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蒲松龄生平

（一）出身家世

蒲松龄是生活在清代初年的杰出文学家，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他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思想深邃，技巧精湛，三百年来，愈传愈广，家喻户晓，深受欢迎。红学家李希凡把它与《红楼梦》并提，他在蒲松龄故居题词中说：“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千古流传，万世流芳。”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蒲松龄已走向世界，他的作品，必将像《红楼梦》那样，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六日，到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二十二日去世，活了七十六岁。

他出生的满井庄，在山东淄川城东七里。庄子东头有一口泉井，泉水常满，溢出为溪；周围有百十棵大柳树，“环合笼盖，随溪逶迤”，因而称满井为柳泉。蒲松龄热爱乡土，热爱这涓涓清流，自号柳泉居士。

淄川是山城，周围青峰竞秀，名胜古迹触目皆是。城东有黉山，山腰有汉代大儒郑康成的“晒书台”；黉山后有座梓檀山，宋代大文学家范仲淹曾结庐于此。淄川县西，有纵横家苏秦的墓，不远处是魏国败将庞涓的墓。县西有奂山，是登高观看海市蜃楼的地方；西南有甲山，甲山之东为绵亘的昆仑山……古老文明的淄川，这些优美壮丽的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流风遗韵，对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的素质和性情，无疑是一种天然的陶冶和滋润。

蒲松龄的家庭，是世代书香门第。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淄川蒲族修谱，这个族谱今天看不到了，所保存的是蒲松龄为族谱写的序言。序中说，蒲家是般阳（淄川的古名）的土著，祖墓在淄川西南的招村之北，那里有两个墓葬：一个是蒲鲁浑，一个是蒲居仁，都是元朝般阳路（地方行政区）的总管。元朝地方行政长官，正职由蒙古人担任，叫做达鲁花赤。总管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副官，协助达鲁花赤办事。元代至顺年间（1331—1333年），受荫袭官的蒲氏，因得罪元朝皇帝图帖睦尔，遭夷族之祸，满门抄斩。这时有个六七岁的男孩名叫蒲璋，恰好住在姓杨的外祖父家里，改姓埋名，才活下来。明太祖洪武初年，蒲璋已经成人，认祖归宗，复名蒲璋，迁回满井庄。此后生齿日繁，原来同村的郭、刘二大姓逐渐衰落，全村蒲姓占绝大多数，满井庄也改名蒲家庄。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年），淄川全县有八个秀才成为领国家津贴的廪膳生，蒲家就占了六个。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但未出做高官的人物。

从《族谱序》中我们得知，蒲松龄的远祖蒲臻，高祖蒲世广，在地方上都有点儿名气。曾祖蒲继芳，同他父亲一样，是个秀才。叔祖蒲生汶中了进士，选河北玉田知县，是个有名的孝子，听说老母患病，哭得汤水不进，呕血数斗，死在衙门。他是蒲松龄屡次提到的玉田公，也是蒲家几代中最高功名的人物了。蒲松龄的祖父蒲生汭没有功名，父亲蒲槃，字敏吾，原先也尽力读书，知识渊博，但考到二十几岁，不能进学，家境又困难，便弃儒经商，做起买卖来。二十年间，有了相当的积累，成为当地的富裕人家。明末天下大乱，他便停业在家读书教子。蒲槃四十多岁没有儿子，性情喜欢周贫济困，到蒲松龄出生时，家道已经衰微了。

蒲松龄是蒲槃的第三个儿子，正妻董氏所生。上面还有长兄兆箕，次兄柏龄；下面还有个弟弟鹤龄，总共兄弟四人。兄弟之中，蒲松龄最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蒲槃最喜欢他，把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二）少年得意

蒲松龄的青少年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变动时期，由朱洪武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王朝，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朝政荒废，吏治窳败，灾荒频仍，哀鸿遍野，终于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从此江山易主，“天崩地解”，中国的战乱岁月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

还在清兵入关之前，满洲贵族就注意联络汉族上层地主阶级。清兵进入北京，即以“复君父仇”为号召，把明朝官员和地主阶级的仇恨转移到农民义军身上。他们下令礼葬崇祯夫妇，降附官员各升一级，明朝的革职官员以及山林隐逸广为录用。恢复科举考试，以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清政权还协助一些恶霸地主恢复家产，向农民反攻倒算。这些措施，稳定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王朝，虽然发生大小起伏的人民反抗斗争，但终于都被镇压下去。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蒲松龄的父辈是与农民义军对立的。

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高苑谢迁起义。次年六月，攻打淄川，在蒲家庄遭到顽强抵抗，为首的就是蒲槃及其兄弟蒲柷。蒲柷战死，受到政府表彰，称为“守村义举”。事后，蒲槃又捐资修复被义军轰塌的一段城墙。由此可见，清政府的两手政策对一般地主阶级所起的作用。

明清易代之际蒲松龄只有五岁，还不大记事儿。顺治七年（1650年），他十一岁，开始随父读书。在父亲的教育和殷切期望下，少年蒲松龄，潜心学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他又善于思考，为我所取。他最爱读《庄子》《列子》和《史记》中的《游侠列传》，直到设帐授徒的时候，还选录庄、列的文章作为范本，以“沾溉后学”。当然，他必须认真学习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以博取功名利禄。

清政府于顺治二年（1645年）举行科举考试，并把科举制度作为培养和选任官吏的所谓“正途”。科举沿用明制，考试分三级进行，通过第一级考试的为秀才，通过第二级考试的为举人，通过第三级考试的为进士。应初级考试的人称童生，童生通过县考、府考、院考，即可取得秀才资格，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也叫进学。康熙八年（1669年）以后，朝廷规定秀才每年要参加岁考、科考。岁考按成绩分为六等，一等可以补廪膳生员（简称廪生），领取朝廷的膳米。秀才被选送京师国子监学习的，称贡生。科考在乡试前一年举行，在科考中列入第一和第二等的秀才，才准许参加乡试。乡试三年一次，于秋季在省城举行，称秋闱。乡试通过即为举人，又称孝廉。有了举人资格经过考选即可做官。具有举人资格的人可以参加会试，这是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也是三年一次，于乡试后第二年春季在京城举行，叫春闱，通过者称贡士。贡士要参加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又叫廷试，殿士取进士若干名，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清朝科举内容也沿用明代的八股程式，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三传》）中出题，断章取义，考生只能代圣人立言，而且只能以理学家的曲解来阐发涵义。很明显，这种制度只能僵化学子的思想，窒息才气。但是，八股制艺是士子步入仕途的敲门砖，正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所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蒲松龄，也只有在八股文上下功夫。

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十九岁，参加科举考试，县考、府考都考得第一名。又去参加院考，主持院试的是山东学道施闰章，他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是清初文坛上出类拔萃的诗人，王渔洋把他与山东的宋琬并列，誉为“南施北宋”。施闰章素来爱才，求才若渴。这次他出的两道题目是“蚤起”“一勺之多”。

“蚤起”这一短语摘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是孟轲挖苦那些不顾人格乞求富贵的卑琐小人的名篇。这个题目正中蒲松龄的下怀，他在起讲中写道：

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宴起，而漠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

施闰章非常赞赏蒲松龄的文才和识见，他在批语中写道：“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移风易俗。”

“一勺之多”是《中庸》中的话，意思是“很少的一点水”。这个题目也不易作，但蒲松龄才气横溢，洞察题旨，运笔自如。施闰章读了文章十分高兴，批道：“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意思是：读了这样的文章，使人赏心悦目，就像甩着臂膀在美景中游玩一样。这样的器识，这样的文才，真是难得，于是也列为榜首。

蒲松龄连取三个第一，受到学道的赞誉，当上了秀才，一时文名藉藉。这对年仅弱冠的士子来说，自然是春风得意，意气昂扬。但是，在那个时代，像施闰章这样怜才的人能有几个。那些主考官大多数都是些既无才学又死命要钱的昏官。蒲松龄在一首诗里说：

今日泮中芹，论价如市贾。

额虽十五人，其实仅四五。

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

文字即擅场，半犹听天数。

话说得很冷静，实际情况就是如此。“文章憎命达”，“小惭小好且勿欢，无底愁囊今始入”。后面两句话，是蒲松龄六十六岁时庆贺两个儿子进学的诗句，道出了过来人的辛酸历程。

步入青年时代的蒲松龄，只是得意一时，此后他屡次参加乡试，每次都被黜落，四十四岁时才补了个廪膳生，等到被选拔为贡生，他已经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

科场失意是对他最大的打击，他感到委屈、悲痛、愤恨，同时这也教育了他，使他对世道有深入的观察，许多激愤的文字都从此而来。

蒲松龄是个重感情的人，对青年时代的恩师施闰章和费祎祉，常常留下温馨的回忆，在感戴之余，又觉得于心有愧，对不住他们的殷切期望。在《胭脂》文后，他深情地写道：

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在《折狱》里，他引用“公羊鹤”典故，说从前羊叔子有一只舞姿翩翩的鹤，他曾向客人称赞它，谁知在客人面前，这鹤只是抖抖羽毛而不肯起舞，以比喻自己对不住推荐自己的费祎祉，字里行间渗透着苦涩的泪水。

（三）结伴苦读

顺治十六年（1659年），蒲松龄二十岁，他与几个意气相投的好友组成“郢中诗社”。入社的有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等。他们都刚刚考上秀才，意气风发，有很强的上进心，希望通过结社，相互砥励，研讨学业，为前程打下基础。诗社成立于端午节，取名“郢中”，有敬仰和学习屈原的意思。同时，郢人善歌，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出自郢中，以“郢中”命名，也含有雅俗共赏的意思。诗社中，蒲松龄和张笃庆、李希梅的友情最久，历时五十年，老而弥笃，被称为“郢中三友”。

张笃庆，字历支，号厚斋，又号昆仑山人，世居蒲家庄西南二十余里的昆仑山下，是淄川官宦大族。曾祖张至发，明末官至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不过他的祖、父辈都没有进入仕途，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张家已衰败下来。十六岁时，被施闰章录取为秀才，著有《昆仑山房集》，王渔洋说他“淹博华瞻，千言可立就”，为“冠古之才”，但命运与蒲松龄一样不济，也是以贡生终老。他比蒲松龄小两岁，入社时只有十八岁。

李希梅，字尧臣，号约庵。他与张笃庆同年生。住处与蒲松龄邻近，二人过从甚密。他颇有家产，藏书丰富，爱好金石，但困于场屋，靠自己勤学，赢得一些名声。蒲松龄有一篇《郢中诗社序》，说明他们办社的宗旨：

谢家嘲风弄月，遂足为学士之章程乎哉？余不谓其然。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然酒茗之宴好，人人有之。而窃见夫酒朋赌社，两两相征逐，笑谑烘堂，遂至如太真终日无鄙语；不则喝雉呼卢，以消永夜，一掷千金，是为豪耳。耗精神于号呼，掷光阴于醉梦，殊可惜也。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宴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

这篇序文，很值得一读，从中不但可以了解这批年轻人的志气，学习方法，了解蒲松龄的作风，同时对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人也有教益。从序文中我们看到，他们朝气蓬勃，力求上进。他们鄙视那种饮酒赌博、哄闹戏谑的庸俗生活，把精力用在道德文章上，以诗歌来陶冶性情，抒发才气。后来他们的诗都写得很好，恐怕与这段生活不无关系。

诗社的这一段生活，在蒲松龄的诗作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是在张笃庆的《昆仑山房集》（抄本）里，留下几首他们当时唱和的诗作。诗的题目如《希梅、留仙自明湖归，与顾当如社集同赋》《龙兴寺同蒋左箴、王鹿瞻、蒲留仙限韵》《同留仙、希梅及钖、履两弟月夜泛舟西溪，分韵得“洲”字》《与同社诸子论诗》等。从这些诗看，他们当时的心绪是悠闲的。他们以“山左风流客”自居，或白日寺院观光，或月夜湖中泛舟，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他们以知音相许，矢志青云，但好景不长，不久即遭到挫折。顺治十七年（1660年）和康熙二年（1663年）的两次乡试，他们都名落孙山，从此屡战屡败，开始了他们终身潦倒的不幸生活。

四十多年以后，“郢中三友”都到了古稀之年。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正月，淄川举行乡饮酒礼，三人因为年高德劭，同被荐为乡饮宾介。典礼之后，蒲松龄抚今追昔，想到他们青春结社时的凌云壮志，如今都成镜花水月，作绝句一首曰：“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这是对郢中诗社的总结，也是对一代青年士子命运的总结。这是后话。

但是青年时代的蒲松龄阅历尚浅，虽然遭到挫折，并没有磨去锐气，反而更加刻苦攻读。康熙三年（1664年）春天，他应李希梅的邀请，住到李家读书，同读的还有李希梅的外甥赵晋石。蒲松龄有《醒轩日课序》，记述他们攻读的情况，文章说：

李子希梅，与余有范、张之雅。甲辰春，邀我共笔砚。余携书而就之。朝分明窗，夜分灯火，期相与以有成。忽忽数载，人事去其半，寒暑去其半，祸患疾疫之杂出者又去其半，回思书之熟肄，艺之构成者盖寥寥焉。……时赵甥晋石在，假馆同居，谓余曰：“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余曰：“善。”

这种奋志求知、严格约束自己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蒲松龄的渊博知识，是从苦读中来，他炉火纯青的写作技巧，也是从青少年时代千锤百炼中获得的。这些专心攻读的美好岁月，都是他创作成功的必备条件。

（四）兄弟分居

顺治十四年（1657年），蒲松龄十八岁，与刘氏结婚。大约八年后，即康熙四年（1665年），兄弟分居。此后，蒲松龄岁岁游学，直到七十岁撤帐归来，四五十年间，家政全靠刘氏维持，毕生操劳，历尽辛苦。没有刘氏这个贤内助，蒲松龄的家庭和事业都很难预料。所以蒲松龄非常感激妻子。刘氏七十一岁逝世时，他悲痛欲绝，感到生无乐趣，回忆五十六年间的深情厚爱，酸心刺骨，老泪纵横。十五个月后，他也与世长辞了。

刘氏的父亲刘国鼎，是淄川秀才。他有四个女儿，刘氏最幼。顺治十二年（1655年），她十三岁时，讹传朝廷要选民女入宫。一时，群情汹汹，家有少女，纷纷送至夫家。刘国鼎也把女儿送到董老夫人身边。后来谣言渐止，刘氏返回娘家。两年之后，刘氏十五岁，才正式过门。

刘氏从小受到读书人的家教，性格温良，为人谦和，沉默寡言，又勤快能干，孝敬老人，所以董氏特别喜欢她，人前人后，常常夸赞。但却引起了妯娌们的嫉妒，怀疑婆母偏心，到处说婆母和刘氏的坏话，特别是大嫂韩氏，又泼悍，又狡猾，经常吵闹，蒲槃实在看不下去，决定为儿子分家。

在旧式家庭里，分家是一场无情的斗争。你抢我夺，强者总占便宜。蒲松龄的兄嫂都分得了宽敞的住室、厨房和全套家具，唯独他家，只得二十亩田，三斗荞麦，五斗小米。还要搬出旧宅，住进村子西头三间场屋。这三间场屋，十分简陋，墙土剥落，门窗不全。屋外荆棘丛生，虫蛇横行，十分荒凉。没有院门，只得向堂兄借块门板装上。这时他们的长子蒲箬已经五岁，正值荒年，一家三口生活无着，蒲松龄只得把二十亩薄田请人代耕，自己出外教书，靠微薄的束脩养家。刘氏一个年轻的妇女，守着孩子，住在村外老屋，过着贫困孤寂的生活。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形容当时的情景说：

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喁喁，遭雷霆震震谡谡；狼夜入则埘鸡惊鸣，圈豕骇窜；儿不知愁，眠早熟，绩火荧荧，待曙而已。故常自减餐，留饼饵，媚邻媪，卧以上床，浼作侣。

刘氏生四子一女，家累很重，靠蒲松龄舌耕的微薄收入，要维持温饱，把孩子抚育成人，着实不易，全靠刘氏量入为出，惨淡经营，才逐渐摆脱困境。

刘氏理家，井井有条。那时田赋很重，稍有拖欠，蠹吏狠差，便上门号呼催逼。刘氏总是预为准备，“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答王瑞亭书》）从未因拖欠而遭官怒。她勤苦节俭，穿带补丁的衣服，吃粥，没有客人不见荤腥。白天劳作，晚间还要纺线，垂老苦臂痛，仍然摇纺车不停。儿女一个个长大，又要为他们操办婚嫁，“一子娶一妇，必授一室”，直到儿子们独立谋生，家中才稍有积蓄。蒲松龄在《悼内》诗中有十分切实的写照：

自嫁黔娄艰备遭，

家贫儿女任啼号。

浣衣更惜来生福，

丰岁时将野菜挑。

怜我衰髦留脆饵，

哀君多病苦勤劳。

幸逢诸妇能相继，

井臼无须手自操。

最难得的是刘氏的安贫知足，不慕荣利。为博一第，蒲松龄考到五十多岁，刘氏劝他说，不要再考了，倘若命里应该富贵，早该位至台阁了。平民百姓自有乐趣，何必临民做官呢。蒲松龄与她开玩笑，问她不想做夫人吗，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长处，就知道自足而已。”刘氏的为人、品德在蒲松龄的著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记，她的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贤妻良母。

（五）南游作幕

蒲松龄是土生土长的作家，足迹所及，仅限于淄川临近的地区。康熙九年（1670年），他三十一岁时，应宝应县令孙蕙的邀请，去作幕宾，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远游，头尾虽然只有一年，却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很有影响，并留下大量诗文作品，是一段不寻常的阅历。

孙蕙，字树百，号笠山，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进士，康熙八年（1669年）授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比蒲松龄大八岁，是同邑科举中人。在未入仕途之前，孙蕙曾与本县的一些文士有诗文之会，对蒲松龄是了解的。他到宝应的第二年，便邀请蒲松龄作师爷，一则初到地方做官，人地生疏，需要有帮手，蒲松龄文笔极好，甚可信赖；再则，蒲松龄家境贫寒，到衙门办事，可以多些收入，也是对朋友的救助。

蒲松龄素性耿介，他接受邀请，固然有谋生的因素，但也出于对孙蕙的敬重。他有一首诗，题目是《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推崇孙蕙胸襟磊落，意气昂扬，有如郭子仪。

康熙九年（1670年）秋九月，蒲松龄策马南行，途经淄川与莱芜交界的青石关。这里峰峦壁立，山路险要，是南行游人的唯一通道。他惊叹大自然的雄奇险峻，作《青石关》以寄兴。迤逦来到沂州（今临沂），因为下起大雨，他住进旅社。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刘子敬的，也在旅社歇息。刘子敬对蒲松龄讲述了桑生与鬼狐的爱情故事，并取出王子章作的《桑生传》给蒲松龄赏阅。蒲松龄兴致甚浓，后来经他动笔改作，易名《莲香》，成为脍炙人口的佳构。来到苏北平原，他被水乡的旖旎风光所陶醉，在《途中》一诗中概括了他初到淮南的新鲜印象：

青草白沙最可怜，

始知南北各风烟。

途中寂寞姑言鬼，

舟上招摇意欲仙。

马踏残云争晚渡，

乌衔落日下晴川。

一声欸乃江村暮，

秋色平湖绿接天。

从王家营（今淮阴市）渡过黄河，不远即达目的地。十月初三日，他便入衙办公，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活。

孙蕙任职的宝应县，地处苏北淮河下游，濒临大运河。这里地势低洼，常患水灾。康熙七年（1668年），沥青沟决口；八年（1669年），高邮县清水潭再次决口，村落庐舍，皆成水泽。孙蕙面对满目疮痍的凄惨情景，心急如焚，到任伊始，便奋力救灾，革除苛捐杂税，勒石永禁。但是，要为百姓做点好事，谈何容易。蒲松龄初到，就碰上了修浚运河的一段公案。

这年冬天，河道都御史罗多下令宝应县征集七千民工开通严重淤塞的运河，限四十日竣工。孙蕙念及百姓已困顿不堪，不忍驱遣，只征集了一千民工，工程进度自然缓慢。罗多十分恼怒，声言要行弹劾。淮阳道副使张万春劝孙蕙贿赂求免，孙蕙不肯。谁知消息传开，百姓自动聚集，多至两万人，六昼夜即完工，使罗多惊叹不已。蒲松龄有《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七律，盛赞孙蕙的护民举动，有句道：“故人憔悴折腰苦，世路风波强项难。吾辈只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

康熙十年（1671年）春天，孙蕙代署高邮州，携蒲松龄赴任。高邮当水陆要冲，过往的官员车船络绎不绝。“索夫马者一日而数十次，折夫马者一日而数十金。”（《二月念四日，上布政司书》）他们假托公务，敲诈勒索，稍不如意，便唾面呵斥，扬鞭打人，弄得鸡犬不宁，地方官叫苦不迭。蒲松龄有一首《大人行》描写一位钦差大臣过境时那种逞威肆虐的行径。这是一位皇帝的亲信，过境时鸣锣张盖，侍从如云，以至陆路堵塞，河道遮断。家丁殴打驿站小吏，大闹县府公堂，视县令如奴婢，唾面诟骂。他们强索车马费用，比定额高出十倍。勒索的财物要用千只船万匹马来驮运。地方上如遭到一场“兵燹”，抢掠洗劫一空。诗作饱含着愤怒和忧虑，是对显贵的尖锐揭露。《聊斋》中那些抨击贪官污吏的文字，与他在这里的亲眼所见当然会有关系。

蒲松龄与孙蕙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孙蕙诸事与他商量，他也竭诚协助孙蕙办好公务。来往公文函件，多由蒲松龄代笔，他煞费苦心，总是做得合式得体，为政务增色。孙蕙是个有良心的循吏，愿意拯民众于水火。蒲松龄也想协助地方做点好事，在他拟定的一些布告中，同情人民的心声常常下意识地流露出来，如康熙十年四月五日，他拟定的《劝民息讼以警刁风》的告示，在讲到打官司对人民的损害时，告示说：

公门之中，魍魉魑魅，智者难除。每一票出，未与被告见面，先要原告尽情，不则呵骂责难，无所不至，其中苦状，备难殚述。到得一口气伸，而自己之人品家私，已萧然殆尽矣。

这口吻，与其说是劝人民不要到官府告状，毋宁说是控诉司法者对兴讼人的戕害，从代官府训诫，变成为人民申诉了。

蒲松龄虽然和孙蕙宾主相得，无拘无束，赋诗饮酒，肝胆相照，又常结伴同行，登高远眺，泛舟邵伯，或赏月，或听曲，似乎悠闲适意，实际上心境不能平静，忧愤和感伤时时溢于言表。他兴致勃勃来到宝应，看到的却是官场的龌龊，从政的艰难。县衙的政务，没有几件实事，交给他的主要差事是为那些达官贵人、乡宦绅衿贺诞辰。贺生子、贺中举，作祭文、作寿屏、作墓志、作婚启，都是些应酬文字，“无端代人歌哭”。他看到，即使像孙蕙这样比较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员，生活也相当奢侈。孙蕙为庆祝四十寿辰，他大开筵宴，明烛高烧，兰香扑鼻，梨园歌伎，低唱曼舞，一派豪门公子的享乐作风。而载道流民近在咫尺，蒲松龄的家庭经济也很困窘，他的子女“嗷嗷待哺”。他虽然常把孙蕙与自己相提并论，说什么“我自蹉跎君偃蹇，两人踪迹可怜生”（《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但两人的遭逢却有天壤之别，寄人篱下的生涯如何能够长久。这种惆怅抑郁心情在《感愤》诗中表露得十分痛切：

漫向风尘试壮游，

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闻总入狐鬼史，

斗酒难消磊块愁。

尚有孙阳怜瘦骨，

欲从玄石葬荒邱。

北邙芳草年年绿，

碧血青磷恨不休。

这是康熙十年（1671年）正月十九日收到家书后所发的感慨。诗中说这次远游，如同一叶孤舟漫无目的地飘泊江湖，虽然有伯乐似的知己的关照，但郁积于胸中的愁思却不能消除。历史上壮志未酬、饮恨而终的亡灵比比皆是自己不如像玄石那样痛饮“千日酒”醉死了之。从诗句中我们可以窥知蒲松龄家庭的困境，同时也透露了他正在创作“狐鬼史”，也就是后来定名的《聊斋志异》。

抱着这样的心情，他当然不会长久待下去。以蒲松龄这样耿介正直的性格，恐怕也很难适应官场的屈节应付，在《漫兴》一诗中他说：

湖海气豪常迕世，

黄昏梦醒自知非。

年年踪迹如萍梗，

回首相看心事违。

他感到自己的豪放气度常与世情违悖，自己也明白这种作风的不合时宜。现在远游在外，与萍梗一样飘浮，老大无成，于志无补，正好康熙十一年壬子为乡试年，为前途考虑，于是在思乡的困扰中，便于康熙十年的秋日匆忙沿着南行的原道返回淄川了。他在觉斯、螽斯两个侄儿接风的家宴上，曾有诗句总结了这次远游的心情：“羁旅经年清兴减，消磨未尽祗雄心。”可见他对这次南行是颇为失望的，但为了跨入仕途，参加科举考试，他正跃跃欲试。

（六）教书生涯

蒲箬在《祭父文》中说蒲松龄“五十年以舌耕度日”，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先生。谋馆授徒，当然不是蒲松龄的初衷，而是生活逼出来的。他的人生目标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连遭挫折，一时衣食无着，只得设帐求食，岁岁游学。蒲松龄在壮年时代执教的情况，经过一些学者的精心考证，大致已弄清楚。他二十六七岁时，中断了在李希梅家中借读的生活，先后在本县的沈德符（名凝祥）家和王永印（字八垓）家设帐。这些缙绅人家邀请年轻的蒲松龄“共灯火”，是因为仰慕他的文名，切磋学业，以求进取。

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松龄乡试失利，于第二年（1673年）又到淄川城北二十余里的丰泉乡王家坐馆。王家是淄川的名门望族。这个家庭在明清交替前后的一百多年间，科甲相继，声势喧赫。明代天启、崇祯年间，王鳌永官至工部右侍郎。后来归顺清主朝，以原官招抚山东、河南，在青州被赵应元抗清义军所杀。其子王楞（音鸠）荫补銮仪卫，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樱的嗣子王敷政袭父职授通议大夫，升至内阁侍读学士。蒲松龄到王家坐馆，宾主相得，受到了礼遇。他与王家子弟结下了友谊，其中与王观正最为知己。观正字觐光，号如水，是王敷政的兄弟。他重道义，耽诗书，没有多少纨祷气，对钱财看得比较轻。他年方弱冠，对蒲松龄非常谦恭，也不曾中举，二人情投意合，互相慰藉。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王观正去北京看望长兄王敷政，虽然是暂时的离别，却使蒲松龄怅然若失，非常痛苦，“侧身望燕关，涕泪零如注”（《怀王如水二十韵》），可见两人友情的深厚。

二十多日以后，王观正突然归来，他喜出望外，赋诗曰：

故人千里去，别绪正彷徨。

秋色梧桐雨，晚烟薜荔墙。

旧游疑隔世，乍见似他乡。

何意丹霞落，揽衣喜欲狂！

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蒲松龄的母亲病逝。这时蒲松龄家境贫困，又值灾年，无资营葬，兄弟束手无策。王观正并不富裕，为了朋友，他倾囊相助。拖了几年，蒲松龄无力还债。听说王如水因没法筹办女儿的嫁妆，受到家人的埋怨，蒲松龄非常难过，作诗一首，题曰：“薄有所蓄，将以偿所负，又为口腹耗去，深愧故人也。慨然有作，情见乎辞矣，寄王如水。”诗中形容王如水借钱给他，等于分出了王如水赖以活命的口粮，于心何忍！现在又值王家困难，自己无力还债，“清夜时一念，身如负刺芒”。与家人追述往事，“妻子俱沾裳”。王如水的友情，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从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松龄来到毕府，到康熙四十八年（1719年）撤帐回家，整整三十年的岁月，他都是在西铺村度过的。

西铺村在淄川县城西约六十华里处。毕府也是淄川的世家名门。馆东毕际有的祖父名毕木，有八子，“二登甲，一登科，一明经，一食饩，余青衿”。登甲的二人，一为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一为其八叔毕自肃。毕自严字景曾，号白阳，明万历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卒赠少保。他雅好诗文，有《石隐园遗集》。入清后，到了毕际有这一代，虽然不及祖上的显赫，但继承“白阳尚书”的遗响，也不乏进入仕途的官员。毕际有本为明末荫生，入清后于顺治二年（1645年）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升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1663年）罢归。

当时淄川的名门大族除毕家外，还有张、王、高、孙、韩五姓。毕家与这些大族多联络有亲，还与新城的显官王士祯家族有“三四世婚姻之好”。蒲松龄应邀为毕府西宾，使他有机会接触本邑的上层社会，这对他的生活、交往和创作，都有相当深刻的影响。毕际有，字载绩，号存吾，比蒲松龄大十七岁，是个自命风雅的人，“志欲读尽世间书”，“书如欲买不论金”，藏书丰富，喜欢以文会友，诗酒琴棋，兴致甚高，尤其喜种菊，是个富贵贤人。他与蒲松龄相处得相当融洽，对蒲松龄的文采尤为佩服。自己的书稿请蒲松龄批点、品鉴，一切贺吊往还，请蒲松龄代笔，亲朋来访，官吏拜谒，也请蒲松龄迎送、陪伴，蒲松龄成了毕家不可缺少的人物。

毕际有的儿子毕盛钜，字韦仲，也是蒲松龄的馆东。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毕际有谢世后，毕府家政由他主持。《淄川毕氏世谱》说他“天性聪慧，读书善解”。他为人和蔼，比较厚道。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考得府拔贡，后选授黄县教谕，未就。他比蒲松龄略小几岁，蒲松龄教的主要是他的八个儿子。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蒲松龄有《赠毕子韦仲》诗五首，诗中抒写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这时他到毕府已是十八个年头，十八年来，朝夕相处，如同家人。诗句说：“居斋信有家庭乐，同食久如毛里亲。”“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他日移家冠盖里，拟将残息傍门人。”这时蒲松龄年近花甲，虽然东西奔波，感到辛劳，但念及知交深情，终于不肯言别，甚至有移家依傍门人的念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感情基础，所以蒲松龄在毕府一住三十年，直到七十岁才撤帐东归。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毕际有的夫人去世，七十五岁的蒲松龄亲自赴西铺吊唁，并撰写了《毕母王太君墓志铭》。

在毕府的三十年，对蒲松龄的生活与创作至关重要。首先，他的生活有了保障，靠比较优厚的馆金，可以养家糊口。家道贫寒，穷困潦倒，困扰了蒲松龄的大半生。到毕府之前，馆东不稳定，收入微薄，而又人丁旺盛，生活常感拮据，所谓“身瘦犹存骨，家贫仅立锥”。弄到一点钱，“如火燎毛，烘然一焠完之”（《金菊对芙蓉·甲寅辞灶作》）。碰到灾荒，更是忍饥挨饿，困苦不堪。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夏大旱，他有《寄弟》诗一首，说自己一女三男，大小忍饥争食。靠自己的微薄束脩，如何能对付凶年！他的大哥衣不蔽体，二哥食不果腹，战战兢兢，真不知如何度过荒年。他形容说：

吾家家道之落寞，如登危山悬高索：手不敢移，足不敢，稍有不矜持，下陨无底壑！

这就是他壮年时期家庭经济的窘状。直到四十一岁母亲董氏去世，备办丧事，还是向王如水借的债。四十二岁那年（1681年）他有一首《怜妹》诗，对于遭难的胞妹，只能听凭她坠入重渊，“兄弟皆沦落，相对一潸然！”此后的十多年，也还常有家徒四壁的忧叹。后来子女逐渐成人，各谋一馆，能自糊其口，情况逐渐好转。四十九岁时，修建三间茅屋，题名“绿屏斋”，当年养了两头牛。五十八岁时又建了“面壁居”，虽为斗室，也是儿孙课读的佳地，这时他家的土地已有四五十亩，在纪念“面壁居”落成的诗中，有“几时能买田百亩”的句子，可见他当时的愿望。但到他撤帐归家之时，也仅有“养老之田五十余亩”，只能维持稍微宽裕的生活，对于沉重的赋税，仍然感到是个负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在《为排邪言呈》中还说：“生石田遭旱，并无秋成，从来钱粮，无至冬不完纳者，今欠银四两，现蒙追呼，专待领银完纳。”蒲松龄一生从来不拖欠钱粮，这里说的是实话，由此可知他晚年的生活仍然是清贫的。

其次，长期在毕府作馆，蒲松龄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除了受到地方官员的尊重外，还能够结交一些上层人物，著名的如王士禛、高珩、朱湘等。特别是他与王士禛的交往，更使他受到了殊遇。

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长于蒲松龄七岁，顺治进士，一直官运亨通，做到刑部尚书。他创“神韵”说，为一代文宗，著作甚富。毕际有的夫人为王士禛的从姑母，两家来往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蒲松龄与王士禛结识，共同的文学爱好把地位悬殊的两位文学家连结在一起，他们把酒论诗，一见如故。

王士禛非常赞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们结识的第二年王士禛写了《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这首七绝说：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料应厌作人间语，

爱听秋坟鬼唱时。

王士禛认为蒲松龄在豆棚瓜架之下细雨濛濛的凄冷气氛中讲说狐鬼的故事，是因为厌恶丑恶的现实世界，可以妄言妄听，不必深究。接到这位台阁重臣、诗坛泰斗的题诗，蒲松龄激动不已，有《偶感》记其时的心情：

潦倒年年愧不才，

春风披拂冻云开。

穷途已尽行焉往？

青眼忽逢涕欲来。

一字褒疑华衮赐，

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

纵不成名未足哀。

王士禛的题诗，简直给蒲松龄来了绝路逢生的欣喜。他怀才不遇，科场困顿，精心结撰的小说又不为人们所理解，人生的道路已走入了死胡同。忽然一阵春风，吹散了严冬的乌云，传来了一代文宗的褒扬，真比赏赐华衮锦衣还要荣耀，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只要有知音的赏赐，成名与否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这时蒲松龄所期望的就是社会对《聊斋志异》的承认。王士禛虽然并不能或不愿理解这部作品的深刻含义，但经他这一宣传、品评，自然非同小可。蒲松龄深知这种赏识的分量，随后他依照题诗的原韵，答谢王士禛的题诗：

《志异》书成共笑之，

布袍萧索鬓如丝。

十年颇得黄州意，

冷雨寒灯夜话时。

诗中倾诉了自己创作的甘苦，并对“姑妄言之”作了委婉的解释，所谓“颇得黄州意”，是说自己像当年被贬官到黄州的苏轼那样，是借谈鬼说狐寄托悲愤。

王士禛是第一个品评《聊斋志异》的鉴赏家，在《喷水》《口技》《张诚》等三十余篇作品中，留下了他的笔迹。他还把《聊斋》中的一些篇目收入他的著作《池北偶谈》之中，如《妾击贼》《林四娘》《龁石》等。蒲松龄曾请王士禛为《聊斋志异》作序，王士禛虽然没有拒绝，但也未见动笔。康熙五十年（1711年），王士禛病逝，蒲松龄作挽诗数首，回忆起二人初次会面时的融洽热烈，不由得老泪纵横，为不能临穴祭奠而遗恨千秋。

第三，在毕府的三十年，还直接促进了《聊斋志异》的创作。毕府是官宦世家，住宅高大宽敞，并有园林之胜，环境非常幽雅。蒲松龄平日住在绰然堂，到了夏天，便移居东园的效樊堂，或者住进石隐园中的霞绮轩。这里花木繁盛，山光绕屋，爽气萧森，浸人肌骨，是避暑的佳境。蒲松龄教务清闲，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和写作，不仅《聊斋志异》的很多篇章创作于此，他的俚曲、杂著等大部分著作都成书于毕府。丰富的藏书也为他提供了写作的资料。蒲松龄对这里的优美环境非常爱恋，有很深的感情，在他的诗集中留下了描写石隐园景物的许多吟咏。在《聊斋志异·绛妃》篇中，作者还为梦中的花神起草了讨封（风）氏的檄文。篇中说：“癸亥岁（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辄从公杖履，得恣游赏。”蒲松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构思出许多瑰玮奇丽的花妖狐魅的动人故事。

应该看到，毕际有及其子孙的开明态度也有助于《聊斋志异》的完成。蒲松龄作为教书先生，他的主要任务是为毕际有的一群子孙开蒙，讲四书、五经，写八股，学作诗文。但蒲松龄喜欢谈鬼说狐，搜奇记异，这并未引起馆东的反感，反而为蒲松龄提供了一些素材，甚至参与他的创作。《锥鹆》篇前面说王汾滨言，后面说毕载绩先生记。《五羖大夫》也说毕载绩先生志。可见毕际有并不古板冬烘，实际上对蒲松龄的创作活动他是欣赏和赞助的，在他的影响下，这在毕府似乎已成为风气。如毕际有的侄辈毕怡庵、毕公权等，都参与了《聊斋》的写作。《狐梦》篇说：“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怡庵）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余曰：‘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遂志之。”《马介甫》篇后说：“此事余不知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看来，不幸中有幸。蒲松龄困顿场屋，穷愁潦倒，是他的不幸；但因此能在毕府居住三十年，给他提供了优越的创作条件，使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这又是他的大幸。

（七）思想与为人

蒲松龄生活在清王朝加强思想控制的时代，读的是圣贤书，受的是正统教育，走的是读书入仕的道路，他的思想体系，当然是儒家的正统思想。蒲松龄又深受释、道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佛教的影响极深。他对儒、释、道三家都推崇备至。他又以鬼神设教，劝善惩恶，谈神仙法术，谈生死轮回。但他立足于现实世界，他假托的鬼狐故事，无不渗透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就其思想实质，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释道思想为辅的。

不过，他一生穷而在下，沦为乡村教师，经济地位接近农民，受到贫穷和赋税的困扰，基本上与农民共命运，因而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忧喜，也与农民群众息息相通。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被压迫人民的代言人。

首先，在政治上，他恨农民之所恨，爱农民之所爱，爱憎分明，感情倾向十分强烈。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根基不牢，为稳定局势，统治者特别注意联络地方乡绅，帮助他们恢复家业，向农民反攻倒算。因而这些大官僚兼大地主，气焰十分嚣张，连地方官也受不了。长山令南某就说过：“为令者他气犹好受，官家大腹奴之气难受。”他们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又受到官府的保护，人民的冤苦，无处申诉。蒲松龄目睹这种现象，曾忿而写信给孙蕙，揭露他家人的作威作福，信中说：“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辞。”《聊斋志异》那些激烈抨击黑暗现实的篇章，有许多都是以揭露乡绅罪恶为其内容的，如《红玉》中退职回家的宋御史，《成仙》中的黄吏部，《崔猛》中的某巨绅之子，《向杲》中的庄公子，《窦氏》中的世家子南三复等等，他们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乡宦豪绅之外，直接危害人民的就是官府的爪牙——蠹役。清廷的制度，把官员的奖惩升迁与交纳钱粮的情况联系起来，顺治初年即下令：“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因此，地方官不问百姓死活，抓人、打板子，拼命敲诈，强制百姓交纳钱粮，弄得十室九空。

与明代不同，清廷对于秀才，仅免除徭役，不免钱粮，蒲松龄的境遇与普通农民相差无几，稍有拖欠，租吏就会登门催征，大呼小叫，鸡犬不宁；更有甚者，他们妄造名目，抬高粮价，从中舞弊，以饱私囊，人民不堪其苦。

康熙四十九年（1711年），因舞弊被免职的漕粮经承康利贞，扬言得到王士禛的荐举，恢复原职，全县为之哗然。七十一岁的蒲松龄，挺身而出，亲赴济南，与康利贞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一面写信给退休尚书王士禛、进士谭再生，直言劝谏，要求他们不要支持这个贪污犯；一面向县令呈文，检举康利贞的劣迹。在《又投俞县公呈》中说：

……生于某月日，曾与利贞对众面质，逐款指其杂费之妄，伊亦遁辞智穷。至问其何故以市斗之价作斛价，则支吾自托，妄言罪不在己。不惟蠹民，抑亦欺官。生性古拙，不善刁讼，是非真假，敢与当堂对质。若目前偶创新科，则一岁之竭财有底，恐后此永成定例，则百年之贻害无穷。

这种为民请命的斗争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无私无畏。

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民朝夕相处，同甘苦，共患难，蒲松龄体贴、同情他们，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为乡亲父老服务。为了方便群众，他编写了有关民生的一系列通俗读物，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供人识字辨音的有《日用俗字》，供人查检岁时节令的有《历字文》，指导种植养蚕的有《农桑经》，供人看病处方的有《药祟书》，记载男女所司家务的有《家政内编》和《家政外编》，介绍婚嫁礼仪的有《婚嫁全书》。此外，尚著有讲修身的《省身语录》，讲名分的《怀刑录》，等等，差不多把日常生活的重要领域都编了指南。这些通俗读物在谈到处世为人时，不可避免地提倡某些封建伦理道德，有庸俗落后的意识，但他的目的在于实用，并且设身处地，切实为百姓着想。他在《药祟书》序文中说：

疾病，人之所时有也。山村之中，不惟无处可以问医，并无钱可以市药。思集偏方，以备乡邻之急。志之不已，又取《本草纲目》缮写之。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

这段朴素的说明，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动人，体会到他是穷苦百姓的贴心人。这种精神，一以贯之，在他的作品中随处都可以找到。现存的一千多首诗作中，有关天时、农事和灾异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风、雨、旱、虫各种自然灾害，是他作品的重要主题。他的脉搏是与农民的脉搏一体跳动的。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淄川霪雨之后，继之以大旱，蜚虫害稼，是个荒年。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五日夜，下了一场雪，蒲松龄有诗记之，盼望有个好年景，有句说：“枕上忽闻雪乱飞，眼中已见麦掀舞。”“老夫深望终余年，不见山城复用武”。

但是，天不作美，这一年旱情更重，诸灾并作，田无寸草，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诗人的心完全关注在灾民身上，他一连写了《五月归自郡，见流民载道，问之，皆淄人也》《流民》《离乱》《忧荒》《纪灾》等三十多篇诗作，几乎没有心思旁顾。当时，官吏们为了自己的升迁，往往匿灾不报，根本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山东巡抚就是如此。作者在《历下》和《邸报》等诗中已径直揭露说：

“大人已报年初富，五月横尸满郡城！”（《历下》）

“年丰幸有中丞报，犹缓君王东顾忧。”（《邸报》）

灾情严重，官府不恤民情，蒲松龄忧心如焚，于是站出来向司政者呈文，连写了《记灾前篇》和《记灾后篇》两篇文字，饱含血泪，以切实细致的笔触记载了严重的灾情和灾民的痛苦，为民请命，企图打动司政者的心。《记灾前篇》有一段描写人肉人油市的情况说：

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渍之，以杖荷坛，击铜板市上，价视乌麻之槽磨者；得入眢井（干枯的井），犹大葬也。不死者，露秽眠道侧，将亡忘羞，虽生亦忘情。或偕口俱出，死其一，行矣不顾，尸横路衢，无呜哭者。草间有弃儿，怜者收恤之。至是人亦贱，垂髻女才易斗粟。

目赌这种惨绝人寰的景象，一个有良心的作家，胸中的悲恻是可以想见的。他看到道路上的一具具横尸，“惨心惟策马，十里涕犹含”（《道殣》），但是，他感到自己是杞人忧天，无能为力，他只有“倾觞为大叫”，向老天爷呼唤：“茫茫造此物，于我果何仇？”这就是所谓“康乾盛世”农民的遭遇！总之，“无秋同是虑饥寒”，我们借用蒲松龄赠别邱行素的话，来说明相似的经济地位把他和人民的命运拴结在一起了。

关于蒲松龄对鬼神迷信的态度，笔者认为，生活在那样宗教迷信盛行的时代，蒲松龄不但不能免俗，反而以鬼神仙道设教，他不可避免地陷入宗教迷信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但是，蒲松龄毕竟是个学识渊博、洞悉世情的人，对于世上的种种骗局多有揭露，对僧侣道士也没有好感，所以在他清醒分析的时候，便显示出他的并不迷信的科学态度。如在《关帝庙碑记》中说：“今夫至灵之谓神。谁神之，人神之也。何神之，以其不容于已于人者神之也。”换句话说，神是人封的，人之所以封神，是为了寄托大众的愿望不得已而做的。这句话与其说是肯定神，毋宁说是对神的否定。

《聊斋志异·神女》篇“异史氏曰”：“女则神矣，博士（女仆名）能知之，是遵何术欤？乃知人之慧，固有灵于神者矣！”这就明白点出，人比神更为高明。

《聊斋志异·西僧》条，说一个西域僧人来中国朝佛的故事，他听说中国的泰山、华山、五台和落伽四座名山之上，遍地皆黄金，观音、文殊还活在世上。能到达东土，“则身便是佛，长生不死”。最后作者写道，听他讲的情况，就像中国人羡慕西域的情况一样。假如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遇，各自介绍本土的情况，是必相视失笑，不必再交互跋涉了。这则故事的寓意很清楚：世上并没有极乐世界，释家的宣传不过是个骗局。综观蒲松龄小说中热衷于现实人生的思想，这样的寓意绝不是偶然的。

蒲松龄非常注意自身的人格修养。早年，他应王永印的约请，撰写了《为人要则》十二条，针对世情和官宦子弟易犯的毛病，具体规定了处世准则，以作鉴戒。后来又编写了《省身语录》，现存序言一篇，序中说编写的目的是“用以自省，用以示后”，以继承祖先的盛德之名。这些“要则”和“格言”“语录”，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封建伦理观念，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应当辨析和批判，但其中也有应该继承的宝贵遗产，如主张为人诚实不欺、谦虚谨慎、急难扶危、不贪不淫等等，这些做人的准则，只要剔除其中包含的伦理说教，在今天仍不失为应当具备的个人修养。

蒲松龄重视气节，他主张诗人、作家要才德兼备、文行并优，他十分鄙薄那种有才无德的人。他读《唐人诗集》，发现宋之问的诗选入集中，深为遗憾。宋之问为初唐诗人，虽然诗作得好，但曾先后谄事权贵张易之和太平公主，多歌功颂德之作。蒲松龄开始很欣赏宋之问的作品，但一见作者大名，便感到恶心，恨不得拿剪刀把那些诗从选集中剪除。对元禛，由于他后期曾与打击过他的宦官妥协，并借助崔谭峻等人的援引，登上宰相的宝座，蒲松龄也十分轻蔑他的为人，说如果元禛能把自己的贪心稍加抑制，他的声名会更加辉煌。

蒲松龄要求别人这样，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蒲箬《柳泉公行述》说他“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为人耿介。他厌见长官，三十年足迹不践公门。邑侯张石年仰慕他的文名，征召不出，只得亲临探访，不得已迫而后见。山东布政使喻成龙因慕诗名，令县宰敦请，蒲松龄竟“倦于奔波，高卧不起”。毕际有父子劝驾，乃肯一往。“傲骨端不受贫降”，他是坚持做人的准则的。在《循良政要》中，他建议临民者要重视察访，对“邑中有素不钻营，全无请托者，其人必端，其言可信，当虚心而请教之”。他就是这种端重可信之人。在朋友之间，“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蒲箬的这些话都句句落实，实有所指。例如他与“郢中”诗友王鹿瞻的一段公案，就很能说明他的性格。

王鹿瞻字旋视，也是个秀才，为郢中诗社同人。蒲松龄在宝应作幕时，王鹿瞻也在瓜州邱荆石那里做幕友。王鹿瞻的妻子高氏，是大乡宦刑部侍郎的女儿，为人泼悍，凌虐公爹。老人冻饿不堪，去投奔嫁在长山县的女儿，不料中途病倒。王鹿瞻闻知，在妻子的怂恿下，不加理睬。老人病死在客店，王鹿瞻仍然置之不顾。蒲松龄得知，立即写信给王鹿瞻说：“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所共指！……请速备材木之资，戴星而往，扶榇来归，虽已不可以对衾影，尚冀可以掩耳目。不然，迟之又久，则骸骨无存，肉葬虎狼，魂迷乡井，兴思及此，俯仰何以为人？”但王鹿瞻拒不听从朋友的劝告，不去收尸，还是由他妹妹收葬了。蒲松龄非常气愤，《聊斋》中的《王介甫》篇就是为惩罚王鹿瞻及其悍妇之类而构思的小说。另外，他还编了俚曲《墙头记》，由“五人班”演出，轰动一时。王鹿瞻作贼心虚，认为是讽刺自己，先叫人来捣乱剧场，继而倚仗高家势力向县官告状，要求惩处蒲松龄。当时乡宦势力很大，知县不敢不办，又知蒲松龄无罪，只好出点路费，劝蒲松龄以游学为名，到崂山去游玩，以避风头。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个敢于仗义执言、不避嫌怨的人。

（八）创作生活

康熙十八年（1679年）蒲松龄四十岁时曾为《聊斋志异》写了序言，序曰《聊斋自志》。这表明《聊斋志异》已具规模，可以装订成册了。蒲松龄在“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由此我们知道，他酷嗜搜神记异，进行小说创作，由来已久，散居四方的友人都知道他的这种爱好，并热心向他提供可资写作的素材。

蒲松龄何时开始创作《聊斋志异》，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考证，大体上已经理出了头绪。

康熙三年（1664年），蒲松龄的密友张笃庆有一首《和留仙韵》，诗云：

司空博物本风流，

涪水神刀不可求。

君向黄初闻正始，

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时结客白莲社，

终夜悲歌碧海头。

几点寒烟回首处，

不知清梦落齐州。

第一句借晋代张华比喻蒲松龄。司空是张华的官衔，“博物”是指他的著作《博物志》。这是一本笔记小说，所记都是异境奇物和琐闻杂事。以张华喻蒲松龄，即指他喜欢撰写荒诞不经的故事。张笃庆认为，写这种故事，好比涪水神刀，虚无缥缈，不可追求。在诗法上，张笃庆自谓师承聚集在邺下的应玚等建安七子，与他的作风不同，蒲松龄则爱写玄言诗、游仙诗之类黄初、正始的诗歌。总之，年轻的蒲松龄的志趣在搜奇猎异方面。这时他二十四五岁，可能已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写作。

与此同时，他对俚曲时调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马瑞芳《蒲松龄评传》转引日本前野直彬的《蒲松龄传》（日文版）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藏聊斋小曲目录，康熙五年（1666年）秋天，二十七岁的蒲松龄即以一个少妇的语气写了一首《夜雨思夫曲》。第二年四月，他在淄川王村做教师，创作了《新婚宴曲》。类似这样的小曲，据统计，蒲松龄创作了近百首，多数是他青年时期的作品。俚曲与小说虽然是两种文学体裁，但它们都来自民间，其描摹人情世态的精神乃至手法却是互通的。

康熙九年（1670年），蒲松龄应孙蕙之邀去宝应做幕友，在南游行旅中有《途中》一诗，有句云：“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摇意欲仙。”同时，在沂州的旅店里又结识了秀才刘子敬，刘子敬向他提供了《桑生传》，蒲松龄怀着极大的兴趣，重新构思，把《桑生传》改写为《莲香》，成为引人注目的优秀作品之一。这篇早期作品表明，这时他的写作技巧已臻成熟。

在孙蕙幕中，于繁忙的公务应酬的间隙，他的注意力放在搜寻创作素材和编写故事上，这在上文引用的诗篇《感愤》中有明确记载，所谓“新闻总入狐鬼史”，实指《聊斋志异》的写作。《聊斋志异》中一些以江淮地区为背景的题材，也可能是这一时期所搜集的。如以扬州为背景的《嫦娥》，以镇江和仪征为背景的《王桂庵》，以金陵为背景的《金陵女子》以及籍贯在金陵的《侠女》等。《金陵女子》记金陵狐女赐与其夫沂水赵某的药方，文中说：“沂水尚有能知其方者。”并举一例，似为阻雨沂水时所闻。《巧娘》篇末云：“高邮翁紫霞，客于广而闻之。地名遗脱，亦未知所终矣。”这则故事很可能是蒲松龄住在高邮时听当地人讲的。

如果说上面所引仅为蛛丝马迹的话，那么孙蕙的话便是蒲松龄耽于小说创作的有力证据。

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松龄参加乡试落榜，孙蕙写信对他安慰并劝谏说：“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瑱，即善玉，此处当指善言。孙蕙认为，蒲松龄所以屡试不中，是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八股文上。他所说的“敛才”，是指不要过分醉心于小说创作，分散了自己的精力。

小说从唐代以来，就被认为是才子之笔，它是综合艺术、史才、诗笔和议论，缺一样都不行，最能显示一个人的才气、学识和文采，所以唐代士子常以小说呈请当道赏阅，称作“温卷”，希望得到游扬荐拔。孙蕙希望蒲松龄“敛才”，是出于对他的关怀，是忠告。从中我们可以窥知他的这种兴趣在同仁中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然而，“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当时一般文人的偏见，总认为写这样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消遣可以，作为正经事，就未免迂腐了。而在实际上也是与前程不利的，又要考科举，又不在八股文上下功夫，整天醉心于小说创作，那不但耗费了时间和精力，而且在行文习惯上也不利于八股文章。我们看蒲松龄院试时的文章，已经显示出善于描摹世态的专长，因为碰上了施闰章这个爱才的文学家，所以他能侥幸，此后便一蹶不振了。

他的朋友都看出了他这个在作文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屡次劝戒，希望他回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张笃庆有诗《寄留仙、希梅诸人》，有句说：“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兢谈空。”这时蒲松龄仍在西铺坐馆，还不忘进取，届届参加考试，张笃庆和李希梅也还是一领青衿，说这种共勉的话，是可以理解的。朋友们一谈到前程，就会想到蒲松龄的小说创作是走入歧途。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蒲松龄已经五十五岁，对科举已不抱什么希望，张笃庆赠诗说：“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常参猛虎行。”对他因写小说而断送了科举前程深为惋惜。

但是，蒲松龄却与世俗的认识不同。他当然明白写小说对八股考试无益，但志气坚定，坚持把小说写下去，而且当作正事，当作不朽之事业，如痴如狂，直到成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与时代气氛、个人气质以及家庭教育等等都有密切关系。

蒲松龄从小随父读书，除了必读的几本启蒙课本之外，读书很杂，涉猎广博，兴趣并非倾注在死板的经书和八股文上面，而对那些形象生动、文字优美的著作兴趣浓厚，他爱读《史记》中的“游侠列传”，爱读《列子》《庄子》，认为“千古之奇文，至庄列止矣”（《庄列选略小引》）。

蒲松龄对通俗文艺更有特殊的喜爱，当时广泛流行的《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西厢记》以及“三言”“两拍”等小说、戏曲他都非常熟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和语言经常被蒲松龄所引用。他青年时代所作的时调、艳曲有些就是从《金瓶梅》中学得来的。重视民间创作，吸收民间文学的营养，本是进步文人的优良传统，明代中叶以后，向民间学习，使作品贴近现实生活，已成为进步文人的自觉要求。

关于蒲松龄的创作动机，蒲松龄自己多次表露过。他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就是说，这部积少成多的志怪之书，意在寄托心志，抒发胸中的愤懑。“孤愤”是《韩非子》中的篇名，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韩非《孤愤》篇是发愤之作，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蒲松龄对自己凄凉孤寂，得不到世间温暖的境遇感到愤慨，因而说只有到梦魂中去寻求知己了。当时或稍后读过《聊斋》的人，大多数都能体味作者的用意，其中以余集的序言说得最为透辟。

乾隆三十年（1765年），莱阳赵起杲刊刻《聊斋志异》，仁和余集为此书作序，序中说：

按县志称先生少负异才，以气节自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经生以终。平生奇气，无所渲泄，悉寄之于书。故所载多涉俶诡荒忽不经之事，至于惊世骇俗，而卒不顾。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音chài，蝎类有毒动物），出门触蠭，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呜呼！先生之志荒，而先生之心苦矣！

这段话把蒲松龄的创作动机概括得相当全面。他是借助荒诞无稽的鬼狐故事，来渲泄胸中的“奇气”，也就是抒发其忧愤幽思之情怀。因为世情黑暗，公道不彰，权势者恶如豺虎，奸诈者心如鬼蜮，所以要借助鬼狐史铸下他们的劣迹，揭露他们的隐秘，以“抒劝善惩恶之心”（蒲箬《祭父文》）。可见蒲松龄的创作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是抱着“纵不成名未足哀”的态度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为此他辛苦经营，长年累月，“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聊斋自志》），从青年到老年，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一部煌煌巨著。同时他又是十分自信的，“千古文章赖我曹”（《九日赠九如昆仲》）。他确实完成了那一时代的文学巨著，今天可以令蒲松龄欣慰的是，他的知己已经遍布天下，再不要向那“青林黑塞”的冥冥之中去寻索了。

蒲松龄一生著作甚富，除了《聊斋志异》外，根据记载，确知为其著述的，有俚曲十五种：《墙头记》《姑妇曲》《慈悲曲》《翻魇殃》《寒森曲》《琴瑟乐曲》《蓬莱宴》《俊夜叉》《穷汉词》《丑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贵神仙》《磨难曲》《增补幸云曲》等。其中有一些是根据《聊斋》故事改编的，如《姑妇曲》据《珊瑚》，《慈悲曲》据《张诚》，《翻魇殃》据《仇大娘》，《寒森曲》据《商三官》，《禳妒咒》据《江城》，《富贵神仙》和《磨难曲》据《张鸿渐》等。

戏三出：《考词九转货郎儿》《钟妹庆寿》《闹馆》。杂著有十六种之多。张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列举五种，刻于碑阴：即《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后来王洪谋撰《柳泉居士引略》又增补了两种，即《家政内编》《家政外编》。之外，据蒲氏自为序跋的尚有八种。加上代孙蕙所拟文稿二册，题《鹤轩笔札》共九种。总计为十六种。

蒲松龄的诗词文作品，经过路大荒的收集整理，都被收入《蒲松龄集》之中，计文十三卷，诗六卷、词一卷。继路大荒编定《蒲松龄集》之后，陆续发现的聊斋诗文杂著篇章，盛伟的《聊斋佚文辑注》，基本上网罗了今见聊斋佚著，为了解研究蒲氏，提供了方便。至于章回小说《醒世姻缘传》是否为蒲氏作品，学者多有考证，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只好存疑。

蒲松龄的代表作是《聊斋志异》，它是蒲氏一生心血的汇萃，但由于无力梓行，生前只以抄本形式流传，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蒲氏去世五十年之后，才由莱阳赵起杲首次刊刻，是称青柯亭本或赵本。原为十六卷，收文四百三十一篇。新中国成立后张友鹤根据手稿本等加以校订，增补至四百九十一篇，分为十二卷，并将前人的评点、注释搜求汇集于每篇相应文字的后面，是为“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是目前收录最全、资料最为丰富的通行版本。198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其铠主编的《新注全本聊斋志异》，这个本子以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为底本，手稿以外的篇目以铸雪斋抄本为底本，再参考其他本子，加以校勘注释，共收文四百九十四篇，附录四篇，是最新出版的收录篇数最多的校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