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粟特人与丝绸之路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行，原本在国际学术界盛行已久的“丝绸之路”研究，在中文学术界更受瞩目，从而产生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关注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文化，这也使得国际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相关普及读物逐步被引介至中文阅读世界。而由日本东洋史学者森安孝夫（1948—— ）撰写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本书日文版于2007年付梓，由于视野宏大、立论详实，亦保持着入门读物的可读性，在日本读者群中受到一定的肯定，后在2016年发行文库本。本书最初的预设受众虽为日本读者，然其对于中文读者进一步认识丝绸之路历史与文化，仍有相当的帮助。

森安孝夫为日本知名东洋史学者，原大阪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前伊斯兰时期的中央欧亚大陆史，其治学之一大特色，在于善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蒙古高原之古代突厥语碑文，以及相关汉籍等多语种史料。森安1967—1981年于东京大学学习，曾师从榎一雄（1913—1989）、护雅夫（1921—1996）、池田温（1931—— ）等东洋史前辈学者。后于1978—1980年前往巴黎留学，因此其治学一方面继承了东京学派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法国东方学的影响。森安本人著作等身，发表论文九十余篇，还有三本著作，即1991年大阪大学博士学位请求论文《回鹘摩尼教史之研究》、2015年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发行之《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地区》，以及本书《丝绸之路与唐帝国》。

本书除序章、末章与后记外，共分为八个章节，此外附有彩色插图、参考文献、历史年表等部分，在保有可读性的同时，亦便于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查找相关年代与地理细节。

序章题为《何谓真正的“自虐史观”? 》，主要目的在于开宗明义地批判明治时期以来在日本具有主导地位的西欧中心史观。一般日文语境中所谓的“自虐史观”，指涉一部分日本学者反对战后日本史学界过度反省战前战争罪行而提出的批判论点，而森安则认为当前真正捆绑日本的“自虐史观”，并非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反思，而是明治以降“脱亚入欧”思想指导下以西欧为中心，以现代国族概念为框架，并贬低亚洲文明发展的历史书写。另一方面，森安也对缘起于近代西方的国族主义史观及其在20世纪末以后的复辟，抱持着保留态度，与之相对，森安主张未来的历史学应该采取更为开放而包容的全球史视野。在这个思想脉络下，森安也反对将中国史视为汉族史的华夏中心主义。本书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通过重点考察曾活跃于中央欧亚大陆并沟通东西方的突厥、回鹘与粟特人的历史，借此挑战西欧中心主义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这两个位于不同极端的历史观点。

第一章《丝绸之路与世界史》主要探讨“中央欧亚”（Central Euraisa）、“中亚”（Central Asia）与“丝绸之路”（Silk Road）等术语的概念背景，以及欧亚大陆史乃至全球史的断代区分。作者倾向采用“中央欧亚”与“丝绸之路”这两个空间概念进行描述。本书之所以采用“中央欧亚”而非一般社会大众更为熟悉的“中亚”一词，主要是因为后者在概念界定上时有模糊。此外，森安也强调“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商业网络的重要角色，进而回应原京都大学教授、伊斯兰时期中亚史学者间野英二的“反丝绸之路史观”。间野认为日本中亚史学界过分强调中亚在东西交流中的过渡地位，而忽略其自身内部的地方脉络，指出中亚史研究者应该将关注焦点转向天山南北路游牧民与绿洲农民的历史互动，并强调中亚社会内部自身的完整性。对此，森安通过回鹘文书以及环境史的案例提出反驳，指出绿洲农业文明亦具有沟通东西的商业性。

第二、三章为《粟特人的登场》和《唐朝的建国与突厥的兴亡》，主要强调粟特、突厥对于理解中华帝国乃至中央欧亚大陆的关键地位。在粟特社会中，作为自由民的商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这些来往于中央欧亚商道上的粟特武装商团，早在4世纪前期就已经抵达中国，并活跃于河西、关中以及华北一带，并在各地建立起商业聚落。这些粟特人在中国所形成的聚落，由特定的领袖管理，并被当时的官府授予“萨保”的称号，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粟特聚落构筑起横跨中原、蒙古高原乃至于中亚各地的商业网络。除商业行为外，粟特人还具有军团武士的性质，并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粟特语也因此成为当时通行于欧亚大陆东部的国际语言。粟特人的商业与武装势力，甚至影响了唐帝国的建立。

第三章强调突厥人与唐帝国之间的关系，开头首先援引了陈寅恪所提出的“关陇集团”以及杉山正明主张的“拓跋国家”这两个相关概念，来说明唐帝国并非单纯的汉人政权。除了第二章结尾部分提到协助李唐建国的粟特人凉州安氏外，唐朝的统治集团核心具有显著的鲜卑背景。当时的欧亚世界将唐帝国这个具有鲜卑背景的政权视为拓跋国家，唐朝初年与突厥汗国之间的斗争，可被视为拓跋与突厥势力的角逐。森安虽然强调唐帝国具有强烈的非汉色彩，却也持平地认同儒家思想与汉文化对唐朝立国的重要性，并反对将唐帝国与辽、金、元、清等征服王朝混为一谈。

第四章《唐代文化的西域趣味》，主要从文化史的视角出发，以胡姬、胡俗、胡服、胡乐以及胡人所引入的物质文化等个案作为基础，探讨唐代的中外交流及其限度。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乱后唐代文化急速走向内向的排外主义，从而影响到唐乐风格的发展。从政治史的角度检视文化史的发展，是本章的亮点，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阅。

第五章《释读奴隶买卖文书》通过与汉文以及中央欧亚等地出土的佉卢文与大夏语契约文书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新疆博物馆所藏的粟特文奴隶买卖文书部分具有汉文与中央欧亚契约文书的特征，从而体现出二者之间的文化交流。除了从粟特文契约文书的形制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外，学者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粟特人奴隶名册，也勾勒出唐代粟特人进行奴隶贸易的部分情况。除了绢马贸易外，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亦曾进行过人口贩卖，而这些人也成为唐代所谓胡姬与胡儿的来源之一。

第六章《突厥的复兴》主要描述后突厥汗国的崛起及其与唐朝之间所发生的军事与外交关系之原委，第七章《回鹘的登场与安史之乱》则讨论后突厥汗国衰落后取而代之的回鹘汗国。这两章共同强调的一个重点，在于粟特人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政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这些活跃于漠北的粟特人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息息相关。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之外，粟特人与回鹘人还有共同信仰摩尼教的宗教联结。在综合突厥、回鹘与粟特人与唐代中国之关联后，第七章的结尾部分试图从中央欧亚大陆与丝绸之路的视点，对安史之乱的历史意义进行再评价。过去研究安史之乱的学者，多半从中国史内部的视野，认为安史之乱起源于安禄山与李林甫的政治斗争，并对此历史事件保持着负面评价。然而从中央欧亚大陆长时段的历史发展看来，安史之乱可以被视为征服王朝的先驱而具有积极意义，亦即中央欧亚大陆骑马民族通过结合游牧社会军事力与丝路贸易经济力，试图将南方的中原纳入势力范围的一种历史发展趋势。

第八章《粟特网络的变质》首先围绕着伯希和在敦煌所发现的一份藏文文书，即现存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著名的Pt. 1283写本《五名霍尔人的报告》展开。这份文献形成于8世纪末至9世纪初，内容是“霍尔”（hor）国王派出的五位使者对当时欧亚大陆东部各地的观察报告。根据该报告内容，这些使者足迹分别横跨今日欧亚大陆东部，西起天山北路及阿尔泰山一带，北至今日西伯利亚与蒙古高原，东迄满洲和朝鲜半岛。本书认为，所谓的霍尔实际上即以凉州为根据地的粟特人。森安进一步通过Pt. 1283写本重构当时粟特人在欧亚大陆东部所建构的庞大国际商业与情报网络，指出唐朝通过对“兴胡”的户籍管理政策以及发放名为“过所”“公验”的旅行证照，试图将游走于欧亚大陆东部各地的粟特人纳入帝国体系，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粟特网络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力量。

末章《唐帝国的黄昏》提出公元8世纪末期回鹘与吐蕃帝国的北庭争夺战对中央欧亚大陆历史走向的重大影响。回鹘在与吐蕃的边界战争中占得上风，加上唐朝与吐蕃讲和，最终形成了9世纪20年代唐朝、回鹘、吐蕃三国会盟的鼎立局面，这个局面维持约二十年余年，直到9世纪40年代回鹘与吐蕃帝国崩溃。而北庭争夺战的历史意义，在于阻挡了吐蕃帝国的北进，确立了突厥语系回鹘人在今日中亚的地位，这个影响直至今日。至于原本活跃于丝绸之路的粟特人，则由于8世纪中叶以后阿拔斯王朝等伊斯兰政权进入中亚后，逐步伊斯兰化，而其原有的语言与宗教传统也相对受到限缩。但这并不意味着粟特的文化遗产完全消失，大约在10世纪后期至14世纪前期，粟特文化的影响仍体现在中央欧亚的佛教壁画及个别语言词汇中。此外粟特语也被以语言岛的形式保存在今日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雅格诺比语社群中。根据粟特字母所创制的回鹘文字，也先后在13世纪与16世纪末成为蒙古文以及满文的构成基础，从而为后世中央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留下深刻的遗产。

总体而言，本书论证翔实而视野恢弘，行文流畅而深入浅出，各章节专题环绕唐朝、粟特、回鹘的历史交往，试图从中央欧亚的视野重新检视中国史乃至于世界史，实属一本难得的历史学普及读物。以下谨就本书引起的历史观点等议题，略加申述。

在谈及史观问题时，森安旗帜鲜明地批判西欧中心与华夏中心史观，并且对间野等人的伊斯兰中心史观也有所问难，然而作为一本优秀的中央欧亚史普及读物，本书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粟特中心史观”。可以理解的是，在森安与吉田丰以前的日本学者对于粟特文明在中央欧亚大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认知有限，而森安主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阐发过去被忽视的粟特人的历史地位。然而随着2000年以后中国一系列粟特人墓葬的出土，及其在中文学界与媒体所带动之“粟特热”，对于不少对丝路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中文读者来说，“粟特人”应该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值得注意的是，可能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对于7至9世纪吐蕃及其与唐朝的关系涉及较少，仅在第八章与终章中略微提及。此外，对于于阗、龟兹等曾在丝路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绿洲王国，以及唐朝在安西四镇的经营始末，本书亦少有着墨。作为一本概述性的普及读物，“粟特人与唐帝国”似乎比起《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更适合作为本书的标题，否则阅读本书的一般读者，或许会对丝路产生一种“粟特中心”的历史想象，而忽略吐蕃帝国曾在丝路上发挥的关键作用。至于归义军等河西政权与丝路的关联，森安本书亦鲜有涉及，也是读者需要留意的地方。

森安对于粟特人历史角色的阐发，或许着墨过深，却无疑也是本书的亮点。除了粟特对唐代中国产生的广泛影响外，本书曾多处提示粟特文明为中央欧亚大陆整体所留下的深远遗产，如就文字书写系统而言，粟特、回鹘、蒙古、满洲实际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史视野来说，粟特文的渊源又可以上溯至叙利亚文、阿拉姆字母乃至腓尼基字母。由此可见，粟特文明在书写系统上，上接叙利亚文，下启回鹘文，对于整个中央欧亚大陆的文字发展扮演着承先启后的历史角色。

除了直接的历史遗产外，森安对粟特国际网络的商业、情报与军事意义具有系统而富原创性的阐释，并且提到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乃至于作为拓跋国家的唐朝对粟特网络的运用。笔者认为，商业与情报网络的扩张与经营，亦是探讨、比较中央欧亚帝国的延续性的重要线索。在阅读森安笔下的粟特人情报网时，不禁时刻联想起自己正在研究的清朝欧亚情报网。如笔者曾经撰文讨论18世纪清朝如何通过当时活跃于帕米尔高原、西藏、叶尔羌以及中亚各地的拉达克人，搜集大量关于准噶尔、印度、伊朗、阿富汗乃至于俄罗斯的相关情报。这些由拉达克商人与线民所收集的情报，被先后以藏文、波斯文、蒙古文、满文等多语种文书的形式传递，最终送达清朝。与此同时，清朝对于提供情报的拉达克与藏人，也给予了一定的商业特权以及政治地位（《拉达克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立》, 《读书》2017年7期）。从帝国统治体系的角度，如商业情报网络以及多语种文书传递系统的建立，粟特人之于唐朝与拉达克人之于清朝，虽然二者在历史个案的考证上并无直接联系，但对于把握中央欧亚政权的整体历史发展而言，则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而这也正是近年比较帝国史所要强调的研究范式。就笔者所熟悉的清史而言，清朝在中央欧亚所构筑的情报网络，并不仅局限于拉达克一线，而是有土尔扈特、哈萨克、叶尔羌、廓尔喀（尼泊尔）、布鲁克巴（不丹）等多条情报渠道；至于唐朝的情报网络中，是否如本书描述那般由粟特人独树一帜，仍有待专家进一步发掘相关史料。

最后，笔者想强调比较史学思维对于理解中央欧亚网络中的特殊意义。本书指出回鹘统治者曾因粟特网络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而试图改宗摩尼教。从比较的视野来看，回鹘汗国的摩尼教僧人与吐蕃帝国的佛教喇嘛，或许对于帝国的构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共性。就更深远的历史维度而言，摩尼教对于回鹘汗国的发展，是否与藏传佛教对于蒙古和大清帝国的建构具有可比性？换句话说，如回鹘帝国曾通过尊崇摩尼教以进一步掌握粟特网络，那么崇奉藏传佛教是否也为清朝在中央欧亚所建构的情报网络提供了普世话语的正当性？祆教萨保、摩尼教拂多诞、藏传佛教喇嘛、伊斯兰教和卓在帝国的建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具有相似的历史轨迹？这些问题可供读者进一步思考。至于要具体回答上述问题并进一步建构比较史学的理论框架，显然不可能依靠个别学者的单打独斗。未来的研究者如何携手合作，推动“跨断代、超地域的协同研究”，应是有识之士所要努力的目标。

孔令伟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