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评埃曼努尔·米勒的《战争神经官能症》 爱德华·格罗夫的《恐惧与勇气》[405]

这两本书，其中一本记载了由几位调查人员进行的关于战争神经官能症的详细临床研究，另一本则是关于同一主题非常“科普式”的鼓舞士气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两本书是互补的。《战争神经官能症》的几位作者探讨的是个案历史和使用催眠与药物手段的效果，而格罗夫博士关心的是战争士气，尤其是平民的士气这个更广泛的话题。两本书的不幸是它们成书于现在这波空袭之前，而这场空袭或许动摇了空袭预防措施原本当作依据的心理学设想。

《战争神经官能症》所反映的最主要的事实是要区分不同程度的失常很困难。诈病、“弹震症”、脑震荡和常见的胆怯很难去辨别。大部分材料来自1914年至1918年那场战争，那时候的做法是，除非有明确的身体损伤，否则所有“弹震症”案例都被一视同仁地认为是在诈病。从军事角度看这么做或许是对的，因为如果“弹震症”被视为战斗受伤并成为离开前线的正当理由，大家都知道很快它就会变得更加普遍。因此，医生在战争时期对心理创伤的态度非常冷漠无情。《战争神经官能症》列出的案例表明，右臂突然瘫痪的士兵或许遭受了比怯懦的伪装更复杂的痛苦。许多人的瘫痪或耳聋或种种症状在战争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没有痊愈，有时候这些症状会等到病人完全脱离危险之后才出现，背后的原因经常是早前与战争不相干的失常。有一位军官在庆祝他获得英勇勋章的晚宴上突然病倒，然后瘫痪多年。最后人们发现在他作出英勇行为差不多同一时候，他在炮火下拒绝救助一名伤兵。背后的原因是常见的弗洛伊德式的神经官能症，或许它的真正起因是罪恶感。这样的情况显然非常普遍，而且在战争时期无法得到适当的照料。1922年国防部成立的弹震症调查委员会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这本书的附录里提供了摘录），认为许多身体健康的人在精神上不适合参战，应该尽可能提早从军队里除名。但这个建议似乎没有被采纳，除了在英国空军和美国海军之中。陆军依然以每个人都同样勇敢或同样懦弱为指导思想进行征兵工作。无疑，这是民主的做法，但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折磨，并影响了作战效率。

《战争神经官能症》的作者描写的是个体，几乎没有去关注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层面。格罗夫博士超越了个体的层面。开头的几个章节很啰嗦，讲述了间谍狂热、如何在空袭时保持冷静等话题，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陷入了对战争目标的讨论，然后热烈地为英国辩护。他这么做无疑是正确的。战争士气与政治密不可分。像英国的正规军这样的雇佣军士兵或许非常勇敢，但那是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传统能够代替战争目标。平民士兵必须对他所为之奋战的事物怀有信仰，不然的话他就会陷于崩溃。结论似乎就是：一个国家要成为军事强国，要么必须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雇佣军，要么有合理的社会体系。格罗夫博士顺带提到在西班牙内战中，“弹震症”的比例很低。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或许值得进一步调查。事实上，在西班牙内战的头一年半，政府军的士兵几乎都怀有强烈的政治信念。而且那段时期政府军这边几乎没有听说有逃兵，而佛朗哥的军队那边则经常有士兵逃跑。对战争神经官能症和战争目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或许会比对各种用药在歇斯底里病人身上疗效如何的最详细研究更有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