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综观一千多年的德国历史发展，既整合于大欧洲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节奏之中，也有其独特的律动，而且这种律动时常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节拍。因此，这部六卷本《德国通史》将立足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以德意志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为关注主线，释读始于古代原始日耳曼语族部落、止于21世纪初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历史，时段上囊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德国；在内容方面，除政治、军事、外交等传统的大政治史外，还加大了对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关注力度，力求较充分和全面地展示一千多年德国历史发展的多彩性和独特性。

到公元1500年为止的德国历史，叙述从远古到宗教改革运动前夕的德国古代中世纪历史，主要涉及辉煌的封建帝国时代。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有欧洲历史发展的共性特征，是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和封建化的欧洲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德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也已经初露端倪，可谓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发端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意志国家完成了从法兰克帝国的裂变中形成为德意志王国政治实体的进程，并通过对外扩张建立起欧洲中世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神圣罗马帝国，即德国历史上的第一帝国。由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公元962年仿照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加冕为“罗马人皇帝”，德国统治者也成了古罗马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一强大的帝国从起初就孕育着对王权和国家统一不利的因素：德意志国家形成初期确立的王权由选举产生的传统，使王权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各部落公爵和领地主教得以利用选举权而进一步扩大权势；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和德意志最高统治者“罗马人皇帝”的头衔都表明了德国统治者对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的追求。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皇帝忙于对外征战，无暇顾及国内事务，领地封建主于是趁机加强自己的独立性。由此带来的是德意志皇权的衰弱和领地诸侯势力的崛起，进而塑造出早期德意志国家的政治联邦主义形态。结果，到中世纪后期近代初期，当英、法等国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转变时，德国却仍然蹒跚于教俗领地诸侯割据的历史进程之中。

从16世纪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到17世纪中叶“三十年战争”结束，是德国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涉及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近代早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独特道路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德国历史发展呈现三大明显特征：其一，由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在政治割据的基础上又注入了“信仰分裂”的元素，引发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信仰冲突，这种宗教信仰因素因皇权与领地诸侯之间的权力争夺而进一步被放大。一大批皈依新教的诸侯在“教随国定”的原则下成了政教合一的首领，他们承担起邦国宗教领袖职责，进一步将教会事务纳入政府管辖范围，邦国的国家化因此得到发展，独立性继续加强。“三十年战争”既是德国宗教信仰冲突的最突出表现，也是德国皇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二，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威斯特法伦和约》不仅确立了领地诸侯对皇权的最终胜利，同时也使法国、瑞典等国大规模介入德国事务。德国问题全面国际化。从此，若无外国的干涉，“就不能再解决一项全德性的事务”。其三，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副产品，“普通人起义”（农民战争）的失败，则不仅使德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场领主制”，而且使德国农民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被排除出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深刻影响到德国日后的历史发展。

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阵痛。这一时期属于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近代中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进一步凸显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德国与西欧各国一样，经历了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并且受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涤荡。与此同时，它无论在君主专制、启蒙运动，还是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方面，都呈现独特的历史形态的演进。在政治上，由于皇权衰微，一些强大的领地邦君成为自己领地内的全权统治者。因此，在法国等国呈现的君主专制形态在德国却变成了邦君专制，到18世纪中期以后又发展为独具特色的开明专制，其中以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最具典型。在思想文化方面，德国既合拍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潮流，又展示出个性化的启蒙运动特点。它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南北两派，而且融入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元素，以适应建立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需要。更有甚者，作为对于一味强调理性而忽视情感价值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和对法国大革命所展示的资产阶级普世主义、理性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回应，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张扬情感和个性、强调回归历史和民族特性的浪漫主义思潮。在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方面，德国也没有遵循英、法等国的社会革命道路，而是在法国革命等外力因素的刺激下，采用“上层革命”的改革方式，通过解放农民和全面实施营业自由原则等，废除封建因素，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和平地移植到德国，渐进式地实现了传统封建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对接。德国由此进一步奠定了近代独特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基础。

从1815年到1918年的约一个世纪，属于德国以独特方式全面迈入“现代”社会的近代晚期历史，也是德国历史发展独特道路的顶峰阶段。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为，通过经济和政治方面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同的“双重革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迈上了强国之路。

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与法国等西方国家不同的稳中求进的“守势现代化”道路。传统统治阶级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通过满足某些“革命”要求，操控德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进而保障自身传统利益。以俾斯麦为代表的普鲁士统治者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是典型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白色革命”。在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方面，传统统治阶级也展示了适时而进、操控时局的特征。1848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最明显特点，就是在确保君主制原则的基础上，注入选举制、议会制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元素，建立起君主立宪制，既保证了传统统治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又满足了资产阶级建立宪政国家的愿望。在经济领域，通过工业革命，德国采用独特的工业化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快速实现了对英、法等老牌工业国家的超越，最终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工业化也推动了德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的现代化。由于独特历史原因和现实动因，德国成为世界上开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先河者。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科技和思想文化发展也呈现极其活跃的状态。德国不仅成为世界顶尖的科技和教育强国，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多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整个19世纪的德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这股思潮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的刺激下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成为将德国引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的主要思想根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去，在短短的27年中，德国如过山车般经历了从“最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和右翼极权主义的第三帝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属于德国现代史范畴，是德国历史发展道路在与西方文明的适应、冲突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阶段。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可谓这种危机和畸变的产物。

1919年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是“十一月革命”的直接结果，但在更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的产物。因此，德国民众在感情上不太认同这一共和国。与此同时，魏玛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迎合并仿照西方国家，甚至在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设计方面“青胜于蓝”，超过西方国家，也使习惯于传统德意志“秩序”的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时难以适应。于是，在适应西方政治体制和坚持德意志独特历史传统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没有民主主义者的民主”、“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就成了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真实写照。这一共和国因此也被称为是“不受爱戴的”、“带有即兴民主政治”色彩的“保守派的共和国”。结果，虽然魏玛共和国时期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它却在固守德意志传统和抵制西方文明的心态之下，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和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夹击之中，仅存在14年就归于失败。

1933年，希特勒打着抵制西方民主、坚持德意志传统和富国强兵的旗帜，夺取政权，德国历史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第三帝国在政治体制上与魏玛共和国截然不同，它实行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独裁统治，表现为政治上领袖原则之下的党国一体，经济上全面干预和控制之下的“统制经济”或叫“总体战争经济”，以及文化上纳粹“世界观”严厉控制之下的文化荒漠化。希特勒的独裁统治，是对魏玛共和国的极端反动，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政治的一种倒退，同时也偏离了德国的历史传统。它是德国的历史传统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和适应中出现危机和畸变的体现。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充军备，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图谋建立“大德意志帝国”，为此不惜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将德国和世界带入战争灾难之中。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再次战败，德国法西斯走向覆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经历了盟国分区占领、分裂的两个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三个阶段。它们属于当代德国的历史范畴，是德意志民族和国家的重塑时期，也是德国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新形势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在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格局下，德国在1949年分裂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尽管如此，两个德国的人民忍受着民族分裂的痛苦，凭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使自己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重要强国。

战后联邦德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却没有照搬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或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而是吸取第二帝国时期专制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极权主义等政治经济体制失败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成功地进行了独具德国特色的新探索，形成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莱茵模式。联邦德国的独特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点：政治方面，在吸收外来民主并结合本民族特点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德国特色的联邦议会民主制。在这种民主制度之下，出于对纳粹独裁统治的沉痛反思，一方面突出“争论的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保护不同言论和观点；另一方面强调“防卫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禁止任何言行威胁现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这一机制通过联邦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永久条款”得以确定。在社会经济方面，则实行不同于指令性计划经济又区别于纯自由主义经济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一方面确立“市场”核心地位，将经济活力置于市场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强调“社会”特征，突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健全劳动制度，形成同舟共济的劳资关系；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由此实现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平衡对接。在思想文化方面，则推行“存异求同，多元一体”的文化多元主义（kultureller Pluralismus），在保持德意志主流文化的前提下，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既是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独裁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对德国文化联邦主义传统的承继。莱茵模式使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着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文化繁荣的局面。

1990年，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分裂长达40余年的德国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了渴望已久的民族统一。再次统一起来的德国实行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德国由于其经济实力和众多的人口，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以上各个时段的德国历史发展，一方面共振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更大程度上散发的是自身的独特魅力和发展取向。每个时期的德国历史之间有一种基于因果关系的内在有机联系，具有无法割裂的连续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悠悠千载的德意志文明，铺垫出德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本书是多位学者合作的产物。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积淀、研究重点和文风的差异，加之涉及内容极其丰富，时间跨度长，人名、地名众多，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大努力，显然无法做到全书在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此外，因水平有限，全书必定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此敬请诸位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要特别感谢“大国通史丛书”总主编钱乘旦教授在本书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关心和指导，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王保顶副总编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深表谢忱，也感谢各卷编辑付出的辛劳。

邢来顺

2017年5月于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