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作为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和健康的一类重大疾病，仍在肆虐全球，也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大死因。目前，要战胜癌症，还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努力，综合治疗。除过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以外，中医中药也是非常重要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大有可为。之所以这样说，基于如下几点。

首先，中医抗癌历史悠久。早在两三千年以前中医就开始了对食管癌（当时称噎膈）诊断和治疗的探索。到了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对肺癌、胃癌、肝癌等已有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唐、宋、明、清，医家辈出，代有发展。

其次，中医抗癌方法众多。相当于化疗的以毒攻毒只是治法之一，诸如扶正祛邪、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温阳散寒、燥湿化痰、软坚散结，止血止痛，升清降浊等等，都是抗癌需要运用的方法。因为癌症就是由许多复杂顽固的矛盾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恶果，涉及面很广，破坏了人体的很多平衡，要降伏癌魔，除过以复杂对复杂别无选择。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手术切除了肿瘤组织，也并没有改变产生癌症的病因，所以还会复发和转移。只有运用多种方法一个一个解决矛盾，才能斩断和消除肿瘤产生的基础。

再次，中医抗癌药物丰富。目前中药已有10000多种，具有直接抗癌作用的药物就有400多种，这不仅为多种治疗方法提供了药物支持，还能有意识地主动地调换药物从而更加曲尽病情和防止耐药性和毒副作用的产生。

最重要的是中医抗癌的整体观念和灵活的思路。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于癌症患者来说，不仅仅是肿瘤本身的问题，在对局部的肿块进行有效打击的同时，还要调整整个身体的不平衡，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患者的生命质量，延长了患者的生命。中医整体观念在抗癌方面还体现在配合化疗、放疗，有效地减少了化疗、放疗的毒性及副反应并通过协同作用而提高了抗癌效果。值得提出的是，中医介入要早，不要等到大势已去，全线崩溃之时才想到中医中药。当然，对于不能进行手术及放化疗或者不愿意进行放化疗的患者，单独用中医中药也是积极有效的治疗，这已有大量的事实所证明。

尽管中医在抗癌方面，源远流长，理论众多，经验丰富，且代有发展，于今尤快，但仍然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故每在回天乏术，扼腕长叹、辗转反侧之际，穷思竭虑。偶得触类旁通，灵感顿悟之机，证之临床，则间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拣此数条，聚而成文，美其名曰：中医抗癌新思维。

在当今临床上，往往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失。仅盯着肿瘤的大小，缺乏整体的、宏观的把握。古语云：“用药如用兵”。模拟“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意，也可得出“治病如治国”之论。我常以成都武侯祠大门长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类比抗癌之战略，重视攻心与审势。

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之上也。《灵枢·通天篇》：“谭而不治，是为至治（张介宾注：谭而不治，无为而治也；无为而治，治之至也）”。 ^[1]俗语有“话为开心的钥匙”之说。对肿瘤患者采取“话疗”，可谓谈话攻心法。面对癌症患者，攻心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信心：要通过目前号称癌症“三分之一能治愈，三分之一能预防，三分之一能减轻痛苦”的现状，社会上尤其是癌症俱乐部众多治愈或长期存活的事例，结合患者的癌症类型、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等情况的分析讲述，让患者树立战胜癌症的信心——我的病能治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有了信心，就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抗病能力，是治疗的基础。反之，精神崩溃，恐惧万分，自认不治，则病情急转直下，爱莫能助。②诚心：通过医患之间的接触与了解，特别是用医生亲验的病例，让患者从内心体会到医生的权威、认真、负责和同情，诚心诚意地把治疗的权利乃至把求生的欲望全然托付，往往就能出奇制胜，正应了古语所谓“心诚则灵”。反之，则如《素问·五脏别论》所谓：“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2]③坦然之心：癌症获愈者，往往是坦然面对恶疾，解脱世俗烦扰，尽心尽力治疗，横竖都无所谓这种心态之人。正如蒋宝素治乳癌案所谓：“是证遍考前贤诸论，皆言不治。盖由情志乖离，人心不能如寒灰槁木故也。若能心先身死，则人活病除。” ^[3]也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非如此，则分崩离析，全盘皆输，也即《灵枢·口问》：“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藏六府皆摇” ^[4]之意。

也就是着眼于大局之意。面对癌症患者，审势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病程与病种：依据肿瘤的临床分期，决定治疗原则。早期以手术为佳，晚期以保守为宜。对适用于化疗的病种，如何杰金氏病、绒毛膜上皮癌等，要坚决地进行化疗。②西医与中医：一般而言，肿瘤的治疗要中西并用，全面治疗，系统治疗。在癌症这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疾病面前，各科医生，尤其是中医，千万要防止或避免潜在已久的“主角情结”，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医生的立场（而不是站在西医或中医各自的立场），客观对待，综合判断，该手术就手术，该放疗，就放疗，该化疗，就化疗，该中药，就用中药，该中西医结合就中西医结合。关键是要胸有成竹，着眼大局，知己知彼。即使是配角，只要做得好，功绩未必小。当然，对于失去手术机会，化疗效果不好，或化疗难以进行者，要明确认识到，中医治疗，也是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法。不能因没有应用化疗（明知化疗也是姑息治疗）就底气不足，自惭形秽而被动应付。③扶正与祛邪：在患者身体强壮之时，要抓紧机会以祛邪，祛邪所以安正。在大肉已脱，食纳不进之时，健脾益胃乃为的对之法。当然，扶正与祛邪并用的机会更多。需要明确的是，能杀死癌细胞的药物，不仅仅是毒药，传统的补养药、延年益寿药如人参、 ^[5]灵芝、香菇等，本身就能杀伤癌细胞。中药复方制剂如十全大补汤、六君子汤、人参养荣汤、小柴胡汤、当归补血汤等均具有诱导不同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

对癌症的病因，重视热毒、气滞、瘀血者多。因寒邪可以化热，所以，往往重热轻寒，易被热之表象所掩盖。而临床实际上寒凝日久（即使有部分化热）成为寒毒，胶结难解者并不少见。《灵枢·水胀》：“黄帝曰：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叶天士温补奇经治癥瘕，张聿青理气活血、散寒止痛治石瘕均有案可稽。 ^[6]周春祥在“寒凝毒结血瘀与晚期胃癌基本病理”一文中，提出“寒凝、毒积、血瘀是晚期胃癌形成的病理基础”“寒毒内伏、络脉阻滞关乎晚期胃癌预后复发”“瘀毒流注、寒邪凝滞促发癌肿转移”“寒凝毒积、血络瘀滞引发胃癌病人机体代谢紊乱” ^[7]等观点，就是其例。即使在寒邪化热毒的情况下，也往往是以寒热夹杂的形式出现。杨传标等用实验证明寒热并用的连黛胶囊（黄连、青黛、吴茱萸）能明显抑制实验性大鼠胃癌相关基因的过度表达和“具有调节胃肠肿瘤P21ras和突变型P53蛋白的表达作用”。 ^[8]在临床上癌症疼痛尤其是骨转移剧痛，往往以配合温补肾阳，散寒止痛的方法为好。最新出版的《实用中医肿瘤学》（周宜强主编）的“常用抗癌中药”一章将温经消积药列为第一节，不无见地。而且颇有经验地指出：“本类抗癌药均能不同程度地抑杀癌瘤细胞，但主治有异，如多用治消化系统肿瘤有高良姜、白豆蔻、吴茱萸等，用治生殖系统肿瘤有桂枝、石榴皮、木香、花椒等，应区别使用。”

癌症之所以难治，就难在于病机的复杂性，经常表现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燥湿相混，阴阳互见，癌毒胶固之特征。以噎膈为例，尽管早在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就有五噎（气、忧、食、劳、思）五鬲（忧、恚、气、寒、热）之说，但历代医家关于噎膈病机的论述还是各有所见，各有所长，缺乏全面中肯之论。现代中医对本病病机的认识全则全矣，但有泛泛而谈之嫌，没有找出病机的特殊性，因而在病因病机上分为忧思郁怒、饮食所伤、寒温失宜、房劳伤肾，并分为痰气交阻、津亏热结、痰瘀内结、气虚阳微等四型（《实用中医内科学》）。这种分型论治，有利于教学，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在临床上却很难对号入座，不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这也是近几十年来，过分强调辨证论治，忽略了辨病论治的通病。最能体现辨病论治的疾病尚且如此，其余疾病可想而知。“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就是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制。抓住了病机，就是抓住了纲。近年来，我在肿瘤临床上，面对这一类恶疾顽症，不得不进行反思。疗效不尽如人意，究竟症结出在哪个环节上？尤其是噎膈，积2000余年之经验，不乏真知灼见，为什么也未出类拔萃？思忖揣摩再三，发现还是对疾病的基本病机缺乏准确的把握。尽管在噎膈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可以有热、寒、气、痰、瘀、虚等不同或兼夹，但本病的基本病机是贯穿始终的，只不过或隐或现，或强或弱而已。如果我们抓不住基本病机，就有见痰治痰，见血治血，见虚补虚之嫌。往往是热尚未已，寒又复起，润燥则痰泛，化痰则伤阴，且痰血未化，则体虚不耐。因此，我认为噎膈的基本病机是：“癌毒胶固，阴衰阳结，寒热错杂，痰气血瘀，上下不通，本虚标实”。 ^[9]这是将古今各家学说融会于一体，对噎膈病机的总体把握。癌毒才是噎膈顽固难愈的本质问题和补阴不利于阳结，通阳又碍于阴伤，寒热有失偏颇，补泻均非所宜的症结所在。癌毒胶固与阴衰阳结，寒热错杂，痰气血瘀，上下不通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难分难解。只有既针对癌毒又针对阴衰阳结，寒热错杂，痰气血瘀，上下不通的复杂病机，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明代著名医家张介宾从实践中体会到噎膈的治疗大要，差不多就反证了这一基本病机的存在。即：“诸家治噎，古法用人参、黄芪以补元气，御米、粟米以解毒实胃，竹沥以清痰散结，干姜以温中，生姜以去秽，牛、羊乳以养血润液，蜜汁、当归以润燥，用此数者为主治，其余因证而增减之，俱是良法。” ^[10]在清代医家的医案中，也可隐约看出这一基本病机的存在。如吴鞠通治噎膈案，阴衰阳结兼顾、张聿青治噎膈案，寒热并用，辛开苦降。

与癌症病机的复杂性相对应，癌症的治法就应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既要全面考虑，又要有重点，根据不同阶段主要矛盾的不同，采取不同治法。这就要在细微处见功夫，洞察秋毫，证治相对，恰到好处。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扎实的中医基本功不行，没有博览群书的阅历不行，没有举一反三的悟性不行，没有抽丝剥茧的技巧不行。仍以噎膈为例，在上述基本病机的指导下，我以抗癌扶正、养阴通阳，清热散寒，化痰活血为大法，拟订了噎膈的基本方——全通汤：石打穿30g，鹅管石12g，威灵仙12g，人参6g，当归12g，肉苁蓉15g，栀子10g，生姜6g，枇杷叶12g，降香12g，代赭石20g，瓜蒌12g，竹茹12g。水煎服，每日1剂。几年来，以本方为主，有时略有加减或合用西药，治疗确诊食管癌患者30余名，效果满意。具有药力平稳，见效快而持久的特点。部分患者经活检证实已查不到癌细胞。证明了“谨守病机”的重要性。

之所以癌症疗效还远不尽如人意，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代表目前中药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华本草》载药8000多种，而中医常用的只有200多种。以最简单的药，治疗最复杂的病，岂能尽如人意。何况其中又将古代治疗疑难病症最常用的石类药大部分丢掉了。这是对于沿袭600余年的服石风矫枉过正的结果。如今也该到了公正对待的时候了。姜石治疗胃癌，雄黄、砒霜治疗白血病已开其端，近年来我用青礞石治疗脑瘤，海浮石治疗肺癌，鹅管石治疗食管癌，花蕊石治疗肝癌，紫石英治疗宫颈癌等积累了一些经验，显示了好的苗头。

临床实际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和耐药性的传统观念。癌细胞的特点之一就是极易对抗肿瘤药物产生耐药性，中药也不例外。因此，对于癌症患者用药，尤其是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我往往采取味少量大，及时更换的方法”。 ^[11]在对这种药物将要产生耐药性之前，改用另外的药物，以便对肿瘤细胞持续打击，进而歼灭。更换周期以2～ 4周为度。

古代名医，上至医缓、医和、扁鹊、淳于意、张仲景、华佗，下至张景岳、叶天士都以其在疾病尤其在危重病的预后判断方面表现非凡而名留千古。在肿瘤的诊断方面，似乎西医学独领风骚。可是，在预后的判断方面，西医学虽然能够明确某肿瘤的1年、3年、5年生存率的百分比，也可根据肿瘤大小及有无转移等进行一定的预后判断，但总体来说显得片面和呆板，导致判断不够准确。同样大小的肿瘤，哪些患者病势难挡，哪些患者就可以带瘤生存，则往往知之不详。而古今中医在这方面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古代中医不仅有对外科病症预后判断的“五善七恶”，元代齐德之在其所著《外科精义》中最早提出了五种肿瘤患者最不宜出现的证候，即五逆：“发背、脑疽及者，是为五逆。其余热渴痢呕，盖毒气入里，脏腑之伤也。” ^[12]究其五逆之原理，黑睛紧小，白睛青赤，乃瘀血内阻之甚；服药而呕，疮（癌）毒犯胃；腹痛渴甚，疮（癌）毒入腹，阴液将竭；项背不便，当是恶性肿瘤的颈淋巴结转移；声嘶色败，当是恶性肿瘤的喉部转移压迫喉返神经所致。也即明代医家汪机《外科理例》所谓：“皆五脏气已绝。”笔者在肿瘤临床上遇到的问题最多的也正是“服药而呕”，因而常发出“不怕肿瘤之顽固，就怕药物之难入”这样的感慨。尤其是关于噎膈（食管癌）特殊证候的判断，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明代方隅《医林绳墨》：“凡见粪如羊屎，有颗粒者，或口中白沫，不时吐出者；或年高气血衰弱者；或脉空虚及兼歇至者，俱不可治。” ^[12]明代张介宾不但增加了判断标准，而且回答了为什么。《景岳全书》：“凡年高患此者，多不可治，以血气虚败故也。粪如羊矢者不可治，大肠无血也。吐痰如蟹沫者不可治，脾气败也。腹中疼痛，嘈杂如刀割者不可治，营虚之极，血竭于中也。” ^[12]笔者近年来接触食管癌100余例，以上述标准来观察预后，结果认为以“粪如羊屎”和“口中白沫”的有无及其程度，判断价值最高。

用脉象来判断肿瘤预后，首见于出自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之手的中医最早的一则肿瘤医案中，即“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膈病，病使人烦懑，食不下，进呕沫，病得之少忧，数忔食饮。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逷心主，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 ^[12]在这则噎膈（相当于西医学的食管癌、贲门癌等）医案中，虽言“三日即病愈”，但据所引《脉法》“脉来数，疾去难”，可以看出他对本病的严重性是有充分认识的，预后并不乐观。其实，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辨脉法第一》中，就明确提出：“数为虚”“数脉不时，则生恶疮也。” ^[12]可见数脉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确有重要意义。笔者在肿瘤临床上屡见肿瘤患者并不发热却有持续脉数而难解其意，读至此则恍然大悟。数脉主热，论述者多，主虚则知道者少。《玉机微义·卷九》：“数脉为虚为热。” ^[12]肿瘤乃正虚大实之证，若不因发热而见数脉，正虚必甚，攻补两难，故为难治。舌诊近一二十年在用于肿瘤预后的判断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如青紫舌严重程度与治疗后的消退情况和预后密切相关等，此不赘述。

表现在治疗越早，预后越好；多种治疗方法综合运用的预后较好；还可通过初步治疗来观察预后等方面。

多从年龄、性格、病种、病程、社会角色等方面考虑。如李中梓认为噎膈“年满六旬者难治。”《外科真诠》认为舌癌“其证最恶，难以调治。”《诸病源候论》指出石疽：“经一年不治者死”等。 ^[12]

古代医家已经认识到肿瘤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性生活等）和情绪、性格等有密切关系。因此，病后能否正确有效的调摄，尤其是心理调节，对预后影响甚大。所以，往往采取综合判断的方法。这也是准确判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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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肿瘤的中医病名，业界一向比较随便，尚未见到专文论述。往往各自为政，信手拈来，所以人云亦云，辗转抄袭，尤其是对西医学的病名已经中医化的部分，多半视而不见，宁愿抱残守缺，以讹传讹，因而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我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比较，强调出处和临床症状的对比，希望对临床有指导意义，尤其是提供对探讨病因病机方面的借鉴。并认为已经成为《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者应与时俱进，淘汰非标准病名。

出《重楼玉钥续编》，指生于口内或牙龈或舌上的紫黑色肿起如蕈状之赘生物。多由火盛血热兼气滞所致。治宜泻火解毒凉血、行气消肿散结。

出《医宗金鉴》卷六十五。指鼻渊日久不愈，鼻中血水淋漓，腥臭难闻，头目昏晕，形体消瘦者。

初起颈项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固定不移，不寒热，不疼痛，渐渐加大，隐痛不止，痛着肌骨，后期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气血渐衰，形容瘦削，状如树木失荣的病患。《外科正宗》卷十二：“失荣者……其心或因六欲不遂，损伤中气，郁火相凝，隧痰失道，停结而成。其患多生肩之以上，初起微肿，皮色不变，日久渐大，坚硬如石，推之不移，按之不动。”

出《杂病源流犀烛》，指喉内生物如菌，或如浮萍的一种病证。《咽喉经验秘传》：“忧郁血热气滞而生，妇人多有患之者”。有因过食辛辣厚味，热毒积于心脾二经，上蒸咽喉所致者。有因肝肾阴亏，虚火上炎，熏灼咽喉而成者。有因气滞血瘀，痰浊邪毒结聚咽喉而致者。

出《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分型：①阴虚内热，痰浊上泛；②肺中虚寒，痰蒙清窍；③痰热黏滞，气机不利；④顽痰壅滞，肺失宣降；⑤表寒内热，肺气上逆；⑥水积肺痿，正虚邪实；⑦肺肾两虚，摄纳无权；⑧气血双亏，阴阳俱损。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为痰浊瘀血阻塞胸膈，胃肠津亏，气机升降失常所致。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为寒热胶结，胃失和降，兼痰浊瘀毒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指以腹部不适，检查发现肠黏膜上有结节状隆起为主要表现的积聚类疾病。为寒热胶结，气机升降失常，兼痰浊瘀毒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为血中湿热邪毒壅结大肠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为血中湿热邪毒壅结肛门而成。

出《难经·五十六难》“脾之积，名曰痞气。”《脉经》卷八：“诊得脾积，脉浮大而长，饥则减，饱则见， 起与谷争减，心下累累如桃李，起见于外，腹满呕泄，肠鸣，四肢重，足胫肿，厥不能卧起是，主肌肉损，其色黄。”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为湿热邪毒壅结于胆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为湿热瘀毒阻滞，肝郁脾虚而成。

出《难经·五十六难》“肾之积，名曰贲豚。”《脉经》卷八：“诊得肾积，脉沉而急，苦脊与腰相引痛，饥则见，饱则减，小腹里急，口干，咽肿伤烂……骨中寒，主髓厥，善忘，其色黑”。为劳累过度，正气受伤，血水互结，肾气逆乱而成。

出《诸病源候论·淋病诸候》：“血淋者，是热淋之甚者，则尿血，谓之血淋。”多因嗜食烟酒及辛辣厚味，湿热内生，成毒下注而成。

出《医宗金鉴》卷四十二：“少腹痛引阴丸，小便不通者，为癃疝也。”为肾虚血瘀，膀胱气化不行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疡科心得集》。多因肝肾素亏，精血不足，加之肝郁化火，湿热成毒下注前阴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多因肝寒气滞，痰浊瘀血凝结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医宗金鉴》。多因血中热毒，气血两虚或寒凝胞宫，气血瘀滞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灵枢·水胀》：“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

指崩漏下血之色呈五色者。《脉经》卷九：“白崩者形如涕，赤崩者形如绛津，黄崩者形如烂瓜，青崩者形如蓝色，黑崩者形如衃血也。”多因湿热毒邪下注而成。

指腹腔肿块。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癥瘕病诸候》：“其病不动者，直名为癥，若病虽有结瘕，而可推移者，名为瘕。”多为正气亏虚，湿浊气血淤滞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医门法律·水肿门》：“石水其脉自沉，外证腹满不喘，所主在肾，不合肺而连肝，经谓肝肾并沉为石水，以其水积胞中，坚满如石，不上大腹，适在厥阴部，即少腹疝瘕之类也。”多因寒邪伤肾，阳虚水气不化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即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多因湿热毒邪下注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丹溪心法·痈疽》。多因忧思恼怒，所愿不遂，气滞痰凝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多因肝郁化火，痰气交阻而成。

出《灵枢·水胀》，系腹中结块，或胀或痛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多因正气亏虚，气血痰瘀等凝结而成。

出《外科正宗》卷六：“黑砂瘤，多生臀腿，肿突大小不一，以手摄起，内有黑色是也。”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多因肝郁化火，血燥生瘀，阻滞肌肤而成。

出《中藏经》卷中。系外邪入脑而致头脑剧痛的病证。《医钞类编》：“冬月大寒入脑，令人脑痛连齿痛，名曰脑痛。肾虚者多患之，缓治则死，急宜羌活附子汤。”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外科正宗》卷六。多因肝肾亏虚，寒痰瘀血入骨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一。《外科正宗》卷六：“肉瘤者，软若绵，硬似馒，皮色不变，不紧不宽，终年只似复肝然。”多因思虑伤脾，痰气凝结而成。

出《儒门事亲》卷三。《医钞类编》：“癖者，血膜裹水，侧癖胁旁，时时作痛，时发潮热，或寒热往来似疟。”为九积之一，多因水血互结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灵枢·水胀》。多因脾虚肝郁，血水互结而成。

“夫急劳者，是血气俱盛，积热在内，干于心肺，脏腑壅滞，热毒不除之所致也。其候，恒多燥热，颊赤头痛，烦渴口干，饮食无味，心神惊悸，睡卧不安，骨节酸痛，夜多盗汗，面色萎黄，形体羸瘦，毒热之气，传于脏腑，即难拯疗，故名急劳也。”

出《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多因气血脏腑亏虚，或感染时行疫毒而正气大亏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诸病源候论·痈疽病诸候》。多因痰气凝结而成。

出《素问·脉要精微论》。多因肝肾亏虚，感受风寒，筋骨失养而成。

出《圣济总录》卷六十四：“膈痰者，气不升降，津液否涩，水饮之气聚于膈上，久而结实，故令气道奔迫，痞满短气不能卧，甚者头目旋运，常欲呕吐是也。”

出《灵枢·水胀》，系腹中结块，或胀或痛为主要特征的疾病。多因正气亏虚，气血痰瘀等凝结而成。

指腹腔肿块。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癥瘕病诸候》：“其病不动者，直名为癥，若病虽有结瘕，而可推移者，名为瘕。”多为正气亏虚，湿浊气血瘀滞而成。

指腹腔肿块。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癥瘕病诸候》：“其病不动者，直名为癥，若病虽有结瘕，而可推移者，名为瘕。”多为水湿痰浊凝聚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卷十五：“唯脂瘤，破而去其脂粉，则愈。”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儒门事亲》卷八：“在手背为胶瘤。”

出《儒门事亲》卷三。《医钞类编》：“癖者，血膜裹水，侧癖胁旁，时时作痛，时发潮热，或寒热往来似疟。”为九积之一，多因水血互结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灵枢·水胀》。多因脾虚肝郁，血水互结而成。

出《难经·五十六难》“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壅。”为邪侵于肺，肺气郁积而成。

《GB/T16751.1-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标准病名。出《难经·五十六难》“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逆、疟，连岁不已。”《脉经》卷八：“诊得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邪走心下，足肿寒，胁痛引少腹，男子积疝，女子瘕淋，身无膏泽，喜转筋，爪甲枯黑。”为邪侵于肝，气血郁积而成。

出《中藏经》卷中。为肾虚髓枯，风寒痰热等外邪入脑而成。

出《难经·五十六难》“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烦心。”《脉经》卷八：“诊得心积，脉沉而芤，上下无常处，病胸满悸，腹中热，面赤嗌干，心烦，掌中热，甚即唾血。”多为久病气虚，痰浊瘀血上壅胸膈而成。

中医对肿瘤的治疗思路开阔，方法众多，这也就是中医之所以能充分发挥、纵横捭阖的原因。但总而言之，有两大治则，九大治法。

扶正是中医无可辩驳的特色，应该充分发扬，加以提高。

是治疗气虚的基本法，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李东垣“治脾胃即可以安五脏”，“善治病者，惟在调和脾胃”。癌症晚期，用此法，能使全身情况好转，生存质量提高，生存期延长，可能与调整机体免疫功能有关。用于中晚期癌症，或化疗后脾胃功能损害，纳差、乏力、便溏、恶心、呕吐，舌淡，苔白，脉弱。常用药物：党参、人参、太子参、黄芪、白术、山药、苡仁、茯苓、扁豆、陈皮、炙甘草。

肾乃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主人一身之阳，久病必及于肾，张景岳也谓“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肾阳亏虚，元气不足，也是癌症难于痊愈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与西医学认为肾虚造成的免疫状态低下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的论点相符。而温肾壮阳药能激活机体免疫系统，提高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兴奋性，对遏制肿瘤的发生发展有一定作用。用于中晚期癌症，或化疗、放疗后，或老年患者，或乳腺癌行卵巢切除术后，畏寒神疲，腰酸冷疼，尿频便溏，舌淡体胖，苔白脉沉等。常用药物：熟附子、仙茅、仙灵脾、巴戟天、补骨脂、肉苁蓉、冬虫夏草、杜仲、续断。

久病必及于肾的另一个方面是肾阴不足，因肾藏精，精血同源，所以常表现为阴血亏虚之象，多见于癌症晚期，因发热、感染、毒血症、肿瘤溃烂、渗液所致，或合并出血，或化疗、放疗后口燥咽干，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头昏耳鸣，大便干结，舌红少苔，脉细数。常用药物：熟地、当归、白芍、制首乌、女贞子、龙眼肉、大枣、鸡血藤、沙参、玄参、龟甲。实验表明，滋阴药可使抗体存在时间延长，调节交感神经和内分泌功能，使代谢亢进状态有所缓解，以保持内环境的稳定。

癌症晚期，阴液消耗，或化疗伤液，或肺癌、鼻咽癌、喉癌等出现午后低热，五心烦热，口渴咽干，夜寐不安，舌红，苔薄少津，脉细弦数者适用本法。常用药物：沙参、天冬、麦冬、生地、玉竹、山药、枸杞子、天花粉、知母、鳖甲、乌梅、五味子。上海龙华医院以养阴为主治疗阴虚型晚期原发性肺癌147例，半数以上症状好转。有人用养阴生津法等合并放疗治疗鼻咽癌300例，对减轻放疗副反应，增强放疗敏感性均有一定作用。实验表明，养阴药物使抗体存在时间延长，纠正因虚所致免疫缺陷，并能保护肾上腺皮质免受抑制。

攻邪在肿瘤临床虽不及西医学干净、彻底、峻猛，但因其视觉不同，也有不可替代的长处。

从肿瘤肿块坚硬不移、剧烈刺疼、多伴舌紫瘀斑等症状来看，活血化瘀法更适合于癌症。癌症血液高凝状态是癌症转移、恶化的先决条件，与生存率亦有关。所以，活血化瘀法是治疗癌症最常用的治法。常用药物：川芎、丹参、地龙、葛根、红花、桃仁、当归、血竭、五灵脂、生蒲黄、马鞭草、虎杖、三七、乳香、没药、三棱、莪术、肿节风、喜树、地鳖虫、石打穿、水红花子、刘寄奴、鬼箭羽、水蛭。活血化瘀法抗肿瘤的作用可概括为：①杀灭肿瘤细胞。仙鹤草、败酱草等对癌细胞抑制率达98%以上，对正常细胞有促进增殖的作用。②调整免疫作用。对机体免疫功能有双向调节作用。③调节神经和内分泌功能。可恢复内环境平衡，有助于对肿瘤的抑制。④对抗肿瘤细胞引起的血小板聚集及瘤栓的形成。有利于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清除。⑤增强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的疗效。通过改善微循环，促进炎症吸收起作用，从而减轻病理损害，促进增生或变性的结缔组织复原。通过改善微血液循环及机体的高凝状态，使肿瘤细胞处于抗癌药及机体免疫功能控制之下。

恶性肿瘤，特别是中晚期患者常有发热、肿块增大、局部灼热、疼痛、口渴、便秘、舌红、苔黄、脉数等，乃邪热瘀毒为患，当以清热解毒为法，常用药物：白英、龙葵、青黛、白花蛇舌草、蒲公英、败酱草、鱼腥草、凤尾草、鬼针草、马齿苋、猪殃殃、猫人参、猫爪草、核桃树枝、石上柏、白头翁、土茯苓、野菊花、连翘、金银花、大青叶、板蓝根、紫花地丁、半枝莲、半边莲、垂盆草、天葵子、七叶一枝花、苦参、黄药子、黄芩、黄柏、山豆根、紫草根、牛黄。清热解毒药能控制和消除肿瘤及其周围的炎症和水肿，又具有较强的抗癌活性，在某阶段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肿瘤发展的作用。

癌毒作为一种体内伏邪，具有以下特点：其性属阴，潜伏较深，致病缠绵，常与气滞、血瘀、痰凝夹杂，且易于扩散、泛溢，易于耗散正气，难以根除。常用药物：水银、砒霜、硇砂、牙硝、青矾、雄黄、斑蝥、蜈蚣、蜣螂、蟾酥、蜂房、蛇莓、毛茛、商陆、乌头等。此类药物均有毒性，可直接破坏癌细胞。用法用量，尤宜注意。

痰凝湿聚，结成核块，或柔软或坚硬，经久不消，既是病理产物，又是继发病因。《内经》谓“坚者削之”“结者散之”。常用药物：半夏、南星、黄药子、海藻、昆布、山慈菇、泽漆、皂角刺、瓜蒌、夏枯草、穿山甲、龟甲、鳖甲、蛤壳、蟹壳、瓦楞、天葵。此类药物的抑癌作用从临床和体外实验均已得到证实。与以毒攻毒的药物比，毒性要小得多，只要热毒症状不明显，似乎比清热解毒药更适合癌症。

恶性肿瘤的显著特点就是疼痛剧烈，所以在肿瘤的治疗中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散寒止痛法。这不仅达到了治标的效果，也往往针对了肿瘤的成因。常用药物：附子、干姜、细辛、麻黄、桂枝、肉桂、乌药、小茴香等。

抗癌是持久战。要取得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除了战略上宏观把握，战术上针锋相对以外，最重要的是“把根留住”！所谓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近十几年来，受商品经济和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钻研包括《伤寒论》在内的四大经典著作的热潮似乎已经退却，杂志上不厌其烦地刊登着自组方治疗某病多少例多少例而且疗效好得出奇的论文。但不知有多少内行去阅读、欣赏和运用。泡沫学术的泛滥，临床阵地的缩小，有真才实学的著名中医的减少，尤其是抗癌的疗效还远不能使人满意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把根留住”！什么是中医的根呢，无疑是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和《神农本草经》。其中《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之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临床之根，《神农本草经》是中药之根。《黄帝内经》中许多关于肿瘤的真知灼见现在已被大家忽视，如《灵枢·百病始生》“黄帝曰：积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积也。”可是临床上往往想到的是以毒攻毒和扶正，并不认为散寒就能抗癌，实际上有些散寒药本身的抗癌作用并不比常用的化疗药5-FU差。虽然我早在3年前就提出了“寒邪不可轻”的观点，但总因我的人微言轻和专家诸君的成见太深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不仅开中医辨证论治之先河，也是辨病论治的典范。《金匮要略》中的《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五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等篇章就是主要论治恶性肿瘤的。读《伤寒论》则有举一反三之妙，清代名医就有“通伤寒者，医门之过半也”和“熟读仲景方，即秘方也”等高论，我等受此影响深矣。况且内容简要，用药精练而易得，83味药，113方，几乎都是药中之王，方中精品，历经考验，价廉易得。而两书中的方剂，被后世誉为经方，可以说是挖之不尽的宝藏，是战胜病魔的高精尖武器。我在1992年主编的《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一书中，虽然几乎没有提到经方在抗癌方面的应用，但关于半夏泻心汤等寒热并用方的深入探讨却是我提出“寒热胶结致癌论”的基础。其中最著名的经方——小柴胡汤，成了我在抗癌临床最常用的基础方剂。因为，小柴胡汤仅用柴胡、黄芩、半夏、生姜、人参、大枣、甘草这常用的7味药，就有寒热并用，补泻兼施，和解表里，疏利枢机，恢复升降，通调三焦，疏肝保肝，利胆和胃等功能，适应证非常广泛，尤其与癌症的寒热胶结，升降失常，正虚邪实的病机相当合拍。对于肝胆胰胃等部位的恶性肿瘤以及化疗、介入治疗等引起的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头晕目眩，口苦咽干，胸胁腹中疼痛，发热不退等，只要遵照仲景的名言“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及时应用小柴胡汤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神农本草经》一书载药365种，现在虽然《中华本草》已载药8980种，但王牌还是老牌药。我在临床上最常用人参抗癌，与《神农本草经》中讲的人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通血脉，破坚积”不无关系。用麻黄治疗恶性胸、腹水每每收效良好，出奇制胜，就是因为《神农本草经》说麻黄“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癥坚积聚。”常用大热药附子治疗癌症，不仅是因为有“寒热胶结致癌论”和现代药理研究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神农本草经》谓附子“破癥坚积聚，血瘕。”古人早有高论，我辈怎么能置良药于无用武之地。500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要从古代的典籍中重现古希腊、罗马业已暗淡的光辉，从而带来了科技革命，也使西方医学脱胎换骨，高歌猛进。我以为，中医界也到了从新重视经典著作的时期，使继承链接于有源之水，发扬依靠于有本之木。果如是，则中医振兴有望。从张仲景八味肾气丸中简化而来的六味地黄丸不仅符合我提出的“燥湿相混致癌论”的病机，成为治疗癌症的基础方剂，也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乃至养生保健的最常用的中成药，可谓风靡城乡，家喻户晓，全国1600家药厂就有800家获准生产六味地黄丸难道不是一个征兆吗？历史往往是波浪式地上升，螺旋式地发展，现在中医现代化成了西医化，中西医结合成了真理的象征和判别标准的倾向，说轻一点是影响了中医优势的发挥，说重一点是对人类将要到来的新的医学革命的扼杀和摧残。

临床的根是什么？临床的根是医德。“医乃仁术”，以德为本。我最欣赏的是药王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不仅医术要精，医德还要诚。孙思邈从小体弱多病，到处求医问药，几乎耗尽了家资，因此就有了“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的深切感触。他指出：“学者必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醹醁兼陈，看有若无。”可是，目前的实际状况却令人不容乐观。不是有一句话叫“要发财，就治癌”吗？不设身处地地为病人着想，尽心尽力，而只想着在这些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经济到了崩溃边沿的人身上赚钱，于心何忍？另外，抗癌药的广告之泛滥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吃了某种抗癌药就象有了护身符，只要掏钱，癌症并不比感冒难治。事实上，根本就不应该在大众媒体上作这种广告。有了好药，要让医生理解和服气，而不应该赤裸裸地糊弄外行。只要有好药，哪个医生能不用呢。这就好比打仗，谁不想用最好的武器，治好了是医生的本事大，何乐而不为呢。患者及其家属也要冷静地想一想，你怎么就指望一种药物这种简单的方法来治疗最复杂的疾病呢？现在名医满天飞，教授到处是，各个能言善辩，热情有加，到底哪一个是大医精诚呢？我教给大家一个辨别方法，绝对准确。这就是察其言还要观其行，你不仅要看他的门诊量有多少，更主要的是看他跟前复诊和长期治疗的患者有多少。一般来说，复诊人数超过一半的话，这个医生的医德和医术就是值得信任的。

根也就是本。患者之根，就是心、脾、肾。《灵枢·本神》说的就是神这个根本。虽然神分属五脏，但首要的还是顾护心（精神）这个主根，精神不倒，病就能好。相反“心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 脱肉，毛悴色夭，死于冬。”我在《中医抗癌新思维》中就讲过，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攻心，就是首先要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要用癌症俱乐部众多治愈或长期存活的事例，结合患者的癌症类型、身体状况、精神状态等情况的分析讲述，让患者树立战胜癌症的信心——我的病能治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有了信心，就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抗病能力，是治疗的基础。反之，精神崩溃，恐惧万分，自认不治，则病情急转直下，爱莫能助。其次要使患者有诚心，这就要医生通过医患之间的接触与了解，特别是用医生亲验的病例，让患者从内心体会到医生的权威、认真、负责和同情，诚心诚意地把治疗的权力乃至把求生的欲望全然托付，往往就能峰回路转，化凶为吉，正应了古语所谓“心诚则灵。”如果患者不信任医生，则如《素问·五脏别论》所谓：“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保护肾这个先天之本和脾胃这个后天之本也非常重要。肾为藏精之所，又是元气的根，肾的阴阳是人一身阴阳的根本。中医讲“久病必及于肾”，精微物质的大量消耗，既可影响到肾阴，也可影响到肾阳。放疗、化疗，首先影响的是肾精和肾阴，影响的是肾藏精、生髓以及精化血的功能，表现为头发脱落，头晕目眩，口燥咽干，其次也可影响到肾气和肾阳，表现为面白无华，腰膝酸软，乏力畏寒，疼痛加重。而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的下降往往是肾之阴阳两虚的综合表现。核桃、毛栗、桑椹、腰果以及动物性食品如鱿鱼、海参、蛏子、甲鱼、蹄筋、鹌鹑蛋等食疗方法提前顾护，非常重要。症状出现，加大补肾之力度，也可以说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关键是要辨证准确，用药精到。血肉有情之品，鹿茸、龟甲、鳖甲、阿胶、海马、海龙、鱼鳔等效果较好。熟地、山茱萸、女贞子、枸杞子、补骨脂、淫羊藿、肉桂、巴戟天、沙苑子、菟丝子等草木之药也是不可或缺。而冬虫草则是既介于两者之间又高于两者之上的宝贝，在不同的阶段均可发挥补肺肾、抗癌毒的效果，只是太贵了。常常使我爱莫能助，仰天长叹，安得银钱千万两，能叫癌症患者都用上冬虫夏草尽欢颜！

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共为后天之本。脾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饭都吃不成了，病还能治吗？除过脾胃自身的肿瘤和转移的肿瘤（当然，中医的脾胃范围要宽得多，至少包括了小肠的功能）影响其消化功能外，肿瘤组织对营养的大量需求加重了脾胃负担；肿瘤组织以及坏死的肿瘤组织的毒性直接刺激和伤害脾胃的功能；肿瘤患者四处奔波，积劳过度，思虑太甚，损伤脾胃；长期的口服药物，加重肠胃负担，最主要的还是化疗药物，当然也包括有毒中药对胃的直接刺激，都能动摇脾胃这个根本。看来要顾护脾胃这个根本，关键是预防为主，注意饮食，合理用药，劳逸结合，移情易性，尽量减少对脾胃的损害。病人喜欢吃的而且没有可见副作用的食物就不要太多的无确切根据的限制，“以喜为补”。癌症患者需要长年累月地用药，医生处方一定要谨慎行事，莽撞不得，一着不慎，极易导致满盘皆输。用药既要求有功，也要求无过，很不容易。绝不能恨病加药，以加重剂量为能事，取快于一时。不很好地把握眼前和长远、局部和全身、治病和护本的关系肯定不行。中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句名言，叫：“王道无近功”。之所以把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组成的治疗脾胃虚弱最基本的方剂叫四君子汤，就是这四味药平和稳妥，有君子谦和之风。脾胃用药的谨慎，可见一斑，这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健脾胃、助消化的药好用，也容易理解。芳香化浊醒脾的苍术、木香、藿香、佩兰、砂仁、豆蔻，养脾阴的山药、白扁豆，养胃阴的麦冬、黄精、玉竹、石斛，升阳益胃的升麻、葛根、柴胡、防风，行气消胀的厚朴、枳实，和降胃气的半夏、生姜、代赭石、旋覆花、竹茹，清胃的黄连，温胃的干姜，以及护胃的白及，解毒的甘草等等也应斟酌其用，护脾胃岂能一补了之？利用静脉、肌肉、皮下、皮肤、鼻腔乃肛肠、膀胱等用药渠道，为脾胃担忧，分流药物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俗话说：“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提示我们针灸、推拿按摩和气功等也是不可小视的健脾胃方法。当然，顾护脾胃也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的第一条，开宗明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80年代以前治疗肝癌，多从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及解毒消肿方面入手，认为这是针对毒邪、癥瘕、积聚方面的方法，但结果并不理想，一般1年的存活率只有10%。经过认真分析，大家又认为患者表现主要是正气亏虚，尤其是肝郁脾虚，理当解郁健脾，扶正固本，采用健脾理气的方法，其1年存活率提高2倍，达到30%，而5年后的存活率已达到10%。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000年，我看到了一个正在服用的治疗肝癌的处方，1剂药近30味，量达760g，其中全蝎18条。据说，本方还是考虑到患者刚进行了介入治疗而稳扎稳打，否则，量会更大，药会更猛，疗程也非短短几个月就能结束。对这个问题如何评说是个困难的事。因为，人的个体差异很大，也可能有人服药后随着用量增加而抗癌作用增强，却没有明显的副作用。但血肉之躯，终究非钢筋铁骨，也可能抗癌的目的尚未达到，毒副作用已非常明显，变证峰起，颇难措手。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恨铁不成钢，急功近利，是可以理解的。轻描淡写则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究竟何去何从，并没有一个金标准。但是，以量大而取胜者，仅仅是道听途说（亲自问询一人以砂罐熬药3个月余，因无效而停药），以平常之心甚至不当心，漠然置之者却大有“无意插柳却成林”之势。记得1991年我一个老师的母亲，患妇科肿瘤。老师要我出谋划策，考虑到年龄已70多岁，老人症状也不严重，心地坦然，不主张手术而用保守治疗，没有用多少药，没受多少痛苦，过3年而终。1993年2月4日，河南灵宝肖女士专门到西京医院门诊找到我，自述1年前因颈部肿块，在本院B超诊断甲状腺瘤，普外要求手术治疗。因惧怕手术，服用我开的中药10剂肿块明显减小，继服15剂肿块消失，至今未发云云。对于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癌症日本称为“天寿癌”，一般进展缓慢，减少痛苦，延长寿命，与癌共存，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一味追求彻底消灭癌组织未必是上策，而过度治疗则往往欲速则不达，这种情况屡屡可见。上述肝癌患者本是一个聪明理智之人，不知何故，竟迷信上方，结果前后花了五六万元，不到半年去世。

临床上太多的病例，都提示用量不见得很大，用药不见得很多，也往往能出奇制胜。《黄帝内经》早有明言：“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谷肉果菜，食尽养之。”况且古人还有“有病不药，常得中医”的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医疗水平低下，医生用药常常顾此失彼，毒副作用很大，因而）有了病后，就是不用药（也能依靠自身抗病能力使疾病减轻或消失）也常常相当于一个中等医生的治疗效果。可见，即使有个案是以超乎寻常的用量而取效，也未必有普遍性。如果习以为常，都如前所述，用量太大，用药时间过长，甚至以短暂的效果而忘乎所以，变本加厉，其背后也可能有许多人“不死于病，而死于药”，正如成语所谓“过犹不及”。我以为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独选其能，药不贵繁，独取其效。尤其是对于肿瘤患者，既不能恨病加药，莽撞行事，又不可因大病当头，瞻前顾后，自虑吉凶，唯求平稳，敷衍了事。关键是对度的把握，做到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中医在肿瘤的防治方面，尤其是在手术、放疗、化疗以后的康复和不能进行手术、放疗、化疗的肿瘤治疗方面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医药卫生专业人员和社会的公认和肯定。古今中医在这方面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具有明显的优势，归纳并分析其内容，不仅有历史意义，更有现实意义。

中医判断肿瘤预后，既重视全身证候，又强调局部表现，而且在临床实践中还发现了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证候。

整体观念作为中医学的特色之一，也表现在对肿瘤预后的判断方面。古代中医不仅有对外科病症预后判断的“五善七恶”，元代齐德之在其所著《外科精义》中最早提出了五种肿瘤患者最不宜出现的证候，即五逆：“发背、脑疽及者，是为五逆。其余热渴痢呕，盖毒气入里，脏腑之伤也。”究其五逆之原理，黑睛紧小，白睛青赤，乃瘀血内阻之甚；服药而呕，疮（癌）毒犯胃；腹痛渴甚，疮（癌）毒入腹，阴液将竭；项背不便，当是恶性肿瘤的颈淋巴结转移；声嘶色败，当是恶性肿瘤的喉部转移压迫喉返神经所致。也即明代医家汪机《外科理例》所谓：“皆五脏气已绝。”笔者在肿瘤临床上遇到的问题最多的也正是“服药而呕”，因而常发出：“不怕肿瘤之顽固，就怕药物之难入”这样的感慨。

中医外科对恶性肿瘤预后的判断，除着眼于全身证候外，还重视恶疮局部的表现。如石疽，又名石痈，其初生之时，状如肿，渐渐生根，至牢有根，核皮相亲，肿硬如石，大如升斗，日久患现筋纹，偶作抽痛，溃后流血，或三百日后必发大痈，不溃而死。以上症状与西医学中的骨肉瘤、淋巴系统恶性肿瘤、淋巴转移瘤比较相似。清代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现红筋者其内已通血海，不治。现斑黑者乃自溃之证，溃则流血，三日内死。现小块高低如石岩者，主三百日后必发大痛，不溃而死，惟现青筋者其内已成黄浆，尚可治。”清代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也谓“如现青筋者可治”。这一类恶性肿瘤外现迂曲之静脉，“此由寒气客于经络，与血气相搏”（《诸病源候论》）而成，用阳和汤可温其经络，使热气得通，其毒外泄，故能腐熟而发散，化脓血而出。这与西医学采用肿瘤局部热疗，增加血液循环，增加肿瘤本身抗癌药物的浓度从而提高疗效的理论和实践如出一辙。相反，“现红筋者其内已通血海，不治。现斑黑者乃自溃之证，溃则流血，三日内死”，乃是肿瘤本身热毒壅盛，癌毒迅速弥漫全身，病涉凶险之途，既不需要增加血液循环，也无暇顾及增加血液循环。失营，也称失荣，多得之于地位巨变和重大的生活事件之后，生于耳前及项间，初如痰核，久则坚硬，渐大如石，破后无脓，惟流血水，坚硬仍作，肿痛异常，乃百死一生之证。相当于西医学淋巴系统恶性肿瘤及淋巴结转移癌。清代高秉钧《疡科心得集》中就有通过局部表现判断预后的记载：“随有疮头放血如喷壶状，超时而止，体怯者，实时而毙；如气强血能来复者，亦可复安，若再放血，则不能久矣。”

就不同部位肿瘤的预后来说，则各有特殊的判断标准。明代医家陈实功《外科正宗》对肺痿（肺癌）的预后判断是：“久嗽劳伤，咳吐痰血，寒热往来，形体消削，咯吐瘀脓，声哑咽痛，其候传为肺痿，如此者百死一生之病也。”而茧唇（唇癌）若出现：“日久流血不止，形体瘦弱，虚热痰生，面色黧黑，腮颧红现，口干渴甚者，俱为不治之症也。”明代医家薛己在《薛立斋医案全集》中就有判断乳岩预后的实例：“其形覆碗，肿硬如石，脓出如泔，余谓脓清脉大，寒热发渴，治之无功，果殁”。分析其预后不良的原因，也基本如同上述。尤其是关于噎膈（食管癌）特殊证候的判断，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明代方隅《医林绳墨》：“凡见粪如羊屎，有颗粒者，或口中白沫，不时吐出者；或年高气血衰弱者；或脉空虚及兼歇至者，俱不可治。”明代张介宾不但增加了判断标准，而且回答了为什么。《景岳全书》：“凡年高患此者，多不可治，以血气虚败故也。粪如羊矢者不可治，大肠无血也。吐痰如蟹沫者不可治，脾气败也。腹中疼痛，嘈杂如刀割者不可治，营虚之极，血竭于中也。”笔者近年来接触食管癌100余例，以上述标准来观察预后，结果认为以“粪如羊屎”和“口中白沫”的有无及其程度，判断价值最高。这就是同样是食管癌，同样的证，同样的药，而有的痊愈，有的带瘤生存，有的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通过脉舌分析来判断肿瘤预后，无疑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用脉象来判断肿瘤预后，首见于出自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之手的中医最早的一则肿瘤医案中，即“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膈病，病使人烦懑，食不下，进呕沫，病得之少忧，数忔食饮。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逷心主，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在这则噎膈（相当于西医学的食管癌、贲门癌等）医案中，虽言“三日即病愈”，但据所引《脉法》“脉来数，疾去难”，可以看出他对本病的严重性是有充分认识的，预后并不乐观。其实，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辨脉法第一》中，就明确提出：“数为虚”“数脉不时，则生恶疮也。”可见数脉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确有重要意义。笔者在肿瘤临床上屡见肿瘤患者并不发热却有持续脉数而难解其意，读至此则恍然大悟。数脉主热，论述者多，主虚则知道者少。《玉机微义·卷九》：“数脉为虚为热。”肿瘤乃正虚大实之证，若不因发热而见数脉，正虚必甚，攻补两难，故为难治。

舌诊用于肿瘤预后的判断，还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有人观察表明，在有紫舌及青紫舌、瘀斑的癌症患者中，运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后，紫舌消失或减轻，则证明治疗有效，病人的临床症状也改善。有人报道，鼻咽癌放疗后，鼻咽癌虽已消失，如果舌质变紫或舌边瘀斑不消，则易转移和复发。也有人统计，放疗后出现青紫舌达48.1%，5年死亡率为42.5%。非青紫舌者，5年死亡率仅为19%。青紫舌经过治疗，如仍无消退者，大都已有向肺、肝、骨骼等转移。此外，据观察，食管癌术后发生吻合口瘘和舌象分析，红舌伴黄厚燥苔者死亡率高。燥向润转化，预后佳。白血病出现红舌或苔剥净，或舌绛无苔镜面舌，或苔黄燥、灰黄、干枯等预后均很差（均引自《中华肿瘤治疗大成》）。总而言之，黯舌较重或由轻转重者，病情多趋向恶化。

可以说，中医对于肿瘤预后的判断是积极的、动态的和辩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古代医家认为，恶性肿瘤早治为上，拖延则不救。就乳癌而言，未破者尚可治，已溃破者，实难医。如金代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乳岩）未破可疗，已破即难治……早治得生”。明代龚廷贤《寿世保元》“未破者尚可治，成疮者终不可治。”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一则医案，“此乃乳岩之始，不早治，隐至五年十年以后发，不痛不痒，必于乳下溃一穴，如岩窍出脓，又或五七年，十年，虽饮食如故，洞见五脏乃死。惟不得于夫者有之。妇人以夫为天，失于所天，乃能生此。谓之岩者，以其如穴之嵌岈空洞，而外无所见，姑名曰岩。患此者，必经久淹延，惟此妇治之早，正消患于未形，余者皆死，凡十余人。又治一初嫁妇，只以青皮、甘草与之安”，就举的是治疗越早，预后越好的例子。看来，在我国14世纪初年的元代，乳岩若能早发现，早治疗的话，治愈率可达10%左右。清代罗天纲《罗氏会约医镜》：“（反胃）大凡人得此病者，治之宜早，以真火有根，培之则活。”清代许克昌《外科证治全书》“（失荣症）初宜服紫元丹消之，每隔两日进一服，所隔之两日，以阳和汤、犀黄丸早晚轮服，外敷抑阴散。如溃，贴阳和解凝膏，内亦以阳和汤、犀黄丸轮服，日日不间，可冀收功。若经久溃，气血衰弱，形体瘦削，破烂紫斑，渗流血水；或肿泛如莲，秽气熏人，愈久愈大，越溃越坚者，俱属败证，不治。”

《医宗金鉴》强调内服外用相结合，认为喉疳（喉癌）在内服汤药的基础上，“肿吹紫雪散，腐吹八宝珍珠散，其证投方应病，或者十全一、二，否则难救”。

对于可见之局部肿瘤，要具体分析，能做手术者，可进行手术，不能手术者，则须保守治疗，若勉强手术，预后不佳。赵濂《医门补要》：“一人喉生叠肉，状如鸡冠，搅塞要路，惟进米饮，症名喉岩。以火烙烙平，服解郁方乃消。三月后翻肿胜昔，难语难食，时流鲜血，知是冤报，未久遂卒。”火烙手术加解郁方药使喉癌得消已属不易，恐未继续用药，以致死灰复燃，其势愈烈，戒之戒之！清代吴谦《医宗金鉴》“瘿瘤诸证，用药缓缓消磨……不可轻用刀针决破，以致出血不止，立见卮殆。”

对于某些效果较差的证型，可通过一定的初步治疗，若能改变病证性质，或可由不治之症变为可治之症。清代张景颜《外科集腋》“下石疽，生膝间如鸡卵，牵筋疼痛，皮色不变，难消难溃难敛。若能化凉为热，少见败症，尚属可治。”

乳癌，年龄轻者，预后较好，年龄大者，预后较差。《普济方》：“年四十以下，间有可治者，五十以上，有此决死。如未破以前，不如不治，以听其终天年，不可不知。”明代赵宜真《秘传外科方》“此二证不可治之。三十二三者，可治。四十之上者，宜早治。”噎膈，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年满六旬者难治，禀厚，善守禁忌，尊信医药，亦有生者。”

金代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阴菌）性气和缓之妇，胸次坦夷服药易愈，若性急悍妒之妇，习与性成，服药百贴方愈。必须忌口，绝欲戒性为要。”

由于中医手术水平的限制，对某些现在用手术、放疗、化疗效果较好的病种，当时却是预后不良，这一点，古代医家还是比较清楚的。如舌癌，清代邹岳《外科真诠》谓：“其证最恶，难以调治。盖舌本属心，五脏皆络，今腐烂如岩，内络已伤，五脏受损，不过苟延岁月而已。”

石疽，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经一年不治者死。”

特别有意思的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特殊的社会角色，预后悬殊很大。清代高秉钧《谦益斋医案》有一则是：“胡，逢场作戏之人，其郁结之病更难医治。无他，解郁之法，早已行之，则惟有更进一层，作禅家白骨观耳，此意须济亨先生自治之。”“作禅家白骨观”，就是要心如枯木，摆脱所有世间杂念，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说，预后的好坏，掌握在自己手里。

肿瘤的发生发展与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饮食、性生活等）和情绪、性格等有密切关系。因此，病后能否正确有效的调摄，尤其是心理调节，对预后影响甚大。清代高秉钧《疡科心得集》（治疗鼻渊即鼻咽癌）“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血气，解郁结之药”“宜戒怒以养阳，绝欲以养阴，断炙煿，远酒面，以防作热，然后假之良医，滋肾清肺为君，开郁顺气为臣，补阴养血为佐，俾火息金清，降令胥行，气畅郁舒，清窍无壅，阳开阴阖，相根据相附，脏腑各司乃职，自慎以培其根，药饵以治其病，间有可愈者。苟或骄恣不慎，或误投凉药，虽仓扁不能使之长生矣。”清代余景和《外证医案汇编》指出牙蕈（牙龈癌），预后较好，但“宜耐性调理，可免性命之忧。”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乳岩）若于始生之际，便能消释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后施之治法，亦有可安之理。”

对于噎膈（食管癌），明代方隅《医林绳墨》“必须断妄想，绝厚味，戒房室，去劳碌，善能调养，此病未有不痊者也”。《医学入门》“年少不淡薄饮食、断绝房室者，不治。”

清代罗天纲《罗氏会约医镜》指出：“（反胃）凡人入房太甚，只有孤阳，大宜养阴为主，绝嗜欲，戒恼怒，薄滋味，却思虑，外治以药饵，庶可挽回而寿终矣。”清代高思敬《外科问答》翻花岩，“宜令戒嗔怒，怡情自适，或可望痊，否则无法可救。”

失荣：陈实功《外科正宗》“患者若改往从新，淡薄甘命，其中有得愈者，十中一、二，否则难脱然也。”清代高秉钧《疡科心得集》：“（失荣症）此证为四绝之一，难以治疗。若犯之者，宜戒七情，适心志；更以养血气、解郁结之药，常常服之，庶可绵延岁月，否则促之命期已”。

清代高思敬《外科问答》“筋瘤……此宜内服加减逍遥散或香贝养营汤，然非多服不可……劝其戒嗔怒，节烦，或可带病延年，否则无方可治。”

《问斋医案》中蒋宝素氏提出：“若能心先身死，则人活病除”“以不解解之”等说，有一定意义。危苛重症，对医生而言，岂仅手术用药而已？

因饮食不当而造成死亡者，不乏其例。清代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洞庭秦卜年，项腋恶核十二处，服连翘、昆布等药，病重，又被刺破，烂经三载，始来就医。以阳和汤、犀黄丸轮服半月，十中愈八。喜甚，带药而回，路见凉粉买食，至家又食冷水激面，次日二便皆闭，第五日死。此病者自不惜命。故记以为病者之戒。”

明代薛己《薛立斋医案全集》中治疗镇江孙上舍恶性淋巴瘤案，认为“此怒气伤肝，血涸而筋挛也。因其急于仕进，余辞不能治，彼亦不信，后果殁。此症若补脾肺，滋肝肾，则木得水而敷华，筋得血而滋润，多有得生者。”

总而言之，中医在肿瘤的预后判断方面，有着明显的特色和优势，了解这些内容，就能作到胸中有数，对症下药。

（注：本文发表在《中医杂志》2002，43（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