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莲英与晚清政治

对于清末的著名太监李莲英，相当多的人恐怕也是耳熟能详了。不过，人们对于此人的了解，大抵来自文艺作品如电影、戏剧、小说等的描绘，至于他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却未必知道得十分确切。这里，我们从与李莲英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所写的历史资料中，看一看李莲英在晚清政治生活中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炙手可热的权奸

据现在所存的原竖立在李莲英墓前的墓志碑记载，李莲英生于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七日（1848年11月12日）, “九岁入内廷充役使”。开始，他只是被派充为那拉氏的梳头小太监。后来，逐步取得那拉氏的宠信。随着那拉氏被晋封为慈禧太后，并通过宫廷政变获取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李莲英也一跃而为总管太监，“又赏加二品顶戴，此掖廷人破格之举，自开国以来未有若是之光荣者也”。

原来，清朝封建统治者鉴于明代宦官擅权之祸，曾对太监干政做过严格的防范和限制。清初的顺治皇帝曾命人在宫中交泰殿内立了一块铁牌，“戒内宫不许干预政事”。乾隆时期有个叫高云的宦官，“稍干涉外事”，当即受到诛杀。太监们的官阶不得超过四品。这样延续下来，直到咸丰时，朝廷里还没有出现过宦官专权的局面。李莲英能够获得这种“破格”的殊荣，寻根问由，史书上曾经讲到这样一段故事：

咸丰皇帝临终之前，预感到那拉氏有政治野心，将来会跋扈专权。有一次，他同肃顺谈起那拉氏，把她比作汉武帝的钩弋夫人，暗示自己打算像汉武帝那样，把未来的小皇帝的生母处死，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母后擅权。这话恰好被李莲英偷听到了。他连夜从狗洞里爬出宫去，跑到醇亲王奕的住处，将此信息密告给那拉氏的妹妹、奕的妻子。第二天一早，奕的妻子带着载淳（后来的同治皇帝）进宫向皇帝请安，借机劝说咸丰打消了这个念头。尽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进一步证实，但李莲英对慈禧个人的忠诚，赢得了慈禧对他的特殊宠信，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以，当咸丰死后，慈禧以宫廷政变的方式除去了肃顺等一批政敌，大权独揽，李莲英也就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翻云覆雨，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了。

在慈禧当政的几十年时间里，不论是声威煊赫的封疆大吏，还是名重京师的朝廷显贵，都要仰李莲英的鼻息，视李莲英的眼色行事。有一次，李莲英跟随醇亲王巡阅北洋水师，醇亲王不敢乘军舰，而李莲英却把醇亲王撇在一旁，大模大样地登上军舰，威风凛凛地代表朝廷检阅海军，连水师提督丁汝昌也不得不“竭诚尽力”地博取他的欢心。这件事，实在是很有象征意义地说明了李莲英在晚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当时许多官僚，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或者希图升擢，无不竭力结纳李莲英。靠办洋务起家、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厂矿交通事业中握有实权的大买办官僚盛宣怀，就曾经暗中给李莲英巨资，成为“外官之贿李莲英之第一人”。后来，他果然屡次得到李莲英的关照，在仕途中不断化险为夷，渡过各种难关，一直保持着官运亨通。盛宣怀在担任天津海关道时，凭借职权，从中渔利，多中饱公帑，因而受到弹劾。这时，胆战心惊的盛宣怀连忙再一次“辇巨金致李莲英求解”。结果，他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查责，反而得以进一步插手铁路，遥控汉冶萍煤矿，把持轮船、电报、纺织及银行业务，成为近代经济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1902年，由于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盛宣怀曾再度遇到政治危机，面临着失势的危险。这时，又因李莲英的出面，盛宣怀得到慈禧的赏识，结果反而取得了更为显赫的职位。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王朝的日常政务，掌握在军机大臣荣禄和协办大学士刚毅二人手里。可是，这两个身兼将相、权倾文武、指挥着政权中枢的人物，对李莲英却同样都是低声下气，阿谀逢迎，一味巴结。荣禄的许多活动，都要就商于李莲英。刚毅虽然身为满洲亲贵，而且年龄要比李莲英大十岁，却竟心甘情愿地将李莲英“呼为李大叔”,“深相纳结”，简直到了无耻的地步。还有那个狡诈险狠、野心极大的袁世凯，他在仕途中一步步向上爬的过程中，每次进宫朝见后，从不放弃到李莲英住处拜望的机会，结果，不但通过李莲英向慈禧表达了他的一片忠心，而且也从中探听到许多宦海隐秘、政坛信息，使他能够窥风测雨，在变幻莫测的政局中左右逢源。

推涛作浪的弄臣

李莲英在晚清政治斗争特别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中，始终站在反动势力的一边，推涛作浪，助纣为虐，起着十分恶劣的作用。

清末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是同宫廷斗争紧密纠缠在一起的。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围绕着当时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演出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活剧。李莲英作为慈禧的心腹和死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光绪二十年（1894），为庆祝慈禧六十大寿，先期演习礼仪。在规定的时刻，光绪率领文武百官，齐集殿堂，唯独不见李莲英的身影。光绪等人“鹄立三时之久”，李莲英才姗姗来迟。皇帝如此屈尊地等着一个“阉竖”，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演习一完毕，强忍怒气的光绪终于勃然而起，下令“廷杖李莲英四十”。李莲英此举，本来就是有意激怒和羞辱光绪，扩大帝后之间的矛盾，待到遭受皮肉之苦后，便立即向慈禧哭诉，并添油加醋地谮称光绪对慈禧“有怨望之心”，从此，本来在权力争夺中存有戒心的慈禧，对光绪就更加切齿痛恨、水火不容了。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爱国热情高涨的推动和影响下，光绪也竭力主战。但慈禧及当时掌握清廷政治、军事及外交实权的李鸿章，却坚决主和。他们一方面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政治代表，恐洋、崇洋成性，根本不敢开罪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从慈禧来说，更怕一旦战火烧起来，会冲了她的六十大寿。因此，他们一心屈辱退让，妥协投降。就这样，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在两派斗争中间，李莲英虽然没有在政治争辩中公开发言的机会，却在私底下竭力附和甚至怂恿慈禧的主和。当时直言敢谏的御史安维峻就在一封奏折中指出：外间纷纷传言，皇太后的主和主张，“李莲英实在左右之”。并且质问说：“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提出要按清朝祖制严办李莲英。当然。李莲英不仅没有受到“严办”，安维峻却反而因此受到了申斥和处分。

甲午战争失败后不久，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光绪出于振兴国家的爱国立场，不顾慈禧的阻挠，积极支持变法维新运动。这个运动最后遭到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打击和扼杀，终于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在破坏变法维新运动的罪恶勾当中，李莲英也欠下了一笔孽债。

戊戌维新运动刚刚兴起后不久，慈禧为了阻挠变法，曾想方设法打击光绪身边某些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僚。光绪所眷倚的师傅翁同龢的被逐，就是一例。据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所说，翁同龢被逐的直接导因，是李莲英应荣禄之嘱，在慈禧面前诬告翁同龢“专横，且劝帝游历外洋”。慈禧听后，顿时大发雷霆，立即下谕“逐同龢去”。当然，实际的原因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但李莲英的进谗却完全是符合这个人的阴险性格的。

李莲英还把矛头对准其他支持变法的人物。当时，曾担任光绪宠爱的珍妃的老师、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赞助光绪亲政，并支持康有为发起强学会。他代替具有爱国思想的太监寇连材拟了一份奏疏，建议慈禧“行新政，摒老臣，用才士”。寇连材本来也是慈禧的心腹，是特地派到光绪身边监视帝党行动的。但他受到维新思想的感染，毅然回家辞别老小，冒险进谏。慈禧览奏，觉得寇连材背叛了自己，十分恼怒，将他发配黑龙江。李莲英跟着就落井下石，在慈禧面前“力谮其通外，泄宫中事”，非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李莲英的唆拨下，慈禧果然处死了寇连材，并将文廷式革职查办。

变法被绞杀后，光绪被软禁起来，慈禧再度垂帘听政。一天夜里，“群阉忽惊起，谓帝谋逃逸”。这又是李莲英精心策划的一起政治阴谋。根据李莲英的报告，慈禧进一步把光绪囚禁在南海四面环水的瀛台，使他完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李莲英派心腹太监昼夜对光绪严加看管，“虽后妃不得与帝谋一面”。

不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有一部分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出于本集团的政治私利，妄图以“抚”为名，利用义和团，竭力煽动封建迷信思想和盲目排外情绪。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开始时拼命限制、禁阻、瓦解义和团，后来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改变策略，一变而为支持端王载漪、刚毅等利用义和团的那一派势力。此时，李莲英奉慈禧之命，奔走于北京与颐和园之间，探视外面消息。一次，李莲英到端王府，碰上义和团的“老教师”，回宫复命时，他便向慈禧大肆宣扬义和团法术如何神异，竭力鼓吹和散布封建迷信思想。这对慈禧显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据有的材料说，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一有空，“必将神团咒诵七十次”。每次诵咒后，李莲英总要说上一句：“又亡洋夷一名矣。”他们竭力夸大义和团的迷信的一面，只会给义和团运动带来不利的影响。

腐败政治的化身

随着封建王朝的日趋没落，清末的官场中充满了腐败习气，营私舞弊，卖官鬻爵，枉法徇情，贿赂公行。在许多肮脏的政治交易中，李莲英是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如袁世凯一次就给李莲英送去白银二十万两。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提及，“京外大员进奉，必经李手，即贡呈皇上物品，亦须先由李呈明太后过目，方始进御”。这一种权力，就给了李莲英敲诈勒索的机会。

户部侍郎张荫桓曾亲口对吴永谈起他因为没有“孝敬”李莲英致因进贡获罪的经历。张荫桓在一次出使英国返回时，选购了两枚宝石，预备“进奉两宫”。回国后将红宝石贡奉光绪，绿宝石贡奉慈禧。按价值论，绿宝石远在红宝石之上。按惯例，大臣向两宫进贡时，应另备一份，馈送李莲英，作为经手之代价。但此次张荫桓竟未向李莲英送任何贿赂，这就招来了一场横祸。一日，慈禧正在满心欢喜地玩弄张荫桓进贡的宝石，李莲英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冷笑道：“难为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么？”慈禧因出身西宫，按封建习俗，侧室只可穿绿，不能披红。李莲英的话，立刻触动了慈禧的忌讳，她认定张荫桓向她贡绿宝石是意存讥讽，不觉勃然变色，立即命令将两份贡物一并发还。张荫桓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发配到新疆戍边去了。后来，慈禧又下令将张荫桓杀害。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等仓皇出逃西安，李莲英乘战乱之机，更加横行无忌。在沿途三十多个城镇中，他以进贡的名义到处勒索，稍不遂其愿，就设计陷害打击。宣化知府李肇南，因进献微少，李莲英在慈禧面前恶语中伤，终于丢掉了乌纱帽。潼关的一个地方官吏“馈百金”，李莲英嫌少，便故意张扬说：“此人想用此来贿污我。”结果也被革职罢官。相反，谁如果满足了他的私欲，就能够加官晋爵。华阴县令“所进独丰”，使李莲英在慈禧面前说了几句好话，便一下跃为知州；河南知府文悌，孝敬李莲英一万两，拉上了关系，以至可以在李莲英屋内“手拿烟袋随意出入”，后来也得到了擢升。在这段时间里，李莲英的气派和威风，简直到了“拟于王者”的程度。柴萼在《庚辛纪事》中谈到慈禧等人从西安“回銮”京师的情形时说：“当德宗（光绪）在外，事无巨细，一任内监（李莲英）调置。此次回銮，一切应用车辆，及陈设各物，除黄色谨避外，其余悉与御用者一式。闻其内服及燕服，则反较御用者精美。”这个封建独裁者的忠实奴才，可以说是爬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了。

李莲英既是腐朽政治的产儿，又是腐朽政治的制造者。他利用政治交易大发其财，到他死时，“除大城原籍，及各银号金店存款外，其储于宫内者，尚有现银三百万之多”。不过，好景不长，晚清的腐败政权毕竟不能长久存在下去。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烈火燃烧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于被化成了灰烬。李莲英也在清王朝覆灭之前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