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与机制

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是城市化进程的核心要素与主要机制，这两者既有明显的区别，也有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说来，现代科学体系是城市化模式的内在精神资源，现代工业系统则是其外在实践方式，它们密切结合，在两百多年的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的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以近代数学与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揭示了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对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性的认识与把握，使人类一方面走出了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幼稚状态，另一方面也冲破了农业宗法社会结构给人造成的思想蒙昧，真正地解放了人类的思想与生命力，为他们向自然进军、征服自然奠定了坚实的主体基础。正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所说：“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中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被看成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最独特的成就。……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

其次，自然科学与传统思辨哲学不同，它不再沉溺于主体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接指向更为复杂与广阔的现实世界。正如皮尔森（C.A.Van Peursen）所说：“认识在其自身的范围内就包含了某种解放的性质，因为当我们开始洞察事物的秩序时，我们就能够消除非理性的、难以驾驭的和令人困惑的东西。因此，对待事物的本体论观点所导致的认识，极大地扩展了精神的视野——这个扩展不仅在认识的水平上，而且在实践的水平上，存在于对自然规律、陌生的国家和风俗、利用技术改造世界的可能途径等的发现之中。”在打破内在心灵枷锁的同时，现代科学也为人类提供了全新的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如不同于农业生产、传统手工业的采矿业、钢铁制造业、纺织业等，并直接创造出令传统小农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与物质神话，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彻底改变了城市对乡村与农业地区的依赖关系。

再次，自然科学与现代工业的充分发展与相互结合，是人类社会与其传统形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根源。西方学者罗斯托（Walt Rostow）曾指出，传统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使用从牛顿物理学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而“采用并提高了从牛顿以后的或现代的科学中衍生出来的技术”，是现代社会发展加速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的发展最直接的标志是大城市的繁荣，所以说，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也是人类城市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主客观条件。如西方学者指出：“古代的城市受气候、功能和时间的共同影响，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这种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风格和建筑样式，他们既反映又指导了社会模式和当地文化的特质。然而，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限制变得较为自由。非本地的建筑材料用船从远方运来：沙地或花岗岩地区到处竖立着大理石表面的摩天大厦；常绿森林里停靠着各式房车。在全国各地的郊区都可以见到一排排类似中西部特色的农舍和新英格兰时期的建筑风格。标准化的写字楼随处可见，全然不顾当地的气候条件，然后通过供暖和空调系统来弥补这种有意的忽视。大众流通系统用高昂的代价把各种不宜存放的食物运进雷同的城市里，摆放在相似的超市中，随顾客带进公寓，在相似的厨房里享用，不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不考虑地理条件的不同，不考虑季节和气候因素，甚至也跨越了国家的界限。”由此可知，尽管在社会学家看来，“导致今日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技术社会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而成的。”但实际上，正是借助于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的成果，现代城市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内涵上才彻底超越了其传统形态。

在所有这些重要的变化与后果中，最根本的是现代科学直接改变了人类精神系统的内在配制，使一直依附于神学、宗教、伦理等古典人文价值体系的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等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形态并逐渐取得霸权话语。特别是在19世纪以来，以黑格尔冷冰冰的理性哲学为始基与母体，以思辨见长、富于价值关切的古典人文学科迅速地“走向科学”，一种可怕的理性独断论思潮在现代世界沧海横流，在历史哲学的维度上，由孔德（Auguste Comte）奠基的实证主义哲学就把科学看作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在人生哲学的维度上，杜威（John Dewey）的经验主义则努力把它普及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在文化哲学的维度上，卡西尔则宣称“正是科学给予我们一个永恒世界的信念”，凡此种种，直接冲击与解构了农业文明及其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精神生态与生活方式。此外，现代理性的片面发展则使其丧失了最重要的人文关怀品质。这正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说：“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因为“在科学的名义下，知识不再负载伦理和审美的作用，也开始失去了与价值的联系”。而几乎所有被我们以“现代性”概括的现代世界与人生问题，也都是在这个主体基础与理性框架中发生与不断扩展的。

以现代科学为内在生产观念，以现代工业为主导性实践方式，最终建造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乡村、也不同于传统城市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正如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所说，“工业化的繁荣昌盛，不止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想方式。”就思想方式而言，“它与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神话传说和道德标准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对上帝、正义、爱情、权力和美，都重新赋以新的定义。它焕发出新的概念、新的见解、新的推理方法。它打翻了并且取代了古老的关于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的观念。”就生活方式而言，是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业现实观”（indust-reality），“工业现实观是工业化的产物，它贯穿在工业化一切观念意识形态之中，指导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它是为第二次浪潮文明（引者按：即工业文明），为这个文明中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哲学家和宣传家使用为前提而形成起来的。”现代工业不仅为现代城市提供了如钢铁、水泥、玻璃等建筑素材，由于它本身还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而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无疑是全面而彻底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在19世纪以来的飞速进展，与西方世界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是同步而行的。以欧洲为例，“在欧洲，十九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到1895年就达到1300万。1846年法国城市居民是850万，而1891年则增加到1450万人，1891年是1800年的五倍。”以美国为例，早期的殖民城市人口很少，波士顿1640年只有1200人，1750年增长到16000人，费城在当时的港口城市中规模最大，1750年也不过只有2万居民。“19世纪40年代，铁路迅速发展，工业革命取代了小制造厂，农业开始机械化，城市人口令人惊异地发展。1820年仅有十二个城市达到一万人口，超过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两个。而到1840年，还是这块地方，人口在1万人以上的就有101个，其中超过10万人的有8个，纽约人口超过100万。”由此可知，现代科学与工业革命提供的精神资源与现实推动力，也是现代城市与传统城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根源。以现代工厂为例，它已不单纯地是一个生产空间或劳动场所，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基本象征，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与魅力的新生活方式。如著名的苏联歌曲《山楂树》所唱——

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

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

……

轻风吹拂不停，

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吹乱了青年钳工和锻工的头发。

哦，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

哦，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

在这里，爱情的主角已不再是传统的贵族与骑士，或者是偶尔来乡下的贵族与庄园里的农家子女，而是被替换为“青年钳工和锻工”。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主体的精神生活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变化。当然，工业化过程也有血腥与苦难的记忆。以上海为例，如薛毅就不同意李欧梵对上海都市文化所做的解读与阐释：

在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上海地图的主要空间意象是外滩建筑、南京路上的百货大楼、霞飞路的法租界，百乐门歌舞厅，以及供富人消费的跑马场与情人们幽会的电影院。“这是一张摩登上海的地图。这是享受的上海，这是消费的上海，这是让人惊奇的上海。这里有一些人的温柔乡，让他们由衷赞美上海的多情，上海的现代文明，上海的高雅艺术……但穷人在哪里呢？摩登上海地图没有标明穷人的区域。穷人从河道上漂过来，一条是苏州河，一条是肇嘉浜，然后上岸，住了下来，肇嘉浜岸边，也有让人新奇的建筑，叫滚地龙。就是拿木根和草席搭的小窝棚。工厂在哪里呢？浦东有工厂，北面的杨树浦有工厂，我们应该记得夏衍有一篇著名的《包身工》，说的就是那里日本人开的纱厂。……所以，如果要描绘一张完整的上海地图，仅仅标上外滩、南京东路、霞飞路等等是不够的，应该把苏州河以北、西区、浦东等穷人的居住地和工厂所在地也包括进来。同时还要考虑城市和乡村这个问题。”

不管是历史的幸福与苦难，还是今天重构的精神传统与城市记忆，它们的原始发生都深深植根于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中，高耸云端的现代工厂也曾是影响现代人生活与情感的中心，这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与人类任何历史与社会进程一样，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也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巨大的发展、进步与解放，但另一方面，由于这是以巨大的牺牲与代价为前提，所以也为人类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进步与解放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现代科学，主要是理性精神的过度发展导致了人类严重的精神异化，具体说来，一是破坏了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关系，二是摧毁了人类的审美机能与自由的想象力。前者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说：“……人类的道德行为的平均水平，至今仍没有提高。所以，在道德上说文明社会比原始社会高出一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进步’，始终不过是技术和科学的提高，还有使用非人格的力量的提高。这跟道德上（即伦理上）的提高，不能相提并论”；“……他们的道德行为——实际上是非道德行为——的水平，不仅依然如故，实际上或许还在降低。”后者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扉页上的题词：“20世纪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幻想。”由此可知，科学与理性在启蒙人类心灵与智力的同时，也由于自身的片面性而使人类的精神与心灵陷入深深的遮蔽中。如尼采所说：“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风俗，抽象的权利，抽象的国家……它注定要耗尽一切可能性，发育不良地从其他一切文化吸取营养，——这就是现代……如今，这里站立着失去神话的人，他永远饥肠辘辘”。

对于工业文明而言，则是对自然环境与可再生资源的严重污染与毁灭性消费。在今天这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以人类赖以生存的氧气为例，人类人均每天消耗360升氧气。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1993年到2000年，大气中平均每天减少224亿吨氧气。主要原因是由于石化燃料和燃烧需大量消耗空气中的氧气。同时由于森林砍伐和海洋污染，使氧气的供应源也在逐渐减少，一位日本学者曾做过这样的测算，“就在你一眨眼的瞬间，全球大气中减少了710吨（50万立方米）氧气。这些氧气可供140万人用1天。”另一方面，以对大自然的巨大消耗为前提建立的城市社会，却并不是一个安静、和谐、适合人生存的新家园。以城市生活环境为例，“各种车辆涌入城市，占据了城市的外部空间。摩托车使城市的街道变成对人们健康和安全的威胁，这样的交通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破坏了快速交通的本义。城市广场沦为停车场，街道两边挤满了停靠的车辆。人们无法躲避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危害，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评论，但缺少法律方面的评论。机器产生的废气仍然到处可见，大多数城市被笼罩在有害的空气中。而且，由于噪声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也不能通过摄影的手段加以记录，人们常常忽略它的危害。然而声音无所不在，我们无法逃避。交通的嗡嗡声，除草机的声音，空调运转的声音，通风系统的声音，荧光灯的声音交汇在城市之中。尽管城市居民不得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但这样的环境是令人讨厌的，人们不能避免且难以忍受。”以中国的城市环境为例，据《2005年国家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显示，全国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突出，有4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三级标准。这其中还有7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同时，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0的城市有178个，占“城考”（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简称“城考”）城市总数34.84%；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0的城市有130个，占“城考”城市总数25.59%。在这些指标中，内蒙古乌海、云南昭通、广西河池、甘肃陇南、江西萍乡、陕西商洛等6城市有5项以上指标在全国地级城市中排名居后，被列为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较差的城市。这也是各种回归自然、抗议与批判城市文明之声，在当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汹涌澎湃的根源。

在度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以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遭遇到的困难同时表现出来，一是由于理性的片面发展严重扭曲了主体的心理与情感世界，二是由于工业生产的异化恶性损耗了大自然的环境与资源，这两方面加起来，内外交困，使传统的城市化进程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与困境面前，曾经作为城市化进程核心要素的现代科学与现代工业，深深陷入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生存危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