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归江上路：文求堂书店

东京专卖汉籍的文求堂书店，已经消失半个多世纪了。

我最早得知这个名字，是二〇一六年六月初在神保町的原书房，收购了一批京都大学保田清教授（1913—1999）的旧藏。这批藏书中多是梁启超、冯友兰、胡适、谢无量等人的民国老版著作，其中也有若干和本，包括朱熹《中庸章句》和《大学章句》单行本各一册，为昭和四年（1929）文求堂书店根据璜川吴氏仿宋刻本影印，从底本、用纸到印刷都很精良，每页密密麻麻，都是保田教授的红笔点断和黑笔批注。

几星期后，去东京古书会馆参加一年一度的“七夕入札会”，拍品预展上又看到昭和十年（1935）文求堂印的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函五册线装。这套书当年仅印三百部，虽然已经有了些虫蛀，起拍价仍是十万日元。文求堂的出版物除了学术著作外，还有《蒙古语会话》《广东语入门》《官话北京事情》等实用小书。这家当年东京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学书店，虽然早已湮没，但其遗事仍然散落各处，雪泥鸿爪，待人摭拾。

一

根据郭沫若（1892—1978）自传第三部《革命春秋》，他在文求堂书店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实属无奈之举。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共分裂，国民党大规模清党，一时间腥风血雨。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撰文批评蒋介石“罪恶书不胜书”，不久逃亡日本。旅日十年，郭沫若主要靠卖文为生，十分高产，他曾经“花了六个铜板，买了一部日本版的《易经》……费了六天工夫，便写成了那篇《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可谓文思泉涌。

人在异乡，获取资料并不方便。一九二八年他在寻找罗振玉（1866—1940，号雪堂）的著作时，走进了文求堂书店。郭依稀记得十多年前的留学时代，还在本乡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时，他就来过这里。当年矮小的日式平房被黑色三层大理石西式建筑取代，屋脊的中式造型“看起来有些异样，仿佛中国的当铺”。郭沫若所说的文求堂的店铺位于本乡一丁目六番地。

店里面“卖的中国书真是多，两壁高齐屋顶的书架上塞满着书，大都是线装的。两旁的书摊和一些小书架上也堆满着书，大都是洋装的”，古今中外、新旧和洋夹杂的布局，正是昭和前期特殊的时代氛围。“靠后左边是账台，右边横放着一张餐桌，备顾客休息。后壁正中有一道通往内室的门，在那两侧有玻璃书橱，也装满着书。”在餐桌后面坐着的，是当时五十多岁的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字子祥，号救堂），“没有什么血色的面孔作三角形，两耳稍稍向外坦出，看来是经过一种日本式的封建趣味所洗练过的”。虽然其貌不扬，但田中“对于中国的版本却有丰富的知识，在这一方面他可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大约在日本人中，但凡研究日本学问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位田中救堂”。

那天表明来意后，田中很快帮郭沫若找到了石印本《殷虚书契考释》，开价十二圆。由于囊中羞涩，郭提出要将身上仅有的六圆钱作抵押，把书借回去看一两天。田中犹豫了一番后婉拒，但告诉郭最好去小石川区的东洋文库借阅，那里应有尽有。说完，他还将在东洋文库工作的熟人介绍给郭。通过田中的引导，郭沫若得以接触东洋文库等处的材料，学问开始突飞猛进。

两三年后再去找田中庆太郎时，郭沫若已经不是为了买书而是卖书。当时他和日本妻子安娜一家七口的经济状况更趋恶化：国内创造社的钱不再按时寄来，汇率波动之下，他在中国发表的文章，稿费兑换不了多少日元。无奈之下，郭沫若只好再次走进文求堂：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一部《两周金文辞大系》，费了两年的工夫研究出来的成果，写信给商务印书馆求售，遭了拒绝。没有办法，只好去求东京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却只肯给我三百圆的版税。我嫌少了一点，因为那本书是很难望再版的。老板说：要晓得啦，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啦。这话虽然有点伤我的尊严，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软弱的要害。自己虽然迟疑了半个月，然而毕竟还是抱了那部书去换了三百圆老头票到手。从此，我的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连二地在日本印出了。

田中不愧是经常从中国进口古籍的，随口就换算出日元三百圆等于中国钱九百多块。平心而论，这笔钱不算少，当时傅抱石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担任书记，也不过月领薪水六十圆。田中支付的版税相当于国民政府一个中高级外交官半年的收入。后来郭沫若也承认，这笔钱“使我能在日本立足，识我于稠人之中，那不能不说救堂是个世故很深而具有锐利眼光的人”。

据其他人的记载，田中庆太郎对流亡时期的郭可谓百般照顾。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1902—1980）说，自己在第一高等学校当教师时，经常事先给文求堂打电话预定店内吃的盒饭，有时郭氏也在店内，主人就邀请两人一起去“天满佐”大快朵颐，这样的事情有好多次。另一位日本学者增井经夫（1907—1995）也说：“先生侨居日本的十年间，交游并不那么广……郭先生最经常出入的，是文求堂书店。那一时期，我每次到文求堂去，郭先生几乎总是坐在客席上。我常常坐在他的近旁，同他长时间地闲谈。先生始终保持着刚强的神态。”

郭流亡时居住在千叶县市川，离东京市区二十多公里。除了房租低廉的考虑外，也是为了不引人注意。一九一〇年“大逆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对“赤化分子”的监视异常严密。郭沫若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外国人，自然成为便衣警察重点关照的对象。“日本警视厅常到文求堂去，向主人一一查问郭氏的动向，文求堂主人一概都设法给庇护过去了。战争开始后，郭氏对文求堂主人什么都没说，就将太太、儿子留在这里，自己秘密地独自回国了。他走之后，主人对郭氏的行为也是能够理解的。”

二

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究竟是像郭沫若自传所描述的，仅仅是个商人？还是如长泽、增井所说的，是郭氏的恩人？对于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回国后态度的巨大变化，尤其是殷尘（1914—1955，真名金祖同，郭之弟子）在《郭沫若归国秘记》中对田中“气量小”“满肚子怀着鬼胎”“把钱看得很重”“具有一般日本人的小家气”“一个侵略主义者的信徒”之类的酷评，不少日本人闻之错愕，用伊藤虎丸（1927—2003）的话说：“郭先生回国之后，却有时表示对田中先生不满，至少据说如此，这当时就使日本方面的有关人感到难以理解。”

一九五一年田中去世后，留下了二百多封郭沫若的私信，起于一九三一年六月，终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它们在田中女婿增井经夫手里一存三十多年，直到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马良春研究员、广岛大学伊藤虎丸教授才开始整理。一九九七年，《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出版，比起掺杂个人感情的回忆录，这批原始档案无疑是还原两人关系的最佳材料。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文求堂出版之前，郭氏与田中的关系就很亲密。一九三一年九月，郭氏在信中写道：“顷颇欲决心于中国文学史之述作，拟分为三部，商周秦汉为一部，魏晋六朝隋唐为一部，宋元明清为一部。期于一二年内次第成书。此书如成，需要必多。特憾家计无着，不识有何良策见教否？”很明显，郭沫若是希望田中预支其稿费。虽然找不到田中的回信，但从郭氏一个月后“诸蒙厚待，衷心感谢”的句子推断，至少是满足了部分要求。这样的情况非一次两次，回国那年郭氏还因为债主催逼，询问田中“再预支三百元，未识便否？”

田中庆太郎还为郭氏的妻弟佐藤俊男来东京求职提供过帮助，在店里招待过其妻及长子，赠毛笔、杂志，还有暑衣数件。更令人讶异的是，田中还偶尔扮演郭沫若的研究助理角色，为其去上野图书馆摹写《古玉群谱》中的玉雕全佩图，抄录陈奂《毛诗传疏》中《小戎》篇“蒙伐有苑”句之疏文，与河井仙郎、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接洽制作他们藏品的拓片，并将店里的《周礼正义》《籀範》等书借给郭参考。

旅日十年间，郭沫若的九部考古学著作全部由文求堂书店出版。在殷尘笔下，郭氏曾经“带着思虑和愤怒的样子”向弟子抱怨，这些书出版时，田中从来没给他登过广告，没做过任何宣传，书的销路完全是靠“郭鼎堂”三个字。实际情况如何呢？一九三三年六月份的上海《申报》上有这么一则广告：

郭沫若新著考古学书三种

文学家郭沫若自译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更潜心于甲骨学之专门研究，近在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新著三种：

（一）《金文丛考》（八元二角五分）

（二）《金文余释之余》（二元七角五分）

（三）《卜辞通纂》（十三元二角）

其《金文丛考》中，如《传统思想考》、《新出土三器释》，均有精湛之考释。《卜辞通纂》为治甲骨学之总集，均为我国治此学者所当参考。现由本埠四马路现代书局代售，书到无多，欲购宜从速。

次年一月八日，该报又刊登广告一则：“郭沫若氏自息影文坛后，即蛰居海外从事考古，去岁出版《卜辞通纂》等巨著四种，于我国文化上有重大贡献。其新著《古代铭刻汇考》现已出版……考释极为精详……全书分装三册，连史纸影印，实售六元六角上海四马路现代书局代售。”正是借助田中庆太郎的关系网和销售渠道，郭沫若不但研究条件得到基本满足，还能与国内学界保持密切联系。

以鲁迅（1881—1936）为例，除了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青铜器研究要纂》日译本、一九三七年五月的《殷契粹编》以外（那时鲁迅已过世），他将郭沫若在文求堂出的甲骨文著作照单全收。这些书大多通过内山书店购入，往往文求堂书店印好后十天左右，新书就已经到达上海，再过几天就摆在鲁迅的书架上了。

结合《申报》以及鲁迅日记的记录，可确定郭氏后来对田中的控诉不太可信，长泽、增井的说法更接近实情。因为在日期间经济压力大，郭沫若埋怨出版社不够意思的情况不止这一次。一九三三年年初，郭沫若曾向生活书店老板邹韬奋（1895—1944）接洽出版自传，开口索要版税每千字二十元，而且要预支一半，“生活书店因价过昂，允考虑；郭因是颇不满意于邹韬奋，谓文字上纵不捧场，经济上也应帮忙云”。

田中庆太郎对郭氏之照顾，纯粹是因为钦佩后者之学问。否则他不可能让自己最钟爱的次子田中震二（1911—1936）拜郭沫若为师，随郭氏一起遍访日藏殷墟甲骨。为什么郭沫若要刻意掩盖他与“子祥先生”的私人关系呢？除了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开战、“四万万人多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因素以外，恐怕也与政治环境的变化有关。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全面拥抱社会主义阵营。翌年，《革命春秋》在海燕书店出版，当时拥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头衔的郭沫若，强调自己与文求堂老板仅是顾客与商人的关系，无疑在政治上最为保险。至于在东京共同赏春，“步《岚之歌》韵，赋狂歌一首”，“相对素心人，神游话悠久”的情愫，终究还是不说为妙。

但私底下，郭沫若对于田中也不无愧疚。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率团访问日本，在近三周的时间里受到热情招待。期间郭沫若曾独自赴神奈川县叶山高德寺祭奠老友。当时田中的遗孀田中岭在场迎接，两人皆泪洒墓前。“我对郭氏的敬佩之处是，在他来日的百忙之中，还特意赴叶山，到文求堂主人的墓前表示敬意。”后来得知此事的长泽规矩也评价道。

三

文久元年（1861），文求堂书店创业于京都寺町街四条北边路西，原本是皇室御用书店，店名“文求”，乃年号“文久”的谐音。江户末年日本内忧外患，尊王攘夷论随之兴起，文求堂出版维新派的著作，为之推波助澜。二代目田中治兵卫还以书店为据点，照顾各方维新志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的驻德公使、内务大臣品川弥二郎（1843—1900）。

明治维新后，文求堂改售各种清国刻本，兼营和刻本。京都大学教授神田喜一郎（1897—1984）查阅祖父神田香岩（1854—1918）一八八七年的日记，发现嗜好汉诗的祖父，曾在文求堂买到过当时正流行的清朝“嘉道六家”诗集，包括吴嵩梁《香苏山诗钞》、孙原湘《天真阁集》等。迁都后京都书店业萎靡不振，一九〇一年文求堂将店址迁到东京。

田中庆太郎出生于一八八〇年，年轻时就读于东京外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是著名书志学家岛田翰（1879—1915）的同班同学。岛田博闻强识，精于版本目录学，著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勘》等，其最重要的事迹是帮助三菱老板岩崎弥之助（1851—1908）买下湖州人陆心源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藏书，建起静嘉堂文库。

内藤湖南（1866—1934）回忆：“光绪末年，中国各省的提学使十余人来到日本，其中还有几位校勘学的大家，却都被岛田很是戏弄了一番。”这种说法真实性暂且存疑，但从这位精通版本的岛田那里，田中肯定受益匪浅，据中国学者的记录，两人也曾合作从中华民国买入汉籍。岛田后来因试图偷窃金泽文库旧藏《文选集注》古写本而遭到警方逮捕，斯文扫地，在狱中自杀身亡，田中拾掇老友遗稿十二篇，集结成《访余录》出版。

大学期间，东京日本桥街上有一家专卖汉籍的书店青木嵩山堂，田中庆太郎经常去那里看中文书。暑假回京都时，他向父亲建议，不妨效仿该店老板青木恒三郎，从上海试着进口些石印本、铅印本新书，看看有没有销路。不久后从上海江左书林邮购的一批新汉籍，成为文求堂书店涉足中国图书业的开始。

一九〇一年大学毕业前夕，田中庆太郎第一次来到中国，游历了上海、苏州、杭州等地，饱览美景的同时，钻进一些书店“胡乱地买了一些杂书。不可思议的是，我将这些杂书带回日本后，不管什么全部卖出去了”。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北京，“非常吃惊于北京有那么多的书店”。

一九〇三年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来日本考察学政时，二月二十三日曾“过文求堂，购《御览》《左氏传》《六典》，均佳”，三天之后又来，“得至大《中州集》、影宋钞《杨诚斋集》，与岩村子功写册叶”，可见田中的选书眼光独到，店里时有珍品。

此后田中庆太郎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一九〇八年更是在北京购置房产，一住就是三年。刚开始，他自忖对中国古书的版本不够熟悉，所以拿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书日夜研读，与傅增湘等中国版本目录学家来往，出入琉璃厂各书肆，大量购买古籍、书画、碑帖邮寄回日本。

在读贵州人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时，田中发现此书被后人随意增删，各个版本袭缪沿讹，几丧本真，干脆自己花三个多月时间校勘诸本，并补辑莫氏未见之版本，一九〇九年二月排成铅字，在北京德兴堂印字局出版。出人意料的是，书问世后大受欢迎，初印几百部顷刻售罄，后来又被上海扫叶山房、国学扶轮社多次重印。湖南藏书家叶德辉（1864—1927）记载：“莫批为苏州书估侯驼子借抄，流传至京师，遂为厂甸秘笈……日本书估田中庆于宣统初得其本，以活字版印行，颇获大利。今沪上、京师已三次覆印矣。”说的便是此事。

在书热销那年秋天，消息灵通的田中得知敦煌发现了藏经洞，从那里回来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正在北京休整，田中就与罗振玉、王式通、董康、曹元忠等人登门拜访。当天的情形，十一月田中以“救堂生”的笔名在北京的日本人杂志《燕尘》上发表《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写道：

伯希和氏系年仅三十之青年绅士，颇具学者气象。会晤之际，伯希和氏不以西洋语，而以流畅之北京语交谈，并介绍其友人夏巴奈与曼托罗，欢谈甚洽。

伯希和氏为研究清国西陲之地理古迹，于前年从本国出发，经俄属中亚细亚，进入新疆。滞留库车八月，乌鲁木齐二月，吐鲁番数周，继续其研究。于乌鲁木齐听闻敦煌石室之事，遂经巴里坤、哈密至西安。知州某赠古写本一卷，系唐写本无疑，便于去年冬日至敦煌，滞留三月，终获三危山下石室所藏之写经与他物。

法国人当天只向众人展示了随身携带的几十件古文书，可件件“皆惊心骇目之贵重品，为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经刻文、唐拓本等，纸质不离黄麻、白麻、楮纸三种”，其内容包括《老子化胡经》《尚书·顾命》残页等。田中略带矜持地评价“鄙以为此乃学术上之大发现也”，罗振玉则当场“诧为奇宝”。

《燕尘》上的这篇文章发表十二天后，日本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同时刊发《敦煌石室的发现物》，日本学界这才知道敦煌宝藏之存在。除了莫高窟以外，清末民初，欧美各国探险队蜂拥至中国边疆，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西域文书渐出，作为日本最早目睹敦煌出土文献的人，田中庆太郎之后应当有所行动。但这类跨国文物买卖行为游走于中国政府法律规定的灰色地带，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只能从蛛丝马迹中稍为推知。

一九二二年，旅居日本的俄国学者聂历山（Nikolai A. Nevsky, 1892—1937）委托敦煌学家、文求堂常客石滨纯太郎（1888—1968）道：“顷欲于自宅中研究西夏文，君若有暇，还望劳烦顺路去文求堂打听下有无西夏文书，拜托拜托。”很有可能，当时田中并没有将这类文物信息刊载于《文求堂书目》中，所以聂历山才需要托熟人私下询问。

在北京那几年，田中的版本目录学功力突飞猛进，日积月累之下，逐渐锻炼出了“看汉籍的天头地角，便可以认出书籍的好坏”的锐利眼光。对于这个少年老成的日本书商，当时在琉璃厂通学斋书店当店员的孙殿起（1894—1958）印象深刻：

日本东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清光绪末叶，每年必至我国北京，搜罗书画法帖一次或两次……是时我国学者，多喜读集部书，故对于府州县志，无人过问；厂肆志书，多被他人买去。普通本以罗计，每罗一文明杖高，仅售现银一圆。其他善本稀见者，如《三关四镇志》，价亦相当低廉。其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并经常托文友堂代搜《永乐大典》，每册现银壹佰元，购去数十册；并介贵阳陈崧山（田）庋藏明板书数十箱，其中明人集类居多数，全部捆载而去。此外旧本小说曲谱，亦多为他人购去。至我国商务印书馆以及各图书馆，购买志书、小说、曲谱者，皆在其后。

田中庆太郎以手杖为单位买地方志的轶事流传甚广，张涵锐也有类似记载。贵州人陈田（1849—1921），专治明代文学，著有《明诗纪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仓皇离京，藏书经北京文友堂的中介，以三千五百金全部卖给文求堂，时人感叹“以视近年书价，直不可同日而语”。

四

一九一二年，田中庆太郎从北京回国。那年既是中华民国元年，又是日本大正元年，同为改元之年，两国的国运却天差地别，这从文物流动的方向便可窥见。刚三十出头的田中占据天时地利，人称“本乡鬼谷子”，凡古籍、书画、古砚皆有所涉猎，一举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古籍东渡的弄潮儿。北京琉璃厂一带的书肆自不必论，上海的中国书店、蟫隐庐、博古斋、来青阁、汉文涧等，也一直与文求堂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来自北京的旧版书，来自上海的石印本、铅印本，日本的和刻本，文求堂贩售的书日益可观。这从大正二年一月的《文求堂唐本目录》中可窥知一二。目录上以清刊本和明刊本居多，后者包括南监本《后汉书》、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郑晓《吾学编》、陈建《皇明通记》等。更引人注目的是宋版书，如著名的南宋绍兴年间“眉山七史”（有学者认为其刻于杭州而非眉山），文求堂仅缺其中《梁书》一种而已。

单套书的价格一般在十圆以下，初印本、宣纸印本会提价到几十圆，标价几百圆的往往是珍品。至于上千圆的书，翻遍目录，仅有宋版《史记集解》一部而已。此部书一匣十四册，为南宋绍兴庚申年（1140）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本，原本一百三十卷，仅存五十八卷，标价一千五百圆。再翻阅二月的《文求堂唐本书目》，已经不见此书的条目，买走此书的是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说宋元板》一文中，他在讲到宋元版书的避讳问题时，提到一句：“从我自己的藏书中，根据年号明确的本子来考察，可以知道当朝天子的讳是不缺笔的。从家藏绍兴年间板的《毛诗正义》以及《史记集解》来看，高宗的构字并不缺笔。”说的便是这部天价书。由书首题记可知，此书早在室町幕府时代便传至日本，曾先后被井井居士、岛田重礼收藏。

在得到此书之前，湖南已经收入一部竹添光鸿手装、北宋小字刊本《史记集解》六十九卷，据尾崎康的统计，此乃日本目前除佛经外仅存的十部北宋版书之一。得到这两部宋版《史记集解》后，湖南先是特制一枚印章“宝马盦”，后又写下《恭仁山庄四宝诗》七绝四首书赠田中庆太郎，诗曰：

奇篇只合属吾曹，岂许老伧论价高。

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

一九二九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双鉴楼主人傅增湘（1872—1949）访问日本，调查中国古籍。十月底，他慕名来到京都府南郊加茂町瓶原村的恭仁山庄，内藤湖南亲自为傅氏备茶，尽出唐钞宋椠共同品鉴，除了《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抄本、《满清纪事》日本活字本、《夷氛闻记》抄本外，最贵重的就是这部绍兴版《史记集解》了。傅氏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描述完了此部书的版式后，接着鉴定其为南宋版无疑：

每叶钤“兰陵家藏书籍”朱文印，为日本飞鸟井伯爵故物。

按：此本铁画银钩，字体雕工与瞿氏藏周易相类，是南渡初建本之精者。又，此书行款前后不同，或有因此致疑者。然以余所见，宋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半叶十行十八字，卷十五以后则为每行十九字。又见元刊《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半叶十二行二十一至二十四字，卷三以后有十三行十四行不等，并有缩至十一行者。宋元本间有如此者，不足怪也。

现藏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的《清三朝实录》，据学生神田信夫说，也是内藤湖南一九一三年从文求堂购入的，当时的价格是三百圆。据内藤湖南自述，这部编年体史书是江户时代随唐船来日的旧抄本，文化四年（1807）由村山芝坞、永根冰斋二人刊刻。

五

田中庆太郎从北京总共收购了二十册《永乐大典》，五册辗转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十五册归东洋文库，“进入中华民国，关于清朝掌故类的书籍如满文、蒙文的书籍，在清朝时非常贵的《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等类，一时间价格都降了下来。当时我还不傻，知道这必定是一时的现象，就搜集购买了不少这些便宜的书……再以几倍的价钱卖出去，也还是便宜”。田中总结出一个规律：学术潮流和政治变革会影响书价，古书店必须在最恰当的时机买入。

在一九一七年发表在《史林》杂志上的一篇考证《宪台通记》的文章中，内藤湖南提道：“数年前，现任中国大理院院长董康氏侨居京都吉田山时，带来了十六七册从北京书肆买到的《永乐大典》，分给了我、京都帝国大学、其他大图书馆及个别学者。之后，东京文求堂也从北京弄到了几本，最后都被富冈谦藏氏收藏。我从董康氏那里也分得一册，为两卷装订在一起。”

携《永乐大典》到日本的董康（1867—1948），字授经，江苏武进人，清末进士，著有《书舶庸谈》，并编纂有《民法亲属继承两编修正案》《集成刑事证据法》等。辛亥革命后，董康、罗振玉、王国维三人先后流亡日本，与京都学派诸君关系密切。董康的本业是法律，也酷爱藏书，专收戏曲小说，鉴于一九一一年以后东京“旧书价之昂贵，等于厂肆。东邦古刻，俗所称五山版者，其价尤倍于宋椠”，在日期间他为筹措资金，时常倒卖书籍，与岛田翰志同道合。两人不但相互交换藏书，还曾“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纵观古刹旧家之藏”，一个多月后方尽兴而回。

北洋政府成立后董康回国，官至司法总长，人称“董大理”。一九二六年他被孙传芳购捕，避居日本半年，每天都在宫内厅图书寮、尊经阁文库、内阁文库等地调查古籍善本，居间牵桥搭线的多是田中庆太郎。时任东洋文库长石田幹之助回忆，“在田中先生处相遇最多的……外国方面，有中国的董授经先生”。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董康的日记中有“田中约至（东京）大学赤门前杏花楼晚餐”的记录。当天到场的，还有内藤湖南及其学生稻叶岩吉（1876—1940），四人畅饮至深夜方散。

一九三七年，董康落水与日本人合作，任华北伪政权司法委员会委员长。八年后日本战败，他被国民政府逮捕下狱，后保外就医，八十一岁时病死于北平家中。二〇一四年，北京大学花高价从日本回购的大仓文库两万册，其中不少是董氏诵芬室的旧藏，因为经济问题卖给大仓喜八郎。鲁迅是颇看不上这类行径，曾评价董康不过因复刻古本而闻名，“算不得学者”。

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与文求堂亦有渊源，两人都曾在此出书。大哥鲁迅较早，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云：“收文求堂印《鲁迅小说选集》版税日金五十。”同年六月二日又有“得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信”的记录。

一九三四年八月周作人访日期间，经郭沫若介绍认识田中庆太郎。十七日上午，周“同耀辰往文求堂，访田中君。未几，郭沫若君亦来，同往千驮木町田中宅，即旧森氏观潮楼也。午在大学前‘钵の木’洋食，田中氏夫妇为主人”。这里的耀辰，指的徐祖正（1895—1978），“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与周氏兄弟过从甚密。后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创立东方语言文学系，徐氏亦受聘为该系教授。森氏，则是日本著名小说家森鸥外（1862—1922）。三十年代中期田中在东京有两处高级房产，经济上想必颇为宽裕。

翌日，田中再度邀请周作人来文求堂书店看书，并约定两天后一起拜访中村不折（1868—1943）。中村是东京书道博物馆的创始人，其私人藏品囊括甲骨、先秦青铜器与敦煌、吐鲁番写本。郭沫若在做甲骨研究时，从中村那里求得不少拓片。二十日那天，周作人和田中庆太郎、徐祖正一起去中村不折家参观，受到热情接待，主人“以所印汉魏写经一帖见赠”。周与田中那几天的相处想必很融洽，因为几年后文求堂书店就编辑出版了中文版的《周作人随笔抄》。

即使是未曾谋面的同行，田中也有求必应。一九三二年，目录学家陈乃乾（1896—1971）—他后来主持标点了中华书局版的《三国志》—还在上海文明书局当编辑，他在阅览当年的《文求堂书目》时，发现其中有中国已经失传的蔡幼学《育德堂外制》五卷，为南宋初年刊大字初印本，不禁欣喜若狂。但因该书一千五百日元的价格实在太高，陈氏只好致信田中庆太郎，请求借阅此书校勘并影印，利润双方对分。三个月后六册书抵沪，田中附信道：“先生既为流通学术而影印，弟不敢贪酬，愿得二十部足矣！”

六

文求堂的第一次经营危机，发生在一九二三年。那年九月一日，日本爆发关东大地震，单是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一处，就有七十六万册图书被烧毁，其中包括德国梵学家麦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uller,1823—1900）的全部藏书、五台山本朝鲜《李朝实录》以及《满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西藏文大藏经》等等。文求堂也难逃一劫，辛苦搜集的所有的书籍和字画都付之一炬。

重建书店时，田中庆太郎毅然决定放弃传统的木质结构，改用钢筋混凝土建筑，店铺和住宅一体，这就是后来二战时连燃烧弹都未能摧毁的新店。与周边的日式建筑相比，新楼鲜明的中式风格多少有些鹤立鸡群，尤其是屋顶醒目的绿琉璃瓦。“《大清会典》规定，只有亲王府才有资格用绿琉璃瓦，”当时在东大攻读中国法律史的仁井田陞（1904—1966）看到后评论道，“如果是在清国这么做的话，这在清律里属于‘越分僭用’罪，是要被笞杖五十下的。”

地震过后，损失惨重的田中一度暂时放弃经营善本古书，改从上海大量输入新印中文书。由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社的新书价格低廉、需求量大，因此收到很多订单。“从资本收回、资金流动的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是我经营最成功的，因为程度相对低等的书籍比高等的书籍更容易收回资本。”

业务能力炉火纯青的庆太郎，将继承家业的期望寄托在次子田中震二身上。震二毕业于第一高等学校，很早就跟随郭沫若学习中文及历史，他聪明机敏，还翻译了郭的《青铜器研究要纂》，为文求堂《支那学翻译丛书》第一种。震二的译者序和附注广泛引用王国维（1877—1927）、梅原末治（1893—1983）、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等学者的最新成果，俨然学者风范。可惜这似乎是他留在世上的唯一文字。

一九三六年八月，年仅二十六岁的震二因病去世这对田中打击极大。两年多后，他在《羽陵余蟫》的附记中写道：“六月六日完成此书时，已是深夜，本乡区的街道，万物寂静。难以入眠，独坐桌旁……依稀中仿佛听到亡儿震二的声音。”他明白自己必须振作，从家业继承的大局出发，改让长子乾郎（1910—1952）克绍箕裘。一九三七年文求堂出版《简易日中对话》一书时，有细心记者注意到“出版人”一栏上，名字已经换成了田中乾郎。

一九三八年六月，乾郎被父亲派往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这里也是他的出生地。乾郎在鲍家街一带住了两年多，像父亲一样出入于大小书肆，见习版本目录学知识。因为北京话地道，一九四〇年八月，东大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访华时，由田中乾郎担任翻译。

在北京期间，乾郎曾花了一周时间，观摩在琉璃厂街角文昌殿举办的一场古籍拍卖会。根据他的记录，从中午开始买家们进场，浏览露天摆放的拍品，并将写有书号、书名和愿出价格的入扎清单交给买受人，每人一张纸，上面可记多部书。至五点整入扎截止，一张张地唱票、计价，价高者胜，晚上七点天黑才收摊。乾郎指出，这种中式拍卖效率实在太低，大半天折腾下来，仅拍出五十部。

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东京文求堂书店里说中文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时荷兰外交家、后以狄公案系列侦探小说成名的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867）来东京公使馆工作。高罗佩回忆自己刚去文求堂时：“我的日语还说不好，但是同他（田中）却可以用北京话对谈，因而感到非常的愉快。”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军入侵荷兰的消息传来，田中打电话邀高罗佩来店里看一部新到的明版书，“看过之后，又经他邀请去日本餐厅……我当时只知吃饭，事后想起来才明白，他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做的”。

高罗佩虽不是科班出身，但研究古琴、长臂猿及房中术皆有所成，日本学者对他印象深刻。长泽规矩也回忆这位身材高大的外交官“日语讲得好，北京话也说得好，还会弹中国琴。在酒席上和着三味线琴唱俗曲，唱的净是些下流的歌，也不知是谁教给他的”。当时在店里帮忙端茶倒水的三子田中壮吉（1921—）则记得，高罗佩每天和父亲嘻嘻哈哈时，嘴里经常蹦出从日本歌舞伎那里学来的俚俗词汇，“地道的东京下町艺人们说的方言，想回答都很为难”。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的晚上，高罗佩最后一次来到文求堂，当时日荷两国已宣战，荷兰外交官即将离开。那晚下着大雨，他既没有打伞，也没脱被雨淋湿的外套，坐在门口与田中庆太郎谈了五分钟，“荷兰与日本交往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局势发展到了如今的地步，实在遗憾”。说完坐汽车匆匆离去。离开日本后，高罗佩先在荷兰军中服务，后辗转来到国民政府陪都，在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中任职。一九五一年他再度回到日本时，文求堂已经物是人非了。

在战争后期，大部分日本人连温饱都成问题，更没有余力再购买书籍。为了支撑战争，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公布《价格等统制令》，加紧对各类物资的管控，东京古书组合也成了统一管制的对象。翌年警视厅又颁布了更为严厉的《自肃自戒古书籍基准贩卖价格表》，并直接导致《日本古书通信》从一九四一年十月停刊到一九五七年初。田中庆太郎虽年逾耳顺，还是以自己多年人脉上下疏通，得到同僚的一致肯定，当选全国古书籍组合联合会会长。文求堂的日常工作，则落到回国的三代目乾郎肩上。

熬过了最困难时期的文求堂，却在战争结束六七年后连续遭到打击。先是一九五一年，七十二岁的田中庆太郎因病去世。次年，田中乾郎也在四十二岁的壮年身亡。三子田中壮吉成长于战时，不具备汉籍版本目录学知识，不适合运营书店。最后的希望落在田中女婿增井经夫身上，但立志于中国史研究的他却决定赴金泽大学任教。

受战争和家庭变故的影响，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求堂新收书目》从线装铅字排印本改成简陋的手写油印本，字迹细小歪斜，看上去窘迫不堪。苦苦支撑到一九五四年初，延续了九十多年的文求堂书店，终于不得不关门歇业。三月十五日到十六日，书店在神田小川町东京古书会馆举办“展观即卖会”，将最后两千多部库存销售一空。沿用了三十多年的店面也转卖给天理教教会，百年老店草草落幕。

新中国成立之初管制书籍出口，日本传统的中国古书经营方法，本来就难以为继。古籍影印之后成为日本汉籍传播的主流模式。长江后浪推前浪，和同类书店比，文求堂因为老板的古道热肠而格外令人怀念。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郭沫若冒着春雪拜访田中家，回到市川住所后手书明信片一枚表示感谢，结尾云：

相对一尊酒，难浇万斛愁。

乍惊清貌损，顿感泪痕幽。

举世谁青眼，吾生憾白头。

人归江上路，冰雪满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