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才命两相妨

孟子又引用了这两句当时齐国的谚语，再来说明当时齐国的势与时的情形。他说“今时则易然也”，现在齐国的时机到了，齐宣王欲王天下，容易得很。

孟子替齐宣王算命，知道这正是行仁政王天下的时候；而这个时势，却不利于他自己。“明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正是儒家的精神，圣人的用心。孟子志在淑世、救世，不计较自己本身的利害。

他说以齐国当时的形势来讲，土地、人民的力量，与历史上的夏后、殷、周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当他们——夏后、殷、周兴盛起来的时候，领土的幅员还没有超过千里，而现在齐宣王的领土已经超过了千里，人烟稠密，农业生产发达，经济稳定，社会一片繁荣。到了这种地步，没必要再扩充领土，也不必用心经营，招揽百姓。土地与人民这古代政权的两大资本，齐国这时都充足了，已经有很富强的实力，假使这时候齐宣王能行仁政而称王，谁也抗拒不了。

同时，孟子又在“时”这个因素上，指出当时齐国正是得时之利的时候。他说：以历史时代而言，从周文王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在这么长久的年代中，从来没有以王道政治来领导天下的王者。周朝只有在文王到成王这段时间是兴盛的，自成王以后，就衰败下来了。而今到了战国时期，多年来，老百姓都在紊乱或者暴虐政治下，辗转流离，在痛苦呻吟中挣扎，尤其到了七百年后的这个时代，情况更加严重。

这时孟子又说了两句名言：“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后来，在中国文化中，这两句话几千年来经常被人引用，尤其在政治理论方面。肚子饿了的人，容易满足“食”的欲望，饭也好，面包也好，吃起来都觉得好。肚子饱的人，一天到晚山珍海味，吃多了、吃腻了，吃到后来，吃什么都觉得不好吃。同样的，“渴者易为饮”，口干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喝，沟水、马尿都是好的，渴极了的人乃至可以吸自己的血，舔自己的汗水。

这里，孟子以饥渴的情形，来比拟当时老百姓对于良政的渴望，他并且引用他所崇拜的孔子所说的话：“速于置、邮而传命。”德化的流行散布，比驿站、车马传送命令还快。

这个“邮”字，和现代邮政的“邮”是同一个意义。所以邮政这一制度远在周代已经有了，后来又改称驿站。不过古代的邮驿，是由政府办理，专门为政府传递公文的，老百姓无权享受这种制度的便利。我国自清末设置文书传递和私人通信的机构制度，便采用周代这种公文传递制度的“邮”。在孟子那个时代，交通方面，最快的就是这种邮政交通了，如果用现代事物来比喻，则应该说犹如卫星转播一样地快速了。

孟子最后下结论说：在现在这个时候，像齐国这样有万乘战车的大国，如果出来实行仁政，天下百姓都会很高兴的。从春秋时代开始，差不多二三百年间，老百姓好像倒悬着，过着痛苦不堪的日子，如果齐国能够实行仁政，等于把倒悬他们的绳子解下，他们会欢喜不尽的。所以现在行仁政，较之古代事半而功倍。后世“事半功倍”的成语，就是从《孟子》这里习用而来的。前面《梁惠王》上下章的内容，几乎全是记录孟子劝魏、齐两国国君行王道的重要。

讲到这里，使我想起宋朝理学初起的情况，当时，主力派的儒家学者，极力尊崇孔孟，后来发展为宋儒的理学。他们自认是尧、舜、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传人，但是其他一般的学者并不同意他们的论点，认为他们是自我标榜、矫枉过正。所以后来写《宋史》的学者，便把儒家理学派定名为“道学”，把一般儒家学者定名为“儒林”。

在当时的儒林学者中，有一位名叫李泰伯的，对孟子有反感。因此另有一名儒士，要向李泰伯骗酒喝，便作了两首讽刺孟子的诗送给他，骗来三天大醉。诗中有两句，可说是对孟子生平“鸡蛋里挑骨头”:“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

那么孟子当时为什么栖栖遑遑，要游说魏齐行王道？这里就是孟子的答案，他认为这个时候是必须施行王道的好时机。也可以说，孟子确实认为当时需要革命，不必礼尊周天子了。因为当时周天子的权力名存实亡，可能只有现在一个乡镇长那么大而已。大家给他饭吃他就吃，不给他吃他也只好坐在那个天子位子上等待，还欠了一身债。“债台高筑”这个成语，就是从周赧王来的。所以，孟子当时准备把尊周天子为“正统”的历史包袱甩掉。孟子当时所看到的，是天下老百姓的痛苦生活，因此他所要做的，是解救老百姓的痛苦。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完全是菩萨心肠，所以孟子早在当年就有民主、民权、民生的思想。下面就讲到孟子的学术思想。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