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述

我从事针灸教学、临床、科研工作30余年，观之针灸临床，针灸病谱虽已达近千种病症，但主要还是集中于运动、神经系统疾病 ^[1，2]，为此近 20多年来，将研究方向立足于以痛症、脊柱相关性疾病为主的临床研究与《黄帝内经》经筋相关经典理论为研究方向。研究发现，运动、神经系统疾病属中医“经筋病”范畴，经筋疗法是一类综合疗法，包括针刺、推拿、中药内服外敷等。

在针灸治疗脊柱相关性疾病的研究中发现，针灸虽对脊柱相关性疾病有一定效果，但见效较慢，而推拿疗法对某些脊柱相关性疾病收效较快，且患者乐于接受，由此开始关注推拿疗法。推拿疗法对脊柱相关性疾病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与针灸疗法结合有相得益彰的效果。推拿手法分松解手法、矫正手法两大类，㨰、一指禅、揉、按等松解手法对脊柱周围的软组织挛缩具有舒筋解挛的功效，而矫正手法则对脊柱关节的紊乱、错位具有调整、复位的作用。由于矫正手法操作过程中，解剖定位不易掌握，尤其是初学而经验不足者，临床容易出现一些手法意外。1995年、1996年在德国讲学期间，接触了西方整脊疗法。西方的整脊疗法，强调手法的解剖定位，这恰好弥补了推拿手法的某些不足。为此，1997年春，赴日本福冈研修日式整脊疗法，回国后在发扬传统推拿手法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整脊疗法，取长补短，有机结合，研创了“经络整脊疗法” ^[3，4]，对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等病进行了临床观察研究，并得到江苏省教育委员会科研经费资助，以“电针加整脊法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临床与机理研究”为题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有关论文 2篇 ^[5，6]，加深了对脊柱相关性疾病的病变机理及与脏腑、五体间关系的理解。脊柱相关性疾病虽与脏腑虚损有关，但主要表现为体表之筋肉骨脉痹证，治疗时当全面兼顾，调补脏腑为本，舒筋正骨为标。筋之与骨，结构上相连，生理上相互协调，病理上彼此影响，筋伤则骨歪，骨损则筋松，故“正骨不舒筋，费力又费劲；舒筋不正骨，徒劳无结果”。强调筋骨同治，先舒筋，后正骨，方能奏效，更认识到舒筋有时比正骨更为重要。舒筋之法，除了推拿的㨰、一指禅、按、揉等松解手法以外，针刺也能达到舒筋解肌进而正骨的目的，且省时省力。为此开始探索舒筋针法。

1983年中医专业毕业，刚好学校成立针灸系而留校任教，在腧穴、针灸教研室工作多年，自感知识结构不够全面。1990年在职报考针灸硕士研究生，有幸跟随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刺法灸法学》主编杨兆民教授学习针灸学，重点研究刺法灸法学，期间得到江苏省教育委员会科研经费资助，以“不同灸质、灸量对胃肠道运动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为题进行动物研究，率先对灸质、灸量与灸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先后发表了有关论文9篇 ^[7～15]，验证了灸质、灸量与灸效密切相关，同时培养了自身科研工作能力。1997年有幸被推荐为第二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继续追随杨兆民教授临床研习，继承并总结了杨兆民教授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 ^[16～21]，2000年获国家卫生部、人事部、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出师证书”。2004年攻读博士学位，在赵京生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古典医籍。感谢杨兆民、赵京生等诸位老师的栽培，为以后筋针的研创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该书的编写过程中更得到了赵京生的指导与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针刺疗法涉及理法穴术等方面，即辨病别型、随证取穴施术等。运动神经系统疾病临证以疼痛与运动障碍为主要病理表现，舒筋针法以镇痛为主要观察指标。如何取穴是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查阅有关数据显示，运动神经系统疾病主要有局部取穴与循经远取两类取穴方法，其中以局部取穴为主。循经远取主要适用于病程较短的急性损伤类病症，而局部取穴则广泛应用于各类急慢性损伤，即“筋伤”类的病症，突显了《灵枢·经筋》“以痛为输”的取穴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舒为腧”、“以结为腧”的筋穴取穴方法 ^[22]。

针刺施术是针刺取效的又一重要因素，包括进针、行针、得气、补泻手法等，但就针刺深度而言，可分为深浅两类。《素问·刺要论》曰：“病有浮沉，刺有浅深，各至其理，无过其道。”为此根据疾病的浮沉，即病位的表里制订相应的针刺方法，如表证浅刺、里证深刺。而运动神经系统疾病，病位涉及皮、肉、筋、骨、脉等五体，皮部位表，骨病在里，筋肉脉居中。为了观察针刺深浅与针效的关系，临床选择了膝骨关节炎作为观察对象，进行了深、浅刺膝眼穴对膝骨关节炎的临床分组观察，研究发现深刺组对膝骨关节炎具有较好的镇痛治疗效果 ^[23]。验证了《素问·调经论》“病在筋，调之筋；病在骨，调之骨”及《难经》“刺营勿伤卫，刺卫勿伤营”旨意，提示针灸临床当辨病别位，分而刺之。筋病刺筋，骨病刺骨。

1995年冬，初次出访德国，德国友人对针刺的镇痛效果深感赞赏，但对“酸麻胀重”之得气的针刺感应较难接受，表示“如无此感觉则完美了”。对此我以“良药苦口”、“外科手术难免损伤正常组织”比喻说明。内心想，“真是老外”，得气乃针刺精髓，得气是针刺“中穴”的标志，是针刺补泻的基础与前提，得气的有无、快慢直接影响针刺疗效，并可预测疾病预后。如无得气，谈何针刺。故临床针刺治疗强调得气与补泻。针刺补泻有单式补泻、复式补泻数十种之多，其中大多涉及难以理解的九六之数。为此对九六补泻法进行了研究，发现九六的本意是《易经》中阴阳质变之数，而七八是量变之数，针刺补泻的目的是“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即针刺的刺激量要达到使“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转变，如针下得气之紧涩感为实，采用补泻手法使其产生徐和之谷气感时则达到六泻之义，相反，如针下得气之空虚感为虚，采用补泻手法使其产生徐和之谷气感时则达到九补之义，而非九六之机械之数 ^[24]。提出了“针下辨气”在针刺补泻中的重要性。

但近20多年来针灸临床呈现出多种浅刺针法，如腹针、浮针等，以及皮内针、腕踝针等，其共性是均以无或轻“酸麻胀重”等得气感觉呈现，却也能明显取得疗效。为此深受感触，对原本的想法产生了疑惑，对究竟针刺是否必需“得气”、“酸麻胀重”是否为“得气”的唯一表现形式、得气与经气的内在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反思。2001年出访墨西哥讲学期间，诊治了一位末期淋巴癌的男性患者。患者因疼痛异常，连哌替啶等均难以止痛而束手无策，为此墨西哥医生转介来诊。由于我不懂西班牙语，难以深入了解病情，但又不能拒绝患者寻求医治，为免影响中医在国外的声誉，我切记安全第一的原则，在中医四诊了解病情的基础上，采用了夹脊穴皮下浅针透刺法，电针治疗半小时。次日是周日，早晨被急切的敲门声唤醒，患者家属告知，针后患者疼痛明显减轻，昨晚能入睡数小时，是近月来最好的睡眠，恳请能周日再次出诊继续针刺治疗。虽患者半个月后离世，但该病例的浅层“无感”针刺也能为临终末期癌症患者减轻痛苦而改善生活质量发挥作用，由此进一步激发了对研究舒筋针法的热情，逐渐对浅刺“无感”针法进行了临床摸索与观察，并对其有关作用机理等中医理论进行了大胆探索。

2004年赴港，从事中医针灸的普及、教学工作，尤其是担任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硕士课程的统筹工作期间，深感针灸教学缺乏自身特色，辨证大多遵循中医内科的思维模式，缺乏切合针灸专科自身特点的辨证方法。中药与针灸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治疗方法，中药的药理效用与针灸的刺激效应其作用机理是完全不同的。为此倡导建立符合针灸自身特点的辨证思维模式，强调针灸辨病以病位辨证为主，结合筋脉、八纲、脏腑、病性辨证，辨清病在经筋、经脉、脏腑，或皮、肉、筋、骨、脉，便于指导取穴施术。如痛症属中医痹证范畴，《黄帝内经》将痹证分为脏腑痹（如肝痹、心痹、脾痹、肺痹、肾痹、肠痹等）、五体痹（如皮痹、肉痹、筋痹、骨痹、脉痹等）、四季十二筋痹（春夏秋冬配合孟仲季痹）及风寒湿热痹（行痹、痛痹、着痹、热痹）等，并提出了相应的中药、针刺治疗方法。而针灸辨证大多遵随中医内科的辨证方法，以脏腑、病性辨证为主，分为行痹、痛痹、着痹、热痹（风痹、寒痹、湿痹、热痹）。虽然针灸提出了辨证取穴，如行痹配血海、膈俞，着痹配脾俞、足三里，痛痹配命门、肾俞，热痹配曲池、合谷等，但验之临床，痹证以病位辨证、局部取穴为主，中医内科的辨证方法却难以指导、应用《黄帝内经》经典刺法。为此提出了针灸辨痹当以五体病位辨证为主，分为皮痹、肉痹、筋痹、骨痹、脉痹，并分别选用相应《灵枢·官针》刺法治疗。如皮痹选用毛刺、半刺；肉痹选用合谷刺、浮刺、分刺；筋痹选用恢刺、关刺；骨痹选用短刺、输刺；脉痹选用赞刺、豹纹刺、络刺等。皮、肉、筋、骨、脉五体中，以筋为中心，因皮覆盖于筋、筋包裹于肉、筋附丽于骨、脉循行筋中，故筋病可影响皮、肉、骨、脉而病，反之，皮、肉、骨、脉病也可累及于筋而病，故临床大多表现为筋肉、筋骨、筋脉、筋皮同病。舒筋则可润肤、解肌、正骨、通脉。可见舒筋是治疗五体痹证的关键。由此提出了以筋为中心的五体辨痹思维模式，指导诊治经筋病。如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可分为筋肉型、筋脉型与筋骨型，辨证分型，随型施治。

经筋与经脉，是既有联系更有区别的两个网络体系。《黄帝内经》为了告诫后人，在《灵枢》中将“经脉”、“经筋”分而别之论述。其写作格式相近，依据纵行循布于头面、躯干、四肢的分布特点，分别命名为手足阴阳十二经。经脉循行上下、联络内外，属络脏腑，将人体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且脉道中空，能输送气血，传递信息，是联络内外的营养、信息信道；而经筋，分布体表、联络九窍，布散体腔，网络周身，虽筋中无孔，不能传输气血，却能裹肉着骨，而发挥“主束骨而利机关”，润运九窍，维护内脏位置稳定的作用。经筋伴经脉而行，循布周身，均禀受脏腑气血而用。经脉得血而充，营行脉中，供养全身，协调阴阳。经筋有赖血渗脉外之津、与气行脉外之卫的温养而柔韧运动，进而发挥润固皮肤、裹肉动肌、束骨利关、助动脉道、健运九窍、维稳内脏等功效。可见经脉受营血而养，经筋得卫津而用。虽津血同源，营卫同气，但布散不同，功能有别。经脉为病，主分虚实。淫邪痰瘀，阻滞经脉为实；营血不足，经脉失养为虚。临证理当确定病脉，循经取穴；分清虚实，施针补泻。经筋为病，邪郁卫气，气不布津所致筋急、筋纵，表现为筋痹与腔窍之疾。筋中无孔，不能传输病邪，邪侵袭筋，气津结聚之处即为病痛所在，故以“以痛为输”为取穴原则；气郁筋挛为主要病理改变，故宣导卫气、舒筋解挛为治筋大法。所以，临证当分清筋病还是脉病，筋病调筋，脉病治脉，方能有的放矢，辨病施治。如耳鸣应分清筋性耳鸣、脉性耳鸣，还是脏性耳鸣。筋性耳鸣是由颈项枕颞经筋受寒或劳损，筋挛及耳，耳窍失运所致，当舒筋导气，即可见到“以知为数” ^[25]之效。脉性耳鸣是因邪阻脉道，气血阻滞，耳窍失充所致，当祛邪通脉，虽效不能“立竿见影”，但切脉可知；脏性耳鸣，乃脏腑亏虚，精血不足，耳窍失养所致，当调补脏腑，化生精血，耳窍得养，方能渐愈。

现今针灸临床，使用传统针刺补泻手法的中医师不多，甚至针刺不辨得气而留针，依赖电针刺激、TDP神灯照射治疗，但也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那得气、针刺补泻手法等是否与针效无关，有无存在的必要。本人认为，首先对“得气”要加以重新认识，“酸麻胀重甚至热凉”的“有感得气”并非“得气”的唯一针刺感应，还有“中气穴则针染（游）于巷”的“无感得气”的特殊感应形式。其区别在于前者针刺激发“行于脉中”的营气，后者激发“行于脉外”的卫气。激发营气可调畅脉道气血而治疗脉病（经脉、络脉、奇经八脉病），甚至通过经脉与脏腑属络的特殊联系，进而调理脏腑病症；而激发卫气则舒筋散津而治疗筋病，通过筋与皮肉骨脉的特殊联系，进而调治皮、肉、骨、脉病症。针灸临床，主要以治疗运动、神经系统之“经筋”病症为主，而经筋病症是邪郁卫气、气不布津所致。经筋病症，分筋急、筋纵，而无虚实之证，无需针刺补泻；卫为悍气，慓疾滑利，得气以“无感得气”形式体现，故激发卫气，临证无“酸麻胀重”之感，无需施行针刺“补泻”手法而取效。若治疗经脉、脏腑病症，针刺则理当分清虚实，在“有感得气”的基础上，施行补泻，方能显效 ^[26]。

经筋理论研究发现，经筋病症，除了经筋分布区域的支痛转筋、运动不利等（运动系统）的筋痹之外，还有涉及维筋病、口僻（神经系统）；舌卷、目瞑、耳鸣（五官系统）；息贲、伏梁（脏腑系统）等病症。这与经筋布散皮下，包裹肌肉，连接骨骼，深入体腔，联络九窍，受卫气津液濡养，发挥“主束骨而利机关”、稳定内脏、润运九窍的作用有关。一旦筋病常表现为筋性痹证（类似运动神经系统病症）、筋性腔病（类似脏腑病症）与筋性窍病（类似五官九窍病症）。在经筋临床研究中发现，舒筋针法的刺激穴点就是邪郁卫气、气津交结之处，大多表现为筋结与压痛。而皮下为卫气输布之处，皮下透刺则能最有效地激发卫气，卫为悍气，慓疾滑利，其形式以“无感得气”而感应，其效以快速感知而得到验证。这就是经筋治则中提及的“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等，其有关观点相继刊登于《中国针灸》2013年特刊与《针灸临床杂志》2013年第6期、《针灸临床杂志》2014年第2期上。筋针疗法就是在经筋经典理论研读与痛症、脊柱相关性疾病等的临床研究过程中，逐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疗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筋针疗法“以知为数”的快速镇痛效果，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11月，在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的中医临床教研中心，开展了以“针刺对软组织损伤止痛疗效的临床观察”为题的临床研究，结果证实，筋针对不同部位的软组织损伤有即刻镇痛效果，并于不同治疗次数均显示有即刻镇痛效果。筋针对软组织损伤治疗前后的即刻镇痛效果达50%左右。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十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宣讲了题为“谈 ‘以知为数’”与“针刺对软组织损伤即刻镇痛的临床观察”的两篇论文，得到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有关筋针的临床研究论文相继在《香港中医杂志》《中国针灸》上发表 ^[27，28]。

筋针疗法，即在经筋理论的指导下，利用特制的筋针，刺激“以痛为输”为主的筋穴，浅刺皮下，以“无感得气”形式激发卫气，舒筋散津，从而速治筋性痹病与筋性腔病、窍病等的一种独特的针刺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