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由20世纪40年代《针药汇通》一书初稿的形成，到1985年《常用腧穴临床发挥》（以下简称《常》）、1995年《针灸临床辨证论治》（以下简称《针》）及2006年《祖传针灸常用处方》（以下简称《祖》）的相继出版，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李氏针灸”临床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学说。之所以能够称得上体系、学说，借此再版之机，有必要加以阐明。李氏针灸的主体理论是以脏腑学说来指导临床腧穴功能研究、针灸配穴组方运用和整体治疗辨证论治。

腧穴是针灸的基础，传统的针灸中无腧穴功能，只有腧穴的作用，即某穴治某病，某病选某穴，对腧穴的认识也只是建立在经络学说和特定穴意义上的，而李氏针灸是建立在脏腑学说基础上，对腧穴功能、穴若药效进行临床研究。例如三阴交，为妇科病证的常用穴、血证要穴，用补法具有补血养血之功效，凡需使用补血养血法则的都可选用；用泻法活血化瘀，具有（类似）桃仁、红花、当归、川芎等药物的功效。再如合谷穴，用补法有补气的作用，凡气虚诸证都可选用，具有补气固脱，益气固表、止汗、摄血等功效；用泻法具有发汗解表、清阳明气分之邪热等功效，等等。

腧穴功能研究，作为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对腧穴的一个新的认识，它不仅拓宽了腧穴主治范围，规范了腧穴运用的法则，临床运用有的放矢，不受某病选某穴，某穴治某病所局限，同时也对针灸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常》一书中。

到目前为止，针灸处方学仍是一个空白。从《内》《难》到《甲乙经》，再到《针灸大成》，乃至各种针灸歌赋中所谓的针灸选穴配方，仅仅是建立在经络学说和特定穴意义上的，单一的对病（症），即某某穴配伍治疗某某病，某某病选某某穴，这些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处方或处方学（包括近年出版的某些针灸处方配伍的书籍在内）。传统针灸因其无脏腑学说为指导、腧穴功能为依据，所以只能是对病对症的处方，即一症一方。而李氏针灸处方是以脏腑学说为指导，腧穴功能为基础，补泻手法为手段，通过临床对针灸组方配伍加减运用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例如：补合谷、三阴交补益气血，具有八珍汤的功效，凡属气血双亏八珍汤证候者都可选用。再如：补合谷、足三里补中益气，升阳举陷（补中益气汤之功效），凡中气不足、气虚下陷之病证，如脱肛、胃下垂、久泻久痢、带下、脱证等都可加减用之。再如：针取足三里、阴陵泉，施用先少泻后多补之法，健脾益气渗湿，凡属脾虚湿盛之参苓白术散证者如泄泻、水肿、带下等，都可选用之。

针灸处方学作为一门学科，既要有方规又要有法度。以法组方，方证相对，方穴固定，依证选方。其腧穴功能、配伍后的功效主治与病机、证型必须相一致。作为针灸处方学的代表作主要体现在《祖》一书中。该书将为针灸处方学科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也将为针灸医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脏腑学说在针灸医学中一直未占主导地位，传统的针灸理论体系主要是建立在经络学说的基础上，其治疗也是以“经络学说为指导，循经取穴为主”（六版高校教材语），而“李氏针灸”理论体系除经络学说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在脏腑学说的基础上，其治疗是以脏腑学说为指导，整体治疗，辨证论治。辨证是中医的精髓，传统针灸辨的是“经”，李氏针灸辨的是“证”；传统针灸注重“病”的治疗，李氏针灸注重“证”的论治。正是由于以脏腑学说作为理论指导，临床上才能对腧穴功能研究落在实处，才能使腧穴配伍处方学研究有了根基。其学术思想体现在《针》一书中。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实践出真知。“李氏针灸”是由几代人的临床实践逐渐上升到理论，又从理论来指导临床实践，再实践再理论。故而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法、方、穴临床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自成一家之学说。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院长王玲玲教授曾将《针》与《常》二书一起做了书评。认为该二书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辨证论治整体治疗新篇章。对推动针灸医学理论发展将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

此次修订将本着以实用为原则，其大的格局不变，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和调整。一是对书中部分文理内容进行规范和简练，使其更加清晰、通畅；二是对个别病证证型的组方配穴进行了修整，使之更加切合临床实用。例如：胃痛篇中脾胃虚弱型的“或补胃俞、足三里、中脘”改为“或补胃俞、足三里，艾灸中脘”，避免了中脘穴用补法导致中满的问题。其因是胃虚多夹实，纯虚证中脘穴方可用补法。该组方本身无误，多为读者误判证型，或用补过早。其详细解述可参见《常》一书再版的中脘穴篇。三是融入了近些年来的科研成果。例如在失眠病中，强调了风池穴的作用。“脑为元神之府”，针泻风池具有清脑安眠的功效。故把风池作为首选配穴，配取在各个证型中佐以清脑安眠（风池穴的研究成果可参见再版的《常》一书的风池穴篇）。四是删去了一些稍显重复的案例，增添了一些更具有临床价值的案例。

三部著作的再版已使“李氏针灸”融入到了中医学的大海之中。中国的中医发展迎来了黄金期，让我们为推进中医针灸医学事业的发展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