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评阿托罗·巴里亚的《锻造》，彼得·查尔莫斯·米切尔爵士翻译并作序[42]

如果某个俄国作家在这个时候写一本他在1900年的童年时代的回忆录，对它进行评论很难不提到苏联现在是我们抗击德国的盟友。同样地，读着《锻造》的时候，几乎每一页都会让你想起西班牙内战。事实上，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因为这本书只描写了巴里亚先生的早年生涯，到1914年就结束了。但是，西班牙内战给英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而痛苦的印象，我觉得要比现在这场战争所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街头的群众被毫无节操的报纸所误导，对整件事不闻不问，而富人自发与工人阶级的敌人站在同一阵营，但对于有思想的体面人来说，那场战争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使得“西班牙”这个名字与被烧焦的尸体和饿着肚子的孩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似乎听到书页后面传出未来隆隆的炮声，它是西班牙内战的序曲，一幅导致内战发生的社会图景。或许这就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他生于一户贫穷的家庭，是一个洗衣女工的儿子，但亲戚们要比他的母亲境况好一些。在天主教国家，农民出身的机灵男孩最容易的出路是为教会干活，但巴里亚先生的亲戚反对教会，而且他自己一早就是无神论者，在获得一所教会学校的奖学金之后，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一间布料店上班，然后进了一家银行。他美好的回忆都是乡村的景致，特别是他在门特里达的叔叔家那口熔炉。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自耕农，现在这种人在工业化的国家已经绝迹了。另一方面，他对马德里的回忆只有低俗和肮脏，或许他对马德里的贫民窟的描写在不经意间揭露了西班牙内战的原因：那里的贫穷和辛劳要比英国的任何地方更加过分，有成群的赤身露体的孩童，头上长满了虱子，好色的神父们拿着捐献箱里的钱打牌下注。西班牙太贫穷了，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府。在英国我们不会爆发内战，不是因为这里没有暴政和不公，而是因为它们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引起人民的公愤。事实上，任何事情都很低调，被古老的妥协习惯、代议机制、奉行自由主义的贵族、不会贪污腐败的官员和已经存在了漫长的时间而不能完全斥之为假把式的“上层建筑”所掩饰。巴里亚先生所描写的西班牙没有这样的伪装。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那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赤裸裸的腐败，资本家公然经营血汗工厂，官员都是恶棍，神父是无知的盲信者或可笑的恶棍，妓院是社会的支柱。所有问题的本质都非常明显，就连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也能明白。比方说，性的问题：

“我的表姐欺负我还是一个孩子。但她是对的。她得去当妓女才能和别人上床……我想和女孩子们上床，她们也愿意和我上床，但那是不可能的。男人可以去嫖妓，但女人就得等，直到神父娶了她们，或去当妓女。当然，她们会动情，那些按捺不住的女人就会去当妓女。”

或政治问题：

“他们总是在议会里争斗不休，莫拉、帕布罗·伊格莱西亚斯和勒罗克斯。他们在墙壁涂上诸如‘莫拉下台！’的标语。有时候下面会用红字写上‘莫拉雄起！’写‘莫拉下台！’的是工人阶级，写‘雄起’的是绅士阶层。有时候，双方带着油漆桶不期而遇。他们会朝对方的身上泼油漆，然后大打出手……国民卫队会介入，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殴打绅士阶层的人。”

当我读到最后那句话“国民卫队会介入，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殴打绅士阶层的人”时，我想起了一段往事，或许放在这篇书评里不大合适，但它展现了英国和西班牙社会气氛之间的差异。那时候我才六岁，和我的母亲在那个小镇逛街，同行的有当地一个有钱的酿酒商，他还担任治安法官。涂了焦油的围墙上画满了粉笔画，有些就是我画的。那个法官停了下来，不悦地拿着拐杖指着那些画，说道：“我们得把那帮在墙上乱画的孩子给逮住，用山毛榉鞭子处六鞭之刑。”（这番话在我听来不啻于晴天霹雳。）我的膝盖并在一起，舌头紧紧地贴着上颚，一有机会我就溜开把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出去。没过一会儿，整面围墙边都站满了惊恐万分的孩子，个个都在往手帕上吐口水，想把那些画给抹掉。但有趣的是，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没有法官能向我作出用山毛榉鞭子处六鞭之刑的判决，即使我被逮到在墙上作画。这种惩罚只能由地方初审法庭作出判决。国民卫队会介入，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殴打绅士阶层的人。在英国这一点仍有可能不会被人察觉到。但在巴里亚先生笔下的西班牙就不是这样。在那里，不公是确凿无疑的，政治是黑与白之间的斗争，每一个极端主义教条，从西班牙王室正统论到无政府主义能被区分得清清楚楚。“阶级斗争”并不像它在西方民主国家那样只是一句口号。但哪一种情况比较好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这不是一本政治作品。它是自传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会有后续的作品，因为巴里亚先生的一生有着丰富多彩的冒险。他周游广阔，他当过工人也当过资本家，他参加了内战，曾参加里夫战役，上司就是佛朗哥将军。如果法西斯势力没有做出别的好事，至少他们驱逐了最好的作家，丰富了英语的文学世界。彼得·查尔莫斯·米切尔爵士的译文很生动自然，但遗憾的是，它一直用的是“戏剧手法的现在时”，在拉丁文中这似乎行得通，但在英文里很快就让人感到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