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评乔治·萧伯纳的《武装与人》[111]

《武装与人》第一次上演是在1894年，当时萧伯纳38岁，正处于戏剧创作生涯的高峰期。这或许是他所写过的最机智而且在技巧上最无可挑剔的戏剧，虽然是一部非常轻松的戏剧，却发人深省。但在大体探讨这部戏剧之前，我必须先尽量简短地探讨它的主题和情节。

简而言之，《武装与人》是对军事的荣耀和战士的浪漫的无情揭露。故事发生在保加利亚这个巴尔干小国——当然，地方色彩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那些故事也可以发生在英国、德国或美国——当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保加利亚获胜。女主人公莱娜是一个浪漫的年轻女孩，在第一幕的开头听说自己的恋人瑟吉奥斯·萨拉诺夫在一场关键战役中一马当先率领所在的骑兵团突破敌军的机关枪阵。她自然感到十分自豪。她站在窗边，凝视着群山，梦想着她的恋人。这时候，被打败的塞尔维亚军队开始进城，保加利亚军队在追击他们。一个被追捕的男人顺着水管爬了上来，躲进了她的闺房。他的到来令莱娜违背了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爱国主义准则，帮他躲了起来，甚至当追捕他的人来搜查他时撒谎去保护他。但与他的短暂对话进一步彻底地打破了她的幻想。原来这个被追捕的男人是一名瑞士雇佣军人，名叫布兰济利上尉，是最无可救药的庸俗不堪的男人。他所说的话都在与莱娜耳濡目染的宣扬军事荣耀的思想唱反调。他告诉她所有的士兵都怕死，上阵三天的士兵会精神崩溃，像孩子那样号啕大哭，在战斗中，伙食比弹药更加重要。“只要去看看一个士兵的枪套和弹药匣就知道他是新丁还是老兵油子，”他说道。“新丁带的是手枪和子弹，而老兵油子带的是吃的。”但接着，更糟糕的幻灭发生了。原来布兰济利上尉就是塞尔维亚军队的机关枪营的指挥官，莱娜的恋人瑟吉奥斯英勇地率领骑兵团发起冲锋击溃的就是那个军营。他解释了为什么那次冲锋能获得胜利——那批机关枪所配备的弹药是错的，开不了火，要不然的话，没有一个骑兵能够活下来。因此，瑟吉奥斯其实是在阴差阳错之下赢下战斗的。在后面的剧情里，幻灭接踵而来。瑟吉奥斯，一个浪漫多情的男子，长着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挺翘的八字胡，就像拜伦的早期诗歌里的角色，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他告诉莱娜他视她为圣女，而他则是她的守护骑士，但莱娜刚一转身他就勾搭上了她的侍女。而莱娜原来也是一个习惯说谎的女人，并没有她挂在嘴边的那些高尚情操。所有的其他角色都是形形色色的伪装者。在戏剧的结尾，莱娜嫁给了那个庸俗的瑞士雇佣军人，他是第一个看透她浪漫的伪装下真实本性的男人。

萧伯纳是一位所谓的“主旨明确的作家”，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点出某个道德问题，无疑，《武装与人》比别的他在同一时期创作的作品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道德主旨仍然有阐明的必要。萧伯纳其实是在说战争虽然有时候是必须的，但它并不光荣浪漫。杀人与被杀并不是英勇的事迹，或如宣传人员所渲染的那么多姿多彩，而且赢得战争的人依靠的是科学的谋兵布阵而不是意气用事。在这部戏剧问世几乎五十年后，仍有必要去说出这番话，因为关于战争的浪漫看法仍然很顽固，经历了每一次幻灭之后仍会复苏过来。我观看过《武装与人》两次。第一次是在1918年，剧院里坐满了刚从法国前线回来的士兵。他们理解它的含义，因为他们的经历给了他们相同的教训。在剧中有一段话，布兰济利告诉莱娜骑兵队冲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就像是将一把豌豆扔到窗玻璃上：某人一马当先，身后跟着两三个骑兵，然后其他骑兵都到了。”莱娜想到她的恋人瑟吉奥斯就冲锋在骑兵团的最前面，十指紧扣，心醉神迷地说道：“是的，某人一马当先！英勇的骑兵里最勇敢的一个！”布兰济利说道：“啊，但你应该去看看那个可怜的家伙把马勒成什么样子！”听到这句话，那些头脑简单的士兵哄堂大笑，几乎把屋顶给掀翻了。我第二次观看这部戏剧是在1935年，地点是一座实验剧院，观众是更加高雅的群体。这一次布兰济利的台词没有引起笑声。战争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观众里没有几个人知道在战争中面对子弹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去研究萧伯纳在同一时期的其它戏剧，你会发现它们当中有的写得非常精彩——因为萧伯纳的早期戏剧作品都是技巧的杰作，没有一句不恰当的话或一个冗余的字眼——但今天读起来已经不再有新鲜感，因为在这些作品中他所抨击的错误观念再也没有人相信。甫一上演就激起轩然大波，或许比其它作品更加奠定萧伯纳的名声的戏剧是《华伦夫人的职业》。这部戏剧探讨的是卖淫，它的主旨是卖淫绝大部分是出于经济所迫。这个理念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是新思想，但现在每个人都读过马克思，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几乎不值一提。《鳏夫的房产》也是一样，它是对贫民窟地主所有制的抨击。贫民窟依然存在，仍然有人从中牟利，但至少没有人会认为这是正常而且正当的事情。又比如说一部稍晚的作品《约翰牛的另一座岛屿》。这部戏剧的讽刺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爱尔兰被英国统治，这种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卖花女》是萧伯纳最机智风趣的一部戏剧，围绕的中心是阶级差异，如今这种差异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强烈明显了。就连《巴巴拉少校》和《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的初次上演所造成的冲击也取决于正统的宗教信仰在当时比在今天的流传更为广泛。但是，我并不是想让你以为萧伯纳和法国的剧作家布里厄或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一样，将才华浪费在“揭露”过上几年就会自行消失的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弊端上。萧伯纳探讨的是总体性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问题。他对整个社会进行批判，而不仅仅是它的畸形状况。但是，有一个原因导致他早期的抨击失去了锋芒，而这引发了讽刺作家和政治作家的整体地位这个问题。

大体上说，萧伯纳是一个揭露弊端的作家，所谓的“惊世骇俗者”。显然，你只能在有什么事情可以揭露的时候才能写出成功的作品。萧伯纳以他机智的语言作为跳板，而背景则是顽固势利和自命正义的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他就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和创作。萧伯纳生于1856年，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英国，除了他与生俱来的才华之外，他之所以特别适合嘲讽英国社会，是因为他是爱尔兰人，能够以局外人的目光去观察它，而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则做不到。英国人的两大劣根性是伪善和愚笨，当时如是，现在亦如是。但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社会与当今社会的区别在于，它更加自信，更加庸俗，更加坦诚地贪得无厌。我们所说的“开明人士”在当时要少得多。阶级特权更有保障，没有值得重视的左翼政党，普及教育和廉价报纸还没有形成全面的影响，艺术与文学在十九世纪初期与欧洲失去了接触，在当时还没有恢复。维多利亚时期末的英国对于一个讽刺作家来说是创作的绝好素材。事实上，萧伯纳不是这类作家的第一个。在他的几部戏剧的序言里，他探讨了自己的文学师承，虽然他承认挪威戏剧名家易卜生对他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似乎觉得英国小说家萨缪尔·巴特勒的影响更深，早在几十年前他就持与萧伯纳本人同样的立场对英国社会进行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的作品未能赢得广大读者，直到死后才得到承认。萧伯纳比他晚生二十年，但直到年近四旬仍然籍籍无名，但在他活着的时候成为了同时代最具知名度的文坛人物。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一部分原因在于时机。巴特勒的伟大作品《众生之路》在1905年前后甫一出版就被誉为杰作，但如果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实际创作的时候出版的话，或许会以失败而告终。萧伯纳碰巧生活在庞大的维多利亚社会依然存在，像以往一样宏伟自得，但几年后就分崩离析的时期。他在抨击某个仍然很强大并值得去抨击的事物，却又不至于强大到使得抨击全然无效的程度。人们发现被震撼是蛮有趣的事情，而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震撼。这些条件完美地存在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的前十年，而萧伯纳最好的作品就创作于那一时期，但这些条件如今不复存在。现在没有人会因为“惊世骇俗”而出名。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惊讶呢？还有什么传统延续下来以供批判呢？萧伯纳所取笑的那个志得意满、拘谨古板、由金钱统治的世界已经随着怀疑主义的蔓延和开明思想的传播而雨打风吹去。而萧伯纳本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位作家一样，促进了开明思想的传播，也导致了怀疑主义的泛滥。

在这篇简短的文章里，我只能探讨萧伯纳作品的一个方面：他对当时的社会的揭露和某些戏剧不可避免的“过时”。但将萧伯纳视为只是一个宣传作家，除此之外就一无是处是荒唐的。要不是他还是一位艺术家的话，单凭创作的目的性并不足以让他成名。为了阐释这一点，我要再一次提及《武装与人》。任何详细分析这部戏剧的人都会发现它不仅是对人性众多虚妄之一的机智嘲讽，而且是舞台技术的奇迹。剧中只有八个角色——其中两个是龙套——而这八个角色中的任何一个只消说出半句话，你就会觉得要是你在街上遇到他的话，就能够把他认出来。里面没有一句不着调的话或一个安排不当的事件。整部戏给人的印象是浑然天生，宛如一株植物。剧本里甚至没有过激的言语，对话非常精彩，每一个字都在推动剧情的发展。在这部戏剧以及同一时期创作的另外两三部戏剧中，萧伯纳的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要是有人让我根据价值高下罗列萧伯纳的戏剧作品，我会将《武装与人》和描写美国独立战争的《魔鬼的门徒》并列为最优秀的作品。这两部戏剧都有鲜明的、会愈发为人熟悉但绝不会陈腐过时的中心主题。这两部戏剧都体现了角色、对白和情景的完美手法。仅次于这两部作品，我会选择《布拉斯邦德上尉的皈依》、《恺撒与克娄巴特拉》、《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与《命运之子》，它们都是精彩机智的戏剧。萧伯纳的传世之作远不止这些，不仅包括戏剧，还有戏剧评论和至少一部早期小说《卡希尔·拜伦的职业》。但读过或观看过上面我提到的那六部作品就算是领略到萧伯纳的精华了。那些是他处于全盛时期并清楚自己作为一个戏剧家的身份的作品。而在此之后，他误以为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写出了像《人与超人》和《回到马修撒拉时代》这样的累赘冗长的戏剧，都已经不堪卒读且根本不会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