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5世纪后半叶，欧洲文艺复兴伊始，现代医学进入了以还原分析为哲学指导的近代实验医学阶段，此后400年间，在还原论的哲学指导下，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现代医学将人体这一复杂的系统还原为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基因等水平，全面系统地研究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等，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也迅速地超越了中医药在世界医药领域的千年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然而，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把生命作为一个线性的系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推断生命活动、推导生理病理、推导治疗手段的还原论方法已经日益见其局限性 ^[1]：人体基因、细胞、组织等不同水平的结构功能特性并不能解释整体生命状态，还原分析的结果往往不能构成对复杂疾病多环节发病的整体认识；即便对于某些复杂疾病的某一发病环节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研制出的西药又因其作用靶点的单一造成疗效不佳、毒副作用大、服药依从性差等问题；对于病因病机尚未认识清晰的复杂疾病更是难以形成有效的干预措施等等。

医药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研究理念息息相关，正当还原分析的医学研究走入困境时，系统论的哲学思想为医学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系统论认为，系统是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 ^[2]，系统具有其部分在孤立状态中所没有的新质（如新的特性、新的功能、新的行为、新的规律等），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3]，这种新质不能由部分简单线性加和推导出来，而是由组成元素的动态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称之为整体涌现性 ^[4]。美国科学院院士莱诺伊•胡德在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美国科学家诺伯特•维纳生物控制论等研究的基础上，于1999年提出“系统生物学”理论。系统生物学是建立在器官、细胞、分子水平上的整合，不仅要了解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而且还要揭示出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的相互作用和运行规律 ^[5]。自此，系统生物学越来越受到中外科学家的关注和重视，并成为“21世纪医学和生物学的核心驱动力”。

以元气论为哲学基础的中医药学，逐渐形成了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色的诊疗体系，在思维方法上与系统生物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王永炎院士指出，真正的系统分析需要还原方法提供的信息积累以及对于初始条件计算参数的有益提示；系统论的研究策略，则在传统的以“解构”“简约”为特点的还原论研究中注入了真正的科学内涵 ^[6]。可见，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可以启示西医研究思维和方法的创新，并有助于发现人体新奥秘。但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并不能等同于系统生物学在微观实验基础上整合的整体思想和系统思维，其本身的主观性、模糊性也极大地限制了其标准化诊疗体系的建立和推广，影响着中医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进程。所以，善于还原分析的西医自下而上研究，迫切需要系统论的指导；长于系统论的中医自上而下探索，亟需还原分析的支持。中西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均对系统论和还原论的统一提出内在诉求，而二者的统一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复杂性疾病提供新的思路。

20世纪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每年的研究经费高达200多亿美元，美国市民于是追问，发明了那么多的新技术，积累了那么多的新知识，发表了那么多的高水平论文，为什么人们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7]。美国由此提出了转化医学概念。其最大的特点是聚焦于具体疾病，即以人的健康为本，以重大疾病为研究出发点，以促进科学发现转化为医疗实践为目标 ^[8]，希望以此提高医药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养生防病需要。所以，无论中医、西医或是中西医结合，在防治复杂性疾病的科研中，一定要注意成果转化，即产研要结合。转化医学的兴起，无疑助推了医药科研“产研结合”的医学大势。医药科研的目的是探索未知生命奥理，更好地诊疗疾病，提供养生保健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具有相当的必要性。诸如药学研究明确药物作用机制却无好药新药产出，生物医学研究清楚某些疾病的基因表达、蛋白表达却无法形成创新性的治疗手段的医药科研都是不完整的，只有将科研同生产、同科研成果转化统一起来，才能保证科研的生命力和价值，这也必将是未来医药科研的发展方向。

总之，“中西合流，产研结合”是医药及其科研的大势所趋，中医药更应在此螺旋上升期趁势振兴，争取医药学优势的东方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