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于党的事业

——悼念尚钺同志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老战士尚钺同志，和我们永诀了。我们深切悼念这位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及史学人才的培养献出了全部心力的学者和老师。

尚钺同志对于中国历史有着广博的知识和深湛的研究。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在他的引导下进入史学战线并同他相处了三十年的学生来说，对我们影响最大、教育最深的，却不仅是他的学术成就，更主要的还是他锲而不舍、坚定不移、忠于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

尚钺同志经常教育我们，史学研究不是满足个人爱好的高雅娱乐，也不是攫取名利的鄙浊手段，而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党把我们放到了史学战线这个阵地上，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认真真地、踏踏实实地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他常说：“我们应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拿出新的研究成果，去丰富历史科学的宝库，即使不是珠玑，哪怕是增添一砖一瓦也好。”

尚钺同志自己就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决定，开始从事历史科学的研究的。

尚钺同志在青年时代曾追随鲁迅先生从事进步文学活动。他是著名文学团体莽原社和狂飙社的中坚分子。他的小说集《斧背》《病》在我国近代文坛上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在李大钊同志等的直接教育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9月，正当反动派把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淹没在血泊之中，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尚钺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尚钺同志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活动。他时而战斗在贫困的河南农村，以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和该地区苏维埃主席的身份，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时而活跃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在党中央组织部和《红旗日报》工作；时而又出入于东北的深山密林，担任满洲省委秘书长的职务。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他两次被捕入狱，遭到敌人的残酷刑讯；后来，又因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而受到排斥打击，和党组织一度失去了联系。但是尚钺同志坚强不屈，始终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

20世纪40年代初，党决定抽调一批同志到文化教育战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以便在思想理论方面加强同反动派的斗争。这时，已到中年的尚钺同志才开始去熟悉和掌握历史科学这个战斗武器。

正因为这样，尚钺同志始终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形象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是躺着的；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就站立起来了。”意思是说，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研究历史，历史只是一个徒具躯壳的僵尸；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有可能使历史恢复本来的面貌。他还认为，研究历史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观全史，综观全局，才能够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也只有这样的历史研究，才是革命所需要的，才是人民所需要的。

尚钺同志以极顽强的毅力，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我们清楚地记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年已半百的尚钺同志，一面给我们讲课，一面埋头写作，经常工作到深夜，顾不得休息。有几次，因通宵赶写讲稿，过度疲劳，竟和衣趴在书桌上睡到天明。

辛勤的劳作换来了可喜的学术成果。1954年，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这本书以明快的笔法、简短的篇章，将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勾勒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同时在国外学术界也受到了重视，在短期内就有了几种译本。

与此同时，尚钺同志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提出了“魏晋封建说”，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上也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新见解。对这两个问题的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热烈讨论，促进了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

尚钺同志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表现了一种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他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却不囿于成说；他重视名家的学术见解，却不迷信权威。这种精神，对于学术的发展本来就是十分必要和极可宝贵的，因为学术领域的任何一点进步，总是要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对现成结论的丰富、补充、争辩甚至扬弃才能达到的。可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尚钺同志的学术活动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的学术观点被指责为“修正主义”，遭到了全国性的批判。这种所谓的“批判”，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尚钺同志个人，而且损害了党的“双百”方针在史学领域的贯彻执行。

但尚钺同志本人却并没有轻易放弃经过多年潜心钻研而得出的学术见解。尚钺同志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必须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绝不容许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否则，就是亵渎了学术研究的尊严。

尚钺同志在学术问题上不轻信，不苟同，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态度和原则精神。同时，他又并不是一个闭目塞听、固执己见的人。一旦感觉到自己的观点需要重新考虑，他又乐于改变自己的旧说。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例，他本来也赞同周秦封建说，当他研究了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以后，对周秦封建说产生了怀疑，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魏晋封建说。当然，这些学术观点的是非正误，应该通过深入的探究和讨论，才能求得正确的解决。但在那时候，他敢于提出这些问题，确实需要理论上的勇气。

尚钺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历艰危而忠贞不渝，处逆境而斗志弥坚。他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他一直相信，党和人民一定会对他的工作做出公正的评价。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鼓励同志们不要悲观，不要泄气，要准备迎接明天新的战斗，去完成党将要交给的新的任务。长期以来，尚钺同志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要编写一部大型中国通史。为此，他已经写了一百几十万字的草稿。其后由于客观的原因，无法继续这项工作了，但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计划。

尚钺同志多难的学术生涯，坎坷的学术道路，包含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认真地汲取。而他留给我们的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忠于党的事业的崇高思想，不计个人得失、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的道德风范，在学术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态度，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