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药的应用历史甚为悠久，早在马王堆医书中已有记载。前人基于对风邪为患的高度重视，作为治风的药物，两千余年来，风药一直在临床用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历代医家的不断探索总结，很早就已经成为临床各科常用的一类基本药物。

《黄帝内经》中设有专篇论风。《素问·风论》对风病的病因病机、发病特征及证候分类作了详细论述，讨论了肝风、目风、漏风、泄风、肠风飧泄等21种风病的临床表现与病理变化，提出了“风为百病之长”的著名论断。在其他篇章中还有不少相关的论述，反映了这一时期对风邪与风病的认识水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药物方面，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已经记载有白芷、防风、柴胡、细辛、川芎、白蒺藜、桔梗、辛夷、桂、姜、葱等风药11种。

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增加了麻黄、升麻、葛根、秦艽、藁本、荆芥（假苏）、苍耳子（枲耳实）等，首次对其功能主治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如论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癥坚积聚。”论细辛：“味辛，温。主咳逆，头痛脑动，百节拘挛，风湿痹痛，死肌，明目，利九窍。”论柴胡：“味苦，平。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久服，轻身明目益精。”不难看出，该书中既突出了这些药物祛风邪、除寒热等治外感的功效，也载有破癥坚积聚、明目益精等疗内伤的应用，每一味药均有多方面的功用。

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这部临床医学巨著中，十分重视以风为首的外邪的致病作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谓：“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书中还提出有“风气百疾”之说，对风气为患，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仲景在风药的运用上总结出不少成功的经验。通过配伍各种药物，创制了诸多经典名方。其中《伤寒论》方对风药的运用以治疗外感病证为主，如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等；而《金匮要略》方用风药则偏于治内伤杂病，如治疗“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的薯蓣丸，在大队山药、人参、白术、地黄、当归、麦冬、阿胶等补益药之中，配伍桂枝、柴胡、防风、川芎、桔梗五味风药，为后世树立了杂病用风药的典范。他如治气分心下坚的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汤、治心下悸的半夏麻黄丸、治里水的越婢加术汤、甘草麻黄汤等方中风药的作用，均非为发汗解表而设。

在此后的本草学、方剂学著作如《名医别录》《肘后备急方》《小品方》中都有不少涉及风药的记载，并补充了不少功用。如《名医别录》论麻黄：“主五脏邪气缓急，风胁痛，字乳余疾。上好唾，通腠理，解肌，泄邪恶气，消赤黑斑毒。”论细辛：“温中下气，破痰，利水道，开胸中，除喉痹，癫疾，下乳结。汗不出，血不行，安五脏，益肝胆，通精气。”表明风药的临床应用范围日渐增多。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著《本草经集注》，不仅首创用自然属性分类药物的方法，确立了本草分类的基本格式；而且首次按功用对药物进行归类，将防风、秦艽、防己、独活、川芎等五味治风的药物，归在同一类，称为“治风通用药”。可以认为，这是本草文献中最早认定的一类风药，对后世风药的运用及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隋唐时代，风药广泛应用于各科病证的治疗，已经成为临床用药的主流，“风药”的名称也逐渐出现于医药文献中。

药王孙思邈是一位擅长运用风药的大师。今陕西耀县药王山北洞保存的《孙真人进上唐太宗风药论》及其献给唐太宗的治疗36种风证的药方（含羌活、独活、防风、川芎、天麻等风药），是一份重要的医史文献，反映了孙思邈对风病与风药的高度重视。孙思邈在吸取印度医学的基础上提出“风气不调”产生“一百一病”之说，不仅指外来的风邪侵袭，而且包括人体自身气机的失调，病变涉及人体多个脏腑组织。《备急千金要方》中应用风药治疗的范围覆盖了从伤寒、诸风、风毒到五脏六腑及各科病证，其中既有表证、寒证、实证，也有里证、热证、虚证。据统计，《备急千金要方》中治疗心病的方药中，风药的用药频数居第三位；卷十四《风虚惊悸》治心气虚惊悸方23首，使用风药者有18首；卷十一《肝虚实》治肝虚实方剂11首，使用风药者达9首，其中治肝实热的5首方均含有风药，包括麻黄、桂枝、防风、细辛、生姜等辛温之品；卷三《妇人方中·虚损》方20首，用风药者多达16首；卷四《妇人方下·补益》方14首，更是无一不用风药。尤其是用大小续命二汤，通治五脏偏枯贼风。对后世影响甚大。

稍后的《外台秘要》对风药的重视如出一辙，如卷第十六“虚劳上”共载药方132首，含风药者计有89首。其中肝劳实热方2首、肺劳虚寒方2首、髓虚实方2首、气极热方3首、气极寒方2首、肉极热方4首、肉极寒方5首等悉用有风药。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宋代，风药是临床普遍使用的一类重要药物。这在两部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与《圣济总录》收录的大量方剂中均有充分的反映。如《太平圣惠方》卷三治肝虚补肝诸方7首，其中6首含风药；治肝气不足诸方5首，其中4首含风药；治肝实泻肝诸方6首则均有风药。《圣济总录》卷四十一“肝脏门”治肝虚17方，用风药者有13方；治肝实16方，用风药者有15方。由太医局所属药局编写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同样重视风药的运用。如书中“治眼目疾”方24首，含风药者18首；“治疮肿伤折”方35首，含风药者19首；“治妇人诸疾”方85首，含风药者53首。他如《普济本事方》《史载之方》《小儿药证直诀》等书中均有诸多妙用风药的记载。可见这一时期，风药已经成为中医临床各科的基本用药。

金元之际，学术思想活跃，学术流派兴起，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名家均善用风药，并创制了防风通圣散、升阳除湿汤、升阳散火汤等众多以风药为主的代表方，将风药的运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易水学派宗师张元素特别重视药性的研究，首创药性法象分类法，以“风升生”归纳众多治风之品，以木气之生发、风性之轻扬概括其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特性。张元素不仅将风药作了明确的归类，而且对风药特性进行了新的凝练，给风药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由治风之药到如风之药，标志着中医对风药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后，其弟子李东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大加发挥，广泛运用风药于内伤脾胃诸病及各种杂病的治疗。李东垣立论首重脾胃，擅长运用风药升发脾胃阳气，创制了诸多名方，成效卓著，成为易水学派一大用药特色。其主要代表作《脾胃论》所载的62首方中，运用风药者将近一半；而《兰室秘藏》运用风药所治的疾病，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其风药运用范围之广，让人叹为观止，可谓善用风药之大师，影响遍及临床各科。如元代《原机启微》中将常见眼病归为18类，创制内服方剂40首，其中选用风药者多达35首，为后世眼科所宗；清代《傅青主女科》中调经、治崩、治带、安胎，均不离乎风药，甚至产后用药也不回避，为后世树立了运用风药治疗妇科病的典范。

金元时期的另一大学派——河间学派开山者刘完素对风药的认识独具一格。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注重阳热怫郁，治疗用药虽以寒凉著称，其特色却在于伍用风药以宣通怫郁，代表方防风通圣散为表里、气血、三焦通治之剂，不仅能分消表里上下之火，而且还能通调全身气血津液，使之畅通而无郁滞，集防与治于一体，所谓“有病无病，防风通圣”。此后，张从正、朱丹溪乃至于明清不少医家均受其影响。如张从正以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风药是其要药；朱丹溪虽以“养阴派”著称，亦善用风药治疗杂病，尤其是用治血证，独具一格。

通过金元四大家的发挥与倡导，推动了风药应用的进一步发展。到明清时期，对风药的认识更为深入。史上最大的医学方书《普济方》卷十七记载的治风通用药多达50种。诸多风药的功用在这一时期的本草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归纳与总结。如清代邹澍《本经疏证》论麻黄：“气味轻清，能彻上彻下，彻内彻外，故在里则使精血津液流通，在表则使骨节肌肉毛窍不闭，在上则咳逆头痛皆除，在下则癥坚积聚悉破也。”论桂枝：“其用之之道有六：曰和营，曰通阳，曰利水，曰下气，曰行瘀，曰补中。”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更为完善。临床医学著述中有关风药应用的经验更是层出不穷。晚清医家龙之章所著《蠢子医》中，对风药的功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书中反复强调：“治病风药断不可少”，“治病须要兼风药，不兼风药不合作”；还特别指出了风药在与他药配伍中的增效作用：“试看一切虚寒症，加上风药便绰约。一则能升提，二则能挥霍。再看一切实火症，加上风药便引却。一则能发散，二则能开拓。我今始知风药为最灵，不用风药总脱略。”将此类药物的临床应用发挥到了极致，堪称善用风药之巨匠。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时期，中医学术上的两大变革对风药的应用带来一定负面影响。首先是中风病因由外风向内风的变迁，导致风药在此类疾病中的应用大为减少；接着是温病学派的崛起与兴盛，对辛温发散风药的运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尽管如此，这一时期风药作为临床常用的一类基本药物的地位仍然不容动摇。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之东渐，对近代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本草研究的方向和内容逐步向现代中药研究模式转变。中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作用日益下降，传统本草的思维模式日渐淡出。以功效分类命名，对于中药是一场很大的变革。由于一味药物常具有多种效用，有对因治疗功效，有对症治疗功效，或有调节机体功效等等，若按照近代中药以功效分类的方法，则难以简单归类。特别是把具有多重效用的风药，分别归于解表药、祛风除湿药、平肝息风药等类别，易使风药囿于其解表、祛风除湿、平肝息风等功效中。随着法象药理的淡出，风药的“如风之性”渐受忽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风药的临床运用。

在《中药学》的分类中，大多数风药被列入解表药中。从风药到解表药，名称仅一二字之差，内涵却有云泥之别。风药的诸多功用被压缩在“解除表证为主”的狭窄空间，临床运用范围不断萎缩。以麻黄为例，其“彻上彻下，彻内彻外”的活泼灵动之性蜕变成“发汗、利尿、平喘”三大功效，加上升高血压、加快心率等副作用，适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又如白芷，历代本草记载的功能主治很多，但不少作用现已不再使用，目前从白芷中开发的产品更是寥寥无几且缺乏深度［上海中医药杂志，2004，38（10）：56］。有学者采用文献研究与统计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古今眩晕证的防治方药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解表药在古代总体药物中仅次于补益药而居第2位，而在现代总体药物中的位次却大幅度下降至第7位［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2）：7］。

上述风药临床应用萎缩现象的后面，代表的是中医学术的进步，还是倒退？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也是中医界有识之士深感忧虑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当代尚有不少中医同道，特别是各地名老中医，在继承前人认识成果基础上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在各科临床中积累了丰富的运用风药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卓越的治疗效果。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搜集整理，总结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