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史观论争

抹杀“丝绸之路”的动向

不仅专家学者，一般的日本人也对“丝绸之路”这一用语很熟悉，可见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词语。然而近年来在日本研究中亚的学者中，尤其是在以伊斯兰化“以后”的新时代为对象的研究者之中出现了一种动向——主张在叙述中亚史时，应该抛弃“丝绸之路”这一术语或者提法。说得极端一些，这种动向显然是企图在学术上从中亚史中抹杀掉丝绸之路。

此举其实是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所谓“丝绸之路史观论争”的旧事重提，我本人对此无论如何也不敢苟同。看起来这似乎是在谈论研究者之间的意见如何不同，但实际上此事与一般读者并非毫无关系。因为以NHK（日本广播协会）制作的《丝绸之路》系列专题片（新旧两种）为首的传媒、出版界的风潮（包括本书在内的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各种书籍），以及对上述这些感兴趣的读者，实际上都会成为被谴责的对象。

以松田寿男和江上波夫为首的学者认为，无论对中亚史还是世界史来说，丝绸之路都非常重要。所谓“丝绸之路史观论争”就是围绕松田、江上为首的学说而展开的一场学术争论。但是，实际上松田和江上两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此事。论争的最主要当事者之一是间野英二，他力图从“北方”游牧民和“南方”沙漠绿洲农耕民之间的关系为中心来把握广义的中亚史，从而否认基于丝绸之路的“东——西”贸易的意义；论争的另一方是反驳间野英二之说的护雅夫、长泽和俊两位。这场论争的发端乃是1977年出版的间野英二著《中亚的历史》一书。

在间野英二看来，日本的中亚史研究重点过于偏重东西交涉史。为此，他提出了下述观点：只要谈及中亚就首先谈丝绸之路，这是一种“丝绸之路史观”。基于这一史观，中亚往往只会被视为东西交流的一个“通道”，中亚社会本身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进一步来看，中亚那些与东西交流关联比较薄弱的区域或时代则很难不被边缘化，甚至可能完全被置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因此，他自己不打算单单停留在“中亚是丝绸之路通道”的论述中，而是要写出一部作为一个“自我完结的世界”的中亚史。

但是，松田寿男的“丝绸之路史观”却并非像间野英二所说的那样浅薄。间野英二将松田宏大的史观冠以“丝绸之路史观”之名，并将其歪曲成对当地游牧民、沙漠绿洲农耕民及都市民的动向毫不关心的理论，这种把中亚史仅仅视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指责是很不公正的。实际上，最早提出要划分“天山——锡尔河”这一 “北方”游牧民和“南方”沙漠绿洲农耕民的分界线，并且注意到中亚史上的“南北”关系的人正是松田寿男。

关于间野英二的主张，归纳起来其要点在于：对中亚来说，最重要的是北部的游牧民和南部的农耕民及都市民，而连接东西的丝绸之路的商人完全无足轻重。撰写中亚史必须摆脱东西交涉史，要将中亚史作为一个“完结的小世界”来加以描述。间野英二最重要的根据之一是中亚出土的古代回鹘文书，他认为在这些文书中“作为回鹘王国的居民而出现的人物几乎都是农民，在那些文书里我们看不到从事东西贸易的‘沙漠绿洲商人’是明确存在的”。然而间野英二此说，明显属于对史实的误解。

来自回鹘文书的反证

实际上在间野之说发表以前，在已经出版的有关佛教、摩尼教的古代回鹘宗教文书（尤其是其序文及跋文）及俗文书之中，已有不少有关古代回鹘商业活动的记载。

例如，在一位佛教徒的忏悔文里这样写道：

我乌特莱特从前世到现世，倘若在寺院及僧房等清净之地出自于情爱或不知羞耻的心，做出了不应该做之事；倘若借贷或使用了寺院的财物而没有归还；倘若做买卖时在重量、长度及分量上弄虚作假、少给多取；……；倘若作为间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辗转；总之倘若我像上述那样犯下了大量罪孽的话，我现在将全部坦白并忏悔。

此外，享誉世界的古代回鹘语权威人物茨默（P. Zieme）于1976年发表的德文论文《关于高昌回鹘王国的商业》中，引用佛教典籍“如果某个贵人的孩子要去远方旅行，想考虑做生意的话，以热切期待的商品的渴望……（下缺）”等的同时，还论及包括未刊文书在内的若干篇商业文书。此外，我们现在更是在古代回鹘文书中发现了许多包括信件在内的商业文书（参见收录于1997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森安孝夫的相关论文）。同时，东突厥各地——吐鲁番、焉耆、米兰、尼雅、于阗、库车等——加上敦煌出土的佉卢文文书、粟特文文书和藏文文书等自不待言，近年甚至在西突厥各地出土的巴克特里亚语文书中也陆续发现了反映丝绸之路商业实况的原始史料。在这里我可以断言，在站在学界最前沿的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今后，反映近代以前欧亚大陆丝路贸易重要性的事实将会逐渐清晰起来。

就自身而言，在以前我的英文论文《关于蒙古时代吐鲁番盆地七克台的回鹘佛教社会》中举出的那些的事例，亦可以充分地说明生活在沙漠绿洲社会的古代回鹘人虽以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但同时也积极地从事远距离的商业活动。由于举出的事例比本书叙述的时代要晚一些，这里就不准备加以介绍了。我想，在前近代的中亚社会里发现上述事例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这一点，即便是研究近代中亚史的专家也不能无视。

环境史的视点

在我看来，以上列举的事实已足以驳倒以间野英二为首的“反丝绸之路史观”。但除此之外，实际上也有学者从其他方向对我进行了策应。这里所说的“策应”是指前文提到的倡导“农牧接壤地带说”的妹尾达彦的见解。妹尾的研究导入了环境史的视点，给以唐代为中心的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市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简要归纳一下妹尾的主张，如下所述：

在考虑欧亚非大陆的都市形成与发展的时候，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边界线问题。在欧亚非大陆，最大的生态环境的边界线乃是农业——游牧分界地带。其中最大的带状地区长度超过一万公里，东西横贯，位于北纬四十度前后。从整个地球规模上来看，该带状地区似乎呈现出东西线走向，然而在欧亚大陆东部，其南北宽度则达一百至三百公里。当然，由于受地球年平均气温波动的影响，加上游牧民的南下、农耕民北上等因素，这条境界线在历史上往往以南北数百公里的幅度上下移动。所以，上述模式图只是一个参考。就前近代欧亚大陆多数都市的选址而言，大多选择建在生态环境上划分南北的“农业——游牧境界地带”的南缘地带，并坐落于南缘地带里用水方便的地区。自古以来，“农业——游牧境界地带”加上其南缘地区，便是东西和南北的物产交易商业化极高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发展起来的诸城市之间有一条东西向连接起来的陆路，这条陆路就是相当于欧亚大陆干线的丝绸之路。

以上就是妹尾说的要点，我除了对其论述“丝绸之路”时没有提及“草原之路”，容易给人以“丝绸之路”似乎只是“沙漠绿洲之路”的印象稍有异议之外，其他观点我完全赞同。

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

毋庸讳言，由于受到1980年放映的NHK专题片《丝绸之路》的影响，谈及“丝绸之路”时往往容易给人以“东西”交流以及“文明的通道”这样的印象，所以过去的确存在忽视当地历史和文化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对当地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书加以解读并做出精密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前辈学者利用汉语、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等所谓在中亚“外缘”保留下来的史料，苦心论证过的有关“丝绸之路”的贸易、语言、宗教、文化交流的实况，目前正在如实地再现出来。目前我们已经发现并确认，过去在中亚生活的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都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截止到蒙古帝国时代的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到近代以后，西欧列强乘坐装备着火炮和罗盘的远洋船，从“海洋之路”出发称霸世界。伴随着这一变化，内陆亚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开始急剧下降。正如佐口透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以后，虽然有清代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贸易盛况的支撑，通过内陆亚洲的国际贸易总量仍然超过近代以前，然而“丝绸之路”在整个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却远远不及“海洋之路”。因而，就内陆亚洲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而言，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都明显下滑。

近代新疆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农民。然而在前近代时期，丝绸之路贸易是依赖骆驼商队运送奢侈品的远距离商业，与其他地区的定期市场和那种自给自足的、满足日常生活水平的交易完全不同，这里的居民在那时很少与一般农民有直接关系。出于这个因素，出现那种说“丝绸之路贸易对当地住民来说并不重要”之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我看来，骆驼商队的通过以及停留势必给地方经济带来刺激。因此，我理解但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其实我更关注另一个事实：7世纪前半叶，玄奘路过丝路商人的根据地粟特地区时，看到的情景乃是“力田（农业）逐利（商业）者杂半”，还谈及当地民情为“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大唐西域记》卷一）。我们并不是说在中亚史上农民不重要，可是商业这种第三产业居然在前近代世界里能占到产业的百分之五十，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同寻常之事，其中自当有其特殊性。

近代以降，伴随军事力量从骑兵转为枪炮等热兵器的发展变化，贸易的主要途径也由“沙漠绿洲之路”“草原之路”转移到“海洋之路”，中亚遂逐渐脱离了世界史的主要舞台。此后凡谈及中亚史，都只不过将其看作众多的区域史之一来谈论而已。因而近代中亚史的研究者们甚至对作为雅称来使用的“丝绸之路”一词也开始有了违和感，对这一点我表示理解。我并不是说区域史研究没有意义，譬如我完全不认为研究日本平安时代历史的意义要弱于研究中央欧亚史。可是，要是说平安时代的日本不仅受到了同时代亚洲大陆的影响，而且积极地在世界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话，恐怕就言过其实了。

尽管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再度受到世界的注目，然而从帖木儿帝国灭亡后的16世纪到20世纪，中亚史始终未能走出区域史的框架。在前文中我之所以给“丝绸之路地带”的概念加上了“前近代中央欧亚”这一限定词，就是因为当遇到讨论近现代的中亚史以及中央欧亚问题时，“丝绸之路”这一术语并不合适，同时我也不希望媒体使用“复兴现代的丝绸之路”等提法。

欧亚大陆历史的时代划分

在本书中，也使用诸如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等来自西洋史的术语，但是并不将其在亚洲史上一一对号入座。以中国史为例来说，究竟是把从唐末到五代及北宋的所谓“唐宋变革期”视为从古代到中世的转换期呢，还是将其看作中世到近世的转换期呢？围绕这一问题，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之间曾经有过激烈的论争。然而在我看来，把西洋史上产生的概念生搬硬套到整个世界史上显然过于牵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虽说如此，鉴于汉帝国与唐帝国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我也不同意将二者放进同一古代帝国的范畴。此外，若说因为日本史上的飞鸟、奈良、平安时代前期属于古代，所以同时代的唐朝也应该属于古代，这种推理显然非常可笑；另一方面，若将法兰克王国与唐帝国看作同属于中世的话，“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西欧历史的固定形象就必然会套用到绚烂的唐帝国身上，这显然也不合适。

目前，我们虽然已经走出了西欧以及马克思的发展史观，迎来了独立思考的时期，但是由于“古代”“中世”等术语早已成为普通的名词，具体使用起来很方便，所以在本书中，在论述某个文明圈以及民族的相对久远的时代，或者其间的某一时代时，也经常将这些术语作为一种模糊的用语来加以使用。只是，我想提前申明的是，在具体使用时，因为需要遵从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习惯用法，因而“古代”“中世”这些词或许会出现逆转现象，譬如文中所提到的中世波斯语（中古波斯语）可能比最早的古代突厥语还要古老等。

西欧诸国以大型远洋船只驶出大西洋，“发现”新大陆，以军事力量扩大殖民地，进而称霸世界。随后，军事力量的重心又由欧洲转移到北美洲，最终实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本书虽以摆脱西方中心史观为努力的目标，但是并不否定上述这一历史潮流。因这一潮流的转折点是16世纪，所以我将在此之前漫长的时代统称作前近代或者近代以前，以此区别近代或近现代。也就是说，“前近代”或“近代以前”是本书唯一正式采用的世界史的时代划分用语。就一般情况而言，西方史的古代、中世相当于本书所说的前近代时期。

就中亚史的时代划分而言，先有羽田亨倡导的雅利安时代与回鹘时代的两分法。但这只是以近代以前的新疆和天山北路为对象的划分法。承袭羽田的说法，间野英二把范围稍微扩大，将整个中亚史划分为以下三个时代：

（1）雅利安时代：公元前5千年至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史前时代及其以后，到9、10世纪为止。

（2）突厥——伊斯兰时代，9、10世纪——18、19世纪。

（3）近现代，20—21世纪。

对强调伊斯兰化的疑问

从大的方面来说，虽然我基本赞成间野英二的时代划分，但并非一点疑问也没有。主要是觉得这种分期法过于偏重西方，即伊斯兰方面。然而整个新疆完全变成突厥——伊斯兰世界是15世纪蒙古帝国灭亡以后的事，间野却将9、10世纪定为突厥——伊斯兰时代的开始，这种分期法是只从西突厥斯坦的视点来看待整个中亚，显然过于偏重伊斯兰中心主义。

唐帝国的建设与伊斯兰的兴起都是在7世纪发生于欧亚大陆的大事件，然而截至唐帝国晚期，伊斯兰教始终未越过帕米尔高原。唐代丝绸之路的东部，即新疆——河西走廊——华北北部，以及其北方的准噶尔盆地——蒙古高原、南方的西藏——青海一带基本上都是佛教世界。以回鹘的军事力量为背景，可以见到摩尼教在这一地区一定程度的渗透，此外，景教（基督教之一派）和祆教（拜火教）也有一些。不过此时，这一地区仍几乎与伊斯兰教无缘。尽管这一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广东已经存在伊斯兰教徒的居留地，也有伊斯兰教徒前往长安，但总体说来，一般在唐代流行的大宗教只有儒教、佛教、道教三教，带有西域特点的宗教也只有所谓的“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

舒元舆撰写的《重岩寺碑铭》收录在《唐文粹》卷六十五中，其有一段记载说：

亦容杂夷而来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

这段话是作者为了炫耀佛教寺院之多而说的，作为对比而特意指出中土鲜有“摩尼”（摩尼教）、“大秦”（基督教）、“祆神”（祆教、拜火教）寺院这一点，但其所举之中并未包括后来被称之为“清真教”或“回教”的伊斯兰教。众所周知，与作为普遍性宗教的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不同，祆教是伊朗系统不向异民族传教的民族宗教，因而完全没有被汉人接受，在中国的信徒非常少，而伊斯兰教徒人数看来比祆教更少。

坊间至今还有一种误传，说所谓“回教”就是“回鹘＝回回＝Uighur（畏兀儿、维吾尔）”民族传下来的宗教。实际上“回鹘”与“回回”完全是两码事。唐代的“回鹘”人本来信奉萨满教，后来改信了摩尼教。至于佛教徒的增加，更是10世纪后半叶之事，而回鹘人成为伊斯兰教徒则是在14世纪蒙古帝国解体以后。

根据间野英二的说法，中亚的含义是从广义上的“中亚”即内陆亚洲之中去掉内外蒙古和西藏。他的理由是，蒙古及西藏在近代以后也属于佛教世界，因而必须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加以区别。但是在我看来，欧亚大陆历史的主角不仅仅是中央欧亚的草原游牧民和沙漠绿洲农耕民，我们必须将位于整个欧亚大陆南部的农耕文明圈的农耕民以及都市民也都包括进来。只有在这两者反复不断的紧张——友好关系之中，才能找到欧亚大陆历史的活力。基于这一立场，我无法理解间野为何要把蒙古和西藏这两处游牧民十分活跃的地区从中亚排除出去。究其原因，我想恐怕是由于间野只把伊斯兰作为重点的结果吧。在我们回顾整个中亚史时，倘若过分强调伊斯兰化就很容易产生一种偏差，即完全遗漏掉欧亚大陆东部的西藏佛教文化圈。

关于世界史分期的新提案

在此，我尝试提出自己对世界史的分期方案。尽管有人认为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六百万年至七百万年以前，但是现在的我们人类（智人，Homo sapiens）的历史最多不过二十万年，而且直到大约一万一千年前农业发明以后，人类才进入了历史时代。迄今为止的世界史受唯物史观的强烈影响，所以大家总是以生产力为中心来看问题。换句话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农业地域中心、农耕都市文明中心史观。可是我却更注意下述各方面：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粮食生产能力、工商业、能源）及其背后的信息收集和传达能力。

世界历史的八个阶段：

① 农业革命（第一次农业革命）约从11000年前开始

② 四大文明出现（第二次农业革命）约从5500年前开始

③ 铁器革命（迟到的第三次农业革命）约从4000年前开始

④ 游牧骑马民族登场 约从3000年前开始

⑤ 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 约从1000年前开始

⑥ 火药革命与基于“海路”的全球化 约从500年前开始

⑦ 工业革命与铁道、蒸汽船（外燃机）的出现 约从200年前开始

⑧ 汽车与飞机（内燃机）的出现 约从100年前开始

我以为可以将世界历史的主要潮流划分为以上八个阶段。由于我把中央欧亚史与世界史联动起来考虑，所以上述历史分期特意划分出了④“游牧骑马民族登场”与⑤“中央欧亚型国家优势时代”两个时期。此外，第⑥阶段的“火药革命”，即具有高度杀伤力的枪炮等热兵器出现，到第⑦阶段的工业革命人类进入机械化文明时代，这些事情的发生都还不到五百年。而在此之前的两三千年之间，最强的军事力量是什么？最早的信息传达手段又是什么？机械化文明的基础是动力，而在我们表示动力的单位之中，至今仍还保留着“马力”（horsepower）一词。“马力”即来源于马。只有培育出骏马，擅长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才能成为地面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就前近代欧亚大陆世界而言，需要衡量的不仅是农业生产力，只有同时对马的战力、信息传达能力与丝绸之路商业所带来的经济力量进行相应的综合评价，才能真正理解前近代欧亚大陆的历史。

对于把9世纪至10世纪视为中亚史和中央欧亚史的一大转换期而言，我与间野英二的意见相同。但是在我看来，9世纪到10世纪这一时期正是游牧民在以草原为根据地的同时，试图支配包括农耕以及城市在内的地区，以建立起中央欧亚型国家（若用有些过时的用语来说就是“征服王朝”）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我将这一时期视为欧亚大陆世界史的一大转换期。当然，这个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完成形态是蒙古帝国，继承蒙古帝国的国家则有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大清帝国。因而，若从中央欧亚的立场来对世界史进行分期的话，则有一种能与全球化的世界史进行联动的可能性，即以10世纪前后为界，之前叫作“中世”，其后称作“近世”，将16、17世纪以后称为“近代”。不过尽管有此考虑，但是目前还不到提出这种主张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