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说管理之“道”：兼相爱，交相利

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及全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让国人开始思考“大爱”“大德”的振兴之“道”。故现今重温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理念，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非常崇尚“厚德载物”，除了人们熟悉的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强调的“仁政”和“德治”外，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理念与其有很高的一致性，即墨子的“仁者兼爱”与孔子的“仁者爱人”都是崇尚“厚德载物”的普遍治理原则。

“兼相爱，交相利”，表达了一种“我爱人人，人人爱我；我利人人，人人利我”的社会思想。在墨子看来，在等级社会中，“兼爱”是社会稳定的根本所在。执政者要爱民，民亦爱戴执政者；长辈慈爱晚辈，晚辈亦孝敬长辈；即便人与人之间，“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如果国家、社会不稳定，必然是君臣不惠民，人爱其身而不爱人；如果家庭不和睦，必然是父不义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所以，墨子把不兼爱视为“天下之害”，必须除之。

墨子“兼爱”理念的精神内涵是人的感情。诚如法国哲学家卢梭所言：“如果说理性造就了人类，那么引导人类的便是感情。”“兼爱”强调了国与国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投入。墨子要求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即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还是家庭与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要真诚以待。真诚是感情的同义词，真诚的感情式管理是管理者应该重视的管理之“道”。《孙子兵法》提出的“五事七计”，也是以“道”为首，其讲的是领导者的感情投入可以“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也”，即组织的领导和群众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与组织同呼吸共命运，便可遇难不屈、生死以之。这也是“兼相爱”的核心要素。墨子试图以“兼相爱”作为普遍治理原则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墨子“兼相爱”的目的是“交相利”。墨子描绘的“交相利”社会是“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和谐社会。在“交相利”的和谐社会中的人，“老而无妻子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看到朋友饿了就给吃的，冷了就给穿的，病了就帮助医治，故去就帮忙葬埋）。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不仅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反映劳动者的要求和愿望，而且把劳动者的要求和愿望视作“为政之本”。墨子认为，“圣人之政”无外乎“发令、兴事、使民、用财”。这对执政者或管理者而言，意味着必须体恤下情、执政为民。这样才能达到“为人上而能治其下，为人下而能事其上”，即墨子所言的“古者明王圣人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倦”。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的集中反映，虽然其发之于2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但对今天的经济社会仍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常常感叹员工不够忠诚，那么请反顾其身：对员工是否投入了感情。就管理学的领导职能而言，领导的责任之一是主动与人亲善。领导好一个企业，企业内部首先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如果想要人跟随你，不可低估与人建立关系所产生的力量。领导体察下情，投入感情（爱民），下属就会表现出他的忠诚；领导关心下属的疾苦，给予应有的福利（利民），下属就能心甘情愿和满怀热情地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所谓的“以德载道”和“厚德载物”。那么，管理者是否要履行“兼相爱，交相利”“忠信相连”的管理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