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运用精神分析的学理与知识，采用普通的方式，立足于中国哲学理念，尽量在短期内提供所需的心理治疗。比如，运用俄狄浦斯情结去解释母子关系，势必会激起国人的反抗与拒绝，但这绝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阻抗，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观念所包含的意义不同的反映。

2.梦的分析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有重要意义，梦是一种精神活动，但不一定是性压抑的变相反映。梦既可能是客观刺激引起个体内隐认知活动的变相反映，也可能是梦者白天的心境反映。在某种意义上讲，梦是梦者对事件认知思维后的结果，它包含着梦者的希望、忧虑、担心或者得志后的愉悦之情。对梦的分析，不要刻板地只从“性”的角度去分析。

3.个体的早年经历确实对心理发展有影响，但并不是每一个来访者的困惑都与早年创伤有关系。

4.俄狄浦斯情结现象确实存在，但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反应，它还受社会环境、教育方式、教育态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5.潜意识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但在理解潜意识概念时要正确理解。弗洛伊德在论潜意识、前意识概念时有前后矛盾、混淆不清之嫌。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论述中发现，潜意识在临床表现上实际上是前意识。

最后，笔者引用曾文星 ¹先生对精神分析疗法评价的观点，给我们咨询师认识精神分析疗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曾文星先生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认识是基于临床治疗基础上的辩证客观分析：他批判了弗洛伊德过分强调“性”的重要性，但并不完全否定生理欲望对人心理的影响；他承认俄狄浦斯现象的存在，但反对弗洛伊德将一切关系都归咎为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对“阳具羡慕情结”的形成持以完全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他认为这个现象应该透过文化去认识；他认为弗洛伊德并没有彻底说明精神疾病与人格发展的阶段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弗洛伊德只是说明了哪些病情有哪些特征而已，因此，对于弗洛伊德精神病的病理来源不必重视或认可，不能直接用来做精神病的“治疗”之用，但可以借用精神分析的道理来解释“了解”精神病的部分性病理现象与本质。精神分析的研究与理论比较适用于神经症来访者的辅导，特别是患癔症、强迫症或恐惧症的来访者。对于把自己心理上的困难不直接用焦虑或忧郁表达，而表现为焦虑症或抑郁症，且呈现比较复杂而透过转弯的方式表达问题的精神神经症，精神分析的学理很有帮助。精神分析也适用于有情结的来访者，通过分析，帮助其打开情结。但对于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是不适用的。因为精神病来访者所需要的，是对自我功能的补助与重建，要帮助他们把已经透露出来的原本精神材料如何去遮盖或控制，而不是把内心的原始材料经由分析而表露，这样会更增加来访者内心的混乱，反而使病情加剧。

来访者为20岁左右的男人，求诊的主要原因是过分爱干净，过分地怕手脏，怕的程度到了不仅每日频频洗手，有时达数十次之多，而且每次长达半小时之久。即使如此，他仍不安心，必须再用酒精消毒，结果双手不堪如此“待遇”，红肿发炎，来访者痛苦不堪，但欲罢不能，深以为苦，故来求医。

这位青年是某大学的学生，外表整洁，性格柔顺，对人彬彬有礼，一向被认为是一位模范青年。可是，最近他去参加学校开的舞会，与一位同学跳了几次舞，后来被同学取笑说：“你怎么敢拉某某的手，她是我们女同学中最风流的人了。”他一听之下，觉得大事不好，推断这位女同学常与别人来往，可能患了性病，不要由她手上传给自己。自此就不断地洗手。

来访者父亲为军人，常外出不在家中。每逢父亲到外地参加军事演习时，母亲就很担心在演习时父亲是否会遭遇意外之险，变得很紧张，在家异常小心谨慎，对两三岁幼小的来访者分外照顾，特别重视他的清洁及健康状况，注意要他按三餐洗手、刷牙。来访者四五岁时，邻居小孩患病去世，母亲紧张万分，深恐来访者被传染上，常命令他重复地用酒精擦手。母亲为人谨慎，凡事循规蹈矩，也教育来访者事事都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做。母亲虽然与来访者很亲密，对他很宠爱，但每当父亲回家时，母亲却总觉得他一天到晚黏在自己身边，很不顺眼，常常厉声斥责，因而使来访者觉得跟母亲在一起，好像是不太应该似的。

他在6岁时，跟邻居小孩们游戏，被推为“新郎”，与“新娘”扮演结婚，被推进衣橱里，要他们两个“亲亲嘴”。哪知父亲刚好回家，打开橱门看见，大骂了他一顿，来访者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坏、很脏、罪大恶极的事。这种感觉，长大以后，每与女孩子接触时，便会出现。譬如说，在公共游泳池游泳时，或者乘公共汽车而不慎碰到了女孩子的身体，他内心就会感到极大的不安，回家后必须向母亲“报告”，以示忏悔。

从家庭资料里我们可以推测来访者的母亲有强迫型性格。因此，从生物学的立场，可以推想来访者或许受遗传而得到强迫型的趋势。但是也不能否认说，早期被这样的母亲养育与管教，无形中也学习到事事要是非分明、过分谨慎、处处小心的性格。再者，由于严格父亲的管教态度而更加强其趋势，使其变本加厉。同时我们可以了解由于父亲、母亲与来访者的三角性关系，让来访者内心里总是感觉并且害怕跟异性的对象（从母亲开始，到扮演结婚的邻居的小女孩，而延伸到其他在公共场合偶尔碰到的女孩子）接触，唯恐是什么错误的事情。这种担心跟异性接触的情结，到了大学的成人阶段，当他对异性对象真的觉得有兴趣而去接触时，内心里就骚动，引发了觉得不该的情感反应，经由转移而变成可能会被异性传染可怕的性病的方式来防卫，躲避跟异性接触的情况。因此，重复性洗手，不但在“抵消”可能已经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即跟女性碰手跳舞接触而被传染性病），还象征性地提醒他，不要再去跟异性接触。换句话说，是在处罚自己，同时在提醒自己不要重犯“不该”犯的错误。

由于此个案是表现很清楚的心理问题，除了考虑药物治疗以外，还可以同时进行心理上的辅导。首先要以支持性的辅导方式来安慰来访者，帮助来访者减少担心被感染的害怕情绪。其次，以认知的角度来辅导来访者，提供医学知识，让来访者知道经由普通皮肤的接触而感染性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应该放心，并且让来访者知道，问题是由他自己的看法与对事情的态度而来的。帮助他了解男孩子对女孩子感兴趣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用去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鼓励他跟异性来往。透过行为治疗的方式，特别是“相互抑制法”的要领，每当来访者内心感到很脏，而想通过洗手来解除紧张、担忧或害怕的感觉时，让来访者采取全身放松的方法，靠轻松或愉快的感觉来抵消并抑制害怕或感到很脏的负性感觉。

从分析性的治疗方法里，可以就他幼小时曾经发生过的早期创伤，即与邻居小女孩扮演结婚的游戏而被父亲痛骂的事件而去重演，并且让来访者重新体验，跟小女孩“亲亲嘴”是“可爱而天真”的举动，而并不是像父亲所骂的，或者当时他以幼小的心灵而感到的是“很坏、很脏、罪大恶极的事”。换句话说，经由这样去重复经历并检验过去曾遭遇过的创伤事件，但在治疗者的协助下，以不同的（比较健康而成熟的）立场与看法去面对该创伤事件，改变原来发生而持续持有的歪曲而负性的情感，是“情感矫正经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的治疗方式。

对此来访者不用去仔细指点他在幼小时经历的亲子三角性情结的问题。因为对于这样很注重是非、讲究一切要以理智的方式去应付万事取向的强迫型来访者，对内在精神的潜意识材料的分析，只会引发更多的焦虑与不安，对病情的改善并没有好处，有时还会让病情恶化。可是至少可以指出，虽然母亲对他很好，但有点过分谨慎；鼓励他学习能以比较放松的态度来面对与处理事情，不用过分拘束与认真，想办法减轻其强迫型的性格。

不管是采用何种模式与方法来辅导此来访者，最重要的是要治疗者扮演并提供一个比较宽松、慈祥而支持性的“父亲”的形象，来弥补或替代过去曾经有过的过分严格而趋向处罚性的父亲。让来访者能向这样比较健康而宽容的男性权威者去模仿与认同，经由转移关系来纠正，是对这种来访者的主要辅导途径。象征性地来说，治疗者要给来访者一个“允许”去结交异性朋友的信号，而不是像他的父亲似的，只给予“警告”而已。这样才能帮助来访者以健康的方式向同异性交往阶段发展。

笔者评：综观曾文星先生此案例治疗的过程，可以看到：曾文星先生重视来访者的早年经历，一方面是为了了解来访者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咨询师弥补来访者在幼儿时受创伤后应该获得的情结解释，使来访者在幼儿时未解开的情结现在得以释放。他没有运用俄狄浦斯情结去解释来访者“惧怕父亲，依恋母亲”的关系，而是认为母亲的生活习性给孩子榜样的示范作用，导致了孩子以后的行为发生；又由于来访者认识的局限性，所以才会发生将父亲错误的教训与交友的行为联系起来及其他强迫症状。他运用“正移情”法为来访者树立了慈父的形象，引导他以健康而成熟的立场与看法去面对该创伤事件，改变来访者原来发生而持续持有的歪曲而负性的思维与情感；支持鼓励来访者跟异性来往。以模仿与认同，经由转移关系来纠正改变来访者对父亲原有的不正确看法，并且让来访者知道，问题是由他自己的看法与对事情的态度而来的。实际上这也是认知行为疗法中所提倡的榜样的学习模仿作用。

整个治疗过程，曾文星先生运用精神分析疗法分析问题的存在；运用支持疗法，提高来访者的信心；运用抑制疗法，治疗来访者的强迫症状；运用认知改变疗法改变来访者的不合理认识，从而达到整体改变来访者不良心境与不合理认识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