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聊斋志异》的复仇主题

《聊斋志异》中那些有思想价值的作品，引人注目的首先是那些暴露黑暗现实、惩治贪暴的篇章。这是封建社会进步文学的传统主题，但蒲松龄创作这一类作品，有自己的发展，他每每怀着深切的同情心，与作品中的受害人物同仇敌忾，对迫害者加以严惩，报仇雪恨。在他的笔下，血债必须偿还，无辜受害者终有出头之日，为富不仁者绝无好下场。他的立足点不仅仅在于揭露，还着眼于抗争，因此我们把这类作品，称之为以复仇为主题的作品。

上文提到，蒲松龄的时代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伴随着连绵兵祸的同时，是官府的腐败和社会现实的黑暗。清朝基本上继承了腐败的明朝官制，加上满洲贵族自身的落后性，对人民的掠夺有增无已。为了巩固满汉地主阶级的政权，他们扶持地主阶级，重新建立已被农民起义军冲垮的特权，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这样，新贵与旧族相结合，形成豪强阶层，兼并抢掠，仗势欺人，使无权势者备受欺压凌辱，加上法令严酷，动辄犯法触刑，弄得百姓席不安枕，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一个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势力世界，稍有一点良心的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屈辱而苟且偷生。

史载顺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直隶、河南、山东总督张悬钖自刎，留有遗疏，其略曰：“待罪臣张悬钖谨奏：臣自莅任以来，矢心愿作忠良，喜怒不拂民欲，是非必告穹苍，意欲平治天下。谁知直道难行，清白招众之忌，赣直举国如狂，是以满腔愁郁，因而仪节乖张，自知此身必死，何如引咎而亡……”张悬钖是封疆大吏，由于上下交贿，在苛索挟逼下，他感到无法存活，只得自尽。至于一般百姓，其冤塞苦状可想而知。

上文所引张贞《上高念东先生论地方利弊书》，说小民“多若屠羊在肆，噤不能发一声”，是实际情况。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天命复不救，复仇古所贵”（元杨载《胡氏刺虎图》），复仇的主题自古有之。大自民族国家，小到身家个人，都因含冤负屈而发生不同性质、不同范围的复仇事件。从神话传说、史传文学到戏剧小说，有大量作品描写这类复仇故事，蒲松龄继承古代作品的优良传统，结合时代赋予他的精神特质，使复仇主题大为扩展，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时代精神。

在《聊斋志异》中，复仇思想几乎涉及到他所描写的一切领域，但其主要指向是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常被列举的有《王者》《续黄粱》《梦狼》《席方平》《潞令》《梅女》《红玉》《商三官》《博兴女》等。

《王者》写湖南巡抚某公，派州佐押解饷银六十万赴京，途中被劫。某公责令州佐侦破，被一盲人引入深山，宫殿中有一穿戴汉人官服的王者，令州佐携巨函回复。巡抚发函，内装其爱妾头发，附一书云：“汝自起家守令，位极人臣。贿赂贪婪，不可悉数。前银六十万，业已验收在库，当自发贪囊，补充旧额。解官无罪，不得加谴责。前取姬发，略示微警。如复不遵教令，旦晚取汝首领。姬发附还，以作明信。”“拆视未竟，面如灰土”，不数日即病死。“王者”象征着与清廷对抗的正义力量，寄托了人民惩罚贪官污吏的愿望。

《续黄粱》中的曾孝廉，本是个心地卑污的市井无赖，刚中进士，即作飞黄腾达之想。他梦中作了宰相，便依恃皇帝的信任，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提拔亲信，排斥异己，强占民女，荼毒百姓，真是无恶不作。这一形象是对封建官员丑恶本质的集中概括，有很高的典型性。文章的下半篇写他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作者调动了人间和冥府所有的刑罚手段，叫他入狱，砍头，上刀山，下油锅，吞铜汁；叫他下世为乞儿，为媵妾，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渲泄了人民群众对作威作福者的极度痛恨。文中所谓盗贼的冤民群众，砍了他的头，给予关键性的一击，其象征意义相当深刻。

在《梦狼》中，与《续黄粱》相同，也是借助“诸寇”之手，实际上是借助为民众发泄冤愤的武装力量，砍掉了县令白甲的头颅。

《梦狼》写白翁梦游其次子白甲的县衙，“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白甲为父备餐，“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问：“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白翁派长子去探视白甲，“见其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梦境与现实两相对照，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府的吃人本质。

《梅女》中的典史为了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死人命。《潞令》中的潞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百日，杖杀五十八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

《聊斋》中的各级官吏，多贪酷成性，作者也一一给予应得的惩治。值得重视的是蒲松龄还揭示了产生这种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梦狼》中作者借白甲的口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向上司行贿。在《促织》中，作者更借成名一家为了一头蟋蟀而经历的悲欢离合，说明皇帝的荒淫昏庸是造成民害的因由，所谓“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

《聊斋》中有相当篇幅着重揭露乡绅的罪恶，他们依杖财势，与官府勾结，作威作福，气焰十分嚣张。《红玉》中罢官乡居的宋御史，公然抢走书生冯相如的妻子，殴打冯家父子，致使冯父吐血而死。冯生“抱子兴讼”，没有一处官府为他伸冤，幸有“虬髯”丈夫，刺杀御史父子三人，并一媳一婢。《商三官》中的商士禹被豪强打死，两个儿子告状，没有结果，十六岁的女儿商三官，改扮成艺童，乘机手刃仇人。《窦氏》中的世家子弟南三复诱骗了农女窦氏，生下孩子竟然拒不承认。窦女抱儿奔南，南任其“依户悲啼”，终使母子俱僵。窦氏的冤魂，严惩了这个以贵倨凌人的负心汉。

从上举故事中可以看出，有冤必伸，有仇必报，是伴随着揭露而突出表现的思想，虽然有的寄托于清官循吏，如《新郑讼》《太原狱》，有的采取天谴阴报的幻想形式，但主要是鼓励那些受害者不要屈服，不要忍气吞声，而是要挺起脊梁，以贯长虹之正气，压倒邪气，进行殊死的斗争。为此蒲松龄塑造了一大批刚烈复仇的人物形象。除了商三官、窦氏外，常为人称颂的还有侠女（《侠女》）、庚娘（《庚娘》）、王鼎（《伍秋月》）、郎玉柱（《书痴》）等。《向杲》中的主人公，化虎杀仇，又借仇人之矢而得复生，虽扬言杀仇者即为我，但因事诞而无据，使官府无法立案。这则故事反映了蒲松龄对复仇者的激励和爱护，很有特色。

《聊斋》中描写抗争精神的名篇中以《席方平》最为突出。席方平为父伸冤，潜入冥府，四次告状，决不屈服。他先告狱吏，城隍不予受理；再告城隍，郡司批回重审；第三次告到冥司，冥王对他施行酷刑，逼他息讼，但他毫无畏惧，回答斩丁截铁，声言：“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第四次告到二郎神，冤案才得了结。作者借助二郎神的判词，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当时的黑暗现实，有些段落久为人们传颂，下面摘引极有概括性的几句，以见其入木三分之笔力：

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使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

这不仅是对羊某的判词，也是对剥削阶级为富不仁者的深刻揭露。有钱能买鬼推磨，在那贿赂公行的封建末世，官府不过是有钱人对平民专政的工具，因此造成冤狱四起，人民冤塞于胸，怨气冲天。这就是蒲松龄复仇思想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