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医学因“爱”得以传承发扬

源于中华先人们“惜生爱命”智慧的中医药（学），发源于我国黄河流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我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我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周代已经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早在夏商周时期（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56年），我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诗经》，是中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有药物的书籍。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的《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性典籍，标志着中医药学的形成。提出了“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五味所入”“五脏苦欲补泻”等学说，为中药基本理论奠定了基础。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先秦以来的丰富药学资料。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经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表明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

几千年来，源于中国历代人民的“惜生爱命”的实践经验和无数医药先贤们对民族医药的“大爱”智慧与不断创新发展，《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标志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尤其是许多经典医著，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对许多后世医学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丰富的中医药医学著作，独特的诊疗方法方药，对人类防治疾病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中医药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瑰宝、中国文化的精华，铸就了数千年的长盛不衰的学科传扬历史，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健康与繁衍发展以及人类医学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博大精深的文化、“惜生爱命”的民族天性，造就了中国医药学的“仁心大爱”。正是这一“仁心大爱”的超前产生、生生不息和持之以恒作用，成为了中医药的文化内核，造就了几千年来中医药的医学特性与医疗优势，促使中医药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中国的国粹。在此，本人拟基于“仁心大爱”的心路视角，从以下三个方面或层面，对中医药数千年的传承、发展特点，做一独特的梳理与阐释。

（一）先天大爱造就了中医学的超前优势

1.中医药文化的超前优势

早在中医药学的初始起源时期，中医药文化就适时地吸取了儒、道、释、法、阴阳、兵、农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精华，尊崇与追求着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与传统哲学、历法、天文、地理和礼仪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不仅赋予了中医学理论不断完善、中医药知识技能不断丰富的不竭之源，更体现出中医药文化的包容胸怀、大爱天性。尤其是，中医药在成型伊始就提出、并一以贯之地崇尚、践行“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与四时相符、天地万物为一”的“天人合一”理念，以及整体思维模式^[11]，无不包容着华夏贤哲的思想智慧，无不闪耀着东方文化的璀璨光芒。从而，造就了相对于同时期的东（如印度等）、西方医学的绝对优势，也铸就了中医药学的人文医学、生态医学、整体医学、身心医学的特征与属性。

2.中医药理论的超前优势

窥探中华传统医学宝库，便可发现：中医药学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发展而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以身心整体调治为调控手段，注重人体生命机能和自我修复平衡潜能的激发，始终以维护人体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为防治疾病、养生保健的最高原则和终极目标。

这些形成于几千年以前的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和信息论等，当今时代也堪称先进科技理论的思维范式和理论内涵。中华先贤的这些超前理论智慧、科学认识，应当是同时期的异域民族、异域科学所难以企及的，这不仅造就了中医药理论的超前优势，更让世人惊叹、折服，让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感到庆幸与骄傲。

3.中医药医疗的特色优势

中医药的临床医疗，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综合”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变机制和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特点；进而判断、把握邪正消长状态、病证转变趋势，从而确定病名、辨出证型；依据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治则、治法（如“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等），采用恰当的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以促使人体恢复“阴阳调和、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中医医疗，不仅要求协助人体恢复阴阳平衡，还追求在消解病痛的过程中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此外，中医学的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止于治病，还力求在防治疾病的同时，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生命境界与精神状态。

中医药的这一基于人体生命整体调治的“理—法—方—药（穴）—术”五位一体的临床医疗模式，相对于“就病治病、对症干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西医等其他诊疗方式，具有显著的医疗特色和疗效优势。

（二）持恒大爱书就了中医学的千年精进

1.古典医学经典的时代疏解阐发

著就于两千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等医学经典，充分汇聚了我国秦汉以前诸子百家的思想智慧，高度浓缩了秦汉医学鼎盛时期医药先贤的理论精华与经验智慧，成为了后世历代医家理论研发的思想源泉，成为了所有中医药人医疗实践的行动指南，成为了所有中医药学人习医行医的必修经典，成为了一切医药文化自觉、学术撰著的权威依据，犹如治世法典、基督圣经，俨然成就了中医药学特有的一道学术风景线……

其后历代医药精英、名医大家，甚至官府医药衙门，对这些医学经典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溯源考据、校注编撰、点评疏解、研究阐发、运用心得等，著就了诸如唐·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宋·王惟一《难经集注》、（南北朝）梁·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冯世纶著《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等，无数的医学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的学术宝库，成为了继承、发扬中医药的重要方式与途径以及中医药文化的丰富内涵。

2.经方古法的持续运用发挥

长期以来，历代医家不仅基于古典医学经典做了全面多维的阐释或传扬，形成了可谓汗牛充栋的医学著述，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的理论内涵。同时，还与时俱进地基于中医药的经方、古法，在持续开展的临床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中医疗法、中药方剂，显著提高了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临床中医药学的内容，造就了无数中医药名医名著。

名医大家层出不穷，如药王孙思邈、针灸名家皇甫谧、道教名医葛洪、儿科名医钱乙、妇科名家傅青主、温病学家吴鞠通及叶天士等；医学名著不断涌现，如病生理学方面的《诸病源候论》、针灸医学方面的《针灸大成》、方剂学方面的《和剂局方》、热病学方面的《温病条辨》、百科全书类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不胜枚举，从而铸就了祖国医药学的辉煌历史。

3.中外医学的交流汇通融合

纵观中外医学交流汇通历史，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与现实：

一是中医药对外传播趋势日益增强。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中医药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医药的有效性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高度认可，中国针灸已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兴起了针灸热、中医热，迄今全球已有经200个国家或地区接受、使用中医，30多个国家已为中医药立法、中医药的教育、科研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有些国家的中医药研究与发展大有超越中国之势。

二是中医药对异域医学包容性增大。唐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医学开始流入、渗透中国，当时的中医药大量吸收了其医药精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肆传入我国，虽然中医药因此受到严重冲击，但也有相当部分的“洋为中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

三是中西医学的汇通融合趋势日盛。自西方医学强势传入后，中医药在相当程度上主动开展了早期的“衷中参西”，后来逐渐演变为中西医结合，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医学门类，并由此形成了当今的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现代大爱奠定了中医学发展新基础

1.学科之爱升华到了国家战略新高度

从起源与发祥来看，中医药一开始就与华夏民族相伴而行、生息与共，并具有浓厚的皇家色彩、重要的官方地位，诸如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黄帝与岐伯论医道等。历代朝廷官府，均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宋朝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虽然金元时代，中医药开始衰落，至清末民初备受摧残，濒临被废止的地步，但因受到广大国人的持续信赖，仍发挥着“防治疾病、护佑含灵”的作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获得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空前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持续受到党和国家的顶层领导者的青睐与关爱。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做出了“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应用”等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指示，并亲自促成“西医学习中医”和以中医药为主体的“新医学”运动；习近平主席对中医药情有独钟、大力支持，指出“中医药是打开中国文化宝库的钥匙”“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科学”，并将中医的科学理念运用于治国理政之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的现代发展。

二是中医药的医、教、研得到广泛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扶持、保护中医药”政策落实，“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平等并重”国策的确立，中医药的医、教、研工作逐步广泛开展，并日益完善，促进了中医药的学术发展、潜力发挥。

三是中医药的法律、战略地位空前提升。突显中医药重要性的，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设立外，还有就是制定、颁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中医药法》，并将“保护中医药、发展中医药”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为中医药学的创造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2.现代大爱促成了中医药学的新发展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有利于中医药研究发展的国内外形势的出现，为现代方式“爱中医、研究中医”提供了客观条件与适宜环境，并已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尤其值得一提的两项重大成就是：

一是学界对中医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和中医哲学观等都有了新的创造性的认识和解说（1996年）。如邓宇等发现的气是“信息－能量－物质”的统一体；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数理阴阳；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阴阳集的分形分维数，五行分形集——五行集的分维数；分形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新提出的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等^[12]。

二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在中药（青蒿）的现代研究中，成功萃取出高效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临床应用，得到充分验证与证明，荣获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3.当今时代为创新中医学提供了新契机

前文我们以“中医药因‘爱’得以传承发扬”为线索，对几千年来中医药的延续与精进全貌，做了简略的梳理性探讨，较清晰地了解传统中医药的来路和现实。这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医药萌发于华夏先民对生命的“自爱自卫”，发源于先民们对生命健康维护和疾病防治的“惜生爱命”，成形于先哲贤达的“大爱智慧”，并因历代先民和医药精英的“持恒大爱”与文化自觉，而得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益臻完善。其中，谨守初衷、适时精进的“仁心大爱”，亦即“深邃研习、诚信应用、创新发展”是传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源动力。

那么，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在现代科技日益发达、现代医学日益强盛，而传统科学越显古朴、传统医学越显式微的境遇中，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而科学地“爱”中医呢？怎样既能延续中医药的学术风格、激发中医药所蕴藏的技能潜力，又能突破中医药的发展瓶颈、实现中医药的时代化科学化呢？！这是摆在所有中医药同仁面前的“必答卷”，这是中医尤其是中医药学者专家们所面对的“必行事”，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医药的兴衰存亡，不可回避，更不容逃避！

当今时代，中医药虽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困难，但也存在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创新发展契机，关键是要解放思想，变革思维观念，抉择好新阶段新形势下，“爱”中医的精准方式和正确路径。

[1]http://tieba.baidu.com/p/743072953.

[2]http://wenda.so.com/q/1369931457061801.

[3]蒋戈利.医学观念的变革与人文整体医学模式的构建［D］.天津：南开大学，2015.

[4]蒋戈利.感悟与感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37.

[5]蒋戈利.杏林春秋［M］.廊坊：海军测绘出版社，2008：375.

[6]唐·孙思邈.千金要方［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6：235.

[7]阮芳赋译.医学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143.

[8]李春苗，蔡宝鸿，申荷勇.“爱”的文化内涵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功能探讨［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96-100.

[9]王俊义.一位世纪学人的文化情怀——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论解读［J］.学术研究，2003，7：9-16.

[10]http://www.haodf.com/zhuanjiaguandian/gaomingyz_846572276.htm.

[11]许燕春，郑洪.人文中医［M］.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1-2.

[12]http://www.med66.com/html/ziliao/07/65/07722d8de042d62f3f208fd18fc3976d.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