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今天的德国地处中欧，中欧地区地貌形态多姿多彩，平原、低地、丘陵以及高原错落有致，大小湖泊星罗棋布，自南向北的莱茵河以及自西向东的多瑙河纵横交错，多条蜿蜒的支流不仅滋润着广袤的平原和丘陵，而且还构成了得天独厚的水系网络。随着第四季冰川期的结束以及气候的变暖，吸引了外来人口迁徙至此，开启了中欧地区的农耕拉坦诺文化。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之交，受亚欧大陆匈奴人迁徙的挤压，日耳曼人从西里西亚沿多瑙河逆流而上，逐渐地在莱茵河右岸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定居下来，形成了日耳曼人的文化。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在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以莱茵河为界在其西岸设立了大高卢行省，把东岸视为大日耳曼行省。罗马人按照自己的行政机制统治和管理着大高卢行省，推行罗马化，将其划分了多个行省，建立了元老院和总督制；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通过土地制度在社会中划分了公民和非自由人的界限，确立了奴隶制，为治理社会实施罗马人的习惯法。

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穷兵黩武对外扩张加剧了社会矛盾，同时也引发了帝国的全面危机。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人则因为受匈奴人西迁的挤压越过莱茵河、多瑙河开始了持续几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为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压上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覆灭。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多个部落王国，为在中欧和西欧地区创建一个新的时代打开了大门。创立这个新时代的是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用军事力量在高卢地区站住了脚，通过皈依基督教缓和了与罗马贵族以及当地居民的矛盾和冲突。法兰克人在高卢地区实行自身的行政制度，建立以扈从制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模式，保留马尔克的社会组织机制，但在经济结构上则采纳罗马的大地产制，在延续日耳曼人习惯法的同时也吸收罗马法的要素和法律原则。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与罗马人的经济模式通过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构建出中世纪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于法兰克王国，土地分封制度把原有的军事贵族转化为土地贵族。为加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的融合强化社会的基督教化，一方面，法兰克的君王接受并实践基督教教会提出的“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理论，另一方面，给予教会和修道院大量的土地以及经济特许权和司法审判权，培植出同样以土地为基础的教会贵族。教俗贵族是封建政治体制中的两大政治支柱。6世纪以后开始的大拓荒运动加速恢复农业生产，同时也最终确立庄园制，庄园制的经营方式改变了罗马帝国时期的经济关系。

社会经济的增长增强法兰克王国的国力，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成功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同时也刺激了君王对外扩张、恢复罗马大帝国的野心，并最终促成罗马教皇为法兰克的国王查理戴上罗马帝国的皇冠，进一步实践“君权神授”的神学政治，查理大帝创办的宫廷学校这一教育体制培养了需要的人才。加洛林的文艺复兴恢复古希腊流传下来的自由七艺，确立拉丁语在整个西欧社会中为官方语言，保证教会对教育和文化的垄断，中世纪的西欧有了以拉丁语为语言基础的统一的基督教文化。

法兰克王（帝）国因继承法的习俗导致其多次分分合合，最终通过《凡尔登条约》分解为东西两个法兰克王国，又因各自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有着不同的发展途径。东法兰克地区是查理大帝后征服的地区，日耳曼人世族家族的势力比较大，这些家族或通过武力或通过联姻兼并领地，在王国内形成实力雄厚的五大公国。在东法兰克地区，日耳曼人社会因素的影响存留得比较长久，封建化的程度较弱于西法兰克地区，采邑制和庄园制的发展程度也都不如西法兰克王国，相对西部地区而言社会中的依附者也有限。9世纪末，匈牙利人试图入侵东法兰克王国，五大公国的公爵们为抵御外敌联合起来，在他们中间推举出一位国王，这标志着德意志王国的诞生。

德意志王国从诞生时起就确立了国王选举制的政治传统，国王选举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极大地限制了王权的集权；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王国的分裂，废除法兰克人由诸子分治的王位继承习俗。作为德意志王国历史上第一个唯一的王位继承人，奥托在初登王位时就表现出重建罗马大帝国的雄图壮志，把对外扩张作为其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针，在所扩张地区推行政教二元的施政措施，同时与罗马教会建立和睦的关系，用武力出兵意大利保卫教皇的安全换取了教皇为其加冕为德意志的皇帝。奥托大帝的继任者们继承他的意大利政策，但却忽略了在德意志本土的统治，德意志的教俗贵族乘机增强自身政治势力，他们掌握领地内的司法和经济大权，这就为萨利尔家族的改朝提供了政治契机。

德意志王国的领地制保留了日耳曼人马尔克的社会机制，农民大多以马尔克的形式组织起来从事农业生产，地租的形态决定他们是自由农民还是非自由农民的法律地位。10世纪末期开始的第二次大拓荒运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活跃。手工业和商业是中世纪城市复苏的经济基础，市场是城市的经济中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享有法律上的人身自由。中欧地区四通八达的水系网络为远程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13世纪的德意志与西欧其他地区一样，在常态的拓荒运动的带动下，农业生产以及对土地的经营方式都有革命性的进步，也活跃城市的经济，大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城市中生活着自由的市民，他们自愿组成自治的行会，订立契约和规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城市的自治。城市的市场是连接城乡之间的重要经济桥梁，农产品进入商品流通轨道后改变了农业的经营方式，不仅地租的形态有所变化，而且促进农业专门生产区的形成，城市成为区域性经济的中心。

奥托时期开始的经济复苏带动文化和艺术的繁荣，社会的基督教化进一步加强，修道院开办的学校吸收世俗贵族子弟接受古典文化教育，教堂建筑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自奥托大帝时期起，教会和修道院就是德意志王室施政的一大政治支柱，君王在给予修道院和教会特许权的同时，也牢牢地掌控对修道院院长和主教及大主教的授职权。萨利尔王朝不仅延续了这一教会政策，而且还把这一政策延伸到罗马教会，染指教皇的任免。为此，萨利尔王朝的君主们积极支持修道院和罗马教会的改革。然而，罗马教会通过改革提升其宗教权威，不甘受世俗君权的摆布，激化罗马教会与德意志皇帝之间的矛盾，酿成公开的对峙，引发对主教授职权的争斗。罗马教会与德意志反皇帝的贵族们联合起来，以对君王处以绝罚、另立新王的策略，迫使德意志皇帝不得不妥协，走上卡诺萨之路。

主教授职权之争改变了德意志政治力量的格局，也改变了皇权和教权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贵族在其领地的权势以及对帝国事务的影响力。与罗马教会之间的关系极大地限制了德意志君主的集权，与教皇妥协签订的《沃尔姆斯协议》不仅没有改善政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加剧了君权与诸侯之间的对立。诸侯利用选举国王的权利推举对各自有利的国王候选人，导致王位更替的乱象不断，甚至为英、法国王觊觎德意志的王位提供了机会。施陶芬王朝依靠新的政治力量，重新划分帝国内的公爵和伯爵领地，将其封授给皇帝的支持者，给予他们各种特许权，改变贵族社会的结构。诸侯获得的新的特许权成为邦国制形成的政治保证。邦国制是德意志王（皇）权走向集权的一个重要障碍，加剧了德意志在政治上的分裂，邦君诸侯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与教皇以及英法国王结盟，一再选举对立派国王进行抗衡，多次出现两王并立的政治局面，甚至出现无政府的“大空位”时期。为克服政治局面的这种混乱，德意志的大诸侯们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确立了七大选侯制度。然而，选侯制度不仅没有避免两王并立的现象，反而更加剧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选侯的政治势力更强大。邦国制延缓了德意志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进程。

政治上分裂的邦国制造成多个政治中心，对经济结构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市民阶层因为在经济上起到的主导性地位提升其政治上的影响。然而，邦国制的确立为商业活动设下了重重障碍，首先是关卡林立，其次是缺少统一的货币体系。为了克服政治分裂造成的不利因素，有着商业往来的城市联合起来结为城市同盟，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汉萨城市。城市同盟并没有消除统一市场的障碍，反而更加剧了帝国在政治上的分裂，成为邦国制政体不应被忽略的一个经济基础。

在西欧大拓荒运动中延续了2个世纪之久的东进运动不仅开垦了东部的荒原，同时也对德意志的农业结构的演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土地的经营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为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新形成的贸易区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德意志的封建主为吸引当地的农民在东部地区拓垦，给予他们拓荒自由民的身份，此后又因为土地的持有权和用益权的改变使两者之间的法律身份越来越模糊。货币地租松动了农民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庄园制因此而解体，租赁土地的迈尔（Meier或Maier，拉丁语为Maior或villicius，意为管理人、承租人）成为新的富裕农民。14世纪中叶，肆虐西欧的黑死病为德意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口大量死亡，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几乎停滞。黑死病之后，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变，土地所有权大转移，庄园制彻底瓦解。黑死病之后农业的巨变加速了农产品进入国际贸易的领域，粮食的国际贸易刺激了大地产的发展，在德意志帝国的东部地区出现了“二期农奴制”，农民的徭役和赋税加重，激化了农村中的社会矛盾。在胡斯战争的影响下，农民的反抗越演越烈，并自发组织起了带子鞋会。各地先后爆发的农民反抗最终酿成了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

农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的变化对城市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业生产为手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是推行包买商制度的先决条件，包买商制度在城市中培植了一个富有的市民群体，富裕市民扩大其经营范围，有了最初的大贸易商行。在这些富裕市民中一枝独秀的是富格尔家族，他们不仅经营商业而且还从事银行业，涉足采矿业、纺织业等实体经济，同时还赞助德意志的文艺复兴。城市是西欧中世纪两次文艺复兴的栖息地，异端运动的兴起、对古典经典的翻译、罗马法的研究以及经院哲学的争辩打破了中世纪在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上的各种禁忌。中世纪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法学、宗教和政治等各领域的精英，在大学中涌现出一大批人文主义学者，他们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实践提出新的宗教观念和政治理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德意志帝国进行了迈向政治现代化的帝国改革，为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运动做了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

德意志中世纪历史的轨迹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无法建立统一政治体制的邦国制虽然阻碍了德意志走上君主立宪制的道路，延缓了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但此后在这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对近代西欧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本卷作者 王亚平

2016年12月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