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肿瘤外科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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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1999 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留学期间,拟定《肝胆肿瘤外科病理学》一书的编写大纲算起,至今已经过去了15 个年头。 作为当时国内首部关于肝胆肿瘤专科诊断病理学方面的书籍,《肝胆肿瘤外科病理学》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与肯定,也成为许多同道常用的工具书之一,对提高临床肝胆肿瘤病理诊断水平起到了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然而,在过去的15 年期间里,肝癌的分子生物学和分子病理学研究深度融合、相互促进,诸如肝癌的异质性、生物学特性、分子分型和个体化治疗等新概念已经成为现代肝癌临床治疗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我国学者在肝癌分子病理学和诊断病理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病理诊断经验,提出了不少新病变、新认识、新概念和新方法,因而重新编写该书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为此,在老师吴孟超院士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盛情邀请了国内外18 位在相关领域有代表性成果的专家学者组成了《肝胆肿瘤外科病理学》编委会,经过1 年多的紧张编写终于完成,现呈现给大家。

我们编写本书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注重基础研究、病理诊断和临床诊治的有机结合,努力吸收相关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围绕肝癌的病理生物学特性诊断理念和模式,阐述相关的理论认识、病理特征以及诊断技术方法,为提高肝脏肿瘤专科病理诊断技术水平提供参考工具书。 为此,全书设计为上篇:导读篇、中篇:分子病理篇和下篇:诊断病理篇,共计19 章。 在上篇:导读篇中有著名肝癌专家汤钊猷院士和王红阳院士撰写的开篇导论,就肝癌生物学特性研究对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意义做了精辟论述;中篇:分子病理篇有12章,内容侧重于肝癌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相关的分子病理学检测方法,包括肝癌的表观遗传学、长链非编码RNA、MicroRNA、分子分型、分子靶点与靶向药物以及克隆起源模式等,为了突出临床病理学意义,每章还设有“分子病理检测”一节,以便读者能从中了解在肝癌病理生物学诊断模式中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新型分子标志物和分子病理学诊断技术方法;下篇:诊断病理篇有7 章,内容侧重于肝胆肿瘤诊断病理学领域的新概念和新认识,重点是按照我们提出的肝脏和肝内胆管系统肿瘤“三大型、六亚型”,100 余种病变的组织学分类逐一加以介绍,并细化了对胆囊和肝外胆管系统肿瘤的组织学类型的介绍,精选了650 余幅照片以增加对常见和疑难复杂肿瘤组织病理学特点的认识以及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特点的了解。 鉴于我们已经专门出版了《肝脏移植临床病理学》专著,因此,本书不再保留肝脏移植病理诊断的内容。 为系统了解儿童肝脏肿瘤的病理类型特点,本书专门增加了“儿童肝脏肿瘤”一章。 由于许多儿童肿瘤也可以在成人发生,为保持肝胆肿瘤病理分类叙述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同一类型的肿瘤可能会在多处被提及,一些肝脏肿瘤也可以在肝内外胆管系统以及胆囊发生,对此可以通过检索词加以查找。 此外,为提高肝穿刺小组织病理诊断的水平,我们还特别邀请了美国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肝脏病理科主任,著名肝脏病理学家Thung SN 教授专门撰写了“肝脏肿瘤穿刺活检病理诊断”一章,相信会对临床病理诊断起到实际的指导和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老师吴孟超院士对本书的编写提出宝贵指导意见并热情作序。 吴老几十年来对我悉心指导、培养爱护,我始终怀有感激与敬重之心。 吴老作为我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十分重视我院病理科的建设与发展,我院安亭新院病理科的建设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吴老在序言中指出:肝癌诊疗规范若不与生物学特性相结合,则对个体化治疗的指导作用有限。 鉴于组织标本是肝癌生物学特性最重要和最直接的载体,吴老的话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病理学者肩负的使命重大。

我要特别感谢著名肝癌专家汤钊猷院士,在百忙之中受邀撰写绪论,就肝癌的病理-生物学特性在提高肝癌诊疗水平中的基础性作用做出了精辟的阐述。 汤老开篇提出:病理是肿瘤外科医生做出决策的前提,我对病理同道的贡献,只有感激之情。 这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汤老对病理学科的深刻理解与殷切关爱。 汤老的学术成就我不需赘述,而我始终以汤老曾担任过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而感到荣幸,我对汤老长期以来给予我的关心和指导怀有深深的敬意。

我要特别感谢著名肝癌专家王红阳院士,拨冗受邀撰写绪论,就肝癌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发展趋势作出深刻的分析。 王院士指出:肝癌分子分型和个体化治疗是攻克肝癌的必由之路,这一论点对于我们把握肝癌病理生物学特性的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王院士领衔的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团队,吸纳了一批优秀的团队成员,通过这个学术平台,显著带动了我院和我校肝癌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病理科团队也从中得到了王院士的许多关心和指导,获益良多。

我要特别感谢受邀的各位编委,他(她)们都是在肝癌临床和基础研究领域中有成就、有影响和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受邀后一如既往给予了大力支持,带领团队成员一丝不苟、精心写作,很好地体现了本书探索肝癌病理生物学特性诊断新模式的基本理念。 我还要指出的是,原编委会的一些专家因身体等原因未能继续承担本书的编写工作,但他们的杰出贡献为本书的编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科全体同仁及研究生都积极参与了本书相关技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写工作,并专门将我科30 余年的病理档案资料做了一次翻箱倒柜式的统计,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国人有代表性的数据,其中董辉博士、钱尤雯博士和朱玉瑶硕士等同志承担了书稿的格式编排、图片编辑和文字校对等工作,主编对全书做了必要的统稿,并为部分章节增补了相关内容和病理照片;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领导及相关科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人民卫生出版社郝巨为编审做了大量细致的编审工作,类似之例,不胜枚举,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肝胆系统肿瘤病理类型复杂多样,有些认识还存在争议,而且肝癌研究涉及领域之多,临床诊疗进展之快,都给本书的编写带来很大的挑战,加之本人水平有限,书稿虽经反复斟酌修改,仍可能存在疏漏与不足之处。 在此,我们期待各位专家和同道不吝指正,以便我们将来适时予以修订。

丛文铭

2014 年12 月9 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