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苦求学 丕兴国家

——辛亥革命时期的爱国留学运动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近代的留学运动达到了全盛期。许多爱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真理，离乡背井，远涉重洋，留学于欧美和日本，学习较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远为先进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和科学技术。留学生中的不少人，积极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中还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中坚，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

在近代历史上，最早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始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但那时数量不多，派的也都是十二岁至二十岁的“幼童”，在社会上影响不大。起初主要是派往欧美，后来渐及日本，但直到19世纪末叶，中国在日留学生最多时也不过八十余人。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1900年八国联军对义和团运动的大肆屠杀和镇压，强烈地震荡着中国社会。在这两次战争中，帝国主义列强通过《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从中国勒索和掠夺了更多的权益，使民族危机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爱国人士殚精竭虑，日夜焦思着如何才能避免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命运，如何才能挽救祖国的危亡。人们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向外国学习，而出国留学又是学习外国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朝政府迫于形势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也采取了“奖励游学”的政策。于是，从20世纪初开始，留学生的数量便迅速增加起来。

毛主席在回顾中国人民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进程时，针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情况，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由于日本离中国较近，社会习俗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花费较少，所以，公费或自费到日本留学的人就更多，一时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景象。据统计，到1902年，留日学生就激增至五百余人，1903年为一千三百余人，到1905—1906年，则达到了八千余人之多。

留日学生人数既多，资格、身份、年龄和所怀抱的目的等情况自然也就比较复杂。但留日学生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爱国求学”。在留学生较早创办的《游学译编》上，有一篇《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其中说：“自今日观之，中国之种祸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解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某今又决言曰：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他们把“求学”比作“求药”，即寻求医治患了重病的祖国的药方：“吾国今日如垂危之病，以学为药，而子弟之出洋求学者，乃如求药之人。”这种“求学如求药”的思想，正是广大爱国的、求进步的留学生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

爱国留学运动必然带有强烈的反帝色彩。留学生所到之国，都是曾经穷凶极恶地侵略和掠夺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虑：怎么能向欺凌宰割我们的“仇国”去学呢？封建顽固派也利用这一点对留学运动加以责难和谩骂。爱国留学生针锋相对地回答说：“今日不务爱国求学，一言学人，则骂之耻之，而不思将来白人踞中国，我汉种奴颜婢膝，其耻如何！”他们认为，只有学习列强，才能够抵抗列强，才能“报仇雪耻”。这一层道理，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在他著名的《警世钟》里讲得十分透彻。他说：“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虚骄自大，不肯学习别国的长处，祖国也就不能富强起来，当然也就不能真正地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列强侵凌我、朘削我的罪恶行径，是应该仇恨的，但“越恨他，越要学他；越学他，越能报他”。所以他要求人们“忍耻含羞”,“习点本领，返救祖国”。

许多先进青年也正是抱着这样一种思想，克服了种种困难，牺牲了个人的利益，踏上出洋留学的途程。“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吴玉章同志回忆他“浮槎东渡”赴日本留学时的情景说：“这时我刚结婚六年多，已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女儿和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妻贤子幼，实在不忍分离。但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我没有因儿女私情动摇上进的决心。”为了筹措经费，他和他哥哥变卖了家中的土地。何香凝这样叙述她同廖仲恺去日本留学的经过：“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学习。……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了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著名的巾帼英雄秋瑾，为了赴日留学，和各种阻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她丈夫为阻止她留学，偷走了她私蓄的首饰，但她毫不动摇，托人变卖了剩余的首饰，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寄托给亲友，只身东渡。这些事例，生动地反映了先进青年“爱国求学”的炽烈衷肠。

腐朽反动的清朝政府，竭力想把留学生培养成封建统治的帮凶和奴才。为了控制和笼络留学生，于1903年同时颁布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该两章程规定，只要留学生“安分用功”，报效朝廷，朝廷即根据留学生的品行和学力，分别给予拔贡、举人、进士、翰林等出身，加以录用。对于封建统治者功名利禄的诱饵，除了极少数人外，绝大部分爱国留学生都不为所动。陈天华撰文说：“夫留学生则何求？欲求富贵乎？举人、进士之上谕固已降矣，毕业之后数千万金之馆地固无忧也。”但绝不能因追求这些而忘却了爱国的初衷，因为“保国急于一人之富贵也，国不保则一人之富贵将焉取之？”陈天华甚至不惜以生命激励更多的留学生“坚忍奉公，力学爱国”。他在《绝命辞》中写道：“（吾）于今日死之，使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深沉的爱国之情，扣人心弦，至今读起来，仍有极大的感人肺腑的力量。

二

留学生留学的目的不同，其表现当然也就有很大的差异。极少数功名利禄之徒和纨绔子弟，“名为游学生，而闻铃就膳、鸣钟上堂而外无事业，语言文字器械工艺而外无学问，风俗妇女饮食玩好而外无交游”。但是，绝大多数留学生却与这些不肖者相反，他们生活刻苦，学习认真，努力吸取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以便向古老的封建中国传播就当时来说十分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许多爱国留学生懂得学习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振兴中华，因此，他们时时有一种紧迫感，对时间抓得很紧，“必计日限钟刻以治事务”。他们这种勤奋学习的精神，是由爱国热情激发出来的。

为了获得救国的药方，爱国留学生进行了认真而艰苦的探索。当时，有一部分人是学自然科学的，如开矿、冶炼、机械、石油、纺织、交通、医学等。他们认为，这些可以使中国富强起来。有些人是学师范的，他们认为，学成归国可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反动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人们逐渐发现，如果不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造，那么，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教育也就会变成“屠龙之术”，终将无所施其技。于是，实践的需要吸引了更多的人去钻研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法律、历史等成了许多人喜欢学习的学科。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著作，以及介绍欧美资产阶级国家革命历史、政治制度的书籍，成了人们如饥似渴阅读的范本。许多年轻的爱国者各以罗伯斯庇尔、华盛顿、伏尔泰等自命，他们期许着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

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在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又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很快地便成了革命者，投身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中去。这种情况，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极大忧虑。早在1903年，管学大臣张之洞就在一个奏折中说，“游学日本学生”中有不少人“惑于邪说，言动嚣张”。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一个奏折里惊呼，“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 “一唱百和，如饮狂泉”。这些材料，正从侧面说明了革命风气在留学生中的日益高涨。

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很多人十分注意学习军事。一部分人通过各种办法直接进入了日本陆军学校，大部分人则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军事知识。辛亥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黄兴，本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但对军事训练特别有兴趣。“一有机会，他就去观看日本士官联队的操练。有时，他要求日本军官给他以军事战略方面的指导。他特别喜爱的课外活动之一是实弹射击，他是一个优秀的射手。”许多留学生还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在日本时，首要任务就是学习射击。他们每星期到东京一个体育会去学习步枪射击一次。廖仲恺、黎仲实等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成立了义勇队，每天清晨秘密聚集某地练习射击。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他们经常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进行，而且时时变换地点。还有一些人，为了准备武装起义，特地学习研制火药和炸弹的技术。喻培伦原来在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为了研制炸弹，他毅然转到千叶医学校药科学习，专攻化学。他废寝忘食地研制炸弹，在一次试验中被炸断了一只手臂。伤愈后，他又继续研究，终于造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炸弹。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他制造的炸弹几乎个个爆炸，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总之，当时的爱国留学生，祖国需要什么，就学什么；革命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态度，他们才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留日学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起着先锋和骨干的作用。

首先，许多革命团体是在留日学生中首先组织起来的，其成员特别是领导骨干很多也是留学生。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是兴中会。它成立于1894年，是由孙中山创建的。成员主要以华侨为基础，几乎没有什么留学生参加。但十年以后，当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创立华兴会时，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其成员几乎全是留日学生。这说明，留日学生中革命化的倾向已经大大发展了。光复会的前身，是留学生创立的军国民教育会。到1905年，当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建中国革命同盟会时，参加者主要也是留日学生。据档案材料，同盟会成立初期的1905年和1906年，共有963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其中仅在日本东京一地加入的就有863人，这些人显然绝大多数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总部组织机构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的干部，也基本上由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分子担任。除同盟会之外，一些较小的革命团体，如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其活跃分子也往往是留学生。

其次，留日学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工作。

开始，资产阶级革命派用来进行革命宣传的，“仅有《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这些宣传品，显然还缺乏民主主义的内容。1901年后，留日学生开始创办了一批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杂志，诸如《国民报》《游学译编》《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这些刊物的许多文章，以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说为根据，揭露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论证了革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把革命的宣传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接着，其他革命报刊也如雨后春笋，陆续出版，直到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革命的宣传就更有计划、更有力量了。除了报刊以外，一些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巨大影响的通俗小册子，如邹容著的《革命军》，陈天华著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反响也很大。当时，不少革命报刊和书籍，有的是直接从日本经过伪装偷偷运入国内的，有的是从日本带回到国内再加翻印的。这些革命宣传品，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做了很好的思想、舆论准备。

再次，留学生中的许多革命者，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回国联络会党，运动新军，为组织和扩展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

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注意联络会党，因为会党组织成员大多是下层的劳苦群众，他们对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又具有一定的反抗性。留日学生中一些著名革命活动家，如陶成章、秋瑾、熊克武、焦达峰、孙武等人，都曾花很大力气从事组织和联络会党的工作，有的人还亲自参加到会党中去。同时，他们还很重视运动新军。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一些留学生，利用各种关系，互相援引，掌握了一定的兵权，如蓝天蔚、吴禄贞、李根源、蔡锷等，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军队中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或暗中庇护同盟会的活动。另有一些归国留学生，则投笔从戎，参加到新军中去，在军队中联络同志，宣传革命，和士兵同甘苦、共患难，做着十分艰苦、十分细致的发动群众的工作。联络会党和运动新军，壮大了革命的力量，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最后，许多留学生直接奔赴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很多人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表现了英勇的献身精神。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每次起义几乎都有爱国留学生参加。如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黄花岗起义时，不仅起义的领导骨干和“选锋队”的不少成员是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而且七十二烈士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等，也都是爱国的留日学生。这些革命先烈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献身精神，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表示深深的钦佩和景仰。

辛亥革命已过去七十年了。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历史条件和斗争目标已经根本不同，但是，当年爱国留学生提出的“刻苦求学”“丕兴国家”的口号，直到今天还仍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