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永定河患与顺直水灾

在有清一代，自鸦片战争到清王朝最后覆亡的71年，即所谓晚清时期，是社会矛盾最尖锐、社会震荡最剧烈、社会变动最深刻的历史阶段。政治上多种力量的殊死搏斗，经济上新旧成分的兴衰消长，思想上相互对立观念的碰撞冲突，构成了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生活图景。由于封建统治已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王朝末日，政治腐败日趋严重，人祸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天灾。于是，在这一时期中频繁发生的各式各样的自然灾害，又为那社会生活画面添上了几笔特殊的浓重色彩。

晚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若干个多灾区域，以京师为中心的顺天府和直隶地区，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一地区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这里发生的自然灾害，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地区之上。因此，研究顺直地区的灾荒状况，自然会引起我们更多一点的兴趣。限于篇幅，本文叙述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与永定河有关的几次重大的水灾情况。

一

永定河是“畿辅五大河”之一。“旧名卢沟，上流曰桑干。”卢沟的“卢”是黑的意思，“故又名黑水河”。“水徙靡定，又谓之无定河。康熙三十七年，赐名永定。”1871年（同治十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奏疏中曾谈到永定河地位之重要：“永定河南北两岸，绵亘四百余里，为宛平、涿州、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霸州、武清等沿河八州县管辖地面。”“永定河为畿南保障，水利民生，关系尤巨。”但这条横贯畿辅的大河，却河患频仍，成为威胁京畿的重要祸害。1823年（道光三年），河臣张文浩奏称：“永定河水性悍急，一遇大雨，动辄拍岸，步步生险。土性纯沙，所筑之堤不能坚固，每遇大溜顶冲，随即坍溃。防守之难，甚于黄河。”“永定河绵长四百余里，两岸皆沙，无从取土，不能处处做堤，俱成险工。而出山之水，湍激异常，变迁无定，动辄挖根漫顶，如水浸盐，遇极盛涨时，堤防断不足恃。”《永定河志》也说它“有小黄河之目，水性激，挟沙与黄河同”。

据各种资料统计，晚清71年间，永定河发生漫决33次，平均接近两年一次。为了提供一个永定河患的概貌，我们将晚清时期永定河漫决情形列表如下：

在这期间，顺直地区的水灾虽并非全由永定河决口引起，永定河漫决时也往往与别的河流“同时并溢”，但无疑永定河是晚清漫决频率最高、为害也最甚的一条河。它确曾给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过无穷的灾难。

二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爆发前的十年间，即道光朝的最后十年，永定河虽有三次决口，但尚未造成太大的灾害。咸丰年间，永定河漫决四次，其中以1853年（咸丰三年）造成的水灾最为严重。

这年年初，永定河即因冰凌冲击，多处发生险情。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二月十九日奏报：“据永定河道禀称……自冰泮以后，河水迭次增长八九尺至一丈有余，溜势趋向靡定，南岸之南上、南二、南三、南四、南五、南六、南七，北岸之北二上汛、北三、北四上下汛及其北二六、七工等汛，因河流顶冲，堤段纷纷蛰陷。其并无堤工之处，亦多坍刷滩坎。”等到冰凌全部融化后，水势才开始畅消，堤岸亦趋于稳固。春夏间，顺直地区雨水调匀，麦收颇佳，人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有一个好的年景。

不料夏秋之交，形势大变。连续不断的暴雨，使山水汇注，河流漫溢，造成大面积的水灾。首先是永定河发生决口。讷尔经额于六月十四日奏：“据永定河道定保禀称，六月初八日自未至申，五次共长水一丈五尺二寸，连原存底水，共深二丈三尺四寸。拍岸盈堤，势甚汹涌。各汛无工不险，无堤不蛰。南四北三等工，均有水漫堤顶之处。该道督率厅汛员弁，分投抢护，幸保平稳。惟南三工十三号堤身坐蛰，时当黑夜，水势猛涨，人力难施，以致塌宽三十七丈，掣动大溜。查明民间房舍田禾，间有冲坏淹堤，并无损伤人口。”讷尔经额在此处显有讳饰之意。上表中所引御史隆庆的奏折，称这次永定河决口，“沿河堤岸被水冲塌百有余丈”, “沿河两岸被水淹没村庄数十处，灾民数千”，对灾情的估计就要严重得多。不久以后，讷尔经额因在抗拒北伐太平军时多次溃败，被“褫职”“下狱，论斩监候”，直隶总督由兵部尚书桂良接替。桂良对永定河决口造成灾害的估计，也较讷尔经额所述为重。他在奏折中称：“本年六月间，永定河南三工十三号堤身坐蛰，塌宽三十余丈。……漫口西首续坍三十余丈，连前共宽七十五丈。……固安一带，本年被水较重，此外被灾州县，尚有八十余处。”除永定河外，尚有多处河道漫口。如李滨《中兴别记》载：“是秋多雨，（天津附近）运河决南岸，四围皆水。”薛福成《庸盦笔记》载：“八月朔夜，疾风甚雨，（天津）城西芥园河堤骤决。……城南弥望汪洋，倏成巨浸。静海、沧州来路，及诸歧径，皆没于水，仅存大道而已。”《大城县志》载：“三年，岁歉。夏六月，子牙河决。”《重辑静海县志》载：“五月，二麦被淹。卫河决口，澎湃百余里，平地行舟。”《重修青县志》载：“四月夏间，大雨，河溢，空城等一百一十四村庄成灾。”

这一年连续淫雨的时间颇长，加上多条河流决口，成灾地区十分宽广。署左都御史文瑞在一个奏折中写道：“自七月十九日以后，至二十五日，连番大雨，田地汪洋，百谷已为减色。近京东南一带卑洼之地，如通州（今北京市通县）、宝坻、香河等处，均被水灾，业经就涝。东西北高旷尚可望其秋成，惟是刈获之期全借晴暖，近日雨复大作，平地水深三尺，浸湿已久，抖晾无由，即高地亦复难保。现在云气浓重，雨势无已。”翁心存《知止斋日记》记七月间情形云：“淫雨不止，京南京东低区皆被淹，郊外禾稼皆为风雨所偃，浥烂生芽，十分年成减去三四分矣，奈何！”

减产三四分，也仍然是偏低的估计。按清朝定制，减产三四分，只能叫作“歉收”，不能算作“成灾”，成灾者必须减收五成以上。而这一年，据桂良九月十八日的奏折，“各州县禀报秋禾被灾者，已有八十余处”；仅固安一县，即有“被水各村秋禾成灾七、八、九分”者（成灾七、八、九分，即实收一、二、三成之意）。虽然我们不能确切知道具体的受灾面积，但“被灾”之处几乎已遍布直隶大部分州县，则是明显不过的事实。

这一年的水灾，曾使京师城墙倾圮，街道积水，这也是晚清历次灾情中比较少见的。前引《知止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东直门城墙里皮坍塌者凡三十余丈。……宣武门迤西城垣亦塌数丈矣。城内官署、民居坍损者不少，道皆成坑。正阳门棋盘街水深数尺。良乡、通州皆报大道水深数尺，低者丈余。固安、霸州以永定河溢，被灾最剧。其余永清、文安、武清、宝坻、宁河、蓟州各处，被淹者一二百村庄，或数十村庄，高粱玉米浥烂生芽，豆谷更无望矣。十分年岁，转丰为歉，若此奈何奈何！”翁心存的这一段话，既反映了咸丰三年水灾的严重性，也反映了永定河在造成这场水灾中的特殊地位。

三

同治年间，永定河曾经创造了连续9年决口11次的历史纪录。其中，同治朝的最后四年，在顺直地区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大水灾。

1871年（同治十年），全国相当一部分省份（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及山西、湖南、四川、江西的局部地区）发生水潦灾害。在这些地区中，以直隶灾情为最重。王之春《椒生随笔》云：“辛未夏秋，直隶大水。顺天、保定、天津、河间境内有成为泽国者。自保定至京师须用舟楫，乃数百年来罕见之灾。”曾国藩于十月间所写书信中亦称：“直隶津、河数郡水灾，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民庐荡析，寝处俱无，其困苦情形，较之（同治）八年、九年之旱奚止十倍。”直至次年，御史边宝泉在奏疏中尚谈及此次之灾：“上年直隶水灾之大，为数十年所未有。畿辅东南，几成泽国。至不获已而集捐外省，发粟京仓，议赈议蠲，勤劳宸虑。迄今田庐没于水中者，所在多有。”此次水灾，系因雨泽过多，引起各河漫溢。六月间，永定河、草仓河先后决口；七月，这两条河又再度漫决。此外，拒马河亦于北岸决口，“横流泛滥”，涿州附近26个村庄全遭淹没。同时，天津附近的海河、南运河、北运河也“冲溢数口”, “滨海地面，田庐禾稼多被淹没”。六月二十九日上谕在叙述此事时，特别强调“天津、河间、顺天、保定各属，地势低洼，滨河地方，被灾较广，急应筹款接济”。兵部右侍郎夏同善曾因顺直地区“久雨为灾”，特别上奏折要求皇帝“虔诚祈晴”，并提出“敦节候，广赈济，开言路，清庶狱”几条主张，从自然灾害引申到改善政治上去。同治帝也确实在七月初六日专门“拈香祈祷”，这虽然不过是例行公事式的表面文章，但也多少反映了这次顺直水灾对封建统治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据统计，直隶全省“被水地方”达87州县之多。在这些地区，“小民荡析离居”, “穷民生计维艰”。《申报》在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此灾情做了如下描述：“去年夏秋之际，阴雨连绵，数月不止。河水盛涨，奔堤决口，地之被水者长几千里，广亦八百余里。天津境内之房屋为水冲倒者，不可胜计。百姓之露处于野者，不下七八万人焉。若总直隶一省而计之，则损坏之房产等物所值奚止千百万，而民人之颠沛流离无栖止者，又奚止万人哉！”

第二年，即1872年（同治十一年），顺直地区继续发生严重水灾。前引《申报》文章续称：“今年夏秋之间，雨又大作，较之去年为尤甚。永定河堤为水冲塌，运河亦冲破河埂，水泛滥平地之中，漫淹数十州县，民人皆束手待毙，涕泣呼天而已。夫去年之为灾固甚重也，而今年则倍蓰焉。”六月十二日之《申报》专门报道京师大雨成灾情形：“京师雨水过多，连三日夜不止。计一日之雨，平地水深七寸，各路无不被淹，房屋之倒塌者，不计其数。去岁夏间，京师多雨，而今岁复然，天心其谓之何哉！”两周后，该报又记天津被水情形：“接天津来信，知彼处天气恒多阴云下雨，原野所积之水未退，而各处川渎水势方见日涨。……现在自天津往京都其路甚难行，盖道路半为水所浸，约深二尺余矣。”由于连降大雨，山水暴发，造成永定、滹沱、运、卫、大清、子牙、古洋、潴龙、琉璃等河“同时盛涨漫溢出槽”，加之直隶南部的开州（今河南濮阳）、东明（今属山东）、长垣（今属河南）一带“黄水泛滥”，所以灾区极广。在漫决各河中，尤以“永定、滹沱两大河尤为汹涌，凡附近两河村庄被淹较重”。据直隶总督李鸿章十二月十九日奏折，这一年直隶全省有良乡、房山、宝坻等38州县，分别有成灾五、六、七、八、九分之村庄，另有通州、香河、静海等35州县，分别有歉收三、四分之村庄。不少地方人口被漂没，房屋被刷圮，禾稼被冲淹，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

1873年（同治十二年），顺直地区连续第三年遭重大洪灾。这一年的六月以前，天时尚可，麦收可达中稔，秋禾亦已播种。不料六月以后，暴雨竟兼旬不止。结果，又是永定河首告漫决。据记载，闰六月初十日以前，永定河盛涨四次，卢沟桥以下连底水共深一丈七八尺，两岸堤工纷纷出险。闰六月十一、十二两日，又倾盆大雨两昼夜，永定河水陡长二尺五寸。以后河水继续增长，于十五日冲决口门约宽五六十丈。接着，通州境内的潮白河水在平家疃决口，造成“东路通州等六州县田庐淹没”。此外，“温榆、蓟运、拒马等河多有冲决，大清、潴龙、滹沱、漳、卫等河冲荡亦甚，天津运堤东岸漫刷成口。统计顺天、保定，河间、天津四府属多遭水患”。拿《申报》报道的天津被淹情形来说，“紫竹林一村，昨已淹没”;“租界左右各处较低者，沉浸水中，郡城内外，沿河诸店面皆被水；城内街衢，多已成河”。“登高楼远望，西边及西南各处，眼界所及，惟水是见。”天津附近的保定府地方，“以有河堤，久已决圮，水惟顺性而流，四面田园，均有变为沧海之叹。各客之往来者，正如泛海，各处遥望，地皆难觅，均渺茫似重洋也。此保定天津诸客所目睹”。这一年，直隶全省被水灾区达71州县，其中“成灾较重者”包括通州、三河、武清、蓟州、香河、宁河、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顺义、怀柔、雄县、高阳、安州、河间、献县、任丘、交河、景州、东光、天津、青县、静海、沧州、定州29州县。据前引李鸿章十月十二日奏折，这29州县中，成灾八分的村庄共451个，成灾七分的村庄1227个，成灾六分的村庄1073个，成灾五分的村庄772个，歉收四分的村庄936个，歉收三分的村庄864个，还不包括城区在内。灾荒的严重，于此可见一斑了。

1874年是同治朝的最后一年。这一年，顺直地区连续第四年发生严重水灾。前面引用的《申报》文章已说明，由于永定河在六月间多处漫口，使得顺天府属“东八县、北五县半成泽国”。顺天府共辖24州县，东八县为通州、蓟州、三河、香河、宝坻、宁河、武清、东安，北五县为密云、顺义、怀柔、昌平、平谷，大部分为今北京市所属地方或相邻地区。其中一部分，上年曾因潮白河决口而致“田庐尽淹”，这一年，在永定河漫决的同时，潮白河又再度决口，在上年圮塌的平家疃大坝稍北处漫决二百余丈，“其漫溢情形较上年为甚”。从总体来说，本年的灾情较前三年略轻，据十月十九日上谕，全省遭水、旱、雹灾的有48州县。但在永定、潮白二河双重漫淹地方，则“有颗粒无收之处”，再加上在连续三年大灾之后，贫苦饥民要能够免除冻馁而亡的厄运，也实在是难乎其难的了。

四

1875年（光绪元年），是永定河连续决口的第九个年头，虽然在局部地区发生了一点洪涝灾害，但直隶全省却主要是亢旱缺雨。接着，光绪二、三、四年，发生了晚清历史上最为严重、造成的灾难可以毫不夸张地以“惨绝人寰”来形容的秦晋大旱荒，直隶处于这片旱区的东部边缘，灾情也同样十分严重。此后，持续了几年的中等年景。从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始，到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止，顺直地区又经历了连续12年的水灾，这一段时期，大体是中法战争以后到戊戌变法前夕，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被光绪皇帝特意从湖南调到京师来参与变法活动的谭嗣同，在给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曾说“顺直水灾，年年如此，竟成应有之常例”，指的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的情况。

在这12年中，灾情最严重的有两次，一次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一次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

1886年的水灾情形，直隶总督李鸿章有详细奏报：“顺直地方前因伏雨过多，边外及邻省诸水汇注，盛潦横溢，顺天、保定、天津、河间等府洼区受灾不小。北运河之武清两岸，子牙河之河间两岸，潴龙河之蠡县南岸，大清河之新城、雄县北岸，及通州之张家湾马头等处，蓟州之蓟运等河，皆有漫口。……乃入秋淫霖不止，七月十六及二十二日又接连大雨数昼夜，上游西北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山东黄河皆奔腾汇注，势犹汹涌。各河宣泄不及，涨溢益甚，人力难施。顺天等四府洼区水势弥漫，高地亦有淹及。而北运河西岸黄庄漫口，现虽堵合，续于七月十八、十九日东西岸之红庙村、砖厂、火烧屯漫开三口，水淹香河、武清一带。王家务减水坝灰石水土冲坏，其上游潮白河为北运来源，二十一日于通州平家疃漫口七八十丈，刷至百数十丈，过溜十分之八，直灌通州、三河、香河、宝坻、宁河一带。潴龙河之北岸蠡县北陈村、中五夫村、布里村，高阳县之崔家庄，先于六月间续漫四口，现堵合布里村一口。安州既受蠡、高漫水，本境南北堤亦有溃决，沿河沿淀村庄，皆平地漫水数尺。天津为九河汇归之区，四面百数十里内一片汪洋，田禾淹浸，屋宇倾颓。”此外，由于连日大雨，滦河、青河漫溢，卢龙县城于七月二十一日“猝被灌淹”，低洼地区之积水，深及数尺，有的甚至深达丈余，很多房屋被冲塌，“沿河水到之处，百物几致荡然”。滦州城内也遭水淹，虽较卢龙稍轻，但亦有淹殁人口等情形。“迁安、昌黎、乐亭、抚宁各县，处处阻水，东道不通。”所以李鸿章在奏折中惊呼：“据老民声称，今年水势之大，为向来所罕有。灾区既广，民困益深，臣等赡灾乏术，莫名悚惧。”顺天府尹薛福成等在八月初七日的奏疏中，也做了大体相同的报告。

这一次的水灾，有一个比较少见的现象，就是在许多河流纷纷漫决的时候，“动辄坍溃”的永定河却意外地渡过了险情。但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几次的例外，在通常情况下，较大的水灾总是同永定河决口同时发生的。

1890年（光绪十六年）的水灾，据有关资料的说法，是“数十年”或曰“百年来”未有的“奇灾”。七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称：“顺天府奏，顺属被水，叠据续报二十四县几无完区，实为百年来未有之奇灾。”李鸿章在次年的一个奏折中也说：“窃查直属上年淫雨为灾，各河漫决，被灾极重之区共计四十余州县，庐舍民田尽成泽国，灾深民困，为数十年来所未有。”而灾情的造成，则是由于连朝暴雨，引起了永定、大清等河的决口。李鸿章六月初九日奏称：“五月二十一日以后，阴雨淋漓，水势逐渐增长，洼区被淹，各河均出险工。……自二十九日起，至六月初六日，大雨狂风，连宵达旦，山水奔腾而下，势若建瓴，各河盛涨，惊涛骇浪，高过堤巅。永定河两岸并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多口，上下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有平地水深二丈余者，庐舍民田尽成泽国，人口牲畜淹毙颇多，满目秋禾悉遭漂没，实为数十年来所未有。”

水灾甚至破坏了北京城里的正常生活。据记载，五月二十八日，因为“大雨淋漓”，前三门外的水无所归宿，“人家即有积水，房屋即有倒塌”。五月二十九日以后，连下了四天四夜的暴雨，弄得“家家积水，墙倒屋塌，道路因以阻滞，小民无所栖止。肩挑贸易，觅食维艰”。六部九卿各衙门，都浸灌在水中，官员入署，“沾体涂足，甚至不能下车，难以办公”。进出城门时，坐车的水深没轮，骑马的水及马腹，“岌岌可危”。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城门不能启闭。“行旅断绝，一切食物不能进城，物价为之腾贵。”城外的情形更为严重。永定河水将卢沟桥淹没达一尺许。“西南一望，尽成泽国”。几十个村庄全被淹没。对被灾难民，“非用舟船无从拯济”，而又“一时造办不及”，因此不少灾民只能坐以待毙。天津的灾情，较京师更为严重。“天津为九河尾闾，地本低洼，加以东风鼓浪，海潮倒灌，水难宣泄。城外练军营垒并制器制造各局皆在洪波巨浸之中，官署民房多有坍塌，驿道均被阻断，各路电线亦多摧折，文报消息不通。省城西南各郡情形如何尚未可知，就近津一带而论，民间庐舍本多用土砌筑，雨淋日久，酥裂不堪，一经没入洪涛，无不墙倾屋圮。小民或倚树营巢，呼船渡救；或挈家登陆，迁避无方。颠沛流离，凄惨万状，几于目不忍见，耳不忍闻。”据统计，这一年直隶全省被水州县多达98处。

在这样的严重水灾面前，封建统治者仍然骄奢淫逸，慈禧照旧用大量银两修建颐和园。九月间，御史吴兆泰因为“畿辅水灾，决河未塞”，上折请停颐和园工程，得到的回答却是“予严谴”，并命令“交部议处”。这大概颇为典型地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待灾荒的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社会条件和抗灾能力已经完全不同于晚清时期，但洪涝灾害仍然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威胁和损害。几年以前，人民日报曾发过一篇题为《提防永定河再次奔腾泛滥》的评论文章。应该说，这个提醒至今并没有过时。据气象专家的预测，1989年北京地区将是雨量较多的一年。因此，防洪抗洪的斗争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就这个意义来说，了解一下历史上永定河曾经带给人民何等的苦难，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多余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