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直到1966年4月，在老师们的极力推荐下，由秦淮区卫生科介绍我到该区所属三山街卫生所报到，这样才算是有了“正式”工作，其时我已经32岁了。当时，卫生所接纳我也是很勉强的，待遇比那里的学徒还低。在工作安排上也非常随意，名义上分配在中医科，其实一会儿要我去西医内科，一会儿又要我去针灸科，反正是“打杂”医生。当时只有忍气吞声，一门心思认真看病，不多久找我看病的患者渐渐多了起来，似乎也能为单位创造一点效益了，这才被稳定在中医科了。

三山街卫生所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基层医疗机构，当时实行三级医疗制，一般疾病患者基本控制在基层，因此门诊量很大，中医科平日工作以全科医生为主，不分内外妇儿，所以除常见病多发病外，还要接诊不少疑难杂病患者，因为缺少上级医生指导，所以必须独当一面去处理。白天看病，晚上反复思考，查找有关资料，借鉴别人的经验，寻求更好的诊治方法。这样，不仅业务上得到深刻历练，还渐渐赢得了患者的好评。如当时一名久治未愈的男性输尿管结石患者，西医要给他手术治疗未果，我接诊后不仅用中药组方内服，其中使用了平时治疗该病少用的麝香、穿山甲等，而且利用星期天，放弃休息，为他加用针刺扩张输尿管以解痉止痛，经过约一个月的治疗，终于排出了结石。当时患者非常感激，给单位写了感谢信，此后信息传开，要求治疗本病的患者不断增多。另外，由于接诊较多的郁证患者，他们的痛苦和无奈令我揪心，于是反复琢磨，深化理论认识，开拓治疗思路，并给予患者较多精神疏导，经过治疗，给他们解除了不少痛苦，有的还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意愿，避免了家庭的破裂。对此我加以总结，论文《论郁证的临床特征》就是在那时写成并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这给独立初涉临床的我增强了信心，加强对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疑难杂病的诊治，并不断总结经验，就这样逐步打开了局面，奠定了一定的患者基础。

1968年，适逢流感大流行，当时很多工厂和学校群集发病，我们起早贪黑，忙得顾不上下班，门诊最多要接诊近百人，常常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除门诊外，当时每个医生负责街道的一个地段，还有家庭病床的任务，所以我还要下地段，看家床，下厂巡诊，忙忙碌碌中业务上也有了不少提高，成为科内乃至区内的业务骨干。此后领导还让我带了两个徒弟，都是没有经过系统理论学习的青年，经过几年的带教，后来已成单位科室骨干。另外，当时办了几期市、区西学中班，也要我担任理论教学任务，并且还要临床带教三级医院的高级西医师来此实习者，颇受好评，屡获奖励，由此也扩大了中医学的社会影响。

在我参加工作之初，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除了和大家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和临床工作外，业余时间依然要求自己能够静心思，钻研业务理论，坚持临床实践，无分寒暑，坚持读书不辍，锲而不舍，广泛涉猎中医经典，各家流派学说精华，历代名医医案及西医学知识，从而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全面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并为疑难杂病的诊治和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时光悠悠，如此景况一晃就是十四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