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科学传扬中医药学的前提与方略
一、传扬中医药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自觉的内涵及其基本判断
1.“文化自觉”溯源及内涵
“文化自觉”，是我国著名人类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也就是处理与异域文化相接处的人的态度，要有广大的胸怀和对他人的理解，同时要对自己的文化懂得反思，明白其来历，这样才能取长补短，促进世界和平。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费先生曾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费先生还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1]。
这对作为传扬、创新中医药学的前提或基础的中医文化自觉，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2.关于“文化自觉”的基本判断
具有中医药学缘的复旦大学哲学院邹诗鹏教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作题为“中医学的文化自觉”的演讲时，阐述了关于“文化自觉”的几个最基本的判断[2]，对中医药文化的高度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首先，文化自觉一定是文化开放的结果。封闭的文化传统谈不上文化自觉，具有开放的外部条件但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的文化传统也谈不上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其初期往往是某一种文化传统遭受外来强势文化传统的冲击与刺激，接下来是自身文化价值的问题化乃至于危机化，然后是文化传统的自我分裂，文化主体性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在此条件下，借助于所在类群、民族或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并将其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文化复兴活动。
其次，不同的时代，文明的主题不尽相同，文化自觉的价值定向也各不相同。大略说来，古代社会的价值定向是自然，文明的象征是图腾；中世纪的价值定向是超验者——超自然的上帝，文明的象征是宗教；现代社会的价值定向是科学，文明的象征是技术与工业，由此也形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格局，并构成了当代文化自觉的基本语境。文化自觉，同时也是现代性不断积累、反思和重构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的反思，一种后工业或后现代的文化模式正在形成。这一模式的文化意义在于，科学技术不再被看成是一种衡量文化传统之存在的全部条件，多种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都需要得到新的审视，并确认为现代性的构成要素。与此同时，对于以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性的反思批判，构成了当今时代哲学与文化的主题。
最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需要经过文化自觉，只有体现为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化，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性的积极要素。文化自觉，正是旨在形成一种涵容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任何延续至当代的文化传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而，一方面对于已经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文化传统，其现代性资质显然需要从文化自觉的意义上进行把握；另一方面，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尚未进行自我批判的文化传统，包括把自身统一于现代性的现代西方文化传统，都需要展开文化批判。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同样是全球时代文化自觉的内在要求。
（二）文化自觉对传扬中医学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文化自觉论”，对于解决世界文化多元并存时代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使自己的文化能够不断适应新环境，从而更好地传承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自知之明”才有文化自觉，有文化自觉才有文化自信，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化繁荣发展。
现在，我们在发展中面对的复杂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中医药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对于中医药学发展而言，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就是与西方文化、西医学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增强发展自信、发展动力，必须要有新思维。新思维从哪里来？从中华民族几千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来。这就需要有文化自觉，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明白中医药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为中医药学研究者、工作者，不但要精通中国自己的医学，还要了解中国自己的哲学、美学等特点，实现人文为科学奠基、科学促进人文发展的目的。简而言之，我们倡导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强调发展中医药学要有文化自觉，就是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医药学的生命力、发展趋势[3]
（三）中医药学具有独特的文化优势
中医药学的理念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儒、释、道互为补充，核心是儒学。儒家强调的“仁义”“和而不同”，道家强调的“道法自然”等，对于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所形成的生命观和健康观，强调以人为本、涵养道德、修身养性、形神一体、天人合一，重视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些理念对于健康维护和疾病防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属于农耕文明的范畴，一直以来人们对其劣势的批判比较多，特别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甚至有人提出废除中医药学。事实上，不能说农耕文明就是小农经济、目光短浅，还要看到农耕文明顺应自然的优势。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学者也肯定了农耕文明的优势，认为立足于农耕文明的中华传统文化有自身的优势。与此相适应，与中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中医药学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优势。比如，中医药学强调“气”的概念，主张“生气通天”，认为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密切相关；主张“大而无外”，体现的是包括天、地、人的整体观。西医学重视微观方法手段，分子水平可以是“小而无内”，还可以往下分，做到更加精细。但还应从整体出发，把整体观念与还原分析结合起来，这是医学研究必然要走的路。人类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也一定要涉及影像学和大生化以外人的自我感受与修为，应将叙事医学与循证医学相结合，重视临床试验与证候组学、方剂组学、腧穴组学的基础研究。
中医药学以天、地、人整体观来把握人的健康维护与疾病防治，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四气调神”“生气通天”，都体现出顺应四时、形与神俱、融通整合的理念。这些先进的理念使得中医在诊疗当代疾病时具有独特而显著的优势。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等理论、方法与器物，对现代医学的研究与发展有很大启迪。中医药学也顺应了转化医学、健康医学、个体化医学与精准医学发展的趋势，并将在应对健康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今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学的发展，中医药学发展的春天已经来了，但乍暖还寒。我们需要改变这种乍暖还寒状态，在发展中医药学时树立文化自觉，重视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比较研究，使其相互沟通。同时，中医药学的发展也要坚持与时俱进。
中西医要融通共进，但应该以我为主、我主人随。我们要将中医药学置于大科学背景下，适应大环境的变迁，服务大卫生的需求，实现科学人文融合互动、东学西学兼收并蓄，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3]。
（四）从文化视角觉悟中西医学问题
1.现代西医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代以来，西医实体化、技术化的特征日益明显，这也直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不断物化、医学分科体系的高度细化及科层化倾向。
在中西医对话过程中，人们习惯于从西医来批判并否定中医。实际上，西医科学范式及其现代性问题同样值得反思批判。而且，在中西方文化并不对等且医学界依然为西方中心主义所主导的今天，对西医的批判更应恰当地理解为中医文化自觉的前提。
西医同样有其古老的经验文化基础。它所依从的科学，有古希腊哲学与文化的根基。近代以来，特别是随着生理学、解剖学、病理学、化学、生物学特别是外科学等学科的形成，西医发展已进入到规范化的技术时代，西医的一些问题也渐次出现。
一是西医的实体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脏器、组织、细胞乃至病毒，都是所指明确、边界清晰的实体，这给病理描述、诊断治疗带来极大方便。但实体化也有其问题。总的说来，实体化表明西医对身体的认识依然没有超出原子式以及机械主义式的生物医学模式，因而无法把握人类身体内复杂的生命关联。首先，过于关注实体，容易割裂实体与整个身体组织的有机联系。与此同时，治疗时看起来正确无比的“对症下药”，即针对病变实体进行元素化的药物治疗，常常难以免除毒副作用。其次，整个人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实体化的。作为患者，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明明有身体方面的症状，因为无法落实到具体的实体，便无法给出诊断，从而也就无从治疗。至于官能症之类的病名，其实是为西医系统所排斥的，既然没有查出病变实体，便是靠不住的。但病变为什么一定非要是实体性的呢？再一个问题就是，西医理论看起来会以一套功能系统表达脏腑组织之间的关系，但诸系统之间的关系、作为实体性脏器组织及其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至今尚未被西医充分认识。
二是西医的技术化导致医患关系不断物化。西医的技术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技术化的好处是从诊断、治疗到调理均变得可量化、可操作，也更精确。但问题也在于，技术化更容易使医生习惯于把患者看成是某个器官出现毛病的动物，甚至是某个零件出现故障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人格的完整性通常会被从技术化的诊疗过程中摒除出去。与此同时，技术化使得医患关系越发物化，医生客观而科学的职业态度看上去常常与其应有的人性及同情心无关。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过度依赖于技术，结果患者不再是同医生打交道，而是同医院形形色色的器具打交道；医生也不再是同患者打交道，而是直接同各种器具打交道。医患关系越来越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物与物的关系。
三是高度细化的分科体系及科层化倾向。这可以说是西医实体化与技术化的制度结果。如今医院分科越来越复杂，似乎越是级别高的大医院，分科便一定越细，这给患者的辨识带来了太多的苦恼。老实说，就连我这样曾经有一些医学知识的人，也常常犯蒙。同样让人困惑的是，疾病却并不完全是依照细微的医院分科系统形成的，把本来作为整体的病变分解为不同的诊室，除了加倍地增加患者挂号诊疗的麻烦与负担，实在是乏善可陈。又如，现代西医治疗与预防的分化。治疗与预防的区分的确是西医及现代医疗系统的基本区分，但正是这一区分使得社会系统强调治疗而疏于预防。
毫无疑问，西医自成为人类主导的医学体系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这是必须要肯定的。一切轻率地否定西医的做法，正如否定科学一样，都是无知的。我们批判西医，也是希望其能从医学观念、理论体系、医药制度等各个方面着手改革，开放现代医学体系，以积极的态度理解和接纳中医文化，从而更好地发挥医学的济世功能——这本身也是目前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2.中医学的实践意义与人文性质
面对上述西医科学范式的问题，面对中华文化复兴的大势，中医学正在呈现其无法替代的优势。在构建一种涵盖人的生命多样性，并与当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的社会医学模式的过程中，中医学将大有作为。
与西医固有的实体化及表现出来的技术化与科层化相比，中医的特点恰恰是非实体性，是对生命整体、关系及其身心功能的强调，是入情入理的人伦沟通、相对简约有效的互信交往机制，以及自然便当且经济实惠的药物。中医的“辨证”思维，是以“象”思维为基础的。所谓心、肝、脾、肺、肾均是指一类“脏象”，“脏象”虽非西医所说的同名脏器，却也包含了同类脏器的基本功能，并且还呈现出脏腑间、脏腑与系统及整个身体，以及个体与外部世界的生命关联。中医学的非实体化倾向，也许不易使诊断具体化，但能在更根源的生存论意义上重视生命机体的关系与整体协调性，注重更为巩固而持续的疗效，并同时注重治未病、养生、文化心理调适以及人伦社群沟通功能。
中医学所强调的经验，与其说是技术，倒不如说是中国文人所强调的功夫与修持，更接近于哲学与艺术。在中医学中，医理与伦理本质相通。诸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大医精诚”“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悬壶济世”等，始终是中医学内在的价值观念。正所谓“君子役物但不役于物”，“君子善假于物”，中医不会把自己陷入细碎繁杂的技术、机械与组织系统中。中医的整体性本质地反对细化的分科体系，其济世救人及其平民化立场也本质地拒绝“科层化”，滥用资源、堆砌药物也从来不为中医所提倡。中医医家与病家的关系，与其说是职业上的医患关系，倒不如说是一种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上的伦理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正是改革和改善时下技术化、日益物化的医患关系模式以及不堪负重的医务经济结构所需要的。
中医与西医的区分不只是理论与技术层面上的，本质上是哲学及文化上的，是中西方两种哲学及文化传统区分的典型表现。在这一意义上，对中医理论的把握和阐释，更不必诉诸西医科学，也不必完全诉诸系统论、协同论以及复杂科学之类的现代科学。对于中国而言，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学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使命。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医学本质上是对中国哲学与人文传统的领会。把中国哲学引入中医学，不仅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医学的理论本质，而且更有益于领会中国文化传统的实践智慧。比如，《黄帝内经》中阐述的阴阳五行学说，其理据正在于周易及先秦老子诸学的宇宙论思想，而将宇宙论学说引入身体系统，正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这些年中医学界有一个主张，即废止阴阳五行学说，而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直接把握为脏腑关系学说。这种主张也许更符合现代医学思维，却割裂了中医基础理论同中国哲学传统的原理性关联，其实不妥。
对中医辩证法的理解，也不必完全局限于所谓朴素辩证法来理解。中医辩证法渗透的是中国人的生命智慧，这种智慧其实是一种高级的实践智慧，并非特定时期教科书中被处理成低级思维形式的朴素辩证法所能概括。其他如情志、养生、治未病等，无不深深地渗透着中国哲学精神，值得深入领悟和发掘。
今天我们探讨了中西医在哲学及文化性质上的区分，但并非要把中医自绝于现代医学之外。恰恰相反，是想通过明确中西医的区分，从而确立中医文化自身的存在基础。一种文化传统的现代自觉过程，正是通过与异文化传统的比较而实现的。与西医百余年来的比较对话，既呈现出中医在现代性中的缺陷，也呈现出中医的优长。对西医及其哲学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包括对西医的学习，也构成了中医文化自我认同的前提，而排斥西医肯定不是中医文化自觉的前提。
如果说全球时代的文化样态，必然是不同文化传统的沟通与对话。那么，全球化时代的医疗保健体系，必然也是不同医疗文化体系的对话与互补。当代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建立，必然是中西医两大医学体系优势互补、通力合作的成果[2]。
（五）从文化视角审视当今医学问题
当今世界，人类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迫切需要我们去积极应对。然而，这种健康危机并非单纯的医学问题，其背后是文化问题。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种种健康、疾病和社会问题。所以，看待医学问题要有文化视角。
一方面，饥饿、营养不良等在一些国家依然严重威胁着生命健康；另一方面，营养过剩和生活方式不健康导致的疾病，如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脂肪肝、动脉硬化、糖尿病等发病率在一些国家大幅提高。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城市人口膨胀，导致城市里各种资源尤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非常紧缺，更使保障人类健康的医疗资源非常紧缺。食品添加剂、农药、化肥、防腐剂等的大量使用直接影响人类健康，而环境污染导致的温室效应以及抗生素的滥用则为新型传染病的出现提供了温床。随着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以及一些人价值观的扭曲，人们的情绪、心理、精神发生很多变化，导致抑郁症和心因性的精神障碍不断攀升，抑郁症的患病率已达11.8%。
此外，随着社会日益老龄化，老年病患者开始增多。有资料表明，老年人在临终前两年的医疗费用占其全部医疗费用的70%。面对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机，我们必须从多方面去深思应对之道，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文化视角去看待医学问题，在理念上有所创新。我们要树立顺应自然的理念，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和谐统一。强调发展中医药学要有文化自觉，正是因为人类健康问题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中医药学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有利于我们在应对人类健康危机时创建新理念、新理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