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老师赵自普

据说赵自普主任早期是内科医生，由于他太聪明而同时兼作胸部透视，成为优秀的呼吸科大夫，以后放射科发展了，他作改放射科医生。

他扎实的解剖知识与准确的影像判断力，使我非常敬佩。他善于清楚简明地表达思想，让学者容易接受。上课时不急不慢、没有废话，每次下课铃响时，他的最后一句话也结束了。有一次学术大会，他不可能到场，就做成录像带，不急不慢地准点结束。

他善意待人，乐于助人，没有架子，与年轻医师关系良好。有时候我们敲他竹杠，夏天要他请客，他总是乐于掏钱，一支冷冷的冰棍（4分钱）对于我们来说是暖暖的感情，既是物质上也是感情上的奢侈品。所以我们都乐于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很无情，据说每次都会批判他，却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从不整别人，也从不背后讲人坏话，更没见他对党与政府有什么不满之处。他始终小心、谨慎地而且幽默、愉快地生活着。

他是我这辈子见到过最聪明的人。据说有一天他在旧货摊上挑了两样东西，同去的科内同事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他却用“百雀羚”（一种扁圆形的化妆品）盒子，装上淘来的照相机镜头做成了实用的照相机，还用另一样东西做成一个电子钟。他能指导眼镜片老师傅为自己磨一副很难配的眼镜。我亲眼看到的是他自己选配零件，按图纸装了电视机，后来我也效仿他的图纸装了一个，装好后却放不出正常图像，他问了情况，晚饭后到我家看了图像，从右口袋取出了一个零件，叫我换上，马上图像跳出来了，又从左口袋拿出一个零件换上，立马图像与声音都非常好。他笑着走了，当然这两个零件也就送给我了。一时间住在医院的小朋友们都到我家来看电视，人太多了，我只好把电视机面对窗外的空地放，于是空地上挤满了人。多年后我去美国见到林桂芳院长的儿子，他还回忆当时他也是免费观众之一。

逐渐地科学、业务又被重视，我借用科秘书的权限每周安排他给我们新调来的人讲一次课，他总是义务为我们认真讲课，对迅速提高我科诊断水平起到极大的作用。现在尚健在也已退休的历申儿、张思全、朱瑞金与徐淑慈教授一定也对此记忆犹新。这时开始有了学术交流，一天赵主任讲课，他居然用普通手电筒，用凸透镜聚焦光线制成一个非激光的箭头状光标，指着要注意的地方，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讲课用的“激光”指示器。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常被怀疑为“敌人”。“文革”时上面两位主任先后都被批斗了，记得有一次在华水礼堂开全院批斗大会，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大会把老知识分子排在台上，由红卫兵点名，点到的要回音“到”，报到赵老师时，他揪着自己的头发跳到台前并高喊“到”，一时搞得哄堂大笑，连主持人也不能自控。笑完后企图以威力压服他，于是说：“赵自普！你不老实，干嘛这样？”没想到他镇静地回答：“牛鬼蛇神都应该被揪出来，你们没人揪，我就自己揪，表示我很老实。”这一下又是一阵大笑，让全院的革命群众都乐的不可开交，一个庄严肃穆的批斗大会此后始终没严肃得起来。我当时不在场，听到别人介绍后，我从内心佩服他那种坦然乐观的心态。上面二位主任当然都没有问题，但在当时那种历史状态下，这种乐观精神对我教育很深，我自己估量，如果我也被斗，我也许会绝望，也许会恨群众，我可能做不到他那样对自己的信任之外对群众是如此之信任。从他身上我学习到一个人如何对待在顺水与逆水中的心态。“文革”使我逐渐地进一步看淡名利、看淡地位、看清人情，明白世故，我开始学习不卑不亢待人，做我该做的事，一辈子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

后来我还听说，他们（都是五六十岁）被派到外科楼大厅搬动一个很重的大木箱，由于箱子很重无法移动，这时赵主任叫大家等他一下，但见他端来一盆水，朝水磨石地上泼去，然后与大家一起推，果然摩擦力小了，很轻易地把重物移动到规定的地方。

这么聪明、善良、知识丰富又肯钻研的人，如能安定地把智慧用在专业上，一定会做出重大贡献。事实上，我们科里的眼球异物定位方法，就是他研究出来的。这是很难的，不仅仅因为病人在照片时与手术时会转动眼球，造成定位不准，尤其是异物小，这种三维的定位很难，而他研究的方法只要照两张片就可以解决问题。又如：为了诊断难产，他对胎儿头与母体骨盆的测量也有很实用的研究，这一技术唯他独强。反正，只要科里需要动脑筋的事，少不了他。

由于长期与射线的接触，他最终因放射线损害而去世。他的一生给了我太多的影响与感受，是我最崇敬的老师之一。

这里我只想对我们的年轻朋友说，现在你们有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你们可以专心从事医疗与科研，不必担心其他的压力，你们是否应该追求些正确的方向？你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为这个国家与我们的人民做些什么！从哪些方面去超越你们的老师的老师，让他们在遥远的时空里看到我们，由于他们曾经的努力而有一代一代的新人在超越一代一代的老师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