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蔡淦教授主要学术思想与学术特色、临床特点

（一）蔡淦教授主要学术思想与学术特色

1.深化中医内科识病辨证理论

（1）率先规范病、证、症的含义：

蔡淦教授在高等中医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内科学》总论篇率先规范了中医内科病、证、症的含义。“症”指症状，只作为疾病的临床表现来解释；“证”即证候，指在致病因素及其他有关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疾病发展过程中机体所产生的临床综合表现，并经过分析、综合、归纳得出的证据；“病”由一组具有临床特征的症状构成，并各有其不同的演变规律，包括发生、发展、结局的全过程。

（2）强调辨证与辨病要密切结合：

早在20世纪60年代起，蔡淦教授就积极倡导中医临证应注重辨证与辨病的结合。辨病是对疾病发生、发展全过程的纵向认识，有助于抓住贯穿于整个疾病过程中的基本病理变化（基本矛盾）；辨证是对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横断面认识，便于找出发生于特定个体的某一疾病在其所处一定条件下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同一疾病而言，辨病是求其共性，而辨证是求其个性；对不同疾病来说，辨病是求其个性，辨证则是求其共性。辨病与辨证相辅相成，在辨病的范围内辨证，在辨证的基础上辨病。临证如能交叉运用病证并辨的方法，则可从不同侧面更好地揭示疾病的本质。辨病是对疾病全过程的了解，因此对治疗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辨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辨析，可为治疗确立具体的治法。辨证总是从属于辨病的基本矛盾，离开辨病而辨证，治疗就缺乏针对性，疗效也不会满意。辨证施治，兼顾其病，疗效更高。只有在证的基础上认识了疾病的本质，才能病证结合，辨证论治。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既遵循中医辨证论治原则，又充分运用西医学知识及检测手段，明确疾病的诊断，中西合参，循古而不泥古，发扬而不离宗。在采用“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法则时，亦是如此。如异病同治，并非完全同治，而是同中有异，此异即在对病的治疗上。如哮病、癃闭在其病程中均可能出现“肾阳虚弱”的证候，当用温补肾阳的共同治法时，哮病需兼顾纳气，癃闭则需兼顾通利，这就是因病不同而同中有异。同病异治，根据不同证候采用不同治法时，因证是同病之证，治疗也要异中有同，此同即同在对病的治疗上。如癃闭的治疗，根据证候不同，虽有清湿热、散瘀结、利气机、补脾肾诸法，但由于同属癃闭，病位在膀胱，应根据“腑以通为用”的治疗原则，着重于通利。

（3）提倡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为辨证辨病服务：

过去由于条件限制，对于中医病与证的症状、体征等，全凭病人的主观感觉及医者感官直接获知，即通常所说的“望、闻、问、切”四诊，因此辨病与辨证仅停留在宏观的唯象辨识之中。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实验室检查、X线、超声波、胃肠内镜、CT、MRI等在临床上被广泛采用，从而深化了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西医学中常见的慢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病、消化性溃疡、胃癌前病变等，中医辨证多属胃脘痛，借助胃镜及病理检查，可作为中医望诊的延伸，补充临床辨证的不足。如胃脘痛湿热中阻证患者，胃镜一般多见胃黏膜颜色偏红，充血，水肿，呈花斑样改变，黏液分泌较多，黏膜表面分泌物呈脓性或黄色，多见隆起型糜烂，有时皱襞增粗，也可见溃疡，覆黄厚苔等。由此可见，胃镜检查可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更为客观的依据，拓展宏观与微观、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论治胃脘痛的内涵。再如，属于中医“痢疾”范畴的溃疡性结肠炎，以往临床仅以大便性状及排便次数改变结合全身表现、舌象、脉象等作为辨证依据，缺乏肠道局部表现，从而影响辨证的准确性及治疗效果。而结肠镜检查可直观检察肠腔内的病变情况，了解肠道溃疡大小、形态、色泽、分泌物、范围及变化。如肠镜见局部弥漫性充血水肿，黏膜糜烂面及脓血分泌物附着，可辨证为肠道湿热证。另外，如石淋病的诊断，过去必须见到小便排出砂石之症状才可确诊，而今即使未见这一临床症状，只要X线腹部平片有结石的征象，即可确诊。综上可知，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阐明中医“证”的实质，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物质基础和客观指标。辨证的客观化、微观化强调病证结合，方能全面地认识疾病，指导治疗。

2.论治中医内科疑难杂病须分外感内伤

疑难病证，多缠绵难愈，或因病邪峻厉，或因正气不支，或因症情复杂，宿疾而兼新病，内伤又兼外感，寒热错杂，虚实互见，多种因素，凑合而成，针对不同情况，应采取不同的治疗对策。喻昌曰：“病千变，药亦千变。”但这个“变”决不是漫无边际的乱变，“万变不离其宗”，要有“准绳”。对外感热病的治疗，应采取“扭转”“截断”的方法，所谓“扭转”，即因其势而导之；所谓“截断”，即“先安未受邪之地”。其目的是使疾病不再继续发展，从而迅速得到控制。所谓“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对内伤杂病的治疗应采取“调养”“调整”的方法，所谓“调养”，即扶助正气，使正气得充而祛邪有力；所谓“调整”，即调整人体的阴阳，使之归于平衡。因病久缠绵，根深蒂固，治疗切不可操之过急，只要辨证不误，治疗方向正确，方药能切中病机，就不必轻易改弦更张，应守法守方，缓缓图之，正所谓“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如上所述，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的治法虽有不同，但两者又有联系，内伤容易感受外邪，而外感又可进一步促进内伤，所以在治疗疑难杂病时，应遵循王孟英之旨，外感病宜“实中求虚”，内伤病宜“虚中求实”。

3.三观辨治

中医注重整体观、动态观、平衡观之三观辨治。整体观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密不可分，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动态观强调“药随证转”，即辨证论治、处方用药当随患者病情的变化而调整；平衡观注重用药配伍不偏不倚，虚实兼顾，寒温得宜，升降并调，气血同治，刚柔相济，动静结合。以溃疡性结肠炎为例，急性发作期患者症见利下赤白、里急后重、腹痛等症，舌苔黄腻或白腻，脉濡数，病机以标实为主，属湿热壅滞大肠为主，湿阻气机，热伤血络，治疗重在祛邪，治宜清利大肠湿热、调气行血，以白头翁汤、芍药汤、葛根芩连汤为基本方，常用药物有黄芩、黄连、黄柏、秦皮、白头翁、凤尾草、地榆、槐花、银花炭、马齿苋、赤芍、丹皮等；其中利下赤多白少，舌苔黄腻者为热重于湿，用药偏重于清热燥湿；利下白多赤少，舌苔白腻者为湿重于热，可适当减少方中性味苦寒的清热药物。慢性迁延期患者症见一派脾虚或脾肾两虚征象，大便脓血消失，伴有黏冻或见不消化食物，面色不华，运化无力，湿浊内盛，病机以本虚为主，治疗重在固本，以调补脾肾、固涩止泻为法，可仿中医“休息痢”辨治，予以理中汤、参苓白术散合连理汤加减，常用药物有党参、黄芪、白术、茯苓、山药、薏苡仁、白豆蔻、黄连、莲子肉、当归等。此阶段若大便次数较多，可酌加收敛固涩之品，如石榴皮、乌梅、五味子等；如久泻中气下陷，可用党参、黄芪、升麻、煨葛根、柴胡以升阳举陷。病情迁延及肾的患者，尚需温补脾肾、益气养血，以四神丸、附子理中汤、真人养脏汤、桃花汤等为基本方，常用药物有熟附片、诃子、补骨脂、肉豆蔻、炮姜、肉桂、赤石脂、禹余粮等。

4.以脾胃为核心调摄五脏

“脾统四脏”肇始于《黄帝内经》，承接于仲景，充实于东垣，确立于金鳌，一直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蔡淦教授崇尚东垣“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理论，强调以脾胃为核心调摄五脏，擅长运用“脾统四脏”理论治疗内伤杂病。

（1）肺系病证：

肺主气，又主宣发肃降；脾胃主纳运，为气血生化之源。肺为水之上源，主通调水道，脾主运化水液。脾与肺五行相生、经络相连。脾土为肺金之母，土能生金；手太阴肺经与足太阴脾经同属太阴，同气相求。脾胃与肺在气和水液代谢两方面相互协调，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脾之运化水液有赖于肺宣发和肃降功能的协调；肺司通调之职，又借脾气运化之力方可。若脾气受损，脾土不能生养肺金，产生久咳不已、气短而喘、声低懒言、少气乏力等肺脾两虚之证；若脾胃升降失常、气机壅滞，势必影响肺主治节和肺气宣降功能，出现鼻塞、咳逆、痰喘等症；若脾失健运，津液代谢障碍，水湿不能正常转输，水液凝滞积聚而成痰成饮，影响肺的宣发和肃降，出现咳喘痰多、气促等症；胃阴亏虚，肺失滋润，则可出现干咳、痰少、鼻塞、咽干等症。针对上述由于脾胃功能失常所致之肺系疾病，蔡淦教授主张治脾胃以安肺疾，临床常用健脾益肺、健脾化痰、健脾利水、养胃益肺、补益脾肾等法治之。

1）健脾益肺：

基于“虚则补其母”治则，针对脾土虚弱、不能生肺金而致久咳不愈或肺卫不足、邪恋不去诸证，多采用健脾益肺法。临床症见咳声无力、声低懒言、自汗畏风、动则短气、舌质淡、舌体胖大、脉沉细无力等，常用六君子汤、玉屏风散加减治疗。

2）健脾化痰：

盖“脾为生痰之源”，化痰不离健脾，脾健则痰源自清。针对饮食不节、脾失健运、痰浊内生、上干于肺所致之咳嗽、哮证、喘证、肺胀等肺系病证，多采用健脾化痰之法，常用二陈汤、平胃散、三子养亲汤加减治疗。

3）健脾利水：

多用于喘咳日久、迁延不愈所致脾阳虚衰之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以及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临床常用五苓散、实脾饮加减治疗。

4）养胃益肺：

针对素体内火旺盛、复感燥邪所致肺胃阴伤者，或饮食不节、嗜食烟酒辛辣而致脾胃受损、胃阴耗伤、肺失濡养之支气管肺炎、支气管扩张、肺不张，或素体虚弱、痨虫蚀肺、肺阴受伤之肺结核等病证，临床症见干咳少痰，或痰少而黏，或痰中带血，午后低热，盗汗，舌质红，苔少而干，脉细数，常用沙参麦冬汤加减治疗。

5）补益脾肾：

因肾虚不能纳气在顽固性哮喘中起重要作用，但肾为先天之本，补之较难，且持续时间较长，此时单纯补肾不如脾肾双补，可通过补后天而实先天，使肾气充实，则肺的呼吸功能亦可通畅协调。针对肺病迁延日久、肺脾亏虚、损及肾脏等顽固性哮喘等证，常采用补益脾肾之法。脾肾阳虚者常用六君子汤合金匮肾气丸加减，脾肾阴虚者用六君子汤合七味都气丸加减。

（2）心系病证：

脾统血，为气血生化之源；心主血，藏神。脾胃与心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血液的生成、运行及神志活动方面。首先，心在五行属火，脾属土，心脾母子相生、气血互济。其次，心与脾胃经络相连。“足阳明之正……属胃，散之脾，上通于心”（《灵枢·经别》）。“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其支者，复从胃别上膈，注心中”；“脾之大络，名曰大包，出渊腋下三寸，布胸胁”（《灵枢·经脉》）。“胃之大络，名曰虚里，贯膈络肺。出于左乳下，其动应衣，脉宗气也”（《素问·平人气象论》）。其三，心的主血功能，必须以心气充沛、血液充盈、脉道通利为前提；心主神明的功能，也必须以气血为物质基础。脾气健运，统摄功能正常，才能使血液运行正常而不溢出脉外，有助心主血脉功能的正常发挥。在病理上，“子能令母虚”，若脾胃虚弱，可致宗气匮乏，不能贯心脉而行血；脾胃失和，可致清阳不升，浊气上逆胸中，痹阻胸阳；脾运失司，可致津液不行，聚而生痰，循经上犯，或心血瘀滞，痰瘀互结，闭阻心脉；思伤脾，若思虑过度，不仅伤及脾脏，还暗耗心血，致使运化失司，气血生化乏源，血虚而心无所主；脾虚痰浊内生，阻滞经络，脉道不利而心无所养；若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乏源，血虚则心无所主，宗气匮乏，则不能贯心脉而行血，心气亦随之不足，可致心阳不振。临床可见心悸、胸闷、胸痛、口唇发绀等症。心虽主血、主脉，但心病发生多因脾胃病在先，只有脾胃运化与升清正常，血的生化之源不断，脉道得养，无痰浊湿热之邪潴留于体内，才能使心的功能活动正常。针对上述由于脾胃功能失调所致之心系疾病，蔡淦教授常采用健脾益气、补血养心，健脾温中、通脉宁心，健脾化痰、活血通络等法治之。

1）健脾益气，补血养心：

临床主要针对脾失健运所致之心气虚弱、心血亏虚及心脾两虚之证。若脾失健运，气血生化乏源，无以充养心脉，心失所养，可致心气虚弱证；脾运失健，气血生化不足，统血失司或思虑过度，暗耗心血，可见心血亏虚之证，二者均可致心脾两虚证。反之，如心血不足，脾失气血之荣滋，健运失司，而现脾气虚弱，运化失职，则气血生化乏源，亦可致血虚而心无所主。临床症见心悸怔忡，眩晕，纳谷不馨，夜寐不酣，大便溏薄，神疲乏力，面色无华，舌质淡红或淡黯，脉细弱或结代等，常以归脾汤加减治疗。

2）健脾温中，通脉宁心：

临床主要用于脾阳虚衰所致之心阳虚证。若素体脾阳虚衰，阳失温煦则阴寒内生，寒邪上逆则胸阳不展，阴寒遏滞则血脉瘀阻，气血推动无力而致心阳虚。临床症见心悸怔忡，猝然心胸憋闷或痛，气短自汗，脘腹冷痛，形寒肢冷，大便稀溏，小便清长，面色㿠白，面唇青紫，舌质淡胖或紫黯，苔白滑，脉弱或结或代。常用附子理中汤与桂枝、高良姜、石菖蒲、远志、丹参等加减治疗。

3）健脾化痰，活血通络：

临床主要用于脾阳虚衰、脾失健运所致之痰浊扰心证。若寒邪内侵、饮食失调、情志不和、劳倦内伤均可损伤脾胃，致脾阳虚衰，脾运失健，水湿停聚，聚湿生痰，痰浊阻络，循经上犯，阻遏心阳，胸阳失展；抑或痰浊留恋，阻滞脉道，致气血运行受阻，气滞则血瘀，继则痰瘀互结，阻滞心脉，均可发为胸痹、心痛。临床症见心胸憋闷胀满，气短，咯吐痰涎，形体丰盈，乏力纳呆，大便溏薄，舌苔厚腻，脉弦滑或结代等症。临床常用瓜蒌薤白半夏汤、涤痰汤加减治疗。对于屡投瓜蒌薤白半夏汤等无效且脾虚甚者，常加《金匮要略》之人参汤以健脾益气；痰浊偏热者改用《证治准绳》之十味温胆汤、小陷胸汤等方以化痰和胃、宽胸宣痹。

此外，对于心悸怔忡，心胸憋闷疼痛，神疲乏力，痛引肩背内臂，时作时止；或以刺痛为主，兼见神疲乏力，气短，舌质紫黯或有瘀点，脉细涩或结代之心脉瘀阻证，若使用血府逐瘀汤、丹参饮之类活血化瘀通络方无效，可予健脾益气方，以资生化之源，临床常用四君子汤、补阳还五汤、举元煎等加减治疗。上述诸症乃营血亏虚，脉道滞涩不通所致，治宜健脾益气、养血通脉，不可过用峻猛破血逐瘀之品，唯有调补脾胃，资生化源，才能使血脉流畅。

（3）肝系病证：

肝藏血，脾统血；肝主疏泄，脾胃主纳运，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与肝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血液方面以及疏泄与运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首先，肝为刚脏属木，脾为阴脏属土，五行“木克土”“土侮木”。其次，肝与脾同居腹中膈下，足厥阴肝与足太阴脾经气相互贯通。其三，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的运化有赖于肝之疏泄、胆汁分泌和排泄的正常；肝主疏泄与藏血的功能亦有赖于脾提供充足的营血作为物质基础及脾胃的气机转枢。若肝失疏泄、气机不畅，可横逆犯胃克脾，形成肝胃不和、肝脾失调病变。反之，若脾失健运，生湿蕴热，熏蒸肝胆，亦可影响肝的疏泄功能，即“土壅木郁”。若脾虚生血不足，则肝无所藏而致肝血虚；肝不藏血，脾不统血，藏统失司，血溢脉外，则见多种血证。

1）肝木克土，实脾为本：

脾为后天之本，脾的功能旺盛是保证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脾不仅有消化、吸收功能，还与人体的免疫功能密切相关。《灵枢·五癃津液别》篇有“脾为之卫”的论述。《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明确指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论肝病治法》云：“欲治肝者，原当升脾降胃，培养中宫，俾中宫气化敦浓，以听肝木之自理……”。说明脾气盛衰与慢性肝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有着密切的关系。结合西医学认为慢性肝病与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的论点，在慢性肝病早期或慢性肝病仅仅表现为脘痞、纳差、腹胀、身倦乏力、便溏、舌淡有齿痕等临床症状时，以实脾（健脾益气）为治疗之根本，常用四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或参苓白术散为基础方加减。

2）益气健脾，清热化湿：

脾为阴脏，喜燥而恶湿，湿为阴邪，最易伤脾。湿浊困脾，缠绵难去，势必影响脾之运化功能。慢性肝病，若湿热之邪内蕴，当清热利湿。然清利湿热之品，多“苦寒败胃”，不能轻易滥用，用之不当则邪未去而脾土已伤，痼疾难去。清热利湿，必当在顾护脾胃，实脾固本的基础上施行。健脾与清热化湿配合得当，既可化湿热，又可固脾本，湿去热清，脾乃得运，病则得解。常用四君子汤、平胃散、异功散、茵陈蒿汤为基础方加减。

3）健脾理气，活血化瘀：

脾不仅可运化输布水谷精微，又司“生血”、“统血”之职。肝主藏血，司血液的贮藏与调节。若脾气不足，失其统血之功，势必影响肝之藏血，血失统摄，致血不归经，形成各种瘀血证。慢性肝病临床常见的蛛丝赤缕（蜘蛛痣）、朱砂掌（肝掌）、肌衄（皮下出血）、胁下痞块（肝脾肿大）等均与血液溢于肌肤或聚集于胁下、形成痞块有关。依据“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凝”以及“久病入络”理论，治疗慢性肝病兼血瘀证见者，常在健脾益气培补根本的基础上，适当配伍理气活血化瘀之品，常用四君子汤、四逆散、血府逐瘀汤、大黄䗪虫丸为基础方加减。

4）滋养脾阴，补益肝肾：

慢性肝病后期，常会出现脾肾阴亏之证，临床多见腹胀，肝区隐痛，口干不多饮，手足心热，乏力，纳差，尿少黄，大便或干，光苔或花剥苔，舌红少津，脉细涩。治宜滋养脾阴、补益肝肾之法，常用沙参麦冬汤、一贯煎为基础方加减。

（4）肾系病证：

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肾为阴阳之根、先天之本。脾与肾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先天与后天、脾主运化与肾阳温煦两个方面。从五行生克关系而言，脾属土，肾属水，土能克水。从功能上来说，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肾主水，司开阖，藏精气。脾之化生气血，须赖肾中精气的温煦蒸腾作用；脾的运化功能，有赖于肾阳的温煦。肾所藏之精气，亦有赖于后天水谷精微化生气血以充养。脾主运化水液与肾主水相互配合，协调其他脏腑的功能，共同维持水液代谢的平衡。若先天不足，肾的温煦蒸腾作用减弱，可影响脾的化气生血；后天失养，脾化生气血不足，则肾不能正常地“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导致肾中精气匮乏。在运化水谷精微及水液代谢方面，若肾阳式微，脾失温煦，或脾阳久虚，累及根本，均可致脾肾阳虚。

1）健脾和中，化湿利水：

《丹溪心法·水肿》云：“水肿因脾虚不能制水，水渍妄行，当以参术补脾，使脾气得实，则自健运，自能升降，运动其枢机，则水自行”。慢性肾炎早期，临床多见水肿、脘闷纳差、便溏、神疲乏力，舌淡胖润，边有齿痕，苔白腻等症，常以防己黄芪汤、胃苓汤合参苓白术散加减治疗。

2）调理脾胃，升清降浊：

脾胃居于中焦，脾主升清，胃主降浊，为气机升降的枢纽。湿浊中阻，必致气机升降失司，浊气不降则胃气上逆而呕恶频发。湿浊为阴邪，若未见化热，则宜温化之。慢性肾炎尿毒症期患者，除症见水肿、小便不利外，还可见呕恶、苔白滑等症，临证常用旋覆代赭汤、小半夏加茯苓汤为基础方加减。

3）健脾补肾，培土制水：

《景岳全书·肿胀》云：“凡水肿等证，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慢性肾炎中、后期及肾功能不全患者，脾虚日久，损及于肾，临床多见面色㿠白，畏寒肢冷，腰膝酸软，小便不利，面目肢体浮肿，甚或五更泄泻，下利清谷，舌淡胖有齿痕，苔白滑，脉沉迟细弱等症，可用实脾饮、苓桂术甘汤合右归丸、四神丸加减以温补脾肾、培土制水。

（二）蔡淦教授临床特点

1.健脾为主，时时顾护胃气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津液生化之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十二经脉等皆依赖脾胃而得以滋养。《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曰：“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内伤脾胃为本，唯益脾胃之药为切”，从理论上突出了内伤脾胃在发病学中的重要地位。《脾胃论·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论》云：“若胃气一虚，无所察受，则四脏及经络皆病。况脾全借胃土平和，则有所受而生荣，周身四肢皆旺……外邪不能侮也。”脾胃的强弱决定了人体正气的盛衰，先天禀赋不足、劳倦过度、饮食不节、大病久病，均能使脾胃虚弱，元气不足，抗邪无力。脾胃健旺则正气强盛，奋起抗邪，祛邪外出，邪去则正安，阴平阳秘。蔡淦教授临证十分重视胃气，时时注意顾护胃气，强调补益药应补而不滞，润而不腻，避免使用滋腻厚味碍胃之品。胃喜润而恶燥，温里药当温而不燥，用量宜轻，且不宜久用，以防燥热损伤胃阴。清热不宜过用苦寒，以防损伤生生之阳。常以香砂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补中益气汤为基本方加减。胃为多气、多血之腑，行气多用陈皮、制香附、香橼皮、佛手，活血常用川芎、当归、丹参、桃仁、红花等药性较为平和之品，以免耗气破血，损伤胃气。总之，组方以平淡轻灵为要，药性宜平，药味宜薄，慎用香燥、苦寒、滋腻、破气、攻下之品，力求清润不腻，寓流动之性，甘补不壅，具运展之功。

2.治脾不忘疏肝

肝脾两脏在生理上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病理上则相互影响。脾为阴土，主运化，依赖肝之疏泄，始能运化有度，此即“土得木而达”；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其性疏泄条达，有赖于脾化生气血以滋养，方能刚柔相济，此即“脾土荣木”。情志异常可致胃肠道症状，胃病患者亦可见咽中有物如梗或烦躁易怒等肝失疏泄表现。蔡淦教授临证重视情志因素在疾病发生及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常选用柴胡、木蝴蝶、香橼皮等疏肝理气之品，使肝恢复其条达之性，脾恢复其健运之功。

3.注重中焦气机升降

脾胃居中焦，为全身气机升降之枢纽，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胃之升降有序，气机方能条畅。若脾胃受损，则清阳下陷，阴火内乘，百病皆起。气机升降条畅，则痰火湿食诸邪俱消。蔡淦教授临证常以少量吴茱萸配黄连，辛开苦降，调畅气机。脾胃气虚以党参、黄芪配木香、枳实，肝胃气滞常选用柴胡、枳壳，理气行瘀以桔梗、枳壳配川牛膝，肝胃阴虚以木蝴蝶配伍佛手，湿邪偏胜则以藿香、佩兰合法半夏、陈皮，或砂仁、白豆蔻与茯苓、生米仁同用，调其升降。升降并举，相辅相成，阴阳调和，则诸症悉除。

4.一药多用，灵活化裁

基于药物的四气五味与功效归经，蔡淦教授临证常一药多用，从而减少药物味数，做到少而精。如患者有热象伴大便不爽，可选用蒲公英既清热又通便；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或异型增生而出现脘腹胀满、疼痛等常用莪术，既消积化瘀散结又可防止癌前病变；对于脘腹痞满、泛酸等症状，常选用浙贝母，既开郁散结又可制酸止痛；对于脾胃病湿热证兼有肾虚表现者，擅用薜荔果既可清热解毒，也可补肾固精；对于腹泻、苔腻、口气秽浊等湿盛者，常用苍术、佩兰以祛邪燥湿兼止泻。此外，注重从整体出发，强调三因制宜。根据季节、患者性别、年龄、体质的不同选方用药。如夏季少用温补，秋季注重濡润。小儿、老年人用药剂量宜轻，小儿一般不用峻泻、涌吐及大温大补之品，老年人较多使用补益之剂，祛邪峻猛药慎用，青壮年攻邪药使用较多。针对不同性别，如妇女必须考虑经、带、胎、产等情况，峻下逐水、祛瘀破血、滑利走窜和有毒性的药物在月经期和妊娠期宜慎用或禁用。根据体质强弱、寒热不同，用药亦要区别对待。如偏于阳盛或阴虚之体，慎用辛温燥热之剂；偏于阳虚或阴盛之体，慎用寒凉伤阳之药；针对体质强壮之人，用药剂量可相对较重，体质瘦弱者，用药剂量相对较轻。久病、大病之后，补药宜重，才能达到量宏而力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