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种、民族、国民的根据何在？

人种无优劣之分

据说目前生息于地球上的人类只有智人（Homo sapiens）一种。但学校曾经教给我们的知识是：世界上有白色人种（Caucasoid）、黄色人种（Mongoloid）、黑色人种（Negroid）三大人种，或者从黄色人种中进一步分出澳大利亚原住民（Australoid）的四大人种说，而且相信这些人种有各自的祖先。说直白一些，就是认为人类分别由不同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然而，从基于线粒体（mitochondria）DNA的现代分子人类学来看，现代人类的祖先似乎都可以追溯至二十万年以前的非洲——从原人进化而来的一种新人“夏娃”那里（夏娃假说）。据说夏娃的子孙走出非洲来到世界各地，驱逐了当地的原住猿人。也就是说，“人类皆兄弟”这句话并不是理想，也并非文字游戏，而是确有其事。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得不得出下述结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肤色的人种，而是那些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的人类因为居住地的环境各不相同，才带来了包括肤色、毛发等体质的变化。而且，在农业发明之前的石器时代，人类没有定居的文化，总是处在经常性的迁徙状态之中，因而人类族群的集合离散也总是频繁地发生和出现。虽然后来人类发明了农业，进入历史时代，产生了国家，但人类族群的离合集散与混血仍然不断地展开。在上述这种人类大迁徙的基础上，以各地人类身体呈现出的特征为主，同时考虑语言和文化的因素，人们才将近代人类的分布分别概括为互相接近的三大类，并将其分别命名为黄色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要言之，上述这种过程才应该是最接近真实的状况。

人种（race）相当于生物学上的亚种或变种，并没有优劣之分，因而人种差别（racism）毫无人类学方面的根据，仅仅是一个属于内心怎么考虑的问题。

民族与国民是近代的产物

与“人种”一词经常混同的概念是“民族”和“国民”，这两者也与“人种”一样，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概念。“国民”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包含的人群，在欧美语言中，英语的nation一词就与此相对应。然而关于“民族”一词，却没有刚好完全对应的欧美词语。实际上，“民族”一词乃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新造的词语，倘若要在英语中找对应的词语，除了前面提到的nation之外，还可以有people或者ethnic group，甚至还可以是race。如此看来，“民族”的定义绝非一条直线那么简单。据大多数人的认知，“民族”主要是指具有下述特征的人群：（1）语言相同；（2）有相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历史（包括神话）; （3）具有隶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必须注意的是，“民族”内部的宗教以及外部的体貌特征在多数场合是一致的，但往往也有不一致的情况。

虽说民族的第一特征是语言的共有，然而这一点却也正是屡屡引起混乱的元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一代人的语言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语言并非遗传而是后天习得，所以可以轻松地变化。以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为例，日裔二代、三代就已经不说日语只讲英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倘若进驻日本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发出指示，命令战后日本的教育必须使用英语，那么我们今天肯定是说英语。而在现在的美国，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都说英语。也就是说，语言与人种是没有关系的。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基于语言的民族分类其实是靠不住的。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即便把前述（1）（2）（3）加以精简，将民族定义为“以共有语言为代表的广义文化的人群”，实际上也会产生各种难以解释的问题。虽然也清楚这一点，但是当我们想要捕捉历史发展的大脉络时，仍然不得不暂且使用“民族”这一概念。

以突厥族为例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与本书内容密切相关的“突厥族”的例子。这里所说的突厥族，是从唐代至今的历史以及语言等方面的状况加以综合考量，是对历史上的突厥、铁勒、回鹘、葛逻禄、拔悉密、沙陀等的一个总称。一般认为，上述语言虽然有方言的差异，但应该都是非常接近突厥语族的语言。另外，日语中除了使用“トルコ”之外，最近常见的还有“テュルク”以及“チュルク”等标记方式，在本书中则统一为“トルコ”这一标记形式。

截至唐代，突厥族几乎都是黑发、直毛、黑瞳的黄色人种，然而到了唐末，随着以蒙古高原为根据地的回鹘帝国（东回鹘汗国，以下简称东回鹘）解体，以回鹘族为首的黄色人种突厥族从蒙古高原迁徙至阿尔泰地区，占领了从天山山脉一带到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大片地区，结果导致原先住在该地区，属于白色人种的印欧语族群经过数代之后接受了突厥语族的语言，这一区域成为了“突厥斯坦”，即波斯语称之为“突厥人之国，讲突厥语的人群的土地”。但当时突厥语民族并未将印欧语族的原住民赶尽，只是把这一地区变成了“讲突厥语的人群的土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代。也就是说在这里，语言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人种的鸿沟。其后凡是提及突厥族，既包括黑发、直毛、黑瞳的人，也有红发、卷毛、碧眼的人，还包括因两者混血等而产生的各种体貌的人。进而在突厥族由中亚进入西亚，先后建立了塞尔柱王朝、奥斯曼王朝之际，不仅白人血统突厥人的比例大为增加，也出现了卷毛、黑皮肤的黑人血统突厥人。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

但是，作为历史学的课题来说，则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并非上述所有的突厥人都意识到了自己是突厥族。或者干脆一点说，实际上他们并不具有这种意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对于江户时代初期的越后人、土佐人、萨摩人来说，他们是否都具有大家都属于同一个日本民族这种意识呢？这一点恐怕应该画一个大问号。也就是说，如果回到上述民族的定义上来看的话，第（3）的条件认定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唐代与现代的“Uyghur”

在这里，我想略为谈谈本书里频繁出现的唐代的Uyghur与现代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Uyghur（维吾尔）族的关系。实际上，古代的Uyghur作为一个民族活跃的时代只是从唐帝国到蒙古帝国（元朝）这一时期，其后Uyghur的名字一度消失。在蒙古帝国时代以后逐渐伊斯兰化的新疆东部的突厥人，以及更早一些时期在喀喇汗国（黑汗王朝）治下伊斯兰化的新疆西部的突厥人，都按照绿洲都市群的分布来进行自我认识及定位，根据出生地分别被称为吐鲁番人、龟兹（库车）人、疏勒（喀什）人等。

而到了20世纪前半期以后，出于政治统一的需要，昔日荣耀一时的Uyghur（维吾尔）这一名称，遂被拿来成为全体的称呼。也就是说本来不是Uyghur人的旧喀喇汗国治下的疏勒人、于阗（和田）人也被称作了Uyghur（维吾尔）人。此外，古代Uyghur人也并非伊斯兰教徒（穆斯林）。

另外，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唐代至元代的古Uyghur语与近现代的新Uyghur语基本同属突厥语，在文法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两者不仅文字完全不一样，词汇的变化也相当大。换言之，在伊斯兰化以后，阿拉伯——波斯系统的文字及词汇大量流入Uyghur语，到清朝以后Uyghur语又从汉语借用了大量的词汇。

如此看来，这里所说的“民族”也只不过是相同人种的近代人后来杜撰的结果，这与前近代的人们怎样认识自己毫无关系。由此，不仅同一人种因语言相异可以分为不同的民族，而且像突厥族这样，同一个民族往往也可以由复数的人种构成。对于日本人来说尤其要注意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其实都是多语言世界。一般民众中能操两种语言的人并不鲜见，从事商业贸易或翻译工作的人甚至可以熟练运用三种或更多的语言。在研究信息史料极端缺乏的前近代历史时，我们往往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习惯用现代的框架去投影过去，仅仅凭借语言来定义民族，将国家和民族视为同样的东西。这一方面，我们必须特别谨慎对待。

如果追溯当今人类的起源，均可以溯源于非洲。因此，在世界历史上并不曾存在所谓的“纯粹的民族”或“纯粹的文化”等东西。即便是人种相同的民族，其实也都是混合的产物。世界上的民族或多或少都是继承了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才发展到今天，都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如前所述，人种乃是在久远的大时间框架中慢慢形成的，是后天性的东西。与此相比，民族则是在比前者短得多的时间框架中形成的东西，而且以后还会不断变化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所谓“民族”乃是一种像“生鲜食品”一样的东西。

被有意识混淆的国民和民族

与人种、民族并列，在容易引起概念混乱的词语中，还有前文提及的“国民”（nation）一词。倘若做一个粗略的归纳，“人种”可以说是生物学的分类，“民族”是文化的分类，而“国民”则可说是政治的分类。所谓“国民”，乃是指一个国家（state）的成员。既然是国家，则必然存在统治者，当然还有领土。而国家的统治者阶层，通常并非是为了别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发展才去追求国家的安定，同时，为了提高组成国家的人的同胞意识，而致力于制定并强化相关政策及机构。在近代的西欧出现了下述这样一种虚构的说法，即主张国民国家就是一个国家内只有一个民族。但在实际上，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样的范例，其实在地球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一般人的眼中，似乎日本可以视为例外）。而一个民族分为复数的国家，或者一个国家里边有复数的民族，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现实。

在历史上出现的略具规模的国家全都是，或者说至少在其创建时都是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国家，经过若干世代以后似乎变成了同一个民族。也就是说，用现代的眼光看来，仿佛成为了同一个民族。但其实，所谓民族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流动变化的东西，没有从神话传说时代以来就一成不变的民族。尽管如此，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这种特殊情况导致人们很容易就将近代西欧产生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种虚构的国家模式套用在日本身上。前文提到，对于江户时代初期的越后人、土佐人、萨摩人来说，他们是否都具有属于同一个日本民族这种意识其实很值得怀疑。此外，对于飞鸟时代及奈良时代居住于日本列岛东北部的“虾夷人”、居住于奈良地区的“奈良人”，以及来自大陆的移民“渡来人”、居住于九州岛的“隼人”来说，我想他们之间恐怕不会存在同为“日本人”这种意识吧。可是，明治政府却将他们定位成自古以来就是同一的日本民族。

不仅国家的统治阶层有意识地以国民来代替民族，而且在民众当中，多数人也都毫无抵抗地将民族和国民混为一谈，近现代史上这方面的事例为数不少。在这种时候成为关键要素的还是语言。明治维新以后，原本应称为日本国民的人们被称为日本民族，同时明治时期还对朝鲜、台湾强行推广日语，结果最终失败。此外，苏联曾强制要求各民族的自治共和国都使用俄语。这些做法都是政治性的，借此显示在文化上也具有一体性，以促使形成各自共同的连带感。

汉民族的实体

只是，中国的情况还稍微有些不太一样。提起语言，在中国不是由口语，而是根据文言，即由书面语言来导向统一的方向。中国在历史上的常态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民族之所以总是主张异民族“同化于汉人”或曰“汉化”，正是因为共同的书面语言，即汉文的存在。

若从现代的角度来说，汉民族自不待言，鉴于新疆的维吾尔族、西藏高原的藏族、内蒙古的蒙古族、广西的壮族都可以读写汉语，遂出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之说。尽管彼此操着互不相通的口语，但是根据书面语言的统一，创造了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只要遵循其所宣称的多民族国家这一现行根本大法的精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谓中国人即是指中国国民，此与所谓汉民族是不同的问题，而且汉民族也并非铁板一块，没有变化。汉民族这一称呼源自汉帝国。在西汉和东汉的汉文化的基础上，混合北方的游牧文化、西方的佛教文化以及伊朗文化等，从而形成唐文化。就背景来说，唐文化之中显然存在着以五胡十六国时代民族大迁徙为首的异族（用现代中国的说法就是少数民族），以及异国人的大量流入。如此来看，“汉文化”和“唐文化”乃是不同的文化。因此，唐代的汉民族的正确表述应该是“唐民族”（然而倘若用这样的表述，文章会比较费解，所以在本书中仍然沿袭通常的表述方法）。其后，唐代的汉民族、汉文化到了辽、金时代再次发生变化，等进入蒙古族与色目人主导的元朝以后进一步变化，最后则是满族的清朝登场。现在汉民族服装的代表之一是旗袍，而旗袍其实是满人的服装，与汉代及唐代没有任何关系。北京话作为现代中国普通话的基准，实际上也是清朝统治者即满人所说的中国话。中国历史绝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历史。

在这里郑重声明，我绝不是一个分裂主义者。但是，正如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既是一次大分裂，同时也是一次大融合，这场迁徙给后来欧洲各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很大的契机。同样，五胡十六国时代也是大分裂和大融合的时代，是新的汉民族的形成期。这里我只是想客观地叙述一个事实，即像五胡十六国时期那种大分裂和大融合，其后也曾多次反复出现，最终才有了今天的汉民族。

被古代希腊人、罗马人视为蛮族的北方日耳曼人开拓了中世纪以后的西洋史。与此同样，五胡十六国以降的中国史，也是由被汉民族视为蛮族的北方异族开拓的。希腊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融合，其后又与阿瓦尔人、保加尔人、可萨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等混血而产生了新的西方人。同样，汉族与五胡（3—5世纪活跃于华北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羯为代表的游牧民族的总称）融合的基础上，又陆续与突厥、铁勒、吐谷浑、沙陀、党项、奚、契丹、鞑靼、女真、蒙古、满洲等混血的结果，才产生了新的中国人。西方人有很多种类，中国人也有很多种类。

胜利者的理论

目前，世界上还不存在“美利坚民族”。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无论从人种来说，还是从语言、宗教、文化来看，美国都是多种多样的。可是，美国统治者阶层却竭力给国民灌输同胞意识，国旗和国歌就是其统合的象征。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被巧妙地利用了起来。如果再过一百年，即便宗教无法统一，但语言都是英语，同时具有相同的风俗、习惯，又住在同一个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美利坚民族也绝不奇怪。如此下去，今天还只是美国国民的美国人，将来也许会变成美利坚民族。其实我们过去所知道的大多数民族，或多或少都是经历了与此相似的过程才登上历史舞台的。

写出来的历史往往都只是胜利者的历史。18世纪以后的世界史是基于西方中心史观而写出来的，在中国史上则是中华主义，各国历史总是多数派民族的历史。持续地加以政治性的压力，使人民共有风俗、习惯以及历史（神话），拥有同胞意识。从古至今，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反复使用，而且今后也将继续反复使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从明治以来的“日本民族神代起源说”到现代的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以及“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史观、中国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美国的国家主义都是同类的。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基于胜利即正义确立的框架、概念或者展示这一观念的用语等，一旦获得话语权，现代历史学家就要面临不得不沿袭其说法的问题。无论书写和阅读历史的人自身是否为专业研究者，都必须时刻警惕这一方面的一些陷阱。我们出于学术研究的方便起见，不得不经常使用“民族”这一术语，然而满足上述定义，即（1）语言相同，（2）共有相同的风俗、习惯以及历史（包括神话）, （3）具有隶属于同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这三个条件的，实际上只有现代史领域，充其量包括近代史领域。前一小节已经谈到，前近代史领域中的“民族”就未必满足第（3）的条件，而在（2）的风俗习惯里则又往往包含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用语来说，我们可以容许“民族”带有某种能被我们意识到的虚构，但是应该将其与露骨地带有某种意图的虚构，即被政治利用的虚构加以区别。

在“人种”“民族”“国民”的概念上存在着两种混淆，即有意识的混淆和无意识的混淆。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意义上的种族差别主义（racism），有时也被译作民族主义。此外，当统治者企图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扩大势力时，“国民”就被放在了优先的位置；相反，当在文化方面希望独立时，“民族”则成为首选。现代所有的民族纷争其实都孕育于这种矛盾之中。另外，民族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想贬损政敌时，则经常使用“卖国贼”这类词语来威吓对手。

何谓真正的爱国者

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驻日大使、诗人保罗·克洛岱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绝对不希望看到有一个民族灭亡，那就是日本。我不曾听说其他像日本这样拥有如此令人着迷、从古代传承至今的文明的民族。”作为移民国家，历史短浅的美国人尽管常常挥舞星条旗强化彼此的连带意识，但当其面对西欧人时，却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自卑感。在这里，作为西欧人代表的法国人，而且是法国高级知识分子，却如此倾慕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日本人完全可以以自身的历史为荣，我本人也一直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深感自豪。对于在奥运会以及世界杯比赛时挥舞日章旗、高唱《君之代》，我感到很自然。我希望成为一名不逊色于任何人的爱国者。可是，我对于在教育第一线的学校里强制要求升国旗、唱国歌这种做法却十分反感，因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权力的影子。

权力的本质就是暴力（军事力量）和经济力，凡是当权者自然都很傲慢，国家权力也不例外。国家的统治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总是高喊着“国家利益”这一口号，对于不服从自己的势力则称之为“卖国贼”，因此在现代社会里，教育及媒体经常被当权者利用。在教育以及媒体报道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做法，既无视悠久的人类历史，又不了解日本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只顾眼前利益而鼓吹爱国心，这显然不是真正为了日本人。

的确，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根据美国的需要制定出来的，但是其中却彰显了人类的理想。对于美国、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以及别国用核武装等增强军备的做法，我也感到是一个威胁。可是倘若因此便以防卫的名目要建设一个“可以从事战争的普通国家”，却完全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现在认真反思冲绳、广岛、长崎的惨剧，赞同和平宪法的人们却被一些人揶揄为“和平痴呆症”。说这种话的无非两类人：一是有地位，完全不担心自己或家人有可能被征兵的人；二是期待着通过军需产业来发大财的人。其实无论防卫还是侵略，战争都是经济行为。说到底，都是那些鼓吹“挣钱至上”的资本主义宠儿想打仗。对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国家利益”“国际贡献”“国家的品格”等漂亮口号，我们完全不可相信。

学习历史的终极意义在于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下述这一点，即无论人种、民族，还是语言、思想等，均没有所谓纯粹的东西，这些都是长期混合形成的历史性产物，因此没有任何优劣差别之分。要自认为是爱国者的话，就应该深入考虑人类史上“国家的本质”，即直到最近才开始具有国境概念的所谓国家的本质，认真研究包括国境问题在内的国家构造应该何去何从，这一今后人类史上的最大课题。佛教的基础教义中有“诸行无常”之说，所谓无常也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变化”。真正的佛教徒知道，任何人种及民族都是无常的，因而绝不会陷入人种歧视与民族主义的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