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之天道

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关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有一系列重要讲话，他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这里强调的“四个讲清楚”对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学术认同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在当前新时代、现代科学的大背景下，如何理解国学的基本含义？关于这些基本国学问题的回答，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指导性意义。

如何理解国学？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在上千年的演变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为表、佛和道为里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三教成为国学的三大主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一直贯穿中国历史与学术史的道家之学。这里的三教之教，并非宗教之教，而主要是在“教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学的基本特点是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心理积淀，承载着中国人的天人观、生命观和价值观，以及人感应天、认识天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学术体系，是中华文明与文化最深厚的学术体系基础，是数万年来中国古圣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文明学术体系与历史文化遗产。

有人说儒家“六经”是国学的源头，这有一定道理。不过，儒家学说毕竟只是一家之言，虽然后代儒家吸收了其他各家的精华，但仍然不能取代其他各家的学术地位，不能说儒学就是国学的全部内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医家、阴阳家以及后来的佛家，都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之间常有相互影响，但不可以归并合一。但是，在诸子百家的学术体系中，有一部古圣的著作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的，那就是儒道医阴阳兵等诸家皆奉为经典的著作——《易经》。

“国学四部经史子集，核心是经，经当中最重要的是六经，而六经又归宗于大易——《易经》。”这是马一浮、熊十力说的，是他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体悟出来的话。马一浮说：“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他说的六艺是大六艺，也就是六经。古文经学派将《易经》排在六经的第一位，这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易经》这本书，是世界文明四大经典之一。世界文明四大经典分别代表了四大文化：《圣经》是西方文化第一经典，《吠陀经》是印度文化第一经典，《古兰经》是阿拉伯文化的第一经典，而《易经》则为东方文化的第一经典。历经几千年之沧桑世变，《易经》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文明之髓、精气之源。在西汉时，《易经》被推为十三经之首，被誉为“群经之首”，《易经》是中国人智慧之大成。在中国古代，曾经涌现出许多思想家著书立说，谈经论道，写下了不少的“经”书。对于这些不同的“经”书，后世学者常多有指点评议，而《易经》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从古至今，这一点大概是没有哪一位学者反对的。《四书五经》的首经即是《易经》，被历代医家尊为圣典的《黄帝内经》的核心思想也与《易经》无二，因而有易医同源之说。就连孔圣人也因为没有过早重视《易经》而感慨：“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易经》对中国人思想的浸淫，对中国传统文明结构的形成以及社会、科学发展轨迹的影响，不言而喻。

《易经·系辞》指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经·系辞》还曰“圣人有以见天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突出了人与天地的相应。《易经·系辞》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强调了对事物的认识必须天地人结合。《易经·系辞》的“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也”，则突出了人与天道、地道相应。《易经·乾》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强调了人要与天地合一，人不是孤立的。《四库全书总目·易类》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历法、乐律、韵学、兵书，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因此，《易经》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思想的综合知识库了。可见，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是《易经》，而《易经》的核心是天道。

那么，《易经》中所论的天道又是什么呢？

汉代的《白虎通·五行篇》说：“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说得更清楚：“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其行不同，故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显然是说，五行是指天地之气的运行，有了阴阳，才有了四季，有了四季，才有了五行，之所以用“行”字，是因为天地之气的运行方式不同。那么，天地之气的运行又是指什么呢？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说的“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素问·天元纪大论》说：“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把五运也就是五行和阴阳并列起来，都看成是化育生命的本源。东汉张仲景著《伤寒卒病论》也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伤寒论·伤寒例》中，也有“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决病法”，这在《伤寒论》中称之为“斗历”，记述了斗柄指向和四季、分至启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二十四气以及七十二候的关系。伴随着天球上的斗转星移，伴随着地面上春、夏、长夏、秋、冬季节的更替，大自然的气机进行着展放、上升、平稳、内收、潜降这样有序的运动和变化。而季节更替的决定因素，与地球绕太阳公转时地球到太阳距离的周期性变化相关，斗柄指向只不过是观察天象的参照物罢了，但却是五行归类的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易学体系的阴阳五行系统与天道、天象系统密不可分，主要是以七曜九星为根本的天人合一体系。而七曜九星的具体运行规律又是如何呢？这部分内容在《二十四史》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中都有详细论述。但在学术界基本上还没有几个人去认真整理这些天道、天象、天机与《易经》、与阴阳五行、与河图洛书、与天干地支，尤其是与中医的关系如何。后学以独具之慧眼，耗三十年之时光寒暑，著《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一书。其书基本学术框架就是，以观察北斗九星斗柄在极坐标系上的指向，来确定四季和节气；以观察日月五星运行在黄道坐标系、赤道坐标系上的顺逆停留，来确定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亢害承侮的量化方法；以观察地平坐标系上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天球的天干地支的内算量化方法，最后通过盖天论的七衡六间图画出阴阳的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通过浑天论的观天测星法来运算出岁星、荧惑、镇星、太白、辰星视运动轨迹的顺逆停留与距离地球的远近大小的五行规律，这是中国古人由来已久而且是很精确的观天测影（盖天论）、观天测星（浑天论）、观天测气（宣夜论）的方法，但如今却已基本成为“绝学”了。正如《易经》中所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但是怎么“仰以观于天文”？怎么“俯以察于地理”？历来在学术界都没有人详细说过天象天道与阴阳五行的必然联系，即天机的问题，而笔者在《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一书中把这件事说清楚了。所以，这本书不仅是古中医的天文学，也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天文学。这本书将中国传统文明从哲学层次上升到科学层次，这在中国传统文明的学术史上也是少有的，意义非凡。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主要是因为晚年喜《易经》，学《易经》所致。《易经》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随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其作《易传》之后，《易经》也就成了主要反映儒家“天人观”思想之经典。孔子不仅自己刻苦学《易经》，也劝人学《易经》。“有古强者云：孔子劝我读《易》，言此良书也，丘窃好之。韦编三绝，铁挝三折，今乃大悟。”而在易学的历史上，西汉京房撰写《京氏易传》三卷，东汉郑玄著《易纬》以注《易经》、写《太玄》以摹《易经》，唐孔颖达奉太宗之命撰《周易正义》十卷，宋代邵雍阐述《易经》写成《康节说易全书》，北宋程颐撰《程氏易传》，南宋朱熹撰《周易本义》十二卷，清代李光地等撰《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所有这些易学之著，都被认为是易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易学版本。而这些重要的易学之著其实都是在阐释日月五星与人之间的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天道规律。道家就更不必说了，道家不仅著述阐释七曜九星之天道，而且还以身修道、以心合道。

孔子领悟出天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天命下贯即为人性。子思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在这方面的思想，因而在《中庸》开篇便阐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从其中可以看到《中庸》思想对“天命”“天道”的看重，并试图求问“天道”规律，要求自己的思想言行符合“天道”要求与特点，以实现“得道”“合道”。孔子的“天道”，其一，是宇宙自然存在之“天道”，主张天人合一，尊重大自然客观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而行；其二，视“天道”为天人合一之道，从单纯的“天道”进一步演化为“天人之道”，并将符合“天道”主张的行为予以规范，是为了证明某些思想行为的合理性，令其占据顺应天命的大义，此即曰孔子所知之“天命”。《庄子·天下》亦云：“《易》以道阴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白序》中也曰：“《易》以天道化。”这些论述都抓住了《易经》的天文天象本质，天道既是《易经》的灵魂，也是《易经》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之七篇大论更是天道观贯穿全篇。唐代孙思邈就有“不知易者，不足以言知医”的感慨，明代张景岳也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这些也都说明中医学术史与《易经》的天道观密不可分，即医易相通。而这个“天道观”体系的证明就在《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之中。

对国学进行继承和创新，就需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理论思维水平提高了，分析能力就可以提高，就可以分清精华与糟粕，即使面对糟粕也可以进行改造创新，努力化腐朽为神奇。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水平，对现实又缺乏研究，对国学就可能会误用、乱用、滥用。对国学不能随便自以为是的想当然，继承是前提，研究是基础，翻译与创新是关键。只有通过创新形成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国学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强。《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一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创新。

对于本书，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从中国学术史角度形象地说出了天文、天象、天机作为源头活水的宇宙发生学特性，“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从道如流的宇宙天人合一的自然特性。

路辉

丁酉年丁未月丁巳日丁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