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评约翰·沃勒尔的《生命的热情》，克劳德·纳比尔从荷兰文的译本；休·马辛汉姆的《我脱下了领带》[128]

总的来说，没有哪一个能够描述热带地区气氛的人愿意在那里久呆到将其吸收为止。因此，现在关于远东的好的小说只能由像约瑟夫·康拉德这样的怪人写出来。

沃勒尔先生和康拉德并不在同一个档次，但两人有几点共同之处。他是一个丹麦人，在东印度公司服役了三十年，对爪哇和苏门答腊怀有深切的回忆，而且他是从某个与欧洲文化有联系的人的角度去写的，但他的接触并不是很深入，否则他就不会说西格莉德·温塞特[129]和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是“两位最像北欧人的知识分子”了。（顺便提一句，切斯特顿先生听到自己被称呼为“北欧人”一定会气坏的！）但或许他又太了解欧洲文化了，能够与身边的军官相处友好，一起喝杜松子酒。这本书的主题是奇怪的双重思乡情绪，这是对背弃祖国的惩罚。出游是一件错事——或者说，你只应当像一个水手或游牧民那样去旅行，而不是在异国他乡扎根。与烈日下的棕榈树和蚊子为伍，闻着大蒜的味道，听着牛车吱吱嘎嘎的声音，你会向往欧洲，直到最后你愿意拿整个所谓的东方的美景去交换，为的是看一片雪花、一口冰封的池塘或一个红色邮筒。回到欧洲，你能记得的就只有鲜红的木槿花和在头顶尖叫的狐蝠。但是，机器文明很快就会将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变得没什么两样，思乡情绪也很快就会被消除，这似乎是一个遗憾。

这本书最好的地方是来自作者年轻时的回忆，一桩事件——虚构的事件，却是典型的事实——发生于1900年至1912年的荷兰殖民战争。它描写了对一个村民的虐待，他知道，或者说荷兰人以为他知道一个叛军领导人的藏身之地。除了以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生动的场面之外，它揭露了帝国主义本质上的罪恶，而这是一千本政治宣传册做不到的，因为里面所描写的那些残忍的举动是不可避免的。当一个被统治的民族揭竿而起时，你只能将其镇压，而你只能采取让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荡然无存的方式去这么做。要统治蛮夷你自己就得变成蛮夷。按照沃勒尔先生的说法，荷兰人是最人道的殖民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天知道其他殖民者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本有趣但很零碎的书，有时候在无意间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敏感的男人远离文明的中心时内心世界的波澜。我无意去评价这个译本，但我想说的是译文很糟糕。

马辛汉姆先生的旅行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他觉得“伦敦东区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特罗布里恩群岛那么神秘”（这么说有点夸张，但也不算太离谱），于是他去了伦敦东区情况最糟糕的区域，找了一栋出租屋租了两间没有家具的房间，然后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收租人。他很难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认识人的方式，而事实上，他和他们混得太熟了，因为很快由于一个误会，他背起了起诉一个失业者拖欠房租的罪名。之后他被一群群的孩子穷追不放，他们嚷嚷着：“谁把收租人放进来了？”还朝他扔石头和烂苹果。他不在的时候人们闯进他的房间，偷走和捣毁他的财物。这是特别卑劣的迫害，但马辛汉姆先生似乎没有恨意。他说被扔烂苹果可不比看一位公爵夫人冰冷的嘴脸更糟糕，而且你总是能够扔点什么东西作为反击。后来，他设法澄清了不实的罪名，真的放下架子，与生活在伦敦东区的人平等相待，欣赏他们真正的优点。

这本书的题材要比文笔好得多。最有价值的是约翰斯顿的写照。他是一个破落的公学毕业生，靠救济金生活，一直保留着反对工人阶级的最恶毒的态度。约翰斯顿是一类很重要的人，因为他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在紧要关头中产阶级会投身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