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照片

今天早晨从越南来的消息并没有成为新闻的大标题。报纸上只说美国空军继续执行轰炸越南北部的政策。据报载，昨天共出动270架次飞机进行空袭。

在这则报道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其他的讯息。前天，美国空军发动了本月最骇人的空袭。到目前为止，这个月所投的炸弹比其他类似战争同期投弹量都多。在这些空袭的炸弹之中，有几颗是7吨重的超级巨弹，每一颗超级炸弹的威力足以破坏大约8000平方米的地面。除了这些巨弹，尚有各式各样攻击人的炸弹被投出。例如有一种装满了塑胶倒刺的炸弹，会卡在人体内使人皮开肉绽，即便使用X光也无法探测出来。另外一种名叫“蜘蛛”，是一种像手榴弹似的小炸弹，藏有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约30厘米长的触手，若是碰到这些触手，就可引爆炸弹。这些炸弹被撒在受过猛烈轰炸的地面上，企图炸死那些跑去灭火或救助伤亡者的侥幸生还者。

今天的报纸没有刊载越南战场上的照片，可是有一张唐纳德·麦卡林（Donald MaCullin）于1968年在顺化（Hue）拍摄的照片，大可以和今早的报道联系在一起（请参阅麦卡林的《破坏之事》[The Destruction Business, London,1972]）。照片拍摄的内容是一个怀里抱着小孩蹲着的老人，这张黑白照片中的两个人都受伤流了许多血。

大约自去年起，某些发行量大的报纸已经开始刊载战争的照片了，早先这些照片可能因为太残忍而被查禁。或许有人会如此解释这一进程：这些报纸业已意识到，大多数读者现在已经领悟了战争的可怕，而且想要知道真相。相反，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报纸相信读者对于残忍的画面已经习以为常，所以现在只好以更煽情的画面来招徕眼球。

第一种论点或许太理想化，而第二个则显然是太具讽刺意味。报纸上现在都刊载战争的照片，然而除了极少的情况下，这种照片所造成的视觉效果并不如从前我们想象的那样。像《周日时报》（Sunday Times），一边继续刊载关于越南或北爱尔兰的骇人照片，一边却支持造成这种暴力的政策。这就是为何我们要问：这样的照片究竟有何作用？

许多人或许会说，这样的照片强烈地提醒我们：在抽象的政治理论底下，在伤亡人口的统计数字或新闻快报的背后，藏有不可忽视的事实，一场经历过的现实。他们也可以继续说，这样的照片像是印在一道黑幕上，对于想忘记或拒绝去面对的事实，这道黑幕会让我们与之隔离。他们认为麦卡林的摄影像是一双我们无法合上的眼睛，但是，这些照片使我们看见了什么呢？

这些照片唤醒了我们。用来形容它们的最确切的词是“醒目”。我们被它们抓住了（我知道有些人会对这些照片视而不见，但这些人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在我们看这些照片时，他人的痛苦瞬间吞没了我们。我们不是感到绝望，就是义愤填膺。绝望承载他人之痛至无可奈何之境，义愤则要求行动。我们试着从照片中探出头来，回到自己的生活中。而当我们这样做时，对比是如此的强烈，对照之前所见到的悲惨景象，回归我们的生活显得异常的不合时宜。

麦卡林最典型的照片记录下了突如其来的悲痛的时刻————例如恐怖、创伤、死亡、哀号等。这些时刻其实和通常的时间是绝对不连续的。知道这些时刻可能发生而且预期它们的来临，这使得前线的时间与我们其他的时间经验区分开来。相机使某个时刻孤立出来，而那个时刻的经验亦使自身孤立出来，后者的运作并不比前者更少暴力性质。“扣动扳机”，运用在手枪与相机上，显示出一处超越纯机械层次的关联。相机所抓住的影像包含着双重的暴力，二者共同强化了同一种对比：被拍摄的瞬间与其他瞬间的对比。

当我们从拍摄的瞬间探出头来，游回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我们以为这种中断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其实，对拍照那个时刻的所有反应注定是不适当的。那些亲身处于照片景象中的人，那些握着垂死者的手或为伤者止血的人，对“那个时刻”的看法，和我们所见的不同，而且他们的反应也和我们截然不同。任何人都不可能面对着“那个时刻”陷入冥想，看完这种照片之后也不会表现得更坚强。麦卡林的“注视”是件危险又活泼的事，他在一张照片下方讽刺地写着：“使用相机和牙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同。那只是工具罢了。”

战争照片可能包含的矛盾，现在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人们通常认为，这种照片的目的是要唤醒我们的关切。最极端的例子————如同麦卡林大部分的作品————展示出痛苦的时刻，以便唤起最大的关切。这样的时刻，不论有没有被拍摄下来，和其他所有时刻都是不连续的。它们独立存在。可是，那些被震慑的读者可能会逐渐地把这种不连续感受当成道德感的不安。一旦如此，读者的震惊感也会被驱散：意识到自身道德上的缺憾对他所造成的震撼力，可能不下于战争中的罪行所给予他的。他或许会将这种不安像一件平常事般甩开，或者会采取一种救赎行为————其中最单纯的例子就是捐款给国际慈善组织（OXFAM）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在这两种可能性之下，造成那种悲痛时刻的战争实际上都会被显著地非政治化。照片变成了人类普遍境况的一项证据。它指控所有的人，同时又没指控任何人。

此类与被拍摄下来的悲痛时刻相面对的情况，可能会遮蔽一种范围更广、更紧急的对质。通常，我们看得到的战争都是直接或间接以“我们”之名开打的战争。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让我们害怕。下一步我们需要面对的应该是我们本身缺乏的政治自由。在现存的政治制度下，人们并没有法定的机会，可以有效地影响那些以我们的名义所发起的战争行径。了解这一点并且接着采取行动，才是唯一回应照片中的景象的有效方法。然而，被拍摄下来的时刻所包含的双重暴力的运作却和这种现实化途径背道而驰。这也就是那些照片可以被刊出来而不受惩罚的原因。

197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