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评弗朗兹·霍勒林的《保卫者》，拉沃生译本；阿尔弗雷德·纽曼的《人民之友》，诺拉·维登布兰克伯爵夫人译本[13]

虽然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它总是制造出如此相似的情况，有时你单凭经验法则就能够可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每一次左翼革命你都可以肯定温和派迟早会推翻极端主义者，并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暴政，它要比革命所摧毁的旧的暴政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镇压巴黎公社是《人民之友》的主题，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无疑要比拿破仑三世的王朝好一些，却以现代最血腥的屠杀开始其七十年的统治。奇怪的是，这次屠杀在英国人的回忆里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无疑是因为被屠杀的都是平民。我不知道有哪一本英文小说在描写巴黎公社，而这本书的译本从英文的角度看存在着缺陷，以为普通读者很了解巴黎公社的情况。

虽然故事里面有真实的人物——布朗基[14]、罗什福尔[15]、克莱孟梭[16]和不是很有必要的魏尔伦[17]——但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在革命时期，这个矛盾总是以最尖锐的形式出现。故事的主人公，如果他可以被称为主人公的话，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名叫皮埃尔·卡格农克，是典型的巴黎浪荡子，高喊着“甘必大[18]万岁！”开始了革命生涯，并骄傲地凿掉商店橱窗上象征帝国的“N”字母，几个月后成为巴黎公社恐怖的检察官拉乌·里果[19]的政治密探。皮埃尔一直在职责与道义之间进退两难。他爱上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年轻女士，她岁数比他大，是法国皇室的一位部长的情妇。当然，大家都认为她准备阴谋反对共和国和巴黎公社，皮埃尔一被发现和她的关系就被分配了最卑鄙的任务：对她实施监视。他知道她是无辜的，但他只能通过阳奉阴违的方式去保护她。直到他死去时——被梯也尔[20]的士兵从脑后开枪，这些士兵总是先开枪再提问——他才开始认识到革命的忠诚总是意味着放弃道义，而他的英雄里果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其实就是一个恶棍。

作者只是陈述了革命与生俱来的道德困境，没有尝试去解决这个难题。民主只有在变得不民主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虽然巴黎公社确实杀了不少人，并由那些残酷无情的人充当领袖，他们准备好了实施白色恐怖和政治间谍活动，却似乎犯下了过于温和的错误。他们没有查封法兰西银行，而且从来没有好好利用过人质。在他们绝望的时刻，一方面得对抗梯也尔，另一方面得对抗普鲁士人，代表们经过争论后通过了一则动议，反对单独囚禁政治犯，因为“那正是我们要抗争的事情”。但是，巴黎公社并不是因为过于人道而失败的，不管怎样，它都不可能生存下去，无论它如何挣扎，它一直带有就像是一艘沉船或一个死囚牢那样的病态的吸引力。如果你对那个时期和它的风云人物有所了解，这本书会带给你悲剧的感觉。但对于一个英国读者来说，它的缺点在于政治背景被视为理所当然应该有所了解的事情。但不幸的是，很少有英国人知道菲利克斯·比亚特[21]是谁或布朗基如何与马克思产生分歧。巴黎围城的惨绝人寰困境，以气球为岗哨，城里的人吃大象和老鼠充饥（棕老鼠一只卖2法郎50生丁，黑老鼠的售价稍低），这些虽然对于法国人来说只是陈年旧事，但如果有过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英文小说的话会更加感人。

另一本历史小说《保卫者》要比《人民之友》写得更好，但它未能做到同样的超脱。它描写了1934年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灭绝行动，这件事情刚刚发生而且富有争议，无法成为真正的悲剧。巴黎公社仍留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它是一个现代事件，通过照片的形式得以记录，却又是在很遥远的从前发生的，回忆的时候不会带着愤怒的情绪。1934年的维也纳大屠杀就不是这样，它是过去十年的肮脏历史中最愚蠢和最卑鄙的暴行之一。霍勒林先生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角度进行描写。在1934年，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真心相信和平演变，并以他们在市政选举中的成功作为这一想法的佐证。他们被保安武装和其它妄图建立“父权”独裁体制的反动力量一步步逼到发起暴动的地步。他们的领袖有着和民主体制的政客一样的缺陷，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他们进行抵抗。最后，政府废除了宪法，阻止议会召开大会，逮捕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领导人，并将保安武装调到维也纳，声言要“进行清洗”。数千名信奉社会主义的普通士兵挖出他们填埋的武器，并抵抗了几天，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捍卫共和国。极端爱国主义者和天主教保安武装在墨索里尼的资助下用大炮将他们炸得粉碎，而这么一来，他们消灭了与纳粹政权进行斗争的唯一的盟友。

《保卫者》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党员”，和一个与旧贵族出身的男爵订婚的中产家庭的女孩有过短暂的恋情。但是，最让人同情和最有趣的人物是一个臃肿的交响乐团鼓手，有着敏锐思想和英勇情怀的胖子，但大腹便便的形象让他无法成为一个被严肃对待的人物。那个男爵是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一个政府里面的小官员，他的性格更加复杂，是上一次战争的遗民。那场战争的恐怖从未远离他的回忆，而这件事是年轻一代无法理解的，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图享乐的人。他渴望摆脱政治，回到他的乡村别墅，回到古老的封建生活，呆在那间有小教堂和葡萄园的城堡里，虽然他隐约意识到纳粹分子、天主教法西斯分子还有社会主义者正将那种生活摧毁。作为社会主义者绝望的斗争的背景写照，书里有一间咖啡厅，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知识分子——音乐家、作家和律师——在那里聚会，他们失去了经济基础，无所事事，只会吵架、做爱、讨酒喝和谈论业已消失的“战前”维也纳。霍勒林先生对所有这些人都抱以同情，就像对待社会主义者们一样，但这就是如今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中立。纳粹分子、保安武装和天主教政客也有他们的观点，但对于所有关心民主的人来说，要表明这一点为时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