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大流行，是由内蒙古满洲里沿滨洲（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传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又以哈尔滨为中心，继续向东、向南沿铁路线扩大流行。波及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等7省区74个县，死亡58 936人，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大流行情况见表2-2-1。除此之外，山东也受到波及，但发病县市和死亡人数缺乏精确统计资料。

据《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记载，1910年10月8日（九月初六），内蒙古满洲里市发现第1例病例；1910年11月8日（十月初七），哈尔滨出现疫情；1910年12月15日（十一月十四），蔓延至长春；1911年1月2日（一九一零年十二月初二），沈阳发现第1例死于鼠疫的患者；1911年1月15日（一九一零年十二月十五），传至天津市；1911年1月20日（一九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北京市通州区发现了疑似鼠疫病例；1911年2月15日（一九一一年正月十七），山东济南市出现病例。

20世纪初，由于加工工艺的提高，在西方市场上旱獭皮成为与貂皮相媲美的皮革材料，一时间旱獭皮价格和需求上扬，一张旱獭皮的价格1907年为0.30卢布，1910年为1.20卢布，从满洲里出口的旱獭皮也从1907年的70万张猛增到1910年的250万张。1910年夏季，满洲里的中国猎人数超过11 000人，10月仍有4600人。一般有经验的猎人知道，凡是感染鼠疫的旱獭行动迟缓，步态蹒跚，这样的旱獭是不能捕获的。然而外来的劳工并不通晓其理，缺乏有关鼠疫的卫生常识，大量的劳工不加区分地捕捉染有疫病的旱獭，然后带回环境较差的旅店，鼠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暴发并且迅速传播的。1910—1911年东北鼠疫传播特点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铁路交通发达、移民社会、气候严寒等方面。

第一，铁路这一交通工具的出现，使近代鼠疫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缩短。铁路的发达是疫情快速传播的重要因素，东北地区是清末中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其中哈尔滨是中东铁路中心枢纽城市，铁路作为一种近代交通工具，在这次鼠疫传播中扮演关键性角色。

第二，移民社会与疫情的发生及传播有着很大关系。近代东北地区是移民社会，劳工又是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条件差，生活艰苦，对疫情抵抗力弱。中东铁路的修建，招募了大量关内移民，据统计，1898—1900年应招而至的鲁（山东籍）民达20余万，铁路修建完成后，大部分劳工滞留在铁路沿线，从事农业生产或捕猎业。同时，移民社会有着一个显著特点，新移民想念家乡，尤其是在中国传统家庭团圆的节日，如春节，他们都会尽其所能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而此次鼠疫大规模流行正值春节前夕，大量劳工沿铁路线返乡，加剧了鼠疫的远距离传播。

第三，严寒的气候也是1910年东北鼠疫流行的一个新特点。1910年腊月至1911年正月，鼠疫大规模肆虐的时候，东北地区的温度普遍是-30℃，严寒阻止了人们走出户外、室内通风。同时，严寒的气候导致冻土层深，不易挖掘，尸体的掩埋工作不易完成，染病的尸体极易变成新的病源，影响到整个疫情的控制。

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是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的直接产物，清宣统帝于1911年2月20日下旨：“东三省时疫流行，前经外务部照会各国选派医生前往奉天，定于三月初五（公历4月3日）开会研究，所有会中筹备接待事宜，甚关紧要，著东三省会同外务部妥速布置，并派施肇基届期赴奉会，钦此。”

大会于1911年4月3日在沈阳市大东区小河沿附近（原奉天府大东小河沿惠工公司）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11国，即俄国、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墨西哥、意大利、荷兰及中国，到会有130多人。伍连德应邀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万国鼠疫研究会会长。会议讨论、总结了1910年哈尔滨鼠疫的经验教训，揭示危害全球人类的鼠疫问题，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防止这种可怕的瘟疫卷土重来。会议一共举行23次，第一次是大会主席伍连德博士发表主旨报告，其余22次专业议程中，5次病理学和细菌学研究，5次专门研究流行病学，2次探讨临床资料，4次研究防治措施，2次检讨疫情对商业贸易的影响。1911年4月22~23日，与会代表还访问哈尔滨，观察了中国和俄国城区的鼠疫医院和实验室。4月28日下午4时在奉天鼓楼南庆丰茶园举行闭幕仪式，伍连德博士作为大会主席在闭幕式上讲话，本次大会历时26天。

此次国际大会云集了世界顶级防疫专家，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防疫医学成果和最先进的科学理念。各国与会代表平等相待，相互争论，专门就当时世界上防疫科学的前沿课题进行讨论，其讨论问题之广泛，内容之丰富，为以往国际学术会议所少见。其中，针对东三省鼠疫灾难防疫中的科学技术等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解决了在东北鼠疫中困扰人们的许多技术上、理论上的问题。

第一，明确了疫源地和疫源动物问题。有关诱发1910—1911年东北鼠疫大流行之疫源地究竟在何处、疫源动物究竟为何物等争论，最终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获得解决。4月7日，即第五天的国际会议上，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伍连德在大会致辞中就曾提出：“现在吾人已公认旱獭一物为传疫之媒介”，这种疫症“近十年来西伯利亚、蒙古、满洲西北部皆时时发现，住居其地之中俄人民罹此而死者数亦不少”。然而，“染疫而死亡者不过数十人，即已自然消灭，不至辗转传染贻祸无穷也”。“蒙古人固知旱獭一物常有染瘟疫之事，且知其瘟疫传染之险”，为保自身，很少捕捉之。而鼠疫传染于人正是由于猎人烹食染疫旱獭肉所致，“猎人之传染者恒聚居于满洲里等处，彼等所居之屋大都尘垢污秽，往往二三十人”，聚居一斗室，“于是又互相传染”。此次国际会议经过各国代表的讨论和研究，一致得出结论，此次鼠疫的病源动物是旱獭，病源地是俄属西伯利亚一带（西伯利亚，更像是一个形象的区域范围而不是一个地理名词，整个乌拉尔山以东，整个亚洲大陆的北部，通常叫作西伯利亚，俄罗斯西伯利亚西区的南部与中国及蒙古接壤——编者注）。

第二，确定了染疫房屋的消毒及焚毁原则问题。尽管大会对于此问题争议较大，但最后还是形成了一致决议，主张房屋不用烧毁，只需施以必要的消毒和日光照射即可。因为，此次传染的媒介主要是病人所吐之痰，凡是感染鼠疫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吸入了含有病菌的唾液所致，衣服和商品并不传染，“凡属无生命者，皆不能传染疫症。病菌经日光即死。货物能见光，即不虞传染。”更有专家指出，“当灰尘携带潮湿的或冻结唾液的粒子时候，也能传达传染……目前没有证据显示除了潮湿或冻结的唾液外，房屋仍然有传染性。”“嗣经各医官公决房屋衣服等，确不传染。惟衣上粘有疫者之痰，如未晒干，则可传染。若经日光晒干后，则不传染。”与会医学专家们还专门讨论了关于衣服被褥、家具以及房室消毒的具体办法，衣物、被褥用蒸汽消毒或煮沸消毒，一切家具可留在屋内与屋同时消毒或另熏蒸或用日光曝晒均可。总之，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各国专家一致认为，染疫房屋不必烧毁，可施以药物消毒。

第三，解决了疫区大豆、粮食及皮货出口的防疫规则问题。大豆是东三省出口的重要农产品，有名的大豆三品（大豆、豆油、豆饼）一直行销于各省乃至海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鼠疫的流行，使豆类的出口颇受打击，与大豆关系密切的榨油业也受到牵连。粮业在这次鼠疫中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阻断交通也使得各处税关失去了货税来源，而此时各税关还要支拨防疫经费，更是入不敷出。可见，鼠疫对经济的破坏力极大，其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上述情形均表明，此次鼠疫对东北地区正常的经济生活和商业往来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其症结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对大豆、毛皮等进行烧毁的问题，以及这些商品的出口会不会传染鼠疫等问题上。此次国际会议解决了大豆、粮食以及皮货等商品是否会传染疫病，是否有必要烧毁，以及是否仍可出口等疑惑问题，为疫后东北恢复出口创造了条件。4月20日，即第18天的会议上，与会委员一致认为大豆、粮食以及皮货等商品本身并不会传染疫病，故没有必要烧毁，仍可出口。从而解决了东北疫区大豆、粮食及皮货出口的规则问题。

沈阳万国鼠疫大会，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并由中国科学家主持的国际学术会议，是古老的中国第一次以人类卫生为主题召开的国际科学会议。这次会议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一，沈阳万国防疫大会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学术交流会议。会议云集了各国优秀的医学专家，有的代表还直接参加了东北的防疫工作或研究工作，他们纷纷撰写学术论文，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据统计从会议召开到闭会共收到各国代表学术论文24篇，报刊撰稿12篇，大会演说发言达95人次。会议代表们对有关鼠疫的病理学说、医疗、防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且在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中外医学交流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作为一次国际会议，不仅对我国，对整个世界的学术都有极大的意义，为人类了解和征服这一疾病迈出了一大步。

第二，通过这次会议，提高了中国在科学界的地位。这次东北鼠疫中，无论是清朝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的防疫实践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高度的赞赏，尤其作为这次会议主席的中国医官伍连德，对鼠疫的研究以及在防疫中所使用的方法、措施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被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并成为蜚声国际的流行病学家和微生物学家。

第三，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万国防疫会议形成的45项决议，其中包括要系统的研究源自动物的传染病，加强对猎獭的管理等。决议还提出，为了快速处理疾病，需要训练并设置医药行政人员，要提升基础医学教育。无疑，这些决议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东三省防疫处就是遵照万国防疫大会会员的建议而建，这是中国第一次郑重的尝试在自己的领导下建立科学医学秩序的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可见，当时的中国政府在经历1910—1911年鼠疫后已经开始重视公共卫生，并将卫生事业纳入了有组织的官方职权范围。

万国鼠疫大会决议中的第13项决议里提到：“凡染疫受肺瘟者必须隔离为迫不可缓之举，故应预为建造隔离疫病院以备不时之需，院中应有单间房屋，便病人得以各居一室，造屋之法必使鼠类无隙出入，且易于消毒为要。应设一永立中央卫生医院，一遇疫气发现立时可以扩充办事，并将医员衔名先行注册，以便临时选派……欲以上各项条陈实有效用，各以组织中央卫生院为先，以该院有关办理各传染病症发现之通告一层尤为紧要。”会议结束后伍连德起草了呈文，向清政府建议在北京设立京师防疫局，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处，在山海关、营口设立检疫事务所，以便持久地开展防疫工作。

1911年9月，哈尔滨防疫医院开始动工，1912年夏天落成，该院分为两部，西院专门用于办公和治疗普通病症，可容纳400人检疫之用，东院则能容纳疑似患者30名、鼠疫患者40名隔离之用。1912年，“在阿木河及松花江交界处同江县，即拉哈苏苏，建有隔离院一所。1913年在松花江岸之三姓，有同样的建筑，1914年在大黑河即俄国阿木尔江对岸，有更大医院之建筑焉。”1920年建立的营口（牛庄）医院也直属于设立在哈尔滨的东三省防疫处，“这6个主要医院一起可以容纳1254个住院病人、隔离患者和疑似病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医疗机构，东三省防疫处还包括后来建立的作为互助医院的安东医院、海拉尔和齐齐哈尔医院。作为中国第一个防疫事务部门，其宗旨是“研究防疫问题，制定防疫方针、措施、法律，并建立模范医院、疾疫图书馆、疾疫博物馆、总化验部。”

东三省防疫处（总部位于哈尔滨）是1910年哈尔滨鼠疫的产物，是1911年4月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决定设立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医疗防疫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医学、防疫事业进入现代化轨道。当时，伍连德即设计了它的宗旨、建制、研究科目以及长期的防疫方针等，共十二项：①国内及周边地区的肺鼠疫流行史；②进一步研究旱獭对于各种疫疾的感受性；③疫源地在哪里，云南或其他地区；④如果在疫区未采取卫生措施，疫情能否自然减退；⑤重新确定疫菌传播方式；⑥研究气候与感受性的关系；⑦研究新型有效疫苗的可能性；⑧创建防疫医院；⑨在内蒙古及南满地区研究疫情；⑩制定法律规范旱獭的捕猎及贸易；⑪深入研究，完成关于肺鼠疫的专著；⑫在哈尔滨创建一所鼠疫博物馆和鼠疫图书馆。

伍连德博士创建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开创了我国近代防疫事业先河，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研究、继承。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字星联。现代医学先驱、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医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卫生保健事业的开拓者，中国现代医学之父。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总办兼总医官、中华医学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第一任总编辑、北京中央医院第一任院长、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州）一个华侨家庭，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1902年获医学士学位，曾在多所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研究工作，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7年应聘回到祖国，艰苦奋斗三十年，为我国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