依次经过整修工、开膛工和剥皮工。液压剥皮机抓住腹部的开边，把兽皮从两侧向后剥去。兽皮从后背被剥下来。

他的另一份工作，如果他无事可做的话，是和另外三个与他一样的工人把兽皮运到兽皮储藏室。兽皮散发着蒸汽，湿漉漉的，就好像随着暴雨而来的闪电击中畜群后，雷声将它们的尸体包裹在一起。

一把电动刀锯开胸骨。在切开的胸膛中，红色和绿色的内脏被掏出来，检查、除去。畜体的社会分工开始了。那些将要给移民工人在棚户区和寄宿的房屋内吃的肉与将要给富有和有薪的人们在餐馆和家里吃的肉被区分开来。

不同的部位被送到不同地区不同的屠夫手里。有专门卖菲力牛排和烤牛肉的街道，也有专门卖碎牛肚肉和内脏的街道。这种对内脏和各个部位的社会分配就像在平台上从上到下切开畜体的电锯一样有效，将它分为两半。电锯操作员将它迅速升起。

对于那些衣食无忧的脑力工作者来说，牲畜身上最好的肌肉是从脊柱到尾部的位置。对于没有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吃的是碎头肉、心、胃、肺、脾、乳房、小腿和尾巴。

圣彼得每40秒切开一头畜体。一个小时之内取出来的牛肝有半吨。一个个的肝堆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肝。

他在心中自问，如果他的那个小镇上的屠宰场有更好的设备，能不能给整个省里的镇上供肉。冷藏会是个问题。这里的货车都是能冷藏的。

有一个工人某天威胁要把他关在冷藏库里。他听不懂那个人大声喊叫的话语，但那其实只是个玩笑。有几个本地的工人对他并非不友善。几天之后，其中一个人对他做了一个手势，让他过去和他们一起吃饭。每天他们都去一家附件的餐馆大肆吃肉。他们对肉有着巨大的胃口。他和他们一起去，但是那里的开销比他想要花在吃饭上的钱多，而且他也不习惯吃那么多。大多数的日子里他都自己在一家酒吧里吃一个三明治，再喝两杯很浓的黑咖啡。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要清洗的头和要运走的蹄子从没有停下来过，他开始觉得机器在让牲畜不断增加：它们每处理一头就把它变成一百头。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让他感到困扰，而想法也只是转瞬即逝。实际上它也仅仅限于一种想法，因为那短暂的瞬间不断重复着自己，每一次延续的时间都短到他甚至注意不到。

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候是工作结束之后的夜晚。他和十五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男人一起睡在一间公寓的大地下室里，其中一些人只在那里待了短短几个晚上。从工作结束到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会在街道上散步，偶尔走进一家咖啡厅。

他会想：在这个时间，所有的人、马、驴、母牛、山羊、绵羊、昆虫、母鸡、猫、狗都已经熟睡了。只有他还醒着，在从未听说过的街道上走着。

无论一个人的视野多么有限，他的想象力却不受任何束缚。一个从没有离开他的村庄的男人……仍然可以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想象世界，到达最遥远的星球。不需要旅行，一个人也可以穿越到世界的另一端。

在他散步的时候，他越来越意识到，这里见不到任何动物。有时他会见到一只戴着链子的狗，或是一只跑向墙边的猫。这种缺少动物的陌生环境令他感到困扰。他想知道到底是这里没有动物还是它们都悄悄地躲起来了。然后他又想它们是不是就在街上，浪费掉许多他经过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在他看不到的时候。

他走回屠宰场，穿过铁道线，来到关着明天将要被宰杀的牛的围栏旁，这些饥饿的牲畜只有水喝，没有饲料。

值夜班的人用一把火炬照亮他的脸，问他来这里做什么。他说他在这里工作，来散散步。他用自己的语言说出这些话。值夜班的人想把他嘘走，但不敢硬来，他怕这个外国人可能带着一把刀子。他半笑着把他嘘走，跟他说应该上床睡觉去。

几天之后他去询问自己能不能换一份工作。他说，他更想要做在牛进到被敲晕的围栏前用水管给牛冲洗的工作。他被告知现在做这个工作的两个人已经干了十年了。

他的两个错觉（如果要求它们应该被这样叫的话）开始互相增强。机器在增加牲畜的数量。这些肉永远不会被吃掉。他正在清洗的头就是他昨天洗过的那些。晚上它们被重新接到被砍下的脖子上，然后再长出它们的皮肤。蹄子从腿的断口上又长出来。被切开的两半畜体又合到一起，兽皮被撕开然后又变成完整的一块。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意识到每天早晨在剥皮后的头上他看到的都是同样的眼睛。同时，在街道上和建筑间，一群看不见的畜群晚上在那里吃草。他再也没去过关着牛的围栏那里。

他不是这些错觉的受害者。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这些错觉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他不相信这些错觉。它们只是他自己不时心神不安的表现。这种不安变得越来越紧迫。

一个月之后他挣够了买返程火车票的钱。但他选择了躲在一辆运牛的货车里去往南方。

当他的家人问他（他没有结婚）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有他要到哪里找钱还清走之前借的债时，他只是摇摇头。“即使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也不会有人把我扔到街上。但在那里这样的情况随时有可能发生，”他解释道。

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了钱。然后他们把钱寄出这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物价变高了。

一个移民工人：如果你想和我们挣得一样多，你只要和我们做一样的工作就行了。

每个人的梦都各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但现实却纠缠在一起。一件事物也许同时是两件事物。一桌食物和一架雪橇。一只蹄子和一个鸟嘴。

每当他去工作的时候，他都是三种考量过程的主体：两种来自别人，一种来自他自己。

第一种考量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移民工人以一种特别便利的方式填补了劳动力的短缺。他们接受给他们开出的工资，这样能够减缓整体的工资上涨的速度。一篇来自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解释了这样做的意义：

尽管到处都有反对外国工人不断涌入的声音，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断绝与其他国家的往来，那么由于雇主对于本土潜在劳动力的竞争不断加剧，这将使得联邦共和国承受的工资压力成倍增长。无论是在出口市场还是本土市场中，这种支出上增长的压力必定会影响到联邦德国企业的竞争力。

资本主义需要持续不断增长的资本积累。这就需要持续增长的生产力。但是市场的回应并不总是与生产保持步调一致：这是由衰退和扩张的周期，以及通货膨胀的增长趋势造成的。自从战争结束之后，这些都得到了控制，但是对它们的控制会牵连波动从而造成失业的产生。劳动力的储备是必不可少的，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解除他们的工作，在经济扩张的时候，雇用他们工作。如果有组织的国家工人阶级构成了整个的劳动力储备，并且饱受压迫，那么他们也许会起身呼吁终结这个系统，他们也许会成为一股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但是，如果构成劳动力储备的一大部分是移民工人，那么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将他们“输入”，暂时多余的时候将他们“输出”（送回家），并且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政治反应，因为移民没有政治权力，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微乎其微。

从另外几个方面来看，移民也是“理想的”工人。他迫切地想要超时工作。他愿意上夜班。他来的时候对政治全然无知——这样说的意思是他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经历。那些申请在雪铁龙工作的人通常被要求出示他们的票据以证明他们刚刚来到法国。

任何移民个体一旦成为领导者或者“积极分子”都可能被立即且轻易地驱逐出境。工会不可能为他辩护。移民要缴税也要缴社会保险，但在他们短暂居留的期间不会从中获益太多。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说，他们对于系统的消耗可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移民者的家庭前来这里的道路困难重重，因此他的孩子没有必要接受教育。作为一个“独身”男人（只能独身的男人）他不会加剧工人阶级住房短缺的形势。根据德国的法律，一个移民必须要有六平方米的生活／居住空间。德国百分之七十的移民工人独自生活，他们使用的空间比最低保障的空间大不了多少。他确实可以把三分之一的工资寄出这个国家，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寄出去的钱中的一大部分都被用来购买他所工作的国家生产的商品。政府间关于接收移民的协议通常涉及效果正相反的贸易协议。

这就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便利。雇用移民工人缓解了他们原本国家的失业问题。如果北欧和西欧的1100万移民现在全部回家的话，可能会导致爆炸性的政治变局，涉及利害关系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将被迫介入以便维护“法律和秩序”。一个西班牙移民工人说：“如果我们现在在西班牙发起一场大规模社会革命，我们将必须应对明天就可能出现的美国的介入。原本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国家）变得愈发无法脱离依赖了。”由于许多工人身处国外，他们原本国家的社会革命的部分就不太需要考量在内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关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移民工人做的是最苦最累的工作。他们晋升的机会极其渺茫。如果他们在黑帮里面做事，他们会被安排与其他外国人一起干活。与本土工人之间平等的工作关系被降到了最低。移民工人有着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短期利益。他们的辨识度很高——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群体（或是一系列国家的群体）。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底层：工资、工作类型、工作保障、居住条件、教育、购买力。

因此在本土工人看来，另一个与他们不同的群体享有的权利就没有他们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立刻指出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次要的，他们实际享有着相同的阶级利益。任何革命运动都必须意识到这一真相。但是移民劳动力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便利恰恰在于这一理论真相被日常的经历所掩盖。

本土工人认为移民处于一种“下等”地位，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都突出了移民是如何的不同，不同到无法了解的地步。逐渐地——没有一个决定的时刻——这两种特征融合到了一起。对移民工人的认识从无法了解到了超出理解范围：他们本身就是不可预知的，没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诡计多端的。接下来，下等一词上的引号也不见了，现在，移民工人的下等地位体现了他固有的劣性。他被雇来去做的事情表明了他的身份。这种观念的融合发生了。

这种观念普遍存在于本土工人阶级中，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导致公然的，甚至具有暴力倾向的种族主义。严重的住房短缺或是任何形式的由城市造成的挫败感都可能引发暴乱或是有系统的种族迫害。发生这样的情况，对统治阶级来说就不怎么便利了。他们会称为令人遗憾的暴行。他们眼中的便利是少一点冲突多一点持久。

移民工人被认为本身就低人一等，因此只能占有社会中的下层地位，他们的存在证实了社会阶级（无论是怎样的形式）的存在是事出有因且无可避免的本质。工人阶级开始接受基本的资产阶级主张：社会不平等最终是自然不平等的一种表现。

一旦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自然不平等的原则就会引起一种恐惧：害怕受到欺骗而失去自己自然和合法的阶级地位。对于这种威胁的恐惧同时来自上层和下层。工人阶级的疑虑不比他们的老板少。但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处于自己的自然地位之下的人们，他们可能同样会对自己享有的权利感到忌妒。

某些政治理论家现在会说：是的，是的，古老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工人阶级必须回答：团结则存！分裂则亡！但实际情况要微妙得多。我们身处迷宫之中。

自然不平等的原则是基于男人和女人的能力对他们进行评判。人们的能力显然各自不同，而能力的分配也不平等。在某些领域，我们甚至要承认那些处于下层阶级的人们反而要更优秀，比如，一个希腊人也许是比一个德国人更好的舞者；一个西班牙人也许是比一个荷兰人更好的吉他表演家。一个人在社会阶级中的地位是由他所在的特定社会和经济系统所需要的能力总和决定的。他不再被视为另一个人，一个由他自身经验环绕的独特中心，他仅仅被视为某些能力和需求的集合体。换句话说，他被视为一个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复合体。并且他将永远被如此看待，除非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被重新引入。

平等与人的能力或功能无关，而与对生命的重视有关。教会按照等级体系安排地狱和天堂。但为了使灵魂的观念具有说服力，就必须承认在上帝面前众人平等。卡拉马佐夫更进一步：如果所有人都没有得到拯救，一个人的救赎又何益之有呢？

只有涉及人在整体上是什么的时候，社会系统才能被公正或不公正地评判，否则仅仅只能说是相对有效的或是无效的评判。平等的原则是革命的原则，不仅因为它挑战了等级制度，也因为它坚决主张所有人都是同样完整的。反过来，如果承认不平等是必然的，那么就是变得碎片化，就是将一个人仅仅视为能力和需求的集合。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工人阶级承认移民本身的劣性，那么就很有可能降低自身在经济方面的需求，从而使得自身变得碎片化，并因此丧失自己的政治身份。当本土工人承认不平等是维系自己自尊的原则的时候，他实际上加强并且完成了社会已经施加在他身上的碎片化进程。

这样的情况将一直持续下去，这正是中了统治阶级的如意算盘。

第二种考量

大多数移民工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剥削没有政治意识。他们的思想很传统——不是来自天主教就是伊斯兰教。他们对于变化的期望，他们的人本主义，都汇聚成对个体和家庭成就的希望。他们在这里的时间太短，根本来不及了解他们能够如何变得政治化。雇主们清楚次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将会带来怎样的不便，因此他们计划不断地对外国劳动力进行“轮转”，这样就不会有工人待得太久。

但确实有极小一部分移民工人具有政治意识。有些时候这样的意识是他们在自己国家的受压迫经历造成的结果；有些时候这样的意识产生于他们的幻想破灭之时，当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掩藏在大都会国家表面下的本质。移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剥削，如果他对此具有政治觉悟，那么这些经历将成为移民间一种一致的经历。他的生活面对的几乎总是整个系统负面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步调便会变得相当大，比这个系统中的理论家们的思想步调要大得多。他们的处境非常脆弱，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在24小时内被驱逐出境。但是他们的处境又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因为他们与自己那些不具有政治意识的同胞们说着相同的语言，过着相同的生活。

这就是做出第二种考量的形势，这种考量是由官方工会做出的。

所有大都会国家的工会都曾经反对使用移民劳动力。他们害怕雇主们会以此作为压制工资的武器（他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件武器中的一个小零件）。尽管有工会的反对，移民劳动力还是越来越多地被带入了大都会国家。这迫使工会改变自己的策略，试着将外国工人吸纳为自己的成员。

移民有权加入现存的工会。在法国和瑞士，他们也许不能拥有一个正式的工会职位。在所有国家他们都被挡在政治活动之外——政治活动的构成是当局深思熟虑后的产物。在德国，大约百分之三十的移民工人加入了工会；在法国和瑞士，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十。无论是否加入工会，大多数的移民都对工会是否真的愿意或是有能力为他们的利益抗争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工会并没有解决他们最初的困境。（他们针对移民工人的策略没有理由比他们整体上狭隘的改良主义策略更全球化或是更激进。）他们宣称工人阶级是国际化的。他们要求同工同酬，并且在多数国家这都是法律规定的——尽管这些法律很容易被绕开，因为移民不清楚自己的权利，而如果他们没有证明文件的话，他们就根本没有权利可言。某些工会会使用主要的移民群体的语言发布文件。工会偶尔会支持移民发起的罢工行动。（工会对于移民会成为发起罢工的劳动力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他们几乎总是跟随正式的罢工。）工会呼吁提高移民的生活条件。但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从未能超越这种主张，移民工人属于他们离开的国家，因此他们不属于他们工作的国家。这使得工会在支撑这种主张的矛盾事实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我们需要将之称为一种主张（尽管本土工人和移民工人都接受这种主张）是因为属于一词在这个语境中是一种神秘化。

唯一可能超越这些矛盾的方式是，工会去为移民争取晋升的权利、参与政治行动的权利、依其所愿居留的权利、让他的家庭进入的权利，这样才能改变移民的下层地位。但这样做会使大多数工会成员感到不快，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相较于移民天然的优越性。这样做还会使得工会与政府和管理部门产生正面对抗，后者认为国家的经济利益（包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取决于正确利用移民劳动力的方式。

在实际过程中，工会的领导者没有为移民提出这些要求。它所考量的是别的方面。工会可以在这样的限制内继续剥削移民，不影响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外国人中间出现极端主义分子，工会组织将能够把他们孤立起来。

第三种考量

他很快就能存够钱。

他的女人依然忠诚于他。

他能够同时安排一些他的家人过来。

他一旦能在家乡挺直腰板就再也不用回到这里了。

他的身体健康能够支持住。

考虑移民工人的健康问题是很荒谬的，就好像他们也会像别人一样身体健康或是患有疾病。他们的职能，以及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标准完全不匹配。在法国，调查显示移民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比法国公民要高二到三倍。但这里对于精神疾病的分类值得怀疑。更科学的说法是，移民所承受的不安全感和烦恼是其他人的二到三倍。

一份来自日内瓦地下的报告

如今（1974年）的日内瓦是一个有25万居民的城镇。15年前它的人口数量是19.5万。日内瓦不是一个工业中心，它是各种文书工作的中心：合同、交易、计划、条约、协议、报告。这些文书工作的大部分来自以某种方式致力于国际合作和交流的组织，如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劳工组织等等。除了政府间的国际机构以外，这里同样有很多跨国公司和银行。日内瓦（也许比其他任何欧洲的城镇都更纯粹）是一个言语（words）的中心城市：写在报告和支票上的言语；用来阐释和被记录下来的口头言语。所有这些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有关，其中也有许多是送往世界各地的推荐信。在过去的15年中，言语的数量迅猛增长，相应地，城镇也在增长。

这种增长在原国际联盟大楼和新机场所在的北部地区尤其明显。新的办公楼、新的雇员公寓、新的商场、新的接待代表的酒店、新的公路和新的停车场大肆扩张，深入那些15年前曾经是树林和田野的地方。那时，雨雪会浸湿土地。如今，在新兴建的区域，排除废水的任务迫在眉睫。城镇北部现有的排水管和集水区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因此，日内瓦城和日内瓦州命令他们的工程部门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雄心勃勃并且十分具有革新性。它将持续增长的需求考虑在内：它考虑了污染的问题；它没有选择为此专门设计一套临时的解决方案，并且它也不怯于用纳税人的钱来投资这项工程。这个方案的预计成本是500万英镑。（实际的花费将远多于此。）在计划中提出的排水系统将不止应用于新的城郊地区，而将供整个湖右岸的城市区域使用。

在街道水平安装排水管将会使得交通秩序（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国际的）在几年内受到严重影响。这样还会使新建筑的建造更加困难——地下浅层将成为遍布管道和供给设施的网络。因此这个方案的设想是在地下30米或者更深的地方挖掘隧道。

其中一条隧道将在城镇下方穿越5公里，收集右岸产生的所有雨水和废水，然后将它们排入位于湖下的罗讷河。另一条隧道与第一条隧道平行，不过比第一条隧道长将近一半，这条隧道里包括了为新建筑和新办公楼（无数涉及世界范围的方案都在这些建筑中起草）搭设的输电线和电话线，以及总水管。每一条隧道的直径将达到3.6米。

挖掘隧道的工程开始于1971年6月，并将一直持续到1976年。挖掘隧道的空间限制了能够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即使在隧道里可以有三个人同时工作，总共的工作量也只够提供给100个人。大多数现在工作的人来自南斯拉夫，也有一些西班牙人和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人。在许多日内瓦的建筑工地里，大部分工人都是移民。在隧道里工作的全部是移民，只有两个工程师和其中一个工头是德国人。

工人中除了一个专业机械工和电工以外，所有人签的都是9个月的合同。当合同结束之后，工人们会回到他们波斯尼亚、安达卢西亚或是卡拉布里亚的村庄里，然后申请下一年到国际大都会地下挖隧道的机会。根据瑞士的法律，这些工人持有的居留证（A类型）不允许他们停留超过9个月的时间（尽管他们可以连续每年都来），也不可以将他们的家庭一起带来。在日内瓦工作的时候，他们住在属于建造隧道的瑞士私人承包商的木制工房里。

这个方案依靠的是地质学家的意见，它假定了几乎全部挖掘隧道的地方都是砂岩。对于制订隧道方案的人来说，砂岩是最理想的，因为它是岩石而非泥土，并且是一种不算很硬的岩石：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挖掘（针对泥土）或是爆破（针对坚硬的岩石），只需要一台旋转切削机、“一个掘进护盾”就可以钻透砂岩（一次轮班可以挖进10米）挖出隧道了。

遗憾的是，日内瓦的地质学家的预测出现了偏差，隧道在挖掘过程中遇到了湿土和扁砾石。这里只能用上铲子和手持的气钻，并且每向前挖进十米（现在可能要耗费一整个星期），就要把管道从隧道面上打进去十四米，然后注入固化用的化学药剂，抑制地下水涌出。如果地下水涌出来的话，它的流量可以达到每分钟120升。

这两种状况给地下工人提供了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与切削机一同在干燥的环境工作，或者选择使用气钻在潮湿的环境工作。与切削机一同工作对健康的损害更大，因为切削机作业会使得空气中充斥着浓重的粉尘。虽然工人们可以戴面具，但是工作的强度如此高，戴面具意味着氧气摄入量减少，从而导致心跳加速。除了坐在机器里的驾驶员有时候会戴面具以外就没有人戴了。长期吸入粉尘有导致硅肺病的危险。硅肺病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折磨着煤矿工人的普遍职业病。这种疾病是由通过吸入肺里并残留其中的细小二氧化硅颗粒引发的，它们会引起肺组织中淋巴的结节性病变。在被粉尘充斥着的环境中工作两年就足以引发这种疾病，并且一旦发病就无药可治。随着肺功能的不断衰竭，患者将彻底丧失行为能力。煤本身不含二氧化硅，但它通常存在于岩石的缝隙中。在砂岩（比如他们在日内瓦地下挖隧道时遇到的）的组成成分中，二氧化硅的含量高达百分之九十。

在潮湿的环境中工作的报酬更高，因为它造成的不适感更直接，并且用手来钻孔和清理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

工人们被分成七个或者八个一组。每一组里的人从不会是同一个国家的。在他们头顶上的是一座专事国际翻译的城镇，而他们自己之间却几乎一句话都不说。误会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好处是工作进程中工人间彼此都不怎么交谈。除了一个起重机驾驶员外，其他人的工作都不需要什么技巧，因此这些工人也都可以任意替换；他们的工作包括清理挖掘面上的泥土和岩石，保持传送带的畅通，需要的时候进行钻孔，开矿车在挖掘面和井底间往返，安装支撑以及连结隧道内部的铁制部件和网架，用软管将水泥注入网架中，挖土，装车运送，驾驶机器。每一组工人一次轮班的时间是8小时，一天三班轮替，施工进程一刻不停。

有一组工人拿到的是9个小时的工资，其中算入了一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但是没有人想在隧道里面吃饭。里面的空气太污浊了。（水泵和通风系统的运转都不正常，但每当传来要进行一次官方检查的消息时，它们就会被修补一下。）掘进护盾在钻孔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灰色的粉尘，这种粉尘如滑石粉一般细小，附着在皮肤上，头发里，通过鼻孔和喉咙，最终进入肺里。如果要走回井底通过梯子爬到地面上则会消耗太多的时间和体力。因此一个组的工人在8个小时的工作期间都不会真正地停下来休息。无论如何，工作进程快对他们是有利可图的。

本土工人拒绝以这么低的工资从事这种工作。移民之所以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挣出最多的钱。资方为额外的工作量发放奖金是不合法的。但总有办法能绕开法律。因此移民和承包商之间达成了（表面上）一致的利益诉求。一个人工作的速度越快，或是工作的环境越恶劣，他就能够获得一份小额的补偿金，这样他也就能存下更多的钱。对于承包商来说，工作完成得越快，利润率也就越高。一个隧道里的地下工人一个月能挣300英镑到350英镑。

他的工资的四分之一用于缴税、社会保险和工会的会费。（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他省吃俭用的话，一个月还能寄回家150英镑。有了这些存款，他想象自己正在改变着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在隧道里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陷在自己对于未来不同的憧憬里。这使得原本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疏离感变得更加严重。有时这还会导致工人忽视现状和自身的状况。

移民的处境否认了个体存在的几个方面。他不具有作为一个有性别的个体自然存在的权利，也不具有作为一个政治个体合法存在的权利。只要他在隧道里面工作，他的存在就处于一种默许的状态。

1973年年初，四个西班牙工人抗议要求改善工作环境，并且发起了一次为期半天的罢工，仅仅是他们自己。他们立即被解雇了。没有了工作，他们就失去了合法留在这个国家的权利。他们被迫回到西班牙。西班牙当局毫无疑问知晓了他们作为不良“极端分子”的记录。瑞士工会没有做出任何保护他们的举措。

不过，作为对西班牙工人行动的回应，一个由四人组成的调查组（其中包括一个工会的代表）前来对隧道中的工作环境进行调查。他们宣称工作环境是符合要求的。

同一年的通报单中显示（工人总数从没有超过一百人）有两名工人遇难，一名工人双腿粉碎性骨折（几个月后仍然住在医院中），一名工人脊柱严重受损，一名工人在一次爆破中丧失了听力，还有一些工人受了轻伤。

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有很多，空间狭小（举例来说，矿车和隧道两侧之间的空隙都不够一个人的位置），泥土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传送带上倒下来，有时候传送带就在工人头部的高度，昏暗的光线，噪声导致的听力困难，语言的障碍，身体和精神极度疲乏，混杂着汗水和湿气的脸上满是焦躁，操控机器时的粗心大意。

在这些直接原因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移民们唯一的动力是最大限度地挣钱以求改变自己的未来，或者说试图改变自己的未来。承包商关心的是如何最大化他们的利润。两者之间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出于不同的原因，两者都努力想要尽可能快地挖到隧道的另一头。对于移民来说，这种外来者的身份是消耗性的。（他不仅仅不熟悉工作中要操作的机器，相较于此前的生活来说，这里的一切事物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而对于承包商来说，移民则是可供消耗的。

工人们居住的工房属于承包商。房租和伙食费直接从工资里面扣除，并且会标记在工资单上。工房位于主井另一侧的城镇中。每一组工人都由属于公司的面包车运送往返于工房和隧道之间。交通免费。

工作结束之后，工人们可以使用竖井顶上的淋浴设施冲澡，但是这里只有冷水，如果要洗热水澡就得等回到工房之后。日内瓦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城镇，这段路程只需要十分钟。

工房的主楼（大约住了七十个人）有一间盥洗室，里面有7个热水龙头和17个冷水龙头，5间厕所和5间淋浴室（有热水）。

一个房间住四个人。房间长5.5米，宽4米。墙壁和天花板是木头的。冬天的供暖很充足。除了空间狭小以外，最主要的麻烦就是噪声，而由于工人们轮班导致的起床和睡觉时间不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即使在隔壁的房间听起来人声和脚步声也十分吵闹。

工作时工人们如同服役一般（应召服役、监禁），工作结束后又无法得到任何性方面的满足，因此睡觉也就是一种从时间中的解放了。睡眠成了一种积极的行为。

房间中的每一个居住者都有一张床，一个小金属衣柜（宽40厘米，是木制衣柜的一半，他的手提箱放在衣柜的顶上），两个小架子，他可以在床周围的墙上和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属于他的角落）贴上自己喜欢的图片。

床位的租金是每晚50便士（相当于3.60瑞士法郎）。床单每两周换一次。除了星期日以外，房间都是由三个女人（两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南斯拉夫人）打扫的，她们的工作是经营食堂，还有为工房提供日常服务。

楼里有一个厨房，人们可以在那里给自己做饭然后吃掉。他们的食物可以存放在上锁的碗橱里——就像自己住的房间中的衣柜那样。

楼里还有一个足以容纳100人的食堂。午餐的价格是80便士（相当于5.70瑞士法郎），早餐（咖啡和面包）是22便士，晚餐是70便士。食堂的一角有一台电视。几乎没有哪个隧道工人的法语能够达到看懂电视的水平。和电视对着的角落有一个柜台，那里出售啤酒、红酒、香烟、洗衣粉、剃须刀片。

对于住在工房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休息的时间太长就是一种浪费。他们用为数不多的时间睡觉、洗衣服、写信。

十个人里面有九个已经结了婚。少数年轻人会在星期日休息的时候进城，他们更愿意立刻把钱花掉。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住的房间就是打发空闲时间的主要场所。其他房间的人会过来聊天或是听听别人说话。（陷入沉默的时候他们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通常一个房间的四个人中会有一个人有一台便携式留声机。他们把在自己的省会买来的唱片放上去播。有时候他们会跟着一起唱或者一边听一边打牌。而多数时候虽然他们坐在一起，每个人却都沉浸在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或是对过去的回忆中。

那些有足够体力在隧道中工作的工人都不想在存够钱之前离开隧道——这一般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他知道相较于他的许多同胞来说，他的处境已经算是不错了。每年，在工作九个月之后他都必须回到自己的国家。通常承包商愿意在他重新申请的时候再次雇用他。但是当他再次进入瑞士的时候，他必须再参加一次体检，无论是第一次进入的移民还是已经进入多次的移民都是如此。他总是害怕下一次体检的时候自己会因为肺部X射线的阴影而被拒绝入境……

对移民们来说，当下的现实中只有工作和工作带来的疲劳。空闲时间令他感到陌生，因为这样的时间总会迫使他意识到，那些他仍然相信属于他真正生活的一切事物和他的距离是多么的遥远。除了现在的工作和自己的努力奋斗以外，他生活中其余的事物都简化成了一系列与过去和未来、他的价值与希望联系在一起的图景。这些图景是他生命中的里程碑，但它们都处于停滞状态，它们没有向前发展。（经济不发达带来的后果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它们无法向前发展的原因在于这超出了他的能力所及。而他只有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工作当中才能克服由此产生的挫败感，因为他相信只要努力存钱，总有一天他能够让这些图景再次变得鲜活起来。一旦他停下工作，脑海中的图景就又停滞不动了。并且它们还以一种可怕的形式变化着。他感到这些图景还有他此前的人生都在迅速地穿越空间，就像星星在往不同的方向逐渐远去，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工作是唯一能使他从这种感受中解脱出来的方法。

一个意大利人：白天我有工作要做，有工友们在身边。

我就一直想着我能挣多少钱，然后不停地工作。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家人。但当工作结束之后到了星期日，我就会感到简直如同身处地狱一般。

怎么个身处地狱？

在地狱里面问路是很困难的。如果它的地形很简单，人们会走到空旷的郊野，躺在宽阔的河流的岸边。

然后呢？

一般来说，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时间感受就像是一个环绕在自己周围同时又存在于自身之内的空间。就像计量外部时间的方式（小时、天数、季节、年份）是建立在太阳系的基础上的，每个人自己的时间观念也是一个围绕着太阳或者自我意识的核心建立起来的旋转系统。也许可以用一个圆圈来代表一个人对于生命的时间所感受到的空间。

这个圆圈任何时候都充斥着过去、当下和未来。一个人无法将自己和任何一个单独的时间点联系在一起，因为时间是具有连续性的。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也许是，当一个人自己说出这些话时，是对“我”这个词最无效的陈述。在这个圆圈内，过去以被埋藏的独立记忆的形式存在，未来以恐惧和希望的形式存在，当下在发生的时刻进入圆圈，并且立刻与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这三种形式融合在一起，通过人在那一时刻行动的意愿体现出来。这样的意愿带着过去的影响，存在于当下，朝向一个未来。但要形成这样的融合，构成他生命的时间中过去和未来的元素都需要不受约束。举例来说，一种恐惧障碍可能会限制它们，并且使得这种恐惧障碍的受害者无法在当下跟从自己的意愿行动。

除了恐惧障碍之外，外部环境也会扰乱正常的进程。比如蒙受损失。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亲友离世的时候。一个人的生命走到了终点。无论是自发还是被动，都不再有任何行动的可能性。唯有死亡的沉寂。也许沉寂意味着平和，但在生命刚刚结束的时候，这种不变性是可怕的。并且这种不变性在日后回看的时候依旧如此。已经结束的生命不能再被改变。丧失亲友的人返回去再次经历他在离开的生命中占据的那部分过往。如果他能像原本经历的那样再次经历这段过往，他也许就能够体验那已经结束的生命仍然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当丧失亲友的人回到过去的时候，他们永远不可能彻底忘记是什么促使他们回到过去——为了预示一次死亡的到来。过去的未来被剥夺了，那未来就是如今的当下。丧失亲友的人想要与已经逝去的人分享过去的经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自己的过去也被束缚住了。这样一来，就好像过去的元素将整个圆圈环绕了起来，未来的元素退去了，所有与当下的直接接触都丧失了。当下的生活对我毫无意义。

过去就像是一堵墙，阻止当下进入生命的时间，或者，即使当下穿越过去进入了时间之中，它也立即转化成过去的表达方式。他所见到的一切事物都令他记起那些他再也无法见到的事物，而这些令他想起的事物而非他所见到的事物成了实际的经验。假设他已经度过了为亲友哀悼的时期。未来再次变得可能，当下也显现出来，它们一同将过去拖出一成不变的泥潭。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意愿再次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的复原并非环境变化产生的结果。死亡是不可逆转的。它是生命的时间最终接受死亡并且被死亡环绕的结果，失去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失去是最终的结果。（至少在我们特定的理性层面看来如此，现在还不是进一步探讨的时候。）缺席（absence）可以被认为是暂时的。相较于丧失亲友带来的悲痛而言，忍受强迫性的缺席对于意愿的摧毁更加彻底。监禁是缺席的极端情况。犯人要承受缺席造成的双重痛苦。他想念的一切事物对他而言都是缺席的。反过来，对于所有这些事物而言，它们也都缺失了他的存在。他无法得到他想念的事物，并且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但缺席还不是最终的失去。他的刑期终有结束的一天。他可以想象自己将会怎样与缺席的事物重逢。这是希望的来源，也是监禁的暴力核心所在。他也许会在对过去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待中逐渐开始生活，直到过去与未来变得无法区分，直到他期待着在未来释放的那一刻他将与所有过去的事物重逢。监禁被设计成对于当下的绝对否认。犯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当下身处的刑期，以其改变自身，从而超越监禁对于当下的否认。（这样的做法对于有良知的犯人或者政治犯来说更容易些，因为致使他们遭受监禁的原因更明确。）如果犯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的过去和未来也许就会将当下彻底阻挡在外。

事件会发生，事物会发展，但它们都不会进入他生命的时间。他活在那些当下对他来说的身外之物中，那些不属于他的事物。如果这些事物近在咫尺，就在监狱之中，人们会说他被体制化了。如果它们太遥远了，人们会说他疯了。

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必须试着去重新建立起接受当下的习惯。但是这种“自由的”当下也许会令他感到困惑，因为这与他想象中的基于过去的图景并不一致。在他被监禁的日子里，外面的生活还在继续，而他自己已经改变了。第二点也许会更加令他感到不安。他自身的变化发生在一个他所体验到的、外在于他的当下（他被监禁在里面的时间），他不理解这些变化，他认为自己被施加了某些事物。（这一点他是对的。）他试图检验自己和这个世界——以他自己的表达方式在两者间重新建立一种紧迫的一致性，这可能意味着另一次“犯罪”。他成了一个惯犯：一个被困在自己的静止时间中的人——只有在打破静止的短暂时刻才能够得到解救。他成了监禁制度的产品，而这监禁如今变成了无期徒刑，无论是否身处牢房之中。上面的图示不再是隐喻性的，而变成了切切实实的。

大多数19世纪的移民都是永久性的。有些时候移民会和没有随他们一起前来的家人保持联系。但这样的离开与死亡无异。并且在一段时间的悲痛过后，他自己还有留在家乡的亲人都会认为他是作为另一个生命个体存在于一个遥远的新国家。

如今的临时移民工人过的是一种没有围墙的监禁生活。

在某些工房，管理人员曾经试图禁止移民工人把他们的手提箱放在睡觉的房间的地板上，因为这会使得房间很杂乱。工人们对此强烈抗议，有时甚至到了罢工的地步。这些手提箱里装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财产，不是放在衣柜里的衣服，也不是那些钉在墙上的照片，而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视之为如护身法宝一般的物品。每一个手提箱（无论是用锁锁上还是用绳子捆住）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记忆所在。他们要捍卫自己留下手提箱的权利。

他很年轻，还没有结婚。他起晚了，仔细地洗漱，刮胡子，穿好衣服。他只穿上从城市里买的衣服：剪裁利落的西装，和衬衫颜色一样的大领带，带有锯齿形花纹的袜子，金色轮子样式的袖扣。他把手帕叠好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多数的星期日，他会和两个朋友一起搭公交车去市中心。这样的外出就像是为他们日后的表演所做的排练。表演是在他有了车之后开着车回到自己的村庄的时候，是他成为对这座城市了若指掌的人的时候，是他不再住在工房里而有了自己的公寓、居留证和一份电话号码清单的时候，是他决定和一位自己国家的女孩结婚并把她带到这座大都会的时候，他们只会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不像他的父母那样子女成群。他再一次对着水池上面污渍斑斑的镜子整理自己胸前口袋中的手帕。

在服役期间，移民工人要面对两种当下：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他的工作时间是有报酬的。随着工时的积累他的工资随之积累。但是这些当下的时间并没有融入他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中。在工作本身的过程中，他的意愿被降到了最低。工作的时间安排会推动着他工作。不过随着不断地积累，他将会在未来得到机会，而这些机会将会进入他生命的时间中。

如果一个人把他多年在国外工作的经历看作一场独角戏，那么这是一场由他选择的独角戏，里面包含着他的意愿。但在这场独角戏中，当下的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是由不属于他的交换单位组成的。一段时间后，他会把这些积累（金钱——时间）换成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会给他带来希望，但这同时也会让他感到恐惧，害怕自己熬不到交换的那一天。

工作的时候，他活在那些当下对他来说的身外之物中。这样的经历与许多本土工人是相似的。区别在于，移民工人打卡下班之后并没有重新回到自己的当下中。

他在自己枕头上方九英寸的墙上钉了一枚钉子。钉子上挂了一个闹钟。闹钟会在上班前的一个半小时把他叫醒。闹钟的周围是一圈许愿画，二十个一丝不挂、毫不羞耻的女人。他的祷告词是有朝一日一展自己的男性雄风。他发誓一刻都不会忘记现在的女人是什么样的。这些图片都是从大都会出版的海报和杂志里面找来的。照片里面的女人和任何一个与他说过话的女人都不一样。她们的乳房和阴部一览无余，赤裸裸地发出性行为的邀请，就像印刷这些图片时那般直截了当。

为了未来在当下做出牺牲是一种必要的人类行为——它属于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各个时代中的各种故事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他的故事与第一个旅行者的故事一样古老。为了自己家庭的未来而存钱是最初的资本主义伦理的基础，它被规定为自我救助的责任。19世纪流传着无数讲述这一准则的道德故事。

为未来做出牺牲是以延续为前提的，不一定是一个人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样的牺牲也许会涉及牺牲一个人自己的生命），但要是一个人所相信的价值。现在做出牺牲是因为确信这些牺牲在未来是会得到回报的。事实上，做出牺牲使得传统在未来的延续似乎有了保障。传统的内容变化了：对上帝旨意的宗教信仰，对家庭财富的希望，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革命必要性的坚持。但这些都根植于一种延续的观念，并且所有这些都从中寻求确认。

移民工人牺牲当下以换取未来，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对于是否能够延续感到困惑。他所经历的和见证的几乎一切事物都无法确保他的牺牲是有价值的。只有在他以自己工作的时间作为交换单位换取酬劳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来说，他才会明白他以怎样的方式被迫做了这些事情。同时，他又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无法得到确认的处境中。

确实，他至少还有一份公司中的工作，以及同样是移民的同胞们的支持。虽然他们住在一起，但他们并不活在同一个当下中。在聊起过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最近的。为了保持对自己的决定的信念，每个人都必须要描绘出一个自己确信的未来。并且每一天他都要无数次在脑海中描绘这幅图景。只有在这幅图景中他才能获得确认。为了描绘未来他要回到过去。移民工人的特征不是为了未来牺牲当下，而是他的处境使得他当下牺牲的价值得不到肯定。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处境与监禁很相似。

工作结束之后他换掉衣服。其他人的工服都挂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些衣服就代表着工作——当它们被遗弃后，一个人留在衣服上的痕迹就只剩下汗水的味道。挂衣服的房间中永远弥漫着的汗水的味道是一种冰冷的味道。有时他会在穿工服的时候颤抖，它们期待着他努力工作。当他脱下工服的时候，他想象中的未来也随之而去。

晚上在工房度过的时间里，他会穿上在家里穿的衣服——一件袍子，一件彩色衬衫，一双光着脚穿的拖鞋，一顶无边便帽，也许再加一条羊毛围巾。衣服的折痕、花纹，还有合身的程度处处透露着过去的痕迹，这也是一种从物理上与当下隔离开的方式。

他们已经吃过饭了，但还没打算上床睡觉。他们围着房间中心的桌子坐下来，房间中唯一的一扇窗户在墙上很高的位置。窗户没有装窗帘，它太高了，根本没法向外看。窗户是开着的，但房间中依然很热。夜间交通的噪声从窗户传进房间里。他们在码头上工作，把正在整修的船舱清空。一个人在抱怨他的肩膀疼。大多数的晚上他都会这么抱怨。接下来是持续了将近十分钟的沉默。他们中最年长的人看了看手表，然后宣布现在是他们的喝牛奶时间了。他（其中最年轻的人）走出房间去准备牛奶。煤气炉在走廊的尽头，旁边是盥洗室，他把牛奶倒进一口煮锅里面。然后从煤气炉已经冷掉的烤箱里取出六个玻璃杯。每个玻璃杯上都印有他们的首都剪影的金色徽章。他仔细地看着以防牛奶煮沸。在他把牛奶倒出来之前，他在每个玻璃杯里放上一把勺子，防止玻璃杯因为高温破裂。接下来他用一个红棕色的托盘把装满牛奶的玻璃杯端回房间，在每个人面前摆上一杯。与此同时，年长的人会把一个带有浮雕花纹的用来装糖的碗放到桌子中间。人们会轮流传递糖碗，每个人在自己的牛奶里加上两勺或者三勺糖，然后搅拌。最年轻的人在喝下去之前，会满怀感激地闻一闻牛奶。每个人都慢慢地啜饮着甜牛奶。然后他们又聊起天来。

那个晚上最年长的人开始讲起了他的母亲。接下来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的母亲。

日子就像电线杆一样过去了。

休息时间不能用来交换任何未来的事物。它存在于一种外在的当下中（就和工作时间一样），但同时也是没有意义的、纯粹的否定。他试图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于是他通过和别人交谈过去来填补这样的时间。他把这些琐碎的事务想象成工作的时间，假装可以用交换单位来衡量它，但这样的假装并不起作用。看听不懂的电视节目，去火车站等待火车进站，玩游戏（因为游戏能够创造出它们自身独立的当下），坐着想象未来，唱歌。

音乐控制了当下，它将当下分割开来，用它们建造起一座通向生命的时间的桥梁。听歌的人和唱歌的人借助音乐的意愿从中找到他们已经失去的融合在一起的过去、当下和未来。只要音乐一直持续，他就能够在桥上前行或者后退。

当音乐停止之后，他就又感受不到当下的意义了。就好像一个人感到自己已经死去或是被判了死刑一般。

而在一周的工作结束到了星期日的时候，则又如同地狱一般。

其他的事实也与造成这样的感受有关。语言的障碍使他无法与别人进行自然的交流。本土人拒绝以平等的身份看待他，否认他在当下的存在，使他不得不在过去中寻求慰藉。他的生活条件是羞辱性的。他的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但我认为，他内心的经历会揭示出所有曾经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行为。

与那些不是移民工人的数百万人的经历相比，他内心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更加极端而已。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相信自己在选择自己的生活的人，他经历的是工业消费社会的几代人不必费力做出选择而逐渐经历的过程。他是我们的制度的产物——它们以暴力的方式转变了他。它们不需要转变我们。我们已经是它们中的一部分了。

某一次夜班结束之后的清晨，他望向一个街道的角落。几个城市的居民还在那里。公交车依然开得飞快，白天的交通拥堵时段还没有到来。有些被清洗过的道路还是潮湿的。他是在走回自己的床上吗？他是在清扫街道吗？他是在打卡上白天的班吗？他抬起头，看到一座四层建筑屋顶的一角有一个巨大的鸟的剪影——巨只鸟一定是被人用手臂举着的，不只是用一只手举着。第二只鸟从一个烟筒后面闪现出来。

那是从穿过铁路站场的河里飞来的鸭子，它们落在了屋顶的一角，下面是大写的“OMEGA”字样的霓虹灯。这幅景象——巨大的鸟落在屋顶上，使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愉快，他从未想到会在城市中见到这样的景象。在一年一次的返乡到来之前的那几个月里，这种愉快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在清晨的那一刻，当公交车依然开得飞快的时候，剩下四个月的一百二十天就好像只有两个月的六十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