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聊斋志异》的题材来源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蒲立德在《聊斋志异跋》中也说，“而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撰次而为此书。”这些出自作者和乃孙之手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聊斋》题材的来源。蒲松龄喜欢鬼狐故事，他继承我国古代采风的传统，学习干宝广泛征求神异故事的方法，自觉地、执著地向民间搜集奇事异闻和神话传说。关于他搜集民间故事的情况，常被人引用的有邹弢《三借卢笔谈》的记载：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辰，携一大磁罂，中贮苦茗，具淡巴菇（烟草）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蒇，故笔法超绝。
易宗夔《新世说》也说他“峨冠博带，日游于田野间，遇乡人则扯之谈鬼为乐”。这些都是走了样的民间传闻。蒲松龄十九岁做秀才，不久为口腹所累，东西奔波，他的身份，他的处境，都不允许他摆摊设席，强人谈论。不过，这些记载却也道出了他搜求民间传闻的痴意狂态。
《聊斋》中有一百多篇交代了故事的来源。从这些交代中我们得知他访求的范围相当广泛。首先是向他的家族或亲戚征集，如《聊斋》开篇《考城隍》是他的姐夫讲的，《捉狐》是他的姻亲孙清服讲的，《捉鬼射狐》和《蹇偿债》是从他的另一位姻亲李友三那里听来的，如此等等。其次有更多的故事则是从那些素不相识人口中讲述的，如《祝翁》得之于毕载绩的佣妇，《木雕美人》得之于某商人，《衢州三怪》得之于一个士兵等等。有一些故事虽然没有记载具体的讲述者，但却留下了故事在民间流传的痕迹，如《王六郎》写溺鬼王六郎因有仁人之心被上帝选为招远县邬镇土地的故事，小说的末尾说：“或言：即章丘石坑村。未知孰是。”可知关于地点的说法不一。又如《金陵女子》写到沂水居民赵某从狐女取得治病偏方的情节，文中写道：“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以蒜臼接茅檐雨水，洗瘊赘，其方之一也，良效。”
在有姓名可查的搜求对象中，以士大夫阶层的人物最多，粗略统计有五六十篇之数。这和他生活的圈子有关系。这些人中有的是当时政界或文坛上的知名之士，如王士禛、施愚山、高念东等；有的则属于邑绅、乡宦，如毕际有（载绩）、唐梦赉诸人；更多的是一大批中下层读书人，多是些失志秀才、贡生之类，间或有个把举人，如袁宣四、丘行素、王子巽、刘宗玉等等。他们或当面口述，或书写邮寄，不过多数为转述，他们自己也是从民间搜集得来的。如《巧娘》说：“高邮翁紫霞，客于广而闻之。地名遗脱，亦未知其所终矣。”《罗祖》说：“沂水刘宗玉向予言之最详。”类似情况很多，如《新郎》《江城》《胡四姐》等皆是。虽然“聊斋爱作此等笔摇动人”（冯镇峦语，见《胡四姐》），不可过分凿实，但也非全属捏造，仍然可作他搜求创作素材的依据。
在搜集民间传闻时，蒲松龄常被故事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的遭逢所打动，含着激动的泪水而挥毫属文。这在“异史氏”的议论中多有表白，如《折狱》中对费祎祉的赞扬，《胭脂》中对施愚山的崇敬。《张诚》篇中作者写道：“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不知后世亦有善涕如某者乎？”可见他的动情。蒲松龄这种真挚态度，吸引了众多的支持者，正如后人所讲的：“初尝效东坡强人妄言，其后不必用强，甚有构空造作奇闻以来取悦者矣。”这就是蒲氏所说的“物以好聚”的意思。
一般地说，蒲松龄只是把搜集来的故事作为创作的素材，并不只作简单的记录。后人评论他的创作过程时说：“晚归篝灯，组织所闻，或合数人之话言为一事，或合数事之曲折为一传，但冀首尾完具，以悦视听。其文非一朝所猝办，其事亦非一日所网罗，历二十年，稿三数易，始得此高不盈寸之著作。”（《清稗类钞》）蒲氏在《聊斋自志》中写道：“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狐愤之书。”说的是全书的创制，若就单篇而言，又何尝不是猎狐取白，“集腋为裘”。就是说，作者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创作，因而能够自觉而大胆地运用典型化方法来处理题材，从而创作出全新的艺术作品。
《聊斋志异》中的大量故事的原型出自前人或当时人的书面材料，据朱一玄先生统计，有本事可考者有一百三十九篇之多。蒲松龄涉猎广博，所据材料十分纷繁，但他不是照搬硬套，不过是借用某些有启发性或故事性的躯壳，引发改作，点铁成金，创作出全新的艺术生命。下举《姊妹易嫁》和《林四娘》两篇为例。
《姊妹易嫁》是根据明代宰辅山东掖县人毛纪（字文简）夫人的故事而撰写的。毛纪夫人官氏，因其姊嫌毛纪有文无貌，临嫁而悔，官氏承父母意，代姊嫁与毛纪。后来毛纪官至大学士（宰辅），官氏姊自恨，出家为女道士。这个故事到蒲松龄手里，把一个本来是嫌夫貌丑而抗婚的官家小姐，变换成为嫌贫爱富而赖婚的张家姑娘，赋予故事以批判势利观念的社会主题。从这一主题出发，作者从根本上变动了本来所据的史料。例如，据志书所载，毛纪的父亲毛敏，是个举人，曾任浙江府学教授。毛家自元以来，已为东莱名阀，而作者却写他出身雇农，为人“牧牛”，并于大雨中溺死旷野。这样，毛纪就由贵公子变成了出身微贱、寄人篱下的孤儿，因此为富室小姐瞧不起，对父母允婚十分不满，“怨惭之意，形于言色。有人或道及，辄掩其耳。”这个情节的变动，有力地揭露了势利鬼灵魂的丑恶。为加强对张氏的惩罚，蒲氏还增添了她晚年曾向毛纪乞讨的情节，而史载毛纪退居林下时，曾与身为道士的官氏姊有交往，而且相互敬重，当然不可能发生乞讨的事。
《林四娘》中的主人公林四娘，历史上确有其人。她是明末青州衡王府中的宫女。当时的诗人如陈维崧、王渔洋、林西仲辈，以及后来的曹雪芹都有叙及。不过，与《聊斋》中的《林四娘》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林西仲的《林四娘记》中的主人公是以一个以殉身来表白贞节的烈魂，且并非“衡府宫人”。王渔洋在《池北偶谈》里所记的林四娘，虽然故事基本情节与《聊斋》相近，但对某些关键性情节的处理却大相径庭。试举两条：一是关于贞操观念的。王渔洋摆出一副道学面孔，让林四娘的鬼魂和男主人公陈宝钥的交往仅限于友谊，而蒲氏却将林四娘描写成大胆主动寻求爱情的女性，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突破片面贞操观念的意义。二是关于民族气节的。蒲松龄竭力渲染林四娘的亡国之痛，洋溢着深沉的爱国情感，这是王作所不敢涉及的。在那首七律中带有关键性的词句上，蒲、王二人竟是那样的截然相异。蒲作的那些诗句，如“谁将故国问青天”，“闲看殿宇封乔木，泣望君王化杜鹃”，“高歌梨园歌代哭，请君独听亦潸然”，等等，在王作中则被抹去了。当然，这些诗可能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蒲氏的“记述”不过是代作而已，这正好表明了他的倾向性。
有一些篇章，蒲松龄虽受前人作品的启发，甚至在故事结构上也大致仿效前作，但一经他的手笔，便花样翻新，改变或深化了作品的主旨。比如《续黄粱》之于《枕中记》，《莲花公主》之于《南柯太守传》，《织成》之于《柳毅》，《蕙芳》之于《吴堪》，等等。这些作品，继承了前人作品的构制格式，更重要的是发扬了他们的优良传统，例如他们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想象虚构的创作手法，以及显示才华的语言技巧等等。我们考察蒲松龄运用书面材料进行再创造，主要还是应从他所取的态度方面去考虑，以汲取有益的经验。
考察《聊斋》题材的来源，我们不能胶柱鼓瑟，一一寻绎出各篇作品的原型或出处，实际上，他是在前人创作，包括文言、白话小说以及史传文学等优秀作品的启迪下，依据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别出心裁，倾注自己的灼热情感和美学理想，熔铸成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和人物形象。它扎根于现实，是时代精神的艺术升华。但仅就创作过程来说，它是凭空结撰，是把自己的感受变换为创作冲动，又把这种冲动诉诸形象。这样的作品，与那些依傍民间传说或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不同，它们往往没有现成的故事间架或人物原型，而只是依据作者的主观意识提出某种命题，作出一种艺术的假定，然后设计出能体现作者意图的人物和情节，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恰恰是作者凭空结撰的结晶，我们可以举出一大串篇目，如《叶生》《婴宁》《小翠》《小谢》《辛十四娘》《红玉》《黄英》《公孙九娘》《晚霞》《阿宝》《席方平》《梦狼》《向杲》《罗刹海市》等等。这些作品的情节大都曲折而离奇，支配这种离奇情节的，与其说是小说人物的品格，毋宁说是作者的愿望。
且看《青梅》篇的构思。蒲松龄在《青梅》篇后说：“天生佳丽，固将以报名贤；而世俗之王公，乃留以赠纨袴。此造物之所必争也。而离离奇奇，致作合者费无限经营，化工亦良苦矣。”这里作者和盘托出《青梅》构思的用意。很明显，文中所说的“造物”者、“化工”云云，即为作者的托名。文中所说的以“佳丽”报“名贤”的命意，即为作者的美学理想。为了把理想化为艺术作品的现实，作者“费无限经营”，创作了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楚楚动人的青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