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思考理由

在2003年11月，荷兰的儿科护士露西娅·德·贝尔克（Lucia de Berk）被判以终身监禁并不允许假释，罪名是谋杀四名她看护的儿童，以及试图谋杀另外三名。她的案件在媒体上轰动一时的原因不同寻常：案件牵涉对统计推理的误用。

对德·贝尔克的指控包含了一些直接证据，但不足为信。例如，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控方宣称受害者“婴儿安柏（Amber）”因人为投以药物地高辛而中毒，但有医生指出类似的生化信号也可能自然出现。对德·贝尔克的指控最关键的部分并不是某宗独立的谋杀中确凿的证据，而是所谓“一名护士值班时有如此多宗死亡在统计学上的不可能性”。一位专家证人指出，这样的巧合在3.24亿次中最多会发生一次。控方成功论证了，计算得到的如此小的概率意味着将这些死亡组合起来审理时，需要的证据标准要低于审理单次案件。

问题是整个计算完全是错误的，其中充满了初级失误，从将并非独立的概率相乘，到在海量的事件中“搜寻”表面上的巧合。在判决下达之后，其他专家提出了不同的计算结果，从一比一百万到一比二十五都有，具体的值依赖于具体的问题。更深入的调查表明，当事医院的婴儿死亡率在德·贝尔克入职之前要比她入职之后更高，这不是有连环杀人犯在场时我们会预期的效果。对统计论证以及直接证据的疑问最终导致了案件的重新审理。在2010年，针对德·贝尔克的全部指控都被撤销。

但单纯的数学错误还不足以解释露西娅·德·贝尔克的错案。一切的导火索是人们一种心理上的执念：这么多婴儿死亡的可怕事件一定并非偶然；一定有某个人需要承担责任。这件事的发生必定有一个理由。儿童的死亡必然令人毛骨悚然，而对我们来说，将它解释为个人行为的结果感觉更合理，简单的偶然意外则不然。

追寻原因和理由，这是深植人性的冲动。我们是善于识别模式的生物，甚至能轻易在火星环形山的图片上看到人脸，还能在天空中金星的位置和感情生活的状态之间找到联系。我们不仅追寻秩序和因果，还偏好公平。在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梅尔文·勒纳（Melvin Lerner）注意到人们在坏事发生时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那些运气不好的受害者，于是提出了“公平世界谬误”（Just World Fallacy）这个概念。为了测试他的想法，他和他的合作者卡罗琳·西蒙斯（Carolyn Simmons）进行了一些实验，向被试展示了一些似乎正在遭受电击的人。之后，很多被试——他们对那些看起来被电击的人一无所知——对这些人给出了严厉的评价，痛斥他们人格卑劣。电击看上去越强烈，被试对受害者的评价也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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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事物发生的理由无论怎么说都并非毫无道理。在许多熟悉的场景中，事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如果你坐在客厅里，一个棒球打碎你的窗户飞了进来，你很有理由向屋外张望，也估计会看到有小朋友在玩棒球。巨大的鲸鱼不会自己在几千米高空上突然出现。在演化的漫长时间中，我们发展出熟悉的关于原因和结果的直觉，这是因为这些直觉很好地引导了我们去理解世界运转的方式。

而谬误在于将这种期望上升到牢不可破的原则。我们看到某件事发生就会向其赋予某种理由。这不限于在家里或者个人人生中发生的事情，还深入到本体论的基础。我们会想，如果世界由某种事物组成，以某种方式运转，那么背后一定有它的理由。

这个谬误有个名字，叫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这个术语来自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但此前很多思想家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基本思想，其中最有名的是17世纪的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陈述它的方法之一是：

充足理由律：

对于任何事实，必定有一个理由，使它是此而非彼。

莱布尼茨曾经将这个原则表述为“没有事情会无缘无故发生”，这跟今天能买到的T恤和保险杠贴纸上印有的格言“事情发生都有理由”极为相似[作为对比，设计师和癌症幸存者埃米莉·麦克道尔（Emily McDowell）出售的慰问卡上写着“请允许我第一时间狠揍下一个跟你说事情发生都有理由的家伙”]。莱布尼兹也勉强同意有时候这些原因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为什么有人不仅会相信我们能对发生的事件赋予理由，还相信有关宇宙的每一个事实都关系着某个特定的理由？毕竟我们有另一个明显的选择：某些事实背后有着理由，但也有一些“天然”的事实——它们就是正确的，不可能作进一步的解释。我们何德何能去判断这个世界最基础的本体论中是否包含这些天然事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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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们碰到有关信念的问题时，我们可以运用一种叫溯因推理的方法，它又叫“最佳解释推理”。溯因推理是一种推理方法，能与其对比的还有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在演绎推理中，我们从某些正确性无须质疑的公理出发，严格推导出所需的结论。在归纳推理中，我们从已知的一些例子出发，将它们推广到更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推广总是正确的话，这样的论证就是严格的，但我们一般没有这种保证。相比之下，在溯因推理中，我们回顾有关世界运转的所有背景知识，也许还包括某种对简单解释的偏好（奥卡姆剃刀），然后决定什么样的解释最好地说明了我们所知的所有事实。在第9和第10章，我们会在贝叶斯推理的主题下更深入地探讨这种推理方法。

对于充足理由律而言，为了简化，我们将所有可能性分为两个矛盾的论断：每个事实都有说得通的理由（充足理由律是正确的），或者是某些事实没有原因（充足理由律是错误的）。我们可以对每个论断赋予一个先验置信度，也就是我们一开始相信它的程度。然后我们通过对世界运转的观察收集证据，再以合适的方式更新我们的置信度。

充足理由律的辩护者们通常的策略就是不去收集证据，反而宣称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这就相当于说我们无法想象这个原则不成立。因此，他们对“所有事实必有理由”赋予的先验置信度是1，而对“存在天然事实”赋予的置信度是0。在这种选择下，任何证据都不会对之后的置信度有丝毫影响；他们会一直相信每个事实都有着充分的理由。

要将一个常识性的总结拔高到“形而上学的原则”，我们定的标准应该非常高。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如果有人有资格被称为“诗性自然主义之父”，那就是他了，也许罗马时代的前辈卢克莱修（Lucretius）能算是“祖父”——指出，充足理由论似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休谟提到，无因之果初看非同寻常，但它并不会导致任何固有矛盾，在逻辑上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我们逼问充足理由律的支持者为什么它不可或缺，他们一般会退却到两个论证角度之一。他们可能会尝试引用别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原则来进行辩护。比如说莱布尼兹就引用了他所谓的“最优原则（Principle of the Best）”，也就是说上帝总是根据最好的可能性而行动，创世也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将新原则作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接受时，这个论证才有说服力，但对于一开始就怀疑充足理由律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很少见。

另外一个论证角度就是宣称类似充足理由律的原则根植在逻辑思考这种活动的本质之中，理性本身就隐含了对这种原则的肯定。举个例子，想象你有一天洗澡，突然发现浴缸里放着一台手风琴。你很难不去认为这台手风琴放在这里必定有什么理由。这不太可能无缘无故发生。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们意识到的所有关于宇宙的事实也是这样：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些事实，我们就会认为背后一定有某种原因。

这个论证并没有说充足理由律在逻辑上无懈可击；它只表明我们通常的行为就好像承认了某种类似原则的正确性。如果实话实说，这是基于证据的经验论证，而不是先验正确的论证。我们不经常看到手风琴无缘无故出现，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但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个手风琴会无端出现的世界。

形而上学原则是诱人的捷径，而并非可靠的向导。事物看起来因为某种原因才发生，这有着充分的原因——但也有理由说明这不是基础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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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说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拉普拉斯式的宇宙中，每个瞬间都能由前一个瞬间通过牢不可破的物理定律推断出来，一面又说有些事实不存在可以解释它们的原因，这听起来不太对劲。难道我们不能给每个事件赋予“物理定律以及宇宙此前的状态”这个理由吗？

这要看我们说的“理由”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要区分我们想要解释的两种不同的“事实”：发生的事件，也就是宇宙（或者它的一部分）在某个特定时刻的状态；还有宇宙的特征，比如说物理定律本身。能解释其中一类事实的理由与解释另一类的理由有着相当不同的性质。

当要解释“发生的事件”时，我们所说的“理由”，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某件事的“起因”。的确，我们可以说所有事件都能用“物理定律以及宇宙此前的状态”作为原因或者解释。这种说法即使在量子力学里也不算错，虽然有时候人们会错误地将量子力学当成无缘无故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原子核的衰变）的例子。

然而，当人们寻找理由时，他们要找的不是这个。如果有人问“为什么会发生那宗枪击惨案？”或者“为什么地球大气层的平均温度上升得这么快？”的时候，“因为物理定律和宇宙此前的状态如此”这样的回答可不太令人满意。我们要追寻的实际上是宇宙的状态中某个特定的部分，没有它，事件就不会发生。

我们之前谈到过，物理定律本身与“理由”或者“原因”毫无瓜葛。这些定律就是一种模式，能将不同事件和地点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仅此而已。然而“某件事实的理由”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每个明智的诗性自然主义者都会认为这个概念是对宇宙某一部分的准确叙事中有用的一部分。我们在本章第一段用到的就是这种叙事方式。

我们想问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能合情合理地谈论‘理由’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时间箭头。

我们周围的可观测宇宙并不单纯是一堆随意而成但遵守物理定律的物质——这些物质在一开始就以某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排列着，在此之后就服从物理定律的摆布。我们在这里说的“一开始”实际上就是140亿年前，大爆炸之后的一瞬。我们还不知道大爆炸是不是时间的真正起点，但那是我们在时间长河中向过去回溯所能达到的最古老的瞬间，所以它就是我们能观测到的那部分宇宙的起点。当时宇宙所处的特殊状态有着极低的熵——这是对系统的无序性或者随机性的科学度量。宇宙的熵曾经非常低，之后一直在增长——也就是说我们的可观测宇宙曾经处于某种特殊而有序的状态下，而在这140亿年间愈发混沌。

熵这种增加的倾向正是时间箭头存在的原因。打碎鸡蛋容易，但难以恢复原状；牛奶与咖啡自然交融，但之后无法分离；我们生而年轻，继而徐徐老去；我们记得昨日之事，但不能“回忆”明天。最重要的是，引发事件的原因必定在其之前发生，而不是之后。

就像物理的基本定律中并没有出现“原因”，时间箭头在其中也不存在。这些定律对于过去和未来一视同仁。但之所以我们日常有关解释和因果的语言非常有用，这都仰赖时间箭头。没有它的话，那些词汇就不会成为关于这个宇宙的一种实用的描述方式。

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我们关于“事物因为某种理由才发生”、“后果总会尾随原因而至”的执念并非最基础的原则。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来自宇宙此处物质演化偶然拥有的性质。宇宙学和知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这个宇宙的理解能帮助我们察觉到为什么我们坚信事物背后都有理由。

换句话说，事件发生的“理由”和“原因”并不是基本概念，而是涌现的结果。我们要深入挖掘宇宙的真正历史，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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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吸引人寻找理由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宇宙的各种性质会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大爆炸之后瞬间的熵非常低？为什么空间有三维？为什么质子要比电子重差不多2000倍？追根究底，为什么宇宙会存在？

这些问题和“为什么我的浴缸里会有个手风琴”之类的问题非常不同。我们谈论的不再是某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原因就是物理定律以及宇宙此前的状态”这个答案说不过去。现在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现实最基本的构造会是现在这种形式，而不是别的样子。

关键在于，我们要接受一个观点，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答案。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些问题，但不能强求一个能满足我们的答案。我们要放开心态，接受一种可能性：它们可能是天然事实，而世界就是这样。

这类“为什么”的问题并非与世事毫不相干。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下有它们的意义。如果我们问“为什么我的浴缸里会有个手风琴”，别人回答“因为空间有三维”的话，我们不会欣然接受——即使从理论上来说，如果空间只有二维，那么就不会有手风琴。这个问题的情境是我们的世界，其中有些东西叫手风琴，它们倾向于出现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另外有个东西叫作“你的浴缸”，其中某些事物会经常出现，而别的事物不会。这个情境的一部分可能是你有个室友昨晚招待了几个朋友，他们喝高了，而有个朋友带了个手风琴，她演奏着不肯撒手，最后大家决定把她的手风琴藏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境下，我们才有希望能回答这样的“为什么”。

但就我们所知，宇宙和物理定律并不包含在某种更大的情境之中。这并非不可能——我们应该对物理宇宙之外存在其他事物的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无论这些事物是非实体的现实还是某种更平凡的东西，比如说一系列的宇宙共同组成的多重宇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什么样的宇宙才是“自然”的或者容易被创造出来的，我们可能会发现对于观察到的宇宙特性的某种解释。我们也可能发现，物理定律需要的某种我们认为可以任意设定的东西（比如质子和电子的质量）实际上可以从更深层的原理推导出来。这时，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因为找到了解释而给自己鼓掌。

但我们不能强求宇宙填补我们对于解释的渴求。好奇心是一种美德，而寻找那些“为什么”的答案也是好事，如果找得到答案或者认为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得到更好的理解的话。但我们应该平静接受这种可能性，就是某些问题的答案就只是“世事如此”。我们不太习惯这种情况——直觉告诉我们每件事都能用某种理由去解释。要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就需要更深入地挖掘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的演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