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访谈

问：您是如何想到开展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的？

答：我进行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起源于初始实践的个人情趣。1958年，适逢全国兴起科学技术大协作浪潮，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指派赵锡武、郭士魁和我等六名医生到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现国家心脏病中心）协作，进行高血压病及冠心病的中医药临床研究，历时多年。我们几位年轻一些的医生还直接参加病房和门诊等具体工作，我当年才刚刚27岁，做住院医师，24小时病房负责制，除临床实践外，还负责承担两单位之间的协调沟通工作，有机会经常接触到吴英恺、黄宛、方圻及蔡如升等知名教授，讨论工作安排。陈在嘉及刘力生医生也不例外，当年她们二位也和我一样，还都很年轻。黄宛教授当时刚刚39岁。郭士魁医生当年才43岁，他热爱专业，责任心强，为人诚挚友好，两个单位互相协作的关系很好。我们在接触大量冠心病心绞痛病人的过程中，注意到应用活血化瘀方药确有助于缓解疼痛，减少硝酸酯类药物的用量，有的病人每周舌下含服硝酸甘油约百片（一瓶），经连续服用血府逐瘀汤类方药加减治疗后，可减少其消耗量约3/4；联想到传统理论“气血流通，百病自已”，“通则不痛”的认识，与现代改善心肌供血思路之间具有极好的可通约性，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极为容易沟通的切入点，我在内心潜意识地憧憬着其魅力。我们于1961年发表了这方面治疗经验的相关论文，指出活血化瘀疗法的经典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以后又陆续积累案例，多所重复和验证。并从浩瀚的经典文献中探讨历朝活血化瘀治法的演变发展规律，丰富治疗方法，兴趣盎然。阜外医院医生及中国医学科学院专家们也充满兴趣，我应吴英恺教授的建议，在阜外医院讲堂做过数次相关专题讲座。对此专题，我是情不自已的，而且很受震动，锁定其深入观察会有戏！数十年以来，奠定和稳定了毕生不可动摇的活血化瘀的临床研究方向。

问：您最初开始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时是怎样的情形？

答：医疗研究必须服从社会需求，科学研究选题必须适合当代社会需求和传统医学科学自身的优势，这是我们这一专业科学研究工作成功的目标指向和意义所在，不可苟且。1971-1972年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地区成立了防治冠心病协作组，加强对该病的防治研究，以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教授为组长，当年他才60岁，很有魄力，对中西医结合毫无抵触情绪；西苑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为副组长单位。北京地区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等十多家医院参加协作，阵容强大，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张锡钧教授、金荫昌教授、徐理纳教授、雷海鹏教授，以及北京友谊医院顾复生教授、北京同仁医院刘复载教授，北京医科大学邵耕教授等也都具体介入这项研究工作。经过反复集体讨论与修订，最后选定以活血化瘀复方冠心Ⅱ号（由川芎、红花、丹参、赤芍、降香五味药组成）为主要研究目标，此复方具活血化瘀、理气定痛作用。经十多家医院多中心合作观察，证明对630例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治疗的有效率达80%以上，显效率33%，我是该研究结果论文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同时基础研究包括药理、病理、生化、血液流变性等专家还协作观察到该复方具有提高纤溶活性水平、降低第13因子活性等作用，在改善心肌缺血和血液流变性异常方面，分别做出很好的成绩。此项集体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其治疗思路得到社会认同，为全社会提供防治冠心病的活血化瘀思路与方向，辐射全国，形成所谓心血管病治疗的“活血化瘀现象”。

问：中西医结合医学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医疗体系，其优势及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答：自明末清初西洋医学输入中国以来，我国很多中医药界开明人士在“弘扬传统、融会新知”精神的启迪下，与西医学界互相沟通、参照，有过很好的业绩和先例。河北名中医张锡纯老先生研制提出“石膏阿司匹林汤”以治疗外感疾病，现代药理学家陈克恢教授从中药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素等中西医学界先辈的成就，极大地启发与鼓舞着后来者。20世纪60年代，吴阶平教授与岳美中教授等合作用中医药复方治疗印尼前总统苏加诺的泌尿系统疾病，取得极为满意的效果；以及近一些年来，张亭栋，王振义、陈竺教授等用砒霜活性成分三氧化二砷治疗血液系统疾病并阐明其机理，都十分有力地说明中西医结合可以更好地服务民生，并进而发展中西医结合医学和中医药学。最近，中药学家屠呦呦教授以其受东晋《肘后方》古典著作启发发明青蒿素荣获诺奖等案例，都深刻地启迪着我们应当进一步提倡中西医团结合作，协同在防治危害人民健康的常见病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应当看到，学科交叉与合作，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不固步自封，永远是我们应取的态度。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似乎特别应该把目标放在是否可能提高或解决西医学尚不能完满解决的临床问题或基础医学问题上，为全人类健康做出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