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

本书的追求所在

为丝绸之路和唐帝国所倾倒的日本人

大多数日本人都为“丝绸之路”这一词语所倾倒，对唐帝国充满了憧憬，并且很容易将两者重叠起来形成一种罗曼蒂克的幻想。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关键恐怕在于佛教。佛教传入日本是6世纪中叶之事，而佛教文化的真正输入却是在7世纪以后的唐代。丝绸之路东端的终点历来被视为唐朝首都长安，而日本人却进一步将丝绸之路延长至博多、大阪、奈良、京都。这种解释不仅不见得错误，甚至还起到了另一种作用——使对历史不太关心的人也能认识到“丝绸之路”是日本文化的源流之一。

“日本”这一国名的形成正好也在这一时期。当时日本与唐朝因佛教文化而联结在一起，而唐朝又通过丝绸之路与作为佛教文化盛开之地的西域、印度连为一体。这种日本民族形成期的兴奋感以及对佛教的好印象就一直流传了下来，跨越数百年的时空为现代日本人所承袭。言及于此，我眼前马上就浮现出了三藏法师从西域到印度追寻佛教原始典籍的身影。自奈良时代以来，佛教逐渐成为日本人最亲近的宗教。伴随着明治时代以来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今天只要提到“正仓院御物”，无论是谁都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丝绸之路以及犍陀罗。

自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终于扎下根来。到了隋唐时期，北朝佛教和南朝佛教逐渐融合，加之以唐代玄奘、义净为代表的义理佛教和由善导集大成的净土教之兴盛，再加上以不空为代表的密教，以及历代皇帝对佛教的保护和尊崇，唐代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将唐帝国称为佛教王国、唐都长安称作佛教都市实际上一点都不夸张。

唐代的人口大约为五千万。一般认为，唐代的佛教僧侣，包括未得到认可的私度僧在内，至少有五十万人，每一百人之中就有一人是佛教僧侣。据研究，目前已基本可以断定长安的佛教僧尼人数在两万人以上。因此，若以长安人口为一百万来考虑的话，长安僧尼的比例是每五十人就有一位佛教僧尼。

从高祖李渊建国的618年开始，到因朱全忠而灭亡的907年为止，唐王朝大约持续了三百年之久。然而与大唐帝国之威名相应，唐朝名副其实地保持帝国繁荣的时期，实际上只是从630年东突厥灭亡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的这段时间。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不仅失去了今天的甘肃省以西之地，而且在本土之内出现了许多半独立的地方政权（藩镇），成为一个与先前完全不同的小国家。在文学史上，唐代被分为初唐（唐朝建国至8世纪初期）、盛唐（玄宗朝至安史之乱结束后的765年）、中唐（766—835）、晚唐（836—907）四个时期；而从政治史来看，则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也就是说把包括太宗贞观之治在内的初唐和包括玄宗开元之治的盛唐合起来作为前期，而将中唐和晚唐合起来作为后期。一般容易把盛唐看作唐帝国的顶峰时期，而实际上，以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制为代表的律令体制，其发展和完成是在初唐时期，这些体制自进入玄宗时代就已经开始瓦解，安史之乱只不过是给其致命一击而已。虽说如此，文化的繁荣却一直持续到唐代后期。在学术以及文学领域，后期不仅接连不断地涌现了许多名垂后世的巨著，文学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雕版印刷也开始普及。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于国际性和开放性的王朝，而且中国文化自身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最高峰，创造了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7、8世纪的唐朝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帝国，其世界主义的特征表现在各个方面，诸如：国内各个城市里设置的外国人居留地；各地随处可见的外国使节、留学生、商人、艺人；通过商业渠道如洪水般流入唐朝的外国文物；在艺术及文化领域中的西域趣味；与道教和儒教对抗的普世性宗教（佛教）的兴盛，进而还有被称为三夷教的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都反映了其世界性，而这些都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若从学术角度来看，其实只有元朝，即蒙古帝国时代才真正形成了世界性的帝国，而且从佛教文化方面来说，实际上日本从元朝也得到了很大的恩惠，绝不少于来自唐朝的影响。只是由于“蒙古袭来”，即元军入侵日本这种负面的形象过于强烈，所以一般的日本人并不太喜欢元朝。除此之外，汉代以及三国魏晋时代太远，宋明时代又太保守，中华色彩过强。清朝虽然是一个大国，但由于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得胜利，所以作为憧憬的对象来说，清朝也被排除了出去。

从《古事记》的时代到明治维新为止，“汉文”长期是日本的通用语言。从飞鸟到奈良、平安、镰仓、室町、江户各个时代，日本官员及读书人所使用的正式书写语言都是“汉文”，或者是夹杂日语的“变体汉文”。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汉字词汇原封不动地进入日语，扎根落户。倘若从现代日语中去掉汉字词汇，就写不出完整的文章，甚至片假名和平假名也只是改革汉字出现的结果而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世以前，日本的文字和文化完完全全是来自中国。可是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政治家、官员、商人和文化人士的目光都转向了欧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艺术、娱乐这些领域，包括一般大众在内，日本彻底地倒向了美国。

对于过去的日本来说，中国的影响曾是压倒性的，超过现在的美国。战后六十年的岁月，日本外交进入了毫无作为、惨淡经营的低谷时代，今天日本的政府首脑以及高级官员毫无顾忌地公开宣称：唯有日美同盟才是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而实际上，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还有其他选项，既有欧洲又有亚洲。但是，对于飞鸟、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前期的日本来说，大唐帝国乃是唯一的选项，属于独一无二绝对性的存在。虽说当时还有百济、新罗、渤海等存在，但是那些国家也都接受了汉字、律令制、佛教文化，同样属于东亚文化圈中的一员，与日本就像兄弟关系。而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同时还是师父的，只有唐朝。

现代日本人对于欧美的自卑感

虽说标榜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国处在现代文明的最尖端，但恐怕没有读书人不知道，一百多年前美国还落后于西欧。谈起欧美中心的现代文明，普通的读书人也都清楚，其根源几乎都在西欧。可是倘若回溯到数百年前，西欧无论在军事能力、经济能力还是文化能力方面，实际上都远逊于亚洲。关于这一方面，以亚洲先进国家而自负的日本却几乎没有意识到。

打开欧亚大陆的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引领近现代世界及其价值观的西欧诸国只占地图的西北一隅，属于寒冷气候带。也就是说，较之建立在小麦、大麦、粟等农作物基础上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恒河文明、黄河文明等，西欧远远地位于这四大农耕文化圈的北侧。（参阅附图《欧亚大陆中部与四大文明圈的位置关系》）

在机械化以前的时代，人类自身就是最好的工具，如果人口不增长，文明就不会发达，而人口增长则需要丰富的粮食。就生产粮食所必需的农业技术的水平而言，有人甚至认为，在进入18世纪以后，西欧的农业技术才达到了中国北魏时代，即6世纪成书的农书《齐民要术》的水准。要保证在一年中大量而且稳定地供给价格低廉的粮食，有几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有可以大规模生产谷物以及薯类等易存储粮食的农耕地带、从该处便捷运输的手段，等等。

在铁道及卡车等内陆大型运输手段发展起来以前，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地区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实际上，据说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广大工人的粮食是来自新大陆，并且都是适合寒冷地带以及荒地的土豆、玉米等。如此贫穷的西欧自然不可能从古代开始就成为世界的中心。既然如此，为何许多现代日本人陷入了前述的错觉呢？

结论很简单。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出洋留学和聘用外籍人员这些渠道，全盘接受了欧美文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人潜心摄取和模仿欧美的文明，不仅是欧美的技术和工业制品，还包括思想、文学、艺术等文化成果。大学的理工科院系自不待言，甚至各个文科院系也都以西洋学为中心。即便到了今天，一般大学所学的西方语言以英语为首，兼有德语、法语、俄语等语种，综合大学还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有些学校还开设西欧的古典语，诸如拉丁语、希腊语；与此相比，在东洋语言方面，长期以来则只有中文及汉文（古汉语），直到最近才在韩流热的影响下增加了韩语。大学的法学院可能有研究罗马法、日耳曼法等欧洲法的专家，而即使在最著名的几所大学里，也不一定有研究中国律令及日本律令的专家；在经济学院则主要学习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或者与此相对的近代西欧经济学等。我国大学的这种西方“一边倒”教育，直接导致了在日本人中常见的一种错觉，即认为从古代到现代，西欧一直是世界的中心。

不少现代日本人对欧美人有自卑感，而对亚洲人却抱有优越感，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负面遗产”。其产生与形成的背景，既有倡导“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等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推介，也有其后各种初高中历史教科书宣传的、明治维新后从西方传入的西方中心史观的因素，又有日本因日清战争的胜利而拥有台湾、日俄战争胜利和日韩合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等历史性事件的多重影响。

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

但是，如果从我们东洋史（亚洲史）学者的视点来看，以一千年、两千年为单位来观察欧亚大陆整个历史，这种所谓的“自卑感”及“优越感”都是不合适的想法，应该抛弃。造纸术、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火器（枪、炮）等没有一个是欧洲发明的。以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即使在欧洲也只是与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朝鲜、日本相对的西陲地带而已。也就是说，从所谓“四大文明圈”的角度来看，西欧乃是一个十足的穷乡僻壤，而且经常在不断从亚洲本土蒙受巨大恩惠的同时，又不时感受到来自亚洲的强大压力。

另一方面，从南欧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包括东欧在内的整个西方来看，基督教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则是由来自中亚的匈人西迁而诱发的。其后因伊斯兰教的兴起，卡尔大帝（查理曼大帝）的法兰克王国面貌发生变化，更由于十字军东征，西方才确立起了“基督教民族”的自我认同感。然而随着蒙古帝国的兴起，西欧再次被卷入旋涡，其后在南欧的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13世纪晚期来亚洲旅行的马可波罗，肯定完全不会产生诸如“欧洲比亚洲强”的想法，更不会有这方面的自负。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即由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宣告西方的中世纪结束，则是1453年的事情。

很多日本人以及其他东方人天真地相信，西欧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化的中心。然而，原封不动地将近代以后的状况投影到过去，这种想法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譬如，我们可以将8世纪至9世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文化状况简单地比较一下。大家都知道“花都巴黎”这个说法，但当时真正称得上“花都”之名者只有唐都长安。当时长安有不少书肆，这自是因为唐代纸张十分丰富，随处可得，因而可以提供轻便而且便宜的书籍。关于唐代书肆成立的具体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一是因为有科举这一考试制度，使得应考所需书籍的需求量大增；二是尽管还是使用毛笔的时代，但雕版印刷术已经发明，因而日常使用率较高的历书、家庭医学书籍、道德训诫书籍、字书、韵书、唐诗以及佛教典籍等印刷已经开始；其三是商业的发达产生了许多大城市，而大城市中则形成了大量的识字阶层。

另一方面，当时以法兰克王国为代表的西欧还在使用羊皮纸，书籍的重量很重，而且价格昂贵。同时，卡尔大帝就像游牧国家的首领一样，始终在国内各地巡回转悠。在法兰克王国里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可称之为首都的地方。当时的巴黎只有两三万人口，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书肆一类的行业。轻便而价廉的纸张从中国传至撒马尔罕是在8世纪，在阿拉伯世界普及则是9至10世纪的事情，传到南欧的意大利已经到了12世纪，传到西欧就更晚了。只要是书店，就必须保持相当数量库存的书籍，而用羊皮纸制成的书籍价格高昂、又厚又重，且完全不知道何时能卖出去，要保管大量羊皮纸书籍是很困难的。在西方，只有极少数王公贵族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才拥有书籍。书籍在西方被“世俗化”，需求量增大是从13世纪才开始，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大学”这一具有同业公会色彩的学校的摇篮时期。书籍在西方真正普及，是从15世纪德国人古腾堡改良（并非发明）活字印刷术开始的。普及印刷术需要大量价格低廉的纸张。有无书店乃是衡量文化发展水准的一个晴雨表，这一点恐怕古今东西概莫能外。

提起文艺复兴，在日本或许首先想到的是艺术方面。其实文艺复兴的本质是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而这些古典并非由近代西欧直接承袭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南欧。这些古典的传播者，实际上是西亚至北非的伊斯兰世界以及东欧的东正教世界，而不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因为在罗马帝国看来，其后统治中世纪西欧的日耳曼人乃是野蛮人的代名词。

日本人对亚洲人开始有优越感，源于明治时代以降的武力扩张。同样，欧洲人对亚洲人开始拥有优越感，最早也不过是18世纪欧洲各国对亚洲武力扩张以后之事。截至17世纪，承袭蒙古帝国衣钵的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大清帝国等大国先后崛起，无论是从经济能力还是军事能力上来看，西欧未曾凌驾于亚洲之上。亚洲与欧洲的力量对比真正出现逆转是1683年以后。这一年，在给神圣罗马帝国带来很大威胁的第二次维也纳包围战中，奥斯曼帝国败给了神圣罗马帝国。

从“国民史”到“全球史”

所谓“历史”，并非自然或单纯地发展起来的东西，而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近代西方推出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概念也不过是人类文化的归结之一而已。为了强化进而捍卫民族国家这一框架，产生了所谓一个国家的历史（ “一国史”）或国民的历史（“国民史”）这些概念。在中华世界中，为了主张王朝正统性而形成的史观已经具有两千年的传统。与此相对，西方到19世纪才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国民性学问”的历史学。这种历史学被广泛地用于下述两方面：历史学家要为建立国民的认同感做出贡献，学校的历史教育也应该培养国民的共属意识，从而使以国家安定为首要任务的权力系统获得统治的正当性。

同样出现于19世纪的唯物史观则与上述史观有着完全不同的立场。此一史观在20世纪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随着东西德国的合并与苏联的解体，这种史观在今天已经大为褪色。此外，与始于德国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不同，起源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社会史学也曾在20世纪的西洋史学界相当流行，但并没有成为包括日本史、东洋史研究界在内的日本历史学界的主要潮流。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消长，出现了一种回归现象，即主张再次回到“一国史”或“国民史”的道路上去。然而这种现象归根结底只是一种政治取向而已，在学术方面并不足取。在当今世界，基于比较史以及关系史等视点的“全球性的世界史”将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历史学的意义

比近代欧洲要早一千多年，中国采用了科举这样一种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本着实力主义的原则，“民主地”选拔高级官员。在传统中国，很多情况下读书人与政治家、官僚都是表里一体的关系，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科举。从唐代的文人、诗人（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文科的学者及知识分子）的情况来看，除了僧人和道士以外，几乎没有人不以科举为目标。初唐的张说、陈子昂，盛唐的杜甫、王维、孟浩然，中唐的白乐天（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韦庄等莫不如此。甚至被誉为诗仙、给人以超凡脱俗之感的李白，也积极地活动，想进入仕途，并在玄宗时期做过官。

科举考试需要儒学，基于儒教精神的儒学很重视实际的政治和经济，从这点来看，儒学宛如“实学”。与此相对，佛教、道教的学问就像是“虚学”。在现代社会，大学的法学院、经济学院的学问被称为“实学”，而文学院的学问则往往被视为“虚学”。这里我对这种说法姑且不论，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倒是对历史学这种与发财无缘的虚学感到很自豪。可是问题在于，历史学果真是一门虚学吗？我以为恐怕绝非如此。

对于人类来说，历史学是否是有用的学问呢？对此我可以给出肯定的回答。大家知道，无论医学如何进步，对于不生病的人来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并没有人因此而主张废除医学。实际上，所谓学问学术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杜甫为我们留下了详尽描述安史之乱前后历史状况的“诗史”，白乐天明确表示自己作讽喻诗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政治，在他们的目的中，都包括建立于深厚历史教养及学问背景基础上的社会批判。现代社会也要求政治家、官僚、外交官以及监督他们的媒体人，进而包括建设未来构想必不可少的财界人士以及企业经营者，都必须具有反省历史的素养。与此同时，普通读书人水平的提高也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在普通读书人关注审视上述精英的过程中，才形成社会舆论及共识。我们在看报纸、电视等媒体报道时，应该看透其背后的东西，要有能力感受并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发现并洞穿可能导致人类走向灭亡的虚假东西、谎言、不正当的言论及动向。开拓日本未来之关键，就在于必须具备上述这些素质及涵养。

本书的构架与目的

640年唐朝吞并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麹氏高昌国，从而开辟了统治西域的道路。由此开始直到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直接控制了丝绸之路东部，积极推动了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文物流动与人员交流。以这一时期为中心，日本从唐朝学习了很多东西。通过长安、洛阳等唐朝的大都市，日本很自然地与丝绸之路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也是日本史研究的一部分也并不为过。

就本书的读者群来说，我的心目中最期待的是在高中讲授世界史、日本史以及现代社会课程的教师。其理由不言自明，已进入社会并活跃于各个领域的日本人的历史知识，几乎都来自高中历史课或是准备考大学期间的集中学习。虽然面向一般大众执笔写书对我来说是第一次，但其实从我读研究生时代开始，就已经给高考考生辅导世界史课程。研究生时代以来，我不仅在高考补习学校讲过课，也应邀到高中演讲过。直到最近，作为大阪大学21世纪COE工程的研究课题“交叉人文学科”（Interface Humanities）的一个环节，我还主持了全国高中历史教师研修会。上述活动及经验使我确信，日本历史教育的瓶颈在于高中的文科教师。如果这些高中老师的历史意识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的话，那么，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的欧美依存体制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变化。

本书最大的目的，就是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视点，即既非西欧中心史观又不同于中华中心主义思想的视点出发，尝试着雅俗共赏地叙述丝绸之路与唐帝国的历史。换句话来说，就是从中央欧亚史的侧面，包括游牧民集团和丝绸之路这两个方面来重新审视欧亚大陆的历史，亦即重新审视前近代的世界历史。所谓“前近代”就是近代以前，两者虽然是同一个意思，但西洋史研究者与欧亚大陆世界史研究者的见解有所不同，其中大概有两个世纪的时差。从广义上来说，无论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还是中华中心主义（Sinocentrism）都是属于民族主义，所以从世界史的认识中走出狭隘，也就意味着给这一类的历史敲一个警钟。

本书的具体叙述主线有三条：

（1）与丝绸之路的历史表里一体的粟特人的东方发展史；

（2）唐朝的建国史与建国前后突厥的动向。

（3）安史之乱带来的唐朝变貌以及回鹘的活动。突厥与回鹘同是发源于蒙古高原并在中央欧亚东部发展起来的突厥裔的游牧民集团。

本书基本沿着这三大主轴，按照时代顺序展开，但由于（1）与（2）、（3）的时代都有关联，因而粟特人在（2）和（3）中也会涉及——在谈到唐代的西域趣味时，从导入奴隶贸易这一视点详细地论述了胡姬及其由来问题。此外，由于唐朝在真正意义上作为世界帝国只是在安史之乱以前的时期，所以我们的叙述重心也必然偏重于唐代的前半期。

在本书中，并不会简单地重复迄今为止各种通史性著作里已经叙述到的东西，诸如从汉代到唐代的东西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一些饶有趣味的史实、丝绸之路与游牧骑马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史，都不再一一叙述。本书将叙述的重心放在下述方面，即我自己深入研究过、已在学术界公开发表，并在世界的东洋史学界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却又几乎不为一般读书界所知晓的一些史实。因此，本书的论述采取了尽可能引用原始史料的方式。

本书最大且最终的目的只有一点，即力图敦促并推动社会上广大读书人，以及肩负日本未来的学生彻底改变看问题的角度，彻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在这篇序章中涉及了一些关乎整个人类历史的重大问题，因而序章明显带有文明论的色彩。可是，从正文第一章开始，我将在这种大的框架中论述具体的史实，希望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史上有关“丝绸之路”的新史实的发现，并充分感受通过这些新发现带给人们的欣喜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