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传记

1942年5月，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时值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中国人正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方式抗击日寇入侵，祖父为我取名正武。祖父欧明高先生，字心赤，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后曾在省教育厅任职，1933年与王季范、黄绍琼等人在长沙合资创办私立育群中学，他曾捐资参与营救刘少奇同志。父亲欧亚燮先生，字一之，生于1906年8月26日，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父亲大学毕业时有如下操行评语：“君湘人也，秉性聪颖，仪态庄严，待人接物，一秉至诚。磊落大方，尤为朋侪所推重。”他年轻时代最为关注的是社会就业问题，而毕业后则以教书为业。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南岳主编《游击周报》。我的母亲康宜先生，字白之，生于1912年6月17日，毕业于湖南省长沙女中，受教于徐特立先生，她学的是师范，但终生相夫教子，不曾教书，也不曾参与社会活动。

旧中国是一个文盲大国，我和我的兄姐、弟弟却生在一个有文化氛围的环境中，算是一种幸运。我们天然地秉承了父母真诚善良的品格，也养成了崇尚读书、尊重知识、好学上进、勤俭朴实和友善他人的习惯。我记得上学前母亲在柴灶边一边为我讲“岳母刺字”的故事，一边就着灶火教我认“忠”字。她拨开三脚铁灶里的小木条，灶里的几根灌木立即吐出火舌，欢笑着燃烧起来。她指着腾腾上升的火焰说：“武伢子，你看，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啊。”我最早受到的忠贞报国教育是形象生动、朴实可见的。我的弟弟欧正凯也是这样认“忠”字的。母亲惜字，她对文字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她不准我们用字纸折叠玩具，认为那样会有辱斯文。她读书时正处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时段。我的外公康耀南先生是一个开明通达之士，他不重男轻女，我的母亲和我的四个姨妈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受孔孟之道濡染，守着传统，对新鲜事物也很敏感。她对我说：“做人要吃得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古训，新社会不做人上人了，新社会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人’。”我在7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常常温习这句话，觉得母亲对古训的一字之改，饱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也孕育着一种与人相处要平等和谐的现代文明精神。这句话也告诉我，要做成一件事必须付出辛劳；有了成绩，也还是“人中人”，永远要虚心学习，平等待人。我从小爱书，上厕所也带着书，这个保留至今好坏难说的习惯从小竟受到母亲的肯定。父亲和母亲都富于同情心。孩提时代我常看见母亲在池塘边把腌菜和食物分送给那些来化缘的尼姑与和尚。父亲则为我念过一篇叫《同情心》的短文，引导我做人要有怜悯之心，这是我记忆中来自父亲的三次家教之一。另两次是5岁左右在餐桌上进行的，父亲把一个煮熟的鸡头剥开，将鸡脑的大小不同、光泽各异的部分解释为岳飞和秦桧，赞岳而贬秦。又一次，他掉转筷子用筷头在餐桌上教我写名字并解释说：止戈为武。父母亲都鼓励我们兄弟姐妹以勤为伴，说“三懒带一勤，三勤带一懒”，结交懒朋友难免变成懒人。我们兄弟姐妹都勤劳俭朴、好学上进，无论务工务农、教书看病或经营商业，一个个都凭良心做事，靠本事吃饭，尽心竭力报效祖国，报答师友，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服务对象的尊重。我从初一到大学毕业都在校寄宿，结交的都是勤奋好学之友。我从好友那里吸取很多营养，这也得益于父母亲的早期教育。人到老年，我常常庆幸：在那个人所共知的信口雌黄便可自保安宁的特殊时段，我们都不曾出卖良心，趋炎附势，卖友求荣，现在都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社会，面对师友，这要永远感谢来自我们父母的人格教育。良好的家教让人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